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承认，在1912年以后，西藏与中央政府的政治关系不但处于一种相对松驰的状态，而且西藏当时的确曾产生了力图脱离中因而独立的倾向。这种独立倾向主要表现在：
一、1913年1月，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侍读堪布德尔智前往外蒙古首府库伦(今乌兰巴托)，与外蒙签订了互相承认各自为“独立国家”的所谓《蒙藏协定》。此协定声称“蒙古、西藏均已脱离满清之羁绊，与中国分离，自成两国，因两国信仰同一宗教,而欲增进古来互相亲爱之关系”，今后凡遇“内忧外患，皆当永远互相赞助”。
二、在1913年10月由中、英两因代表和西藏地方代表参加的西姆拉会议上，西藏地方代表夏札8226;边党多吉在英国唆使下提出旨搞搞“西藏独立”，企图损害中国主权的所谓“六点声明”。
三、1921年以后，西藏上层中始终有一部分人妄想依靠英国势力来实现西藏的“独立”。如1943年西藏地方成立“外交局”，1946年受英印指使派代表团赴印度出席“泛亚洲会议，1948年派“商务代表团”赴美、英、法、意等国，力图寻求国际支持等。这些行动均说明西藏当时确有搞独立的企图和倾向。
但是，如果我们稍作系统观察即不难发现西藏在1912年到1949年期间所表现的独立倾向，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盲目性。
第一，最典型地反映了西藏独立倾向的两个行动，即与外蒙古签订《蒙藏协定》和在西姆拉会议上提出所谓六点声明，均发生于同一年，即l913年。1913年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当时的形势是清朝灭亡前夕在西藏采取的一系列激进的改良措施，激化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矛盾。1910年，十三世达赖喇嘛由于军纪极坏的入藏川军的严重威胁，被迫出走印度。1911年，清朝灭亡，驻藏清军随之发生内江，并凭籍武力抢劫寺院、商店，屠杀无辜群众，给西藏社会造成很大破坏和混乱，从而激起了不明真相的部分藏族群众对进驻拉萨的川军的仇视情绪；这种情绪在1912年驱逐了清朝所有官兵、十三世达赖喇嘛由印度返藏以后依然笼罩着西藏。
这一点，从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拉萨后所采取的大规模报复行动可得到证实。十三世达赖喇嘛返藏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对在他流亡期间与清朝官员共事的西藏僧俗上层及寺院进行严厉惩办。丹吉林寺因曾公开支持联豫、钟颖而被解散；哲蚌寺规模最大的洛色林扎仓遭到镇压、大堪布元典喇嘛被暗杀；身为噶伦的大贵族擦绒8226;汪曲结布因同联豫关系密切，父子两人均被杀害，其庄园被没收；其它受牵连而获罪的藏人为数尚多，甚至连九世班禅额尔德尼也未能幸免，被“罚银四万两”。
与此同时，十三世达赖喇嘛对驱逐川军有功人员及跟随其流亡印度的随员大加擢用，一些人(如达桑占东等)由平民跃居要职，并成为札萨克贵族；从这些激烈行动来看，当时十三世达赖喇嘛完全被一种强烈的对汉人及中央政权的仇视情绪和心理所驱使，而这种情绪和心理无疑在当时的西藏社会中占据了上风。很显然，这种情绪和心理也正是直接构成西藏在1913年产生强烈的独立倾向和相应行动的主要背景。不过，这种情绪在西藏并未延续。
在191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下令召开的一次征询西藏各方代表对今后政务意见的会议上，有不少人指出中断与中央关系将会产生严重后果并主张保持与中央的关系这些意见很快使十三世达赖喇嘛从最初的报复心理和情绪中冷静下来。故在1919年，当民国政府电令甘肃省督派出李仲莲、朱绣为首的代表团赴拉萨商谈双方关系及有关事宜时，十三世达赖喇嘛亲自接待，立场已发生明显改变。他对朱绣等人称：“余亲英非出本心，因钦差逼迫过甚，不得已而为之；此次贵代表等来藏，余甚感激，惟望大总统从速派全权代表，解决悬案。余誓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至西姆拉会议草案，亦可修改”4，还指定专人与中央政府联系。
自此，西藏方面与中央政府的联系逐渐恢复。从十三世达赖喇嘛前后立场发生的这种变化来看，西藏方面在1913年产生强烈的独立倾向和相应行动是当时弥漫于西藏的由清末腐败统治而激起的仇汉情绪的—种反映，是特定政治形势下的产物。由于这种独立倾向在西藏社会中缺乏固有的、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与西藏当时处境及所面临的复杂的外部环境不相协调，所以仅在数年之后，西藏方面实际上已开始改变自己的立场。由此可见，西藏在1913年所表现的独立倾向具有很大的情绪色彩和非理性因素。
第二，在1912年到1919年期间，西藏的一系列独立倾向在主观和客观上都强烈地表现于对英国殖民势力的依赖，同时其相应的行动也都无一不依仗以英国为首的外国殖民势力。这一点可以从一系列历史事件中得到证实。《蒙藏协定》是在以特殊身份潜入西藏的俄籍僧人德尔智的一手包揽下签订的；旨在策划“西藏独立”的西姆拉会议更是在英国的直接操纵下举行的。此外，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西藏再度兴起的企图“独立”的活动，同样是在英、美等殖民势力的唆使和策划下进行的。
1943年，西藏地方当局在英国嗾使下突然宣布成立“外交局”，并首先得到英、美的“响应”。1946年，企图使西藏以一个“国家”的身份参加印度“泛亚洲会议”，也是英印势力一手策划的阴谋。1948年，西藏“商务代表团”赴欧美考察，其一纸不合国际惯例的所谓“签证”是由美国驻香港领事发给的。
西藏当局这种企图依仗英美帝国主义势力搞“独立”的图谋，在根本上也是行不通的。其结果只会使西藏在政治和经济上变为英国的附庸和殖民地。事实上，1912年以后，主要由英国策划的“西藏独立”，无一不是以英国自身的利益为前提的。在1913年西姆拉会议期间，英国以帮助西藏独立和收复西康为交换条件，私下利诱和威逼西藏地方代表在英方私绘的划有一条西自不丹东北，东至藏、滇、缅接壤处的边界线，即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的草图上签字，其险恶用心是将西藏境内约9方平方公里土地分割出去。
192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英国的帮助下施行新政，不料英国为进一步控制西藏，策划和导演一小撮亲英少壮派军人企图发动推翻西藏地方政府，取十三世达赖喇嘛而代之的政变，政变阴谋事先被十三世达赖喇嘛察觉，当即下令革去擦绒首席噶伦兼藏军总司令职务，对参予阴谋的青年宰官也一律予以革职。此后，十三世达赖喇嘛下令停止了由英人帮助的军官训练，撤消了孟加拉警卫长英人莱登拉在警察局的权力，拒绝英国派使节驻藏的要求，并于翌年封闭了由英人主办的江孜贵族学校。
1944年，英国派出军队闯入西藏南部的察隅，接着占据了达旺以南的德让宗，并向门隅地区渗透。同时，英国又派出驻锡金长官古德(GOULD)抵拉萨，威胁西藏地方当局承认把白马岗及达旺以南靠边境地区领土割让给英国。西藏地方政府召集僧俗大会讨论，通过了“藏地决不割让英国，并全体签字，如有祸患、僧俗共之”的决定。
由上可见，英国所经营和策划的“西藏独立”始终包含着其自身对西藏的领土野心和利益渗透，包含了极大的侵略成份，而这一点显然为西藏方面所不愿接受。所以，在1912年到1949年期间西藏方面与英国始终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执政后期表现得尤为明显。这说明西藏对英国的依赖实际上是有限度的，并始终保持着对英国的警惕和防范。
一、1913年1月，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侍读堪布德尔智前往外蒙古首府库伦(今乌兰巴托)，与外蒙签订了互相承认各自为“独立国家”的所谓《蒙藏协定》。此协定声称“蒙古、西藏均已脱离满清之羁绊，与中国分离，自成两国，因两国信仰同一宗教,而欲增进古来互相亲爱之关系”，今后凡遇“内忧外患，皆当永远互相赞助”。
二、在1913年10月由中、英两因代表和西藏地方代表参加的西姆拉会议上，西藏地方代表夏札8226;边党多吉在英国唆使下提出旨搞搞“西藏独立”，企图损害中国主权的所谓“六点声明”。
三、1921年以后，西藏上层中始终有一部分人妄想依靠英国势力来实现西藏的“独立”。如1943年西藏地方成立“外交局”，1946年受英印指使派代表团赴印度出席“泛亚洲会议，1948年派“商务代表团”赴美、英、法、意等国，力图寻求国际支持等。这些行动均说明西藏当时确有搞独立的企图和倾向。
但是，如果我们稍作系统观察即不难发现西藏在1912年到1949年期间所表现的独立倾向，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盲目性。
第一，最典型地反映了西藏独立倾向的两个行动，即与外蒙古签订《蒙藏协定》和在西姆拉会议上提出所谓六点声明，均发生于同一年，即l913年。1913年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当时的形势是清朝灭亡前夕在西藏采取的一系列激进的改良措施，激化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矛盾。1910年，十三世达赖喇嘛由于军纪极坏的入藏川军的严重威胁，被迫出走印度。1911年，清朝灭亡，驻藏清军随之发生内江，并凭籍武力抢劫寺院、商店，屠杀无辜群众，给西藏社会造成很大破坏和混乱，从而激起了不明真相的部分藏族群众对进驻拉萨的川军的仇视情绪；这种情绪在1912年驱逐了清朝所有官兵、十三世达赖喇嘛由印度返藏以后依然笼罩着西藏。
这一点，从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拉萨后所采取的大规模报复行动可得到证实。十三世达赖喇嘛返藏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对在他流亡期间与清朝官员共事的西藏僧俗上层及寺院进行严厉惩办。丹吉林寺因曾公开支持联豫、钟颖而被解散；哲蚌寺规模最大的洛色林扎仓遭到镇压、大堪布元典喇嘛被暗杀；身为噶伦的大贵族擦绒8226;汪曲结布因同联豫关系密切，父子两人均被杀害，其庄园被没收；其它受牵连而获罪的藏人为数尚多，甚至连九世班禅额尔德尼也未能幸免，被“罚银四万两”。
与此同时，十三世达赖喇嘛对驱逐川军有功人员及跟随其流亡印度的随员大加擢用，一些人(如达桑占东等)由平民跃居要职，并成为札萨克贵族；从这些激烈行动来看，当时十三世达赖喇嘛完全被一种强烈的对汉人及中央政权的仇视情绪和心理所驱使，而这种情绪和心理无疑在当时的西藏社会中占据了上风。很显然，这种情绪和心理也正是直接构成西藏在1913年产生强烈的独立倾向和相应行动的主要背景。不过，这种情绪在西藏并未延续。
在191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下令召开的一次征询西藏各方代表对今后政务意见的会议上，有不少人指出中断与中央关系将会产生严重后果并主张保持与中央的关系这些意见很快使十三世达赖喇嘛从最初的报复心理和情绪中冷静下来。故在1919年，当民国政府电令甘肃省督派出李仲莲、朱绣为首的代表团赴拉萨商谈双方关系及有关事宜时，十三世达赖喇嘛亲自接待，立场已发生明显改变。他对朱绣等人称：“余亲英非出本心，因钦差逼迫过甚，不得已而为之；此次贵代表等来藏，余甚感激，惟望大总统从速派全权代表，解决悬案。余誓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至西姆拉会议草案，亦可修改”4，还指定专人与中央政府联系。
自此，西藏方面与中央政府的联系逐渐恢复。从十三世达赖喇嘛前后立场发生的这种变化来看，西藏方面在1913年产生强烈的独立倾向和相应行动是当时弥漫于西藏的由清末腐败统治而激起的仇汉情绪的—种反映，是特定政治形势下的产物。由于这种独立倾向在西藏社会中缺乏固有的、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与西藏当时处境及所面临的复杂的外部环境不相协调，所以仅在数年之后，西藏方面实际上已开始改变自己的立场。由此可见，西藏在1913年所表现的独立倾向具有很大的情绪色彩和非理性因素。
第二，在1912年到1919年期间，西藏的一系列独立倾向在主观和客观上都强烈地表现于对英国殖民势力的依赖，同时其相应的行动也都无一不依仗以英国为首的外国殖民势力。这一点可以从一系列历史事件中得到证实。《蒙藏协定》是在以特殊身份潜入西藏的俄籍僧人德尔智的一手包揽下签订的；旨在策划“西藏独立”的西姆拉会议更是在英国的直接操纵下举行的。此外，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西藏再度兴起的企图“独立”的活动，同样是在英、美等殖民势力的唆使和策划下进行的。
1943年，西藏地方当局在英国嗾使下突然宣布成立“外交局”，并首先得到英、美的“响应”。1946年，企图使西藏以一个“国家”的身份参加印度“泛亚洲会议”，也是英印势力一手策划的阴谋。1948年，西藏“商务代表团”赴欧美考察，其一纸不合国际惯例的所谓“签证”是由美国驻香港领事发给的。
西藏当局这种企图依仗英美帝国主义势力搞“独立”的图谋，在根本上也是行不通的。其结果只会使西藏在政治和经济上变为英国的附庸和殖民地。事实上，1912年以后，主要由英国策划的“西藏独立”，无一不是以英国自身的利益为前提的。在1913年西姆拉会议期间，英国以帮助西藏独立和收复西康为交换条件，私下利诱和威逼西藏地方代表在英方私绘的划有一条西自不丹东北，东至藏、滇、缅接壤处的边界线，即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的草图上签字，其险恶用心是将西藏境内约9方平方公里土地分割出去。
192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英国的帮助下施行新政，不料英国为进一步控制西藏，策划和导演一小撮亲英少壮派军人企图发动推翻西藏地方政府，取十三世达赖喇嘛而代之的政变，政变阴谋事先被十三世达赖喇嘛察觉，当即下令革去擦绒首席噶伦兼藏军总司令职务，对参予阴谋的青年宰官也一律予以革职。此后，十三世达赖喇嘛下令停止了由英人帮助的军官训练，撤消了孟加拉警卫长英人莱登拉在警察局的权力，拒绝英国派使节驻藏的要求，并于翌年封闭了由英人主办的江孜贵族学校。
1944年，英国派出军队闯入西藏南部的察隅，接着占据了达旺以南的德让宗，并向门隅地区渗透。同时，英国又派出驻锡金长官古德(GOULD)抵拉萨，威胁西藏地方当局承认把白马岗及达旺以南靠边境地区领土割让给英国。西藏地方政府召集僧俗大会讨论，通过了“藏地决不割让英国，并全体签字，如有祸患、僧俗共之”的决定。
由上可见，英国所经营和策划的“西藏独立”始终包含着其自身对西藏的领土野心和利益渗透，包含了极大的侵略成份，而这一点显然为西藏方面所不愿接受。所以，在1912年到1949年期间西藏方面与英国始终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执政后期表现得尤为明显。这说明西藏对英国的依赖实际上是有限度的，并始终保持着对英国的警惕和防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