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代伟人:周恩来二十六年总理风云》(杨宗丽明伟著)
节选些：
进入1958年，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一度陷入被批评的境地，在一段时间里失去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
1958年1月2日至4日，周恩来在杭州出席毛泽东召集的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借谈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修改问题，毛泽东对周恩来等主张反冒进的人的批评，是直截了当的:“你们那个时候，不仅脱离了各省，而且脱离了多数的部！”
随后，毛泽东在召集一系列更大范围的会议时，继续批评周恩来等人。
1月11日至22日，毛泽东在广西南宁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华东、中南等地区九省二市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
参加会议的代表都接到了会上分发的12份作为批评对象的材料，这些材料，都是反对冒进的，许多都与周恩来有关。
南宁会议一开始，与会者就更为清楚地感觉到毛泽东对反冒进的不满，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想说的话还没有说完。
会议第一天的晚上，毛泽东单刀直入地说: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是没有把指头认清楚，10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
毛泽东做事，不做则已，一做到底。在他看来，反冒进的思路必须打掉，“反冒进”这个词都是极不入耳的。12日上午，毛泽东进一步从“政治问题”上来清算反冒进问题:
1955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冒进”，想把钢搞到150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年夏季北戴河开会“反冒进”。人心总是不齐。……
毛泽东讲这番话的时候，周恩来不在场。但毛泽东的话很快就传到了他的耳中。本已万事缠身神经高度紧张的周恩来，一到南宁，精神顿时更为紧张起来。
毛泽东没有因周恩来的到来而对他有所客气，毛并不想降低批评反冒进的调子。
毛泽东指责:1956年的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的错误。
16日上午，毛泽东公开地在会上点了周恩来的名，他拿着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写的一篇鼓动大跃进的文章——《乘风破浪，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严肃地对周恩来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在毛泽东的直接迫问下，周恩来只好答复:“我写不出来。”
毛泽东以扬柯庆施来贬周恩来，其中的意思，敏感的周恩来已经察觉。
与毛泽东相呼应，康生、柯庆施等人在会上也大批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会议整整开了十几天，大会小会，非常紧张。
既然是“方针性错误”，是与右派“只剩了50米”的错误，周恩来只得当面向毛泽东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们作检讨。
1月19日晚上，心情沉重的周恩来在会议上开始作检讨性的发言。
在他的检讨中，总的精神是不得不认错，把毛泽东所说的反冒进这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的责任全都揽到自己身上。
1月23日，周恩来返回北京。但换了个环境却并没有减少他心中的郁闷。
2月23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反冒进又一次成为会议的主题。按毛泽东的说法，谁要是再反冒进，谁就会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1958年3月，刚刚60岁的周恩来在考察完长江三峡后，来到成都出席3月8日至26日由毛泽东召集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当着与会的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人和西南、西北、东北地区各省、市委书记的面，毛泽东再一次直截了当地批评周恩来。
在成都会议上，周恩来再一次对反冒进的“错误”作检讨:
我负主要责任提出的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被打入冷宫，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3月底，周恩来等人回到北京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便开会决定召开党的八大二次会议。
这期间，毛泽东的心情开始舒畅，而周恩来的心情则极其苦闷。
当时去过西花厅的国家计委的梅行后来回忆道:
有一天总理办公室给我打电话，说总理有事情找我，叫我去布置一下工作。我就马上去了。总理正在打乒乓球，他见我去了以后叫我等等，一会儿把我带到他办公室去，跟我谈工作，十几分钟就完了。谈完以后我就很奇怪，我从来没有看到总理打乒乓球，也没看到他做其他活动，我就问总理办公室的许明:总理今天怎么打起乒乓球来啦？许明表现出心情很难受的样子，她说:你难道还不知道吗？南宁会议以后，总理的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位置被免了。总理因为做惯了工作了，没有工作他会很难受。
最能感觉周恩来心情郁闷的是他的秘书们。周恩来的秘书范若愚后来回忆:
1958年4月间，总理在准备八大二次会议的发言稿时，有一天对我说:他这次发言，主要是作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所以这次发言稿不能像过去那样由别人起草，只能是我讲一句，你给我记一句。再由你在文字连接上，做一点工作。总理在讲了这些情况后，就开始起草发言稿的开头部分，他说一句，我记一句。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
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开幕。按毛泽东的安排，会议开幕的头一天，由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工作报告》。这份报告，是按毛泽东的思路作的，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发人深思:
——报告肯定:“毛泽东同志提出的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要当促进派、不要当促退派的口号”，“迅速地被几亿人口组成的劳动大军所掌握，成为极其伟大的物质力量。”
——报告认为，由于反冒进，1956年到1958年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一个“马鞍形”。并把反冒进放在反面教材的位置上进行批判。
5月17日，在陈云作完检讨后的第二天，由周恩来作检讨。这就是那篇在内心异常苦闷和彷徨中花10多天时间并数易其稿起草出来的发言稿。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只能摘取周恩来发言的核心部分:
——这次会议，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大会，也是一个充满共产主义风格的大会。大会的发言丰富多彩，生动地反映了人民在生产大跃进、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设奇迹和革命气概。真是一天等于20年，半年超过几千年。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是一个真正革命者，就不能不为这种共产主义的豪情壮举所激动，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建设路线的正确，同时，也就会更加认识反冒进错误的严重。
——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应该从这个错误中得到更多的教训。……
经过这次大会，毛泽东认为反冒进彻底地达到了目的，所以他在会上宣布:
反冒进(的问题)解决了，现在中央是团结的，全党是团结的。
毛泽东为了预防以后党内再次出现反冒进与反“反冒进”之类的原则分歧，又向全党提出了警告:
代表大会的同志，你们注意一下，中央委员会要特别注意，要顾全大局，谁不顾全大局，谁就会跌筋斗。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周恩来更是被“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压得内心异常的痛苦和矛盾，从组织原则上他必须彻底认错，但从唯物主义原则上他又必须实事求是，矛盾的心态促使他不得不做出一项痛苦的抉择——辞职。
到目前为此，我们尚未看到周恩来亲笔写的书面辞职报告，也未看到别人直接录下他辞职的口头报告。
但在档案中却留下了中共中央讨论他辞职问题的简要记录。
1958年6月9日，中共中央就周恩来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等问题专门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会上讨论了周恩来等人的工作安排，与会者一致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
“大跃进”时期的周恩来：
节选：
１９５７年秋天以后，毛泽东早就搁置在心中的对周恩来等
“促退委员会”人员反冒进思路的不满，开始大面积地释放出来
１９５７年秋天以后，毛泽东头脑中急于迅速改变中国一穷
二白的落后面貌的主观意识再次强烈起来。
要想加快建设速度，在全国迅速形成“大跃进”的局面，就
必须在全党统一思想。首先要统一的，就是领导层中的认识。
在毛泽东看来，要统一认识，前一段的反冒进是一个大的障
碍。毛泽东早就搁置在心中的对周恩来等“促退委员会”人员的
不满，开始大面积地释放出来。
１０月９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向全体中共中央
委员做了以《做革命的促进派》为题的动人心魄的讲话。
然而这时的周恩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仍表明这样的主张：
“既要反对在改革突出不合理的制度上缩手缩脚的保守倾向，又
要反对不顾职工觉悟程度和实际困难，冒昧从事的急躁情绪。”
他所坚持的，仍然是“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观点。毫无疑问
，这是毛泽东极不满意的。
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了，人们陷入了沉思。而周恩来则陷入了
苦闷——一种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深深苦闷。
这时，反冒进的呼声在党内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市场，取而代
之的是反“反冒进”。会上通过仍然具有冒进色彩的《１９５６
年到１９６７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即《农业四
十条（修正草案）》），把高指标重新摆到了人们的工作日程上
。毛泽东于１１月２日率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
周年庆典，其间，毛泽东亲自审改、批发了两篇《人民日报》社
论，论点直指反冒进：
——１１月１３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
十条纲要，起农业生产高潮》，对１９５６年的反冒进公开进行
指责：
１９５６年公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后，曾经鼓舞起广
大农民的生产热情，掀起了全国农业生产高潮，但是，有些人却
把这种跃进看成“冒进”，他们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
样爬行得很慢，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
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
——１２月１２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
的建设方针》，对反冒进的人进行了更严厉的批评：在反冒进期
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于是，
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
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
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结果就背离了多快好省
的方针，变成了经济战线的懒汉”。
也是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听到赫鲁晓夫“１５年后可以超
过美国”的豪言，则以中国“１５年后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的
话来回应。毛泽东觉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可以进一步加快
建设速度，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生产就会出现大跃进。他在从
莫斯科打回北京的一个电话中说：１９５６年的“反冒进”是不
对的，以后不要再提“反冒进”了。
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指责周恩来：１９５６年的反冒进是方
针性的错误，面对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周恩来不得不作检讨
１９５８年是在一种异乎寻常的气氛中开始的。１月１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乘风破浪》的元旦社论，社论批评“人
们的思想常常落后于实际，对于客观形势发展之快估计不足”，
明确“目前全国农业已经掀起了空前的生产高潮。各地党委必须
积极地妥善地领导这个高潮，争取１９５８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
和大丰收”，社论喊出的口号是：“让我们乘风前进！让我们乘
压倒西风的东风前进！乘压倒右派、压倒官僚主义、压倒保守思
想的共产主义风前进！”
这时，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已陷入被批评的境地，甚至
在一段时间里失去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
１月１１日至２２日，毛泽东在广西南宁主持召开了有部分
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华东、中南等地区九省二市领导人参加的工作
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都接到了会上分发的１２份作为批评对象
的材料，这些材料都是反对冒进的，许多都与周恩来有关。
南宁会议一开始，与会者就更为清楚地感觉到毛泽东对反冒
进的不满，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想说的话还没有说完。所以，会
议第一天的晚上，毛泽东单刀直入地说：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是没有把
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多用了一些人（工人、
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
会搞成一股风，一吹，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
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是业务。一个指头有
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来“库空如洗”、“市场紧张”，过个
半年就好了，变过来了。没有搞清楚六亿人口的问题，成绩主要
，还是错误主要？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
水泄气？
１２日上午，毛泽东进一步从“政治问题”上来清算反冒进
问题：
１９５５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冒进”，想把钢搞到１５０
０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１９５６年夏季北戴河开会“反冒
进”。人心总是不齐……
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
５０米，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
损失大”。政治局要研究为什么写反冒进的那篇社论，我批了“
不看”二字，那是管我的，所以我不看。那篇东西，格子没有划
好，一个指头有毛病，九与一之比，不弄清楚这个比例关系，就
是资产阶级的方法论……
毛泽东讲这番话的时候，周恩来不在场。南宁会议开始的前
两天，周恩来还在北京；１１日，他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１２日，接见了三批外宾。待周１３日飞抵南宁出席会议时，才
亲身感受到会议空气的凝重。周也为之紧张起来。
毛泽东没有因周恩来的到来而对他有所客气，毛并不想降低
批评反冒进的调子。毛泽东指责：１９５６年的反冒进使６亿人
民泄了气，是方针性的错误。
１６日上午，毛泽东公开地在会上点了周恩来的名，他拿着
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写的一篇鼓动大跃进的文章——《
乘风破浪，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严肃地对周恩来说：
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在毛泽东的直接追问下，周恩来只好答复：“我写不出来。
”
毛泽东继续往下说：
老柯这篇文章把我们都比下去了。上海有１００万无产阶级
，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五分之一，资
本主义从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
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
毛泽东以扬柯庆施来贬周恩来，其中的意思，敏感的周恩来
已经察觉。
参加会议的薄一波后来这样回忆：
这次会议，毛主席对总理批评得很厉害。毛主席说：“你不
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会上，康生是得彩的，柯庆施、李井泉是很积极了，对总理
的批评其态度很是使人难堪的。
会议整整开了十几天，大会小会，非常紧张。
既然是“方针性错误”，是与右派“只剩了５０米”的错误
，周恩来只得当面向毛泽东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们作检讨。为
准备检讨，周恩来从到达南宁的那天起，几乎天天约请参加会议
的有关人员谈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