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赴港定居之前，我找到北京空軍後勤部政治部所在地，並向有關人士索取父親右派問題的改正意見文件。1979年根據中央文件對所有在1957-58年被打成的右派進行複查，雖父親已於1978年11月去世，但空軍方面已派人到我家告知，父親的右派問題已獲平反，只是沒有給我們留下那份改正文件。
所以，離開北京之前我特意到空後政治部索要。記得當時他們倒是對我很客氣，知道我想要那份文件，便說他們沒有複印機，這不是問題，我表示可以用手抄下來，於是要了紙和筆，就在他們的一個會議室的大桌子上，用筆一字一句地將文件所有文字抄下來。
這份【1979年政字第019號】改正意見分兩部分——主要依據和複查意見，而主要依據佔了絕大部分，這“主要依據”其實是1957年反右運動時的開會記錄，不僅是父親，所有開會發言的人所講的話都被特別指派的幹部記錄下來，然後，這些記錄便成為所謂證據，當然，這些記錄是不會給發言人看的，更不會跟他們核對，最後，記錄便塞入當事人的檔案。
當年沒有錄音機，那些擔任記錄的工作人員可能要懂得速記才成，他們不僅記錄了父親在會上的講話，連表情都記錄下來，如父親說到全國因政治運動死了很多人時，忍不住痛哭流涕等。記錄父親的“痛哭”，大概是認為父親缺乏階級感情，竟然同情因運動而死去的人們吧，不過，這對於認識那段歷史的我們來講，實在是不可多得的珍貴史料。
1979年政字第019號關于歐陽靜戈同志右派問題的改正意見
空軍党委1957年10月31日党秘字01714號批复，确為极右分子。總政治部1958年4月29日批示，撤銷原有職務，轉交地方實行留用察看，由衛生技術五級降為醫生三等十級。
主要依据
一、對三反，肅反
6月3日(1957年)小組鳴放，說“三反時，我在民升醫院，運動開始，先整一個會計，以後他就上吊自殺了，為什麽？死得不清楚，臨死前他還同我說，他沒什麼問題，但第二天就上吊死了，是否有冤屈？我表示難過。當時無人為他說話，而說他是畏罪自殺，以後就輪到我頭上了，把我打成大老虎，除沒強姦婦女之罪，什麼罪狀都有了，對我採取了各種刑罰，不當人待，先是採用車輪戰術，以後又將我囚進牢內一個多月，一直不准我和家里通信，四個人監督，不准動，不准說話，一天只給兩個窩窩頭吃，只准大便一次，小便兩次，放風也不准，我的腿都腫了，也不准洗澡，四、五個人用一盆水洗臉，真是有苦難說，還逼著我十二歲的女兒給我寫信，叫我交代，不承認是永不放的，她能懂什麼？多殘酷！不是人的滋味。不過，我幸運地還活著，而上海、重慶等地方都有我們的同胞死了(此時痛哭流涕)。
我感到共產党最大的缺點就是對人民太殘酷，對高級知識分子虐待，中國不只是我一個人，而是幾千幾萬，死的死了，殘廢的殘廢了，有的人得了精神病，我看病中就常遇到此種現象。上海重慶的朋友談他們那里三反、肅反，也有這種情況。這可見不僅是我們這里一個地方這樣。
憲法已頒布，而肅反何嘗不死人呢？我希望以後世世代代不要發生這樣殘酷的事了。有人說國民党殘酷，而共產党又怎麽樣呢？士可殺不可辱，都是中國同胞，為什麽要這樣對待？希望運動本著良心，和風細雨講道理。有的同志被整之後，在適當的場合下應給摘帽子，我的貪污帽子，至今還沒摘掉。用口袋來對待知識分子，即使死了的人，也應該給他們摘帽子，不然子孫都要背上一個包袱。希望領導上注意團結，過去損害了許多同志的尊嚴，這主要是幾個運動把一些幹部弄得頭暈了。
共產党說話不算話，民航局邀請我來是當院長的，有小汽車跟較好的房子，每月3000斤小米(300元人民幣)。三反後，我成了普通醫生，連主任也不是了，薪金一降再降。現在我不是共產党員，當院長是不可能了，就連進修也去不了，因為我既非党員又非軍人。肅反也是，弄得一塌糊涂，侮辱人，我很同意三反、肅反一團糟的說法，我這些話一直不敢說，今天號召大鳴大放，我僅講了百分之一，也可能是危險的，不知道要受到什么遭遇。
6月5日在小組鳴放時說，“我們單位的政治空气不濃，除了政治運動外，其他時間無協理員也可以。共產党一搞運動，別人就得跟著走，否則就是有問題。運動一來，令人有老虎臨門之感。。。。。。在運動中，有的人自殺了，有的被整得半瘋半癲，身体也搞垮了。在門診部的病人中就有公開說是三反、肅反所受的刺激。我希望以後不要用恐怖的手段來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過去，我有顧慮，但今天仍有人要求成立委員會，如果有報復，可以向該組織控訴。＂
二、与社會上右派共鳴
讀葛佩琦反動言論後說，“共產党善變，去年中央指示照顧高級知識分子，高級知識分子配有彈簧床、轉椅、派公務員送水送飯，今天精簡節約，又取消了公務員，連老教授的開水都沒有人打了＂，并說，“人家還享受了幾天，我們就更冤枉。＂
讀章伯鈞，羅章龍言論后說，“章羅言論可能有正确的地方＂，同意儲安平“党天下＂的說法，認為“十二個副總理中民主人士有一兩位可以胜任，不無理由。”
讀反擊右派分子的文章後說，“人家提意見幫助党整風是好的，言者無罪嘛，而現在反擊是否恰當？＂
對運動中把人關起來，抄家，他表示不滿，認為違反憲法。
複查意見
歐陽靜戈同志在三反、肅反中被審查、被關押、被抄家，降低了職務待遇，但是，并沒有查出什么重大問題，這些錯誤作法是違反政策的，事後又沒有很好的做善後工作，所以有怨气。在幫助党整風之際，對三反、肅反運動發表了一些錯誤言論，并非惡毒攻擊。從他的一貫表現來看，是愛國的，全國解放時，親友來信動員他出國，他自愿留下不出國。參加革命工作後，工作表現較好，1956年對針灸工作鑽研有成績，被評為空後直屬單位先進工作者，授二等獎，其根本立場不是反党反社會主義的，符合中共中央1957年划分右派分子標准的六不劃中第二條規定，“偶然講過類似右派的話，現在已經承認錯誤，而在歷史上一貫不反党反社會主義的人，不應劃為右派分子。＂
魏錦國(空後副政委)
李建辰(空後政治科保衛科科長)
蒲增明(空後政治部組織科科長)
馮造興(空後政治部保衛科副科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