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俺不否认这些作家导演的同情心。
同时，俺也不能确认他们的行为中没有夹杂政治动机。如果看严作家以往的作品，其实政治色彩非常强烈。
第三，为受害者发声时使用的称呼和艺术创作或者评论时的称呼意味是不同的。
比如假设某受害人有精神疾患，有人号称可怜这个病人，却把他/她称作“精神病”，你觉得这是可怜他/她的表现吗？
有人把精神病人的经历与周围的人对他/她的称呼和态度写进作品，搬上屏幕，也用“精神病”，你觉得这跟在生活中直接称他们为“精神病”是一样的吗？
如果你列举的作家导演不具备这种区分能力，那么他们能走到今天的运气让人羡慕。如果他们具备这种区分能力，但是故意混用，那么还有什么好说的------他们愿意告诉大众不必考虑对受害者的N次伤害，可以用简洁而有冲击力的方式来称呼他们，这既无损对受害者的同情还会增加作品的表现力，他们不愧是好导演，好作家。
最后，在人的尊严面前，在对受害者表现出起码的礼貌的标准之下，只有及格与不及格的言行。跟言行者的身份没有关系，俺愿以善意推测你列举的导演和作家，但如果他们的人格不够高，俺也不会降低俺的基本预期来维护他们。任他们头上有再多光环，他们也不比丰县受害者贵重一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