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制作的木刻板宣传画（资料图）
甲午战争的导火索为朝鲜东学党一事。1894年8月1日，中日双方宣战。最后，战争以清朝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而结束。
对日战争的失败，使清廷对李鸿章极不满意，李受到了革职留任的处分，并被褫夺黄马褂。不久，朝廷又取消了给予李鸿章的处分，并赏还黄马褂，为议和全权大使。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和谈代表李鸿章与日本的谈判代表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签订了《马关条约》。中日甲午战争自此算是画上了一个句号。但那后果却犹如引爆一颗重磅炸弹，不仅我们的国土变得残破凌乱，人的精神也受到严重挤压。
我们看一看条约的主要内容就可知人们受到的刺激：割让台湾全岛和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2万万两白银；中国不得逮捕为日本军队服务的汉奸分子；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和工厂以及输入各种机器等等。
据说，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上签字后，流下了苦涩的泪水。战争以如此结果收场，李鸿章不禁老泪纵横。
其 实李鸿章了解中日海军的实力对比，并不主张开战。在甲午战争初期，李鸿章曾上了《覆陈海陆兵数》的奏折，其中说：“自光绪十四年后，并未添购一船。操演虽 勤，战舰过少。”可见，李鸿章自己认为战胜日本人的把握很小，正如某些史学家说的，自守有余，作战则颇不足。自光绪十二年订购四快船后，海军经费逐渐拨修 三海及颐和园，光绪十七年颐和园修成了，清政府令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二年，并令全国勇营一律裁减一成，以“筹补库储”。关于挪用军费 的数目，一般认为修颐和园花了白银2000多万两，三海（中海、南海、北海） 工程，又用了五六百万两。而日本自明治二十二年（光绪十五年）以后，逐年购造新舰，到甲午的时候，已达九艘之多，速度与快炮设备，都远远胜于中国。因此战 争一起，终成胜家。甲午战争失败后，军机大臣集体给光绪帝上了一道奏折，其中的一句话是：“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
当然，军机大臣们的意见，不能代表臣民们的思想。李鸿章已成“公敌”，甲午之败带来的所有耻辱，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实际上，议和的主意，起于慈禧太后，割地赔款，也是朝廷同意的。从根本上说，甲午之败源于清帝国的腐朽。
李 鸿章曾自嘲为清廷的“裱糊匠”，这话虽有推卸责任之意，却未必不是实情。朝廷大臣之间互相诋毁不必说了，在战争初起之时，究竟是和是战，高官显宦的争论是 很厉害的。给事中褚成博上疏曰：日本蕞尔岛国，外强中干，我中华讲求海防已三十年，创设海军也有七八年，技术纯熟，行阵整齐，各海口炮台船坞，亦一律坚 固。“盖必能战，而后能守，乃不易之理，惟三军勇怯，全视主帅为转移。苟非李鸿章激发天良，感厉将士，恐此事终无把握。伏恳严旨责成该大臣，妥为筹办，不 准稍涉因循”。太仆寺少卿岑春煊的奏折亦云，北洋军队训练已不是一天了，“区区日本，何足惧哉！”在慷慨昂扬的激情之下，主战之声占据了优势。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列出了11条 李鸿章的责任，如不明近代公法，酿成战端；战略上一再失机；用人不当，治军不严等等。然后说：“而当时盈廷虚骄之气，若以为一杀李鸿章，则万事皆广，而彼 峨冠博带者，遂可以气吞东海，舌撼三山。”“盖十九世纪下半纪以来，各国之战争，其胜负皆可于未战前决之。何也？世运愈进于文明，则优胜劣败之公例愈确 定。实力之所在，即胜利之所在，有丝毫不能假借者焉。无论政治、学术、商务，莫不皆然，而兵事其一端也。日本三十年来，刻意经营，上下一心，以成此节制、 敢死之劲旅，孤注一掷以向于我，岂无所自信而敢乃尔耶？故及其败然后知其所以败之由，是愚人也；乃或及其败而犹不知其致败之由，是死人也。然则徒罪李鸿章 一人，呜呼可哉？”
是战是和，今日重提都不再具有具体 意义，具有意义的是那种思维模式，是“自视”的方式。自信是好事，但越出半步极易变为自大，这时于国未必有利。尤其腐败之水浸泡自信之后，所谓自信，不过 徒具其表。李鸿章信奉曾国藩的“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 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其实腐败、腐朽横行的群体，不论是战是和，无论多么“平情说理”，哪里能不“吃亏”？《马关条约》不就是显例吗？
香港《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