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业余历史爱好者很容易因为自己的主观偏见掉入某种决定论的陷阱。事实上，不仅网上的业余爱好者，甚至很多著名的历史学者也一样陷进这种思维里。这种思维我用手电筒视野来概括，这是我经常讽刺我儿子的用词，因为我发现他视野比较窄，看东西像手电筒似的只看一条线，据说远视眼的人都有这一特点，而我是近视眼。手电筒视野的历史爱好者喜欢用一根线索穿起整部历史，将无数复杂的偶然事件强行裁剪为某种单一因果的必然。
比如制度决定论者认为，只要建立起某种完美的政治或经济制度（如西方议会民主制或严格的私有产权），社会就必然繁荣；反之，不具备该制度的文明就注定失败。典型代表作就是阿西莫格鲁所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可作者没法解释为啥很多全盘照搬了先进宪政制度的后发国家，最终却陷入了长期的战争、腐败与贫困，比如非洲和拉美的一些国家及现在正打仗的乌克兰和俄罗斯。也没法解释为啥很早就实现宪政民主的印度的经济发展远不如中国。其实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也属于另一种制度决定论，也是被打脸最快的制度决定论。
早在九十年代，蔡美儿在其《起火的世界》一书里就对制度决定论进行了批判，因为她发现很多民族和宗教矛盾复杂的发展中国家在照搬了欧美的宪政民主后，不仅没有促进经济发展，反倒掉入种族矛盾，宗教矛盾的陷进，国家也陷入动荡之中。即使以前教育素质和西方不相上下的俄罗斯在换装了西方制度后，人民生活也是不升反降，而且人民不仅没有当家做主，反倒成了寡头们收割的韭菜。俄罗斯改制不久，当年积极推动俄罗斯全面西化的俄罗斯公知在目睹了一波又一波的示威游行后承认，以前他们高唱的自由民主高调，不过就是为了一根香肠。
文化决定论则是另一种手电筒视野，认为一个社会的经济和科技发展，完全取决于其核心宗教或文化基因。典型代表就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作者马克思.韦伯。可他无法解释中国的崛起，也无法解释亚洲四小龙崛起的文化原因，因为这种文化决定论者，如韦伯就曾断言儒家文化圈绝不可能产生现代经济繁荣。他认为儒家文化是一种“理性适应世界”的文化，它强调的是现世的秩序、人伦的和谐、以及向特权和传统的妥协（即传统主义）。它鼓励人们成为君子，而不是成为精于计算、不断推翻传统进行技术创新的“企业家”。因此，在这种文化土壤下，社会缺乏变革现世的动力，无法自发催生现代工业文明。（见马克思.韦伯《儒教与道教》）。然而20世纪后半叶“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和中国后来的经济腾飞，直接打破了这一手电筒观察结论。
韦伯的文化自负可以理解，毕竟在他写下《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时，正值西升东降的高潮期，而中国处在近现代最低谷，全面落后于西方时期。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很多人接受韦伯的观点，主要因为当时的中国确实让人自信不起来，以至于陈独秀、胡适和鲁迅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大师们也认为中国的落后是中国文化的错，甚至连汉语大师级的人物鲁迅都想取消汉字。
而改开后中国的快速崛起首先破产的就是韦伯的文化决定论。随着中国的全面崛起，西方学者反而认为中国的成功是因为儒家文化的加持，这个说法在亚洲四小龙崛起时就出现过，这次是又用到了中国身上。
还有一种地理决定论，认为一个国家、民族乃至文明的命运，完全由其所处的地理环境、气候、地形和能源资源所决定。典型代表作是戴蒙德的《枪炮、细菌和钢铁》。这种手电筒视野不仅忽视了历史事件的偶然性，而且完全忽视了人类的能动性、制度创新和文化交流。同样的地理环境，在不同制度和文化下会演化出完全不同的文明形态（例如同处朝鲜半岛的南北两方）。
以我之见，各种社科理论都是对历史事件的总结，所以基本都是马后炮，而对理论最有力的批判就是社会实践，也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始终认为，一个结果不是简单地对应一个原因，而是诸多原因的综合作用的结果。这和对癌症的研究很类似，多少年来，医学科研人员总是试图找出癌症的单一原因，后来发现癌症不是某一个单一原因的结果，而是多种原因复杂作用的结果。我的一个朋友在美国研究了一辈子肺癌，最后他不无悲观地对我说，癌症太复杂了，有太多原因造成的，而且这些因素之间还相互作用，有无数种排列组合。癌症如此，社会又何尝不是呢？
中国没有全面复制西方定义的“宪政与三权分立”模式的民主体制，却实现了长达四十多年的高速经济飞跃，这一实践对西方传统政治学中唯西方制度论和文化决定论的信仰是一个极为沉重的冲击 。以至于很多西方学者开始反思，到底什么才是导致中国崛起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九十年代就认为中国会崛起的亨廷顿是从历史角度审视这个原因，他对中国的预测就是建立在历史数据上的，他认为中国会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恢复历史地位，即世界制造业大国地位。这类似于马丁雅克的观点，即认为中国的崛起在历史长河中不是“偶然的暴发”，而是一个曾长期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古老文明的“常态回归”。
历史学家兰德斯（David Landes）与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对比中印、中非时指出，中国崛起的最大功臣是其在改革开放前就已经建立起来的“高起点国家能力。中国通过制度保障，极高效率地普及了全民基础义务教育和基础卫生医疗。当1978年国门打开时，外资面对的不是一群文盲，而是数亿纪律严明、拥有基本读写和计算能力、身体健康的产业工人储备。这让中国能够以瞬间吞吐全球制造业的姿态，无缝对接全球供应链。
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全球不平等研究权威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指出，中国走通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第二条道路——政治资本主义。其核心优势在于用强有力的、不受司法拉扯和党派内耗影响的官僚体制，去管理高度自由、残酷竞争的市场经济。这种体制不仅极大地降低了社会的交易成本（如土地征用、环保扯皮），还能通过国家主导，在新能源、AI等需要极高沉没资本的战略行业进行超前布局，从而实现对西方的代际超越。
以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学者认为，中国在崛起过程中长期奉行“韬光养晦”战略，利用了美国在“9·11”事件后深陷中东反恐战争的20年战略机遇期。在此期间，中国在不对外发动战争的前提下，通过全球贸易积累了天量财富，实现了“和平崛起”的奇迹，从而把美国拖入了当下的“修昔底德陷阱”。
而中国学者往往只强调改革开放的红利，对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制度红利却视而不见，比如土地公有。这也是一种手电筒视野。
还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因为占了人口红利的便宜。总之，各种说法都有，但各种说法都有自己的手电筒盲区。可以确定的是，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关于中国崛起的原因，作为一个理论研究课题会越来越成为一门显学。
二战以来，受冷战思维影响，西方把他们因为崛起了，所以民主的这一历史结果，包装成了因为我们实行了民主，所以我们才崛起了。这是一种典型的本末倒置，因果颠倒的叙事。
中共早期也实行过票选民主，可这个制度却将代表正确的毛泽东选出局了。所以老毛泽东才气愤地说，有时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孙中山开始闹革命时也是学西方的政党，不讲对党忠诚，只讲自由平等，结果导致革命党内一盘散沙，形不成拳头。因为两次革命的失败，孙中山才痛定思痛，清理党内自由主义思想，认识到革命党与议会党的根本区别，从而要求党员必须对党忠诚，对领袖忠诚。这些所谓的制度设计都是被残酷的现实斗争逼出来的。
世界没有完美的制度，只有僵化的制度。没有最好的文化，只有适合的文化。地理和地缘在某一时刻是重要的，但不会永远重要。事在人为，不利的因素可以转化为有利的因素，有利的因素也可以转化为不利的因素，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任何对中国波澜壮阔的崛起过程进行手电筒观察的人，都会跌入被证伪的窘境。手电筒视野是制度创新的障碍，他们既解释不了历史，也无法指导未来，但手电筒视野也不是完全没用，无数个个手电筒视野组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宽大的视野，因为无数个人客观之见和真实经历才是历史最真实的样貌。对中国崛起的各种解释汇合在一起多少会道出一些原因，尽管那不是真正的秘密之所在。历史具有多面性，也具有偶然性，而偶然性事后可以被总结为必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