【五四运动的真面目】（续）
问题一直僵持到两年之后的1921年。
那么，后来是谁救了青岛呢？是美国人救了青岛。
1921年，美国牵头召开“华盛顿会议”，并于次年（1922年）迫使日本签署了旨在“保全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经济利益各国均沾”的《九国公约》。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白人帝国主义国家的压力之下，日本软了，1922年2月4日，日本和中国签署《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签约之后，日本从青岛撤军、回国、把青岛还给了中国。
至此，青岛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读者需要注意的是：美国迫使日本归还青岛，并非因为美国害怕五四青年，而是美国出于自己的国家利益考量。换言之，青岛的回归，与五四运动无关，它并非出于五四学生的功劳，而归功于北洋政府成功地利用了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使青岛回到祖国的怀抱。这个策略叫做什么？想必大家都很熟悉：它叫 “以夷制夷”。
总之：五四运动，除了打伤一个人、烧毁一栋房、撤了三个官、留下暴力的火种之外，没有什么裨益可言：既没有救国，也没有立德。一场胡闹。仅此而已。
值得一提的是：有的五四运动干将，在多年以后，投奔了日本阵营、当起了“汉奸”。例如，梅思平。他就是五四运动当天的积极参与者，后来，他参与了汪精卫政权，在汪政权里当了一等的高官。此人后来被国府枪毙。
五四运动，并非是一场公民行使宪法权利的运动，而是一场砸石头、放火烧屋、抡铁棒打人的暴行，是一场暴乱。事后，当年的公共知识分子梁漱溟发表社论、谴责大学生的暴力行为。（参1919年5月18日《每周评论》）。
行政官员如有渎职行为，应以司法程序追究，不能施行民间私刑。否则一国法治会被破坏。一个国家无论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一旦法律得不到尊重，则任何人的人权（无论官至何级），都将得不到保障，届时将人人自危。
但是，尽管如此，有的革命家还不满意、还嫌学生“暴乱”得不够。例如，五四运动爆发不久之后，孙中山在上海会见学生代表。孙中山对学生们说了这样一番话：“你们搞学生运动，慢吞吞，没用的。应该再大胆一些！不要怕这怕那的，要有牺牲的精神，要有突击的行动，要设法激起一股群众的怒潮。我已经帮你们请好了律师了，是一个很出名的法国律师。你们放胆地干去吧。”
孙中山这一则煽动学生暴乱的史料，出自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第1辑第67页朱仲华的回忆文章《孙中山和上海五四运动》。
1920年1月某日中午，张国焘带领几个人在上海莫里哀路孙宅拜访孙中山。张国焘一行抱怨孙中山对学生运动不够重视。孙中山不屑地说：“你们学生搞示威游行，有个屁用啊？军阀用几挺机关枪，就可以将你们搞定！依我看，我给你五百条枪，你们给我拉五百个不怕死的同学过来，一起干，怎么样？” 这段史料，出自张国焘《我的回忆》。
可见，孙中山对砸石头、烧房子、打人的五四运动根本不屑一顾，孙中山的主张更加干脆利索：枪杆子里出政权。
由于五四运动的暴力未被及时清算，中国的学生养成了一种 ”打人是对的” 的惯性思维，在后来的学生运动中，继续频频出现国民政府高官被学生殴打的现象，例如：王正廷、蔡元培、陈铭枢.......有心的读者如果找找，这个名单还可以更长。
在后来著名的那场“刘和珍”游行（1926年三一八惨案）中，学生们甚至带上了棍棒，学生在游行中的施暴行为，直接导致了北洋军警的开枪和刘和珍的死亡。这个资料出自《人民日报》1979年10月29日《回忆父亲李大钊的一些革命活动》
笔者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五四运动的“暴力造反”精神，在后来的文革时期，被中国愤青完整地继承了下来、并且发扬光大，造成了尸横遍野，冤魂无数的人间惨剧。象五四运动这种暴力行为、非法行径，如果不加以批判，而继续用它来教育青少年学生，则将来你、我、他，所有人的人权，都没有保障。所有人都生活在生命健康被随意剥夺的恐惧当中。
不少愤青说要民主。但一旦要到了民主之后，如果还继续如当年五四青年那样行使民主（例如：砸车、砸店），那么也许未必有什么好结果。
问题一直僵持到两年之后的1921年。
那么，后来是谁救了青岛呢？是美国人救了青岛。
1921年，美国牵头召开“华盛顿会议”，并于次年（1922年）迫使日本签署了旨在“保全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经济利益各国均沾”的《九国公约》。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白人帝国主义国家的压力之下，日本软了，1922年2月4日，日本和中国签署《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签约之后，日本从青岛撤军、回国、把青岛还给了中国。
至此，青岛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读者需要注意的是：美国迫使日本归还青岛，并非因为美国害怕五四青年，而是美国出于自己的国家利益考量。换言之，青岛的回归，与五四运动无关，它并非出于五四学生的功劳，而归功于北洋政府成功地利用了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使青岛回到祖国的怀抱。这个策略叫做什么？想必大家都很熟悉：它叫 “以夷制夷”。
总之：五四运动，除了打伤一个人、烧毁一栋房、撤了三个官、留下暴力的火种之外，没有什么裨益可言：既没有救国，也没有立德。一场胡闹。仅此而已。
值得一提的是：有的五四运动干将，在多年以后，投奔了日本阵营、当起了“汉奸”。例如，梅思平。他就是五四运动当天的积极参与者，后来，他参与了汪精卫政权，在汪政权里当了一等的高官。此人后来被国府枪毙。
五四运动，并非是一场公民行使宪法权利的运动，而是一场砸石头、放火烧屋、抡铁棒打人的暴行，是一场暴乱。事后，当年的公共知识分子梁漱溟发表社论、谴责大学生的暴力行为。（参1919年5月18日《每周评论》）。
行政官员如有渎职行为，应以司法程序追究，不能施行民间私刑。否则一国法治会被破坏。一个国家无论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一旦法律得不到尊重，则任何人的人权（无论官至何级），都将得不到保障，届时将人人自危。
但是，尽管如此，有的革命家还不满意、还嫌学生“暴乱”得不够。例如，五四运动爆发不久之后，孙中山在上海会见学生代表。孙中山对学生们说了这样一番话：“你们搞学生运动，慢吞吞，没用的。应该再大胆一些！不要怕这怕那的，要有牺牲的精神，要有突击的行动，要设法激起一股群众的怒潮。我已经帮你们请好了律师了，是一个很出名的法国律师。你们放胆地干去吧。”
孙中山这一则煽动学生暴乱的史料，出自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第1辑第67页朱仲华的回忆文章《孙中山和上海五四运动》。
1920年1月某日中午，张国焘带领几个人在上海莫里哀路孙宅拜访孙中山。张国焘一行抱怨孙中山对学生运动不够重视。孙中山不屑地说：“你们学生搞示威游行，有个屁用啊？军阀用几挺机关枪，就可以将你们搞定！依我看，我给你五百条枪，你们给我拉五百个不怕死的同学过来，一起干，怎么样？” 这段史料，出自张国焘《我的回忆》。
可见，孙中山对砸石头、烧房子、打人的五四运动根本不屑一顾，孙中山的主张更加干脆利索：枪杆子里出政权。
由于五四运动的暴力未被及时清算，中国的学生养成了一种 ”打人是对的” 的惯性思维，在后来的学生运动中，继续频频出现国民政府高官被学生殴打的现象，例如：王正廷、蔡元培、陈铭枢.......有心的读者如果找找，这个名单还可以更长。
在后来著名的那场“刘和珍”游行（1926年三一八惨案）中，学生们甚至带上了棍棒，学生在游行中的施暴行为，直接导致了北洋军警的开枪和刘和珍的死亡。这个资料出自《人民日报》1979年10月29日《回忆父亲李大钊的一些革命活动》
笔者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五四运动的“暴力造反”精神，在后来的文革时期，被中国愤青完整地继承了下来、并且发扬光大，造成了尸横遍野，冤魂无数的人间惨剧。象五四运动这种暴力行为、非法行径，如果不加以批判，而继续用它来教育青少年学生，则将来你、我、他，所有人的人权，都没有保障。所有人都生活在生命健康被随意剥夺的恐惧当中。
不少愤青说要民主。但一旦要到了民主之后，如果还继续如当年五四青年那样行使民主（例如：砸车、砸店），那么也许未必有什么好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