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侬的1969和2020的新冠肺炎（11）——本集特别献给老键网友

来源: 立于 2020-11-02 05:11:17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27397 bytes)

词与物

如果我们仔细想想卡梅伦佩戴罂粟花的风波会很有意思。它像是一个很深的隐喻，而关键是词语，即语言。就像鸦片战争，它的确发生了，但是我们中国人和英国人对于它的理解并不一样。这样，它变成了不同的事件，分离于不同的世界，发生着不同的对世界的影响，然而，又反过来汇合。就每个中国人来说，对于它也有着基于共性的不同的认知。这些不同的理解又汇聚成不同的合力。我们每个人如何理解事件不仅取决于事件本身，也是为了我们各自的生活。我们为了自己理解世界的方式于是成为我们维系我们生活的理由。而所有这些都与我们的语言文字的描述紧紧的结合在一起。

福柯1966年出版了《词与物》。在这一年中国的钱钟书开始默默撰写一部书，《管锥编》。书的名字带有强烈的中国式的谦逊，同时还散发着中国思维的非常感性的特点。而书的书写采取了中国古代独特的笔记体的形式。《管锥编》的名字的含义源于“以管窥天，以锥指地”，《庄子·秋水》有“子乃规规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辨，是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也，不亦小乎! ”据说，钱钟书曾经表示，《管锥编》的英文译名可以叫做“有限的观察”，再加个副标题“关于观念与文学的札记”。《管锥编》是一部大书，它试图涵盖中国历史的文学、历史、禅宗、佛道、哲学和医学等一切学科。那么，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呢？钱钟书似乎从文字本身入手，探讨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的那些构成思想、观念的词汇的含义本源。在现代科学之前，人类所有的思想文化本质上都是文学的，是以文学的语言和文字为基础的。在写作中钱氏使用了一种典雅清丽的纯正的古代文言。

1966年中国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疾风暴雨式的摧毁中国传统文化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中国知识分子遭受了又一场不幸的苦难命运。然而，钱钟书可能是籍之前出色的将毛选翻译成漂亮的英文之功，得以在这场大革命中安静的在家里写作，还有一个青年学者做他的秘书为钱借书还书、查阅资料。钱氏虽然在《管锥编》中引用了3万余册书籍，但钱的家中据说从来不藏书。偶尔有同事夫妇被单位分房安排进钱家的住宅，也被钱钟书挥舞着木棍赶跑了。而在文化大革命中，钱钟书翻译的毛选传播世界。但当时的中国普通人，那些红卫兵和革命群众，逍遥派、修正主义或者反革命们，很少有人知道钱钟书，后来80年代，钱钟书突然凭借一部反映小资产阶级的苦恼俏皮而又伤感的《围城》一夜暴得大名，全国人民都知道了钱钟书，那时知识分子学生们知道了《管锥编》和比较文学。钱钟书成为了文化界的一尊神，但后来，人们又全都知道了陈寅恪，陈寅恪又成为了另一尊神，中国“最后的大师”。陈寅恪比钱钟书大，是其长辈。那时，比较文学和钱钟书又冷落了。陈寅恪受到崇拜是因为他当年为王国维撰写铭文时说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难言的几乎要成为永恒痛苦的理想。陈寅恪在文革中因为不合作的态度，处境艰难。晚年失明，后来又腿摔断而卧床。文革伊始，陈寅恪开始受到冲击，最后79岁时在红卫兵大喇叭的惊吓中死去，死时二便失禁屎尿漏下一裤子。但再后来，又有人开始批评陈寅恪的学术，认为陈氏治学不无偏颇。80年代，中国还有一股萨特热，后来又变成了福柯热。而在钱的《管锥编》中一点没有论及中国现代文学与思想，也丝毫不涉当时的时事政治。十年之后，钱的书写成了。那时，文化大革命也结束了。钱钟书的《管锥编》实为一终结之作，可以视之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曲挽歌。

《词与物》在出版时，福柯的本来想把书名定为“事物的秩序”，但编辑认为应该叫《词与物》，最后福柯让步。法文版的书全名为《词与物——人类科学的考古学》，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e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不过，英文版的标题则是“事物的秩序”。

在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费曼的那本过于妙趣横生的自传《别闹了，费曼先生》中记录了当年二战时他在美军研发原子弹的基地工作和生活，有一段时间他有了一个小小的私人爱好，就是偷偷打开同事放机密文件的保险柜。基地每个科学家都配备一个这样的保险柜，但费曼发现很多同事并没有改换原来统一的密码，改换的人也往往只是选一个诸如生日等非常简单的数字。有一次他向主管吹嘘自己能打开这个基地所有人的保险柜，主任打赌他打不开自己的那只。结果，费曼在主管的注视下，用了一两分钟就把柜子打开了。当时主管的脸都绿了。后来，可能柜子都开完了，或许他的那些聪明的同事都开始防范令人讨厌的费曼先生了，从那之后每天傍晚费曼一人坐在外面打一只非洲手鼓，似乎没有人教他，他就是自娱自乐。我已记不清他是从哪里搞来的手鼓，好像是一件礼物。这成为他的一生的爱好。我研究过手鼓，打手鼓要一下手法技巧，不是很难，但手鼓高手能打出令人眼花缭乱的迷人的节奏。不过，即便如此要是一直听下去也会让一下向我这样的人感觉乏味，除非打手鼓的舞蹈结合起来。二战结束后，有一次费曼遇到了一位跳现代舞的专业女舞蹈家，出于恶作剧的爱好，他怂恿两人合作参加了当时一场全美现代舞的选拔赛，两人竟然一路闯关，后来代表美国来法国参加比赛。结果，在法国专家一看就评论，说那个女的舞跳得很好，但那个打鼓的可太糟糕了。结果，初赛他俩就被淘汰了。后来，费曼在书写道：瞧瞧，还是法国人有文化。而美国人根本没有文化。

《词与物》一书的开头，福柯谈到写这部书是源于阅读博尔赫斯的《约翰·威尔金斯的分析语言》一文时激发的灵感。在这篇文章中，博尔赫斯说弗兰兹·库恩博士曾引述过一本中国古代叫《天朝仁学广览》的百科全书，其中谈到中国的动物分类法：动物可以分为：一、属皇帝所有的；二、有芬芳香味的；三、驯顺的；四、乳猪；五、鳗螈；六、传说中的；七、自由行走的狗；八、包括在目前分类中的；九、发疯似的烦躁不安的；十、数不清的；十一、浑身有十分精致的骆驼毛刷的毛；十二、等等；十三、刚刚打破水罐的；十四、远看像苍蝇的。福科说他当时在读到这一段时笑出了声。但笑过之后，福科突然发现，“这一笑声动摇了我们习惯于用来控制种种事物的所有秩序井然的表面和所有平面”，这一混乱、庞杂、毫无逻辑可言的，寓言式的动物分类，实际上是在提醒一种特殊的世界秩序观念，揭示出世界的另一重可能的秩序，而这对于欧洲人来说，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的思想的限度”。于是，有了这部福柯想要命名为“事物的秩序”的《词与物》。

库恩博士确有其人，是《红楼梦》的德文译者，而《天朝仁学广览》中国学者一直也没有找到。博尔赫斯有特殊的中国情结，他又博览群书，在他的写作中曾引用许多过奇异的中国的书籍。不过，钱钟书最早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中似乎看破了博尔赫斯顽皮的虚构本质，他说博尔赫斯书是在“拉郎配”。他还在一篇小说中讨论过一篇并不存在的古代印度文献，结果好几位印度学者找他索原文出处。当然，博尔赫斯不会愿意满足人们的所有要求。当年，博尔赫斯从一位朋友那里听到秦始皇兵马俑发现的消息，他几乎夜不能寐。他一生梦想到中国旅行，不过最终没能踏上他梦想的国度。

《词与物》一书最主要的论点在于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一套异于前期的知识形构规则，而现代知识型的特征则是以“人”做为研究的中心。即“人”的概念并非先验的存在，而是晚近知识型形塑的结果。福柯认为在古典时代“人”并不存在，只是随着19世纪初现代认识型的出现，才出现了“人”，即关于人的所谓人文科学，如心理学、社会学、文学与神话研究。但是人文科学不是科学，而是处在与生物学、经济学、语言学相临近的位置而取得了貌似科学的假象。事实上，人一方面不断被种种人文科学及其他现代科学所构建、所强化，一方面又不断地受到精神分析学、人种学、语言游戏的消解、解构。福柯认为，随着精神分析学、人种学的发展，以及同样不谈及人本身的语言学的发展，“人”将终结，“人”将消失。在《语词与事物》一书的最后一页，福柯写道：“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

当年，在68年的五月风暴前夜，萨特读罢这部书的最后一页，将此书批评为：“小资产阶级的最后壁垒”。福柯对此的回应是：“可怜的资产阶级，如果他们真的需要以我的理论作最后壁垒，他们就已丧失权力了。”尽管福柯因为1968年在阿尔及利亚错过了五月风暴，但在持续到第二年的学生运动中，他不仅和学生们冲上巴黎的街头，穿着笔挺的西方徒手和警察搏斗，甚至当时他的光头上据说还被巴黎警察狠狠打了几警棍。对于被警察先生敲打的那个光头，这真是一件值得记忆的乐事。相比法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的人生就过于沉重也过于沉闷了。

鸦片小史（中）

成书宋嘉祐年间公元1061年的《本草图经》载：“甖子粟，旧不著所出州土，今处处有之，人家园庭多莳以为饰。花有红、白二种，微腥气。” 甖子粟，就是罂粟。可见北宋中期，罂粟在中国的种植已经十分广泛。

宋代的许多士大夫都亲自种植过罂粟，并赋诗纪念。如果是在今天，他们都要被抓起来。苏辙居住许州时曾种植罂粟以补充蔬菜的不足：“予闲居颍川，家贫不能办肉。每夏秋之交，菘芥未成，则盘中索然。或教予种罂粟、决明以补其匮。”并且，他还不无嚣张的做有《种罂粟》诗。北宋的李復则在诗中记录了他的种植使用罂粟的整个犯罪过程和心路起伏：“饱闻食罂粟，能涤胃中热。”首先，他早就不停的听人谈及传说中的罂粟了；“问邻乞嘉种，欲往愧屑屑。”于是，他想向邻居要种子，但当时的羞愧感阻止了他最初的犯罪冲动；“适蒙故人惠，筠箧裹山叶。”然而，这时他的不良的朋友主动给他送来了种子，所以交友不可不慎；“堂下开新畦，布艺自区别。”这时的他已经再也不能克服自己罪恶的欲望；“经春甲未坼，边冷伤晚雪。清和气忽动，地面龟兆裂。含滋竞出土，新绿如短发。”于是，他种下了罂粟；“常虑蒿莠生，锄剃不敢阙。”他从此开始不断的担心罂粟的成长，不时的不辞劳苦的除草；“时雨近沾足，乘凌争秀发。开花如芙蕖，红白两妍洁。纷纷金蕊落，稍稍青莲结。”后来，罂粟开花了，花朵艳丽；“玉粒渐满房，露下期采折。”再后来，罂粟结果了，李復采摘罂粟，他一步步陷入深渊；最终，“攻疾虽未知，适愿已自悦。呼童问山鼎，芳乳将可设。”他呼唤来童仆迫不及待的煮食起来。

罂粟花绚烂华美，香气浓郁，然而宋人审美崇尚淡雅平易，宋朝女性的服装由唐代的敞胸露乳，至少是酥胸微袒吧，变为贴身严谨，含蓄内敛。宋朝的胖女人可能并没有减少，但再也没有往日的风光，不被视作美女赞美啦。所以，罂粟也因其过于艳丽而地位不高。人活的有等级，花开的也是有等级。在五代张翊的《花经》中，花卉被分为九品，罂粟花仅列为“七品三命”，地位低下。北宋中的《牡丹荣辱志》，建立了以牡丹为花王的众花世界的等级制度，罂粟花在这里位列17等中第10等。不过，浮华的外表和妖艳的身姿对于人类有着持久的吸引力。艳丽的罂粟花显然在渐渐的受到重视，后来就有“美艳亚群花，千罂倒储粟”、“御米具体微，有罂无储粟。妖艳耿春光，名佳不翅足”这样越来越高的赞美直到明代，罂粟花已然成为名贵佳花。明万历年间，大文学家王世懋在《花疏》中对罂粟花大加赞赏，他写道：“芍药之后，罂粟花最繁华，加意灌植，妍好千态。”崇祯年间的徐霞客在贵州省贵定白云山下看到了一片红得似火的罂粟花，大为惊奇，叹为观止。《徐霞客游记》中记载：“莺粟花殷红，千叶簇，朵甚巨而密，丰艳不减丹药。”

而宋宁宗时，张俊的曾孙张鎡在《赏心乐事》中记载杭州一年四季的美好景观，其中四月为“鸥渚亭观五色罂粟花”。张鎡还曾有诗云：“两岸人家水映门，谁知城里有深村。照畦罂粟红灯密，绕舍戎葵紫缬繁。”那时杭州城已经有成片开放的大规模的罂粟花了。宋代的文人曾十分普遍的种植过罂粟。

从宋朝开始罂粟成为一味常用的中药，并一直使用到今天。其中，最重要的应用是止泻和止咳，因为罂粟中含有的生物碱对中枢有极强的抑制作用。所以，罂粟不失为一味有良效的中药。这些都是宋朝中医的重要发明。关于治疗痢疾，史载辛稼轩患痢疾已经严重到病危的程度，这时恰逢一异僧以陈罂粟煎全料人参败毒散，吞下十余粒即愈。此方以败毒散清毒，人参扶正，加以罂粟煎服止泻，标本兼治，驱邪不伤正，止泻不留邪，药物配伍十分精妙。

蔡沈则记载了罂粟拯救南宋理学大师朱熹的事迹：“先生平年脚气，自入春尤甚，以足溺气痞，步履既艰，刺痛间作，服药不效。先生谓沈曰：‘脚气发作异于常年，精神顿衰，自觉不能长久。’” 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因患脚气病达到异乎寻常严重的程度，因而产生了绝望的情绪。这时有人推荐医士张修之，“初制黄茋、罂粟殻等服之，小效”，使用罂粟和黄芪治疗产生小效，由此使得理学大师摆脱了绝望的情绪，随后进一步以他方治疗，“竟痊愈”。理学大师的脚气因为服用罂粟而产生关键的逆转，最终痊愈了。早年，大师因为读书辛苦，写下过“书册埋头无了日，不如抛却去寻春。”后来大师又换上了异乎寻常严重的脚气，这一次即抛却不得，也无法再去寻春了。人生就是这样，渐渐就变成了大师的脚气了，剪不断理还乱，但都即抛却不得也无法再重新去寻春了。但幸运的是这次罂粟使大师的脚气出现一丝转机，大师于是摆脱了绝望的情绪。

南宋许纶的《罂粟》诗中说：“采苗能胜芹，摘实可当粟。”他说罂粟苗胜过芹菜。而美食家林洪记载“罂乳鱼”的做法：“罂中粟净洗，磨乳。先以小粉置缸底，用绢囊滤乳下之，去清入釜，稍沸，亟洒淡醋收聚。仍入囊，压成块，仍小粉皮铺甑内，下乳蒸熟。略以红曲水洒，又少蒸取出。切作鱼片，名‘罂乳鱼。’”这种罂乳鱼其实是罂粟豆腐。宋人还有诗云：“罂粟作腐杏成酪，来问白苏侬饱知”。其美味你闭上眼想一想就是知道了。

宋人还将罂粟开发成美味的食疗补品，风行一时。而今天都已化为空中绝响，我们只可追忆，无缘品尝了。比如，其中一款便是将罂粟籽与竹沥煮粥，这是一道高端的美味。竹沥是从鲜竹子中提取的汁液，性味甘寒，透明，具有独特的香气。苏辙种罂粟的目的之一是“研作牛乳，烹为佛粥。” 苏轼也曾写过：“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莺粟汤。”看来苏轼兄弟都积极参与过种植和食用罂粟的犯罪活动。苏轼的弟弟在自种罂粟的诗中说：“研作牛乳，烹为佛粥。老人气衰，饮食无几。食肉不消，食菜寡味。栁槌石鉢，煎以蜜水。便口利喉，调养肺胃。三年杜门，莫适往还。幽人衲僧，相对忘言。饮之一杯，失笑欣然。我来颍川，如游庐山。”他曾幽闭在家中，足不出户，每天沉浸在啜饮美味的罂粟粥的生活中，只是偶尔在家里举行秘密的罂粟派对，与僧人共饮罂粟粥，“饮之一杯，失笑欣然”，喝完处于一种淡漠的飘然欣喜中，谁也不说话，只是相互注视着失声的嘿嘿笑啊笑啊。而他的长兄苏轼还参与长途贩运传递罂粟的活动。广东韶州南华寺的辩禅师就派人给贬至惠州的苏轼送去罂粟，苏轼回信感谢道：“专人远来，……承惠及罂粟咸豆等，益荷厚意。”

罂粟籽并不含有麻醉成分。今天各国都允许罂粟籽作为调料和食用。2006年6月6日，中国国家卫生部批准“御米油，即罂粟籽油，为新资源食品。不过，因为中国对罂粟的复杂的感情，罂粟籽也曾受到严格的管控。直到最近才得以“解禁”，用于调味料的罂粟籽全部经过“灭活”才能销售，也就是使罂粟籽失去植物种子的生存活力，从而确保不会被扩散种植。

罂粟籽虽然不含麻醉剂成分，但作为中药使用的是罂粟壳，罂粟壳是含有麻醉成分，具有轻度成瘾性的。如果食料将罂粟籽和壳一同使用，那么也会给人带来特殊的欣快感，使人轻度上瘾。从苏轼的弟弟和宋朝众多文人的记载中，我们可以发现宋人从引用罂粟粥中获得的快乐可能正是5000年前两河流域苏美尔人体验的“快乐植物”的神奇白色汁液的快乐。《易简方》记载：“粟壳制痢如神，但性紧涩，多令呕逆，故人畏而不敢服。”这里中医一直的解释是罂粟壳收涩固邪，止泻过度，把毒邪留在了体内，但其实可能是鸦片过量的急性中毒症状。

人们可能不知道的是南宋著名诗人陆游更是沉嗜于罂粟汤的诗人。罂粟汤在陆游的诗歌中经常出现，可谓念念不忘。陆游多年来一直嗜好罂粟汤，有时半夜醒后也要喝一杯：“梦回起坐夜未中，一杯甖粟蛮奴供”；来客则用现煮的罂粟汤以为挽留的诱饵：“旋煎甖粟留僧话”；而说陆游可能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成瘾症状是因为他曾写过“甖粟煎汤到手空”，罂粟汤刚刚盛好，陆游就慌忙伸手颤颤巍巍端过来，这个当年赤手打过老虎，曾在一个细雨的秋天骑驴穿过剑门，后来又为爱情深深所伤的陆游，他就迫不及待地一仰头把一碗满满的罂粟粥一饮而尽了，旋即他产生出了许多美好的感觉，有胜过炼丹服石的陶醉感：“试问垒居守丹灶，何如醉卧听松风”；有缥缈恍惚的梦幻感：“一杯罂粟蛮奴供，庄周蝴蝶两俱空”，这已经是比较典型的服用服用鸦片的感觉了。

程民生研究了宋代的罂粟问题，他发现宋代的罂粟还与佛教，其实，准确来说是与宋代的和尚有着密切关系。后唐藩镇李嗣源所设的“法乳汤”，其名直接取自佛教。而宋朝罂粟粥又名“佛粥”、“僧粥”，很可能宋朝的和尚不仅卖肉，垄断了首都东京的猪肉零售业，保养二奶，而且还普遍服用并公开提供罂粟粥。如苏辙诗中有“幽人衲僧，相对忘言。饮之一杯，失笑欣然”；陆游诗中有“旋煎罂粟留僧话”：黄庭坚诗中有“舍前架茅茨，炉香坐僧禅。女奴煮罂粟，石盆泻机泉”；曹勋诗中“师时奉诸佛，略不乏供养。……横披慰老眼，甖粟煎夜饷”等等，在宋代罂粟粥总是伴随着和尚的身影。程民生认为：“至少可以说佛教的素食开发方面不断进步。”对此我们也只能点头称是了。“至少可以说佛教在素食开发方面在不断进步。”

我当年在澳洲一次在一家路边的咖啡馆看到有卖用罂粟籽做到的小蛋糕，当时大为诧异，后来作诗一首：

像一块小点心

用奶混合面，
撒上一点盐，
有许多
罂粟籽，
一枚苦杏仁，还有
许多甜蜜。

立
2017-10-30 晨，北京，家中。在Rockdale 的一家咖啡馆我曾吃到过一种小点心，上面铺满了罂粟籽，罂粟籽是黑色的，密密麻麻的，大小像无花果的籽，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但小点心很好吃。我当时很吃惊，直到现在都感觉奇怪。生活有时候并不浪漫，但生活应该浪漫些。当然，这也要看你认为什么是浪漫。有时，我很孤独。孤独并不好。有时，我会和孤独生气，我们吵架。但有时，我们却很相爱。我们抱在一起睡觉。但有时，孤独睡着了。我却睡不着。但我的孤独睡的很好。如果，是清晨感到孤独，那就不好办了。就像现在。

这些都是生命里的一些细小的记忆，一个早晨的孤单，一块撒满罂粟籽的小点心。

在澳洲，在墨尔本

在墨尔本时，我住在一所带后院的房子里。房前的院子种着许多薰衣草。春天或者那是夏天或冬天就开满一串串蓝色的薰衣草花。墨尔本有可怕的天气，我不能适应那里的气候，是根本不能适应。那里总是阴天下雨，即便夏天我也感觉冷的厉害，阴雨时眼睛总是痛。这栋住宅后面的院子里长满了各种野生植物，极为旺盛，有些杂草长得比人还高，凌乱茂密，像一座小型的原始森林，人根本无法走进去。但偶尔晴朗时，天空就极其蔚蓝，这样世界显得格外美好。有一点不真实。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那天我推开了对着后院的窗户，看见窗台上有一只折断翅膀的小蜜蜂正在爬行。它的身体仍然显得轻盈，但摇摇摆摆，不太稳定。显然这架性能卓越的微小飞行器无法被送进工厂维修了，这个可爱的小生命也无法住进医院康复。它孤立无援，正在遭受灭顶之灾。可能是由于蓝天、凉爽的清风和明媚的阳光使得那天我的心情格外的好。我于是双手扶住窗台俯身仔细的注视、观察这只小蜜蜂，然后深深在肺里吸足一口清凉的空气再猛烈而悠长的吹出，像一首长长的抒情诗，温暖的气流将小蜜蜂托起一直送向森林。它轻缓的落到黑森林边的草地上。

很多年以后，由于一个偶然的原因，我重新想到了这件事情。我这时才意识到我一点也不知道之后那只小蜜蜂将怎么办。显然它那天从家中像往日一样的起飞了，但这一天在离家后的途中，它遇到了一些麻烦，意外事件使它再也不能飞回去了。由于另一阵它所无法理解的飓风将它送向一座陌生的命运的森林。它是否会感觉恐怖，但不会有一点点的怨恨。可那时我一点也没有办法。我甚至无法拯救一只小蜜蜂。只不过当时我的心情出奇的好，它一点没有给我带来痛苦。我应该感谢。而我将这一切归因于墨尔本糟糕的天气间隙偶然出现的蓝天、清风和明媚的阳光。我那时只不过是一只袋鼠，每天两次蹦蹦跳跳穿过一条车辆稀少的公路，穿着西服，打着领带。那时，我在澳洲，在墨尔本。

列侬的1969和2020的新冠肺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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