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理想主义文学奖的现实问题

来源: 挥一挥手 于 2009-04-25 06:08:37 []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阅读数 : (7011 bytes)

一个理想主义文学奖的现实问题
文/木叶 《上海电视》




突然便七岁了。
彼时，正值非典蔓延，秉持理想主义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来了。
我此番是第二次去大奖现场，若说去年有一种盛况，今年动静不小，内里却是寥落，或者说异样。
阿来，年度杰出作家。臧棣，年度诗人。李西闽，年度散文家。耿占春，年度评论家。塞壬，年度最具潜力新人。
毕飞宇，拒领年度小说家奖。

从获奖者说起。
阿来折桂。《空山》六卷，如六个花瓣。
“把西藏想象成遍布宗教上师的国度，想象成传奇故事的摇篮，想象成我们所有生活的反面。而在这个民族内部也有很多人，愿意作种种展示（包括书写）来满足这种想象，让人产生种种误读。把青藏高原上这个文明长时间停滞不前，大多数人陷于蒙昧的局面，描绘成集体沉迷于一种高妙精神生活的结果。”这是阿来特别想说的，他的鲜明在于去除魅惑，不过人们未必都能认同，还是因了他的鲜明。我更愿意把阿来就当作一个作家看待，而不仅是一个藏族作家。
在汶川大地震中，“恐怖大王”李西闽被困七十余小时。《幸存者》是一种感恩与释放。爱心是金子。人应该及时说出自己的爱。
《宇宙是扁的》。臧棣的诗歌，有着生存的紧张感和语言的喜剧性。这个“源头性的诗人”，像是一个有趣的例证：时代与诗歌的缘分注定是迟到的。
评论家耿占春借来本雅明的一句话：谁在这个时代要恢复批评的尊严，就必须创建一种批评的文体。就此，他审视这个“失去象征的世界”。
最具潜力新人奖，是首度颁给散文作者：塞壬，《下落不明的生活》。她的笑有时是恣意的，透出内心的动荡与直接。
有的奖项若发给另一提名者也不会令我吃惊，当然并不是说获奖者不够出色。
在这样的日子——授奖与受奖，表扬与自我表扬——我很想听到作家、诗人或评论家、评委更放松的坦言。到底听到了一些，譬如在关于三十年来中国文学的会上，《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直指思想的贫乏：当代小说家太像庸人，水准超不过央视或一般的网络言论。艺术志向也在丧失，好像八十年未曾发生，精神财富忘得一干二净。作家老实得像木头一样，无见解也无独特的表达方式。另有两句话：一，这些问题也出在很优秀的作家身上；二，最终，与其说是小说家没出息，不如说是批评家和编辑没出息。
记得谁说过：百鸟开会，少不得乌鸦。
有话就摊出来，比折折叠叠藏藏掖掖的好。精度、立场倒在其次。


再说拒奖者。
“主办方介绍，作家毕飞宇出于个人原因放弃该奖项。”
“毕飞宇先生多次来信表达了对南方都市报的敬意和感谢，他反复强调他的放弃和南方都市报与评委会无关，至于别的，他本人不愿意说。面对这个突发事件，我们根据评奖规则，充分尊重评委的工作和作家本人意愿，做出如实公布评奖结果和终审实录，并同时宣布该奖项空缺的决定。”
以上为官方说法。什么叫“个人原因”？就算说得通，那他为什么不在被提名时便退出？“至于别的，他本人不愿意说”，意味着确实发生了别的什么？
白纸黑字未必是真，至少可能包含了遁词。
不少记者联系毕飞宇，电话无人接听。仅就此奖而言，问题不太像出在毕飞宇一方。一来，这不是他的风格，二来，他为什么不拒绝人民文学奖、小说双年奖？猜想是评选的过程出了问题，许是书生意气，许是人际问题，我最不希望的是某种评选丑闻。因不确知，便不去多讲。
李敬泽在颁奖当日代表评委会所说的话，微言大义，有些辗转，但终究说了，他一开始便提及“七年之痒”，后来又强调了评委如何对待权利（权力？）的问题，是有评委试图滥用其权了吗？
蹊跷的是，谢有顺不声不响辞去此奖的秘书长一职，对于毕飞宇的拒奖，他说：“我们理应尊重一个作家的个性，并尊重一个作家自愿放弃获奖的自由。”
就此认为小说家有了个性，不错，但急了些。与萨特拒领诺贝尔文学奖相比较，更是粗疏。萨特不接受任何来自官方的荣誉，但华语文学奖是民间奖。尤为紧要的是，即便你不来领或是拒领，人家诺奖还是要颁发给你的。也就是说，诺奖赞许的是作家的成就——与作家的迎拒无关。你有风骨，我有风度。而最终，华语文学传媒奖把2008年度小说家奖作空缺处理。评委会与主办方想必是考虑了毕的态度，斟酌再三，但我还是觉得有些牵强——一定是有什么发生了。毕飞宇曾打比方说，获奖就像踢进了球。那么，难道能不管究竟是哪一方犯了规便说此球不算吗？
弃奖。拒奖。婉拒年度小说家奖。
毕飞宇看到这般措辞，会怎么想？可能存在的对峙的另一方呢？
有人情，有面子，有难言之隐。然真相始终在场（对于明了内情但不能或暂不便开口的人来说，外界的猜测可能显得很可笑）。


最后说说更现实的问题。
这个奖已不是一个简单的颁奖，而是扩为文学周，还包括讲座、研讨会等等。可是，活动缺乏真正的对话，首先是作家跟作家，诗人跟诗人的对话，其次是作者与读者的碰撞。
仅就诗歌而言，今年的活动便很是用心。一个是，关于《诗歌与人》、诗生活网站和《中国新诗年鉴》的研讨会，虽说很闷，但这一环节的设立颇值得赞许。黄礼孩、莱耳、杨克以及他们的团队，均有着约十年的坚持，喧嚣、寂寞与欢悦，有诗为证!另一个，知识分子和民间派诗人的著名论战正好十年——所谓著名也只是诗人知晓——这不重要。主办方将论战双方的几个代表人物聚在了一起。但是，譬如生猛的诗人沈浩波在批评当下诗坛之时，只点了一个人的名字，其他均须猜谜，虽说诗歌中人一听便知是谁谁谁，但毕竟太曲折了。
即便像十年前那样吵作一团，我想亦没多少人会关注的。一方面大气候变了，一方面今年请来的媒体本已有所精简，几个记者一听是诗歌研讨，前一晚便做好了去也不去的打算。到场者亦不无倦怠。这也怨不得记者，主事者与读者似乎形成了躲避诗歌的共识。似乎？
如果说有夺目之处，是舒婷和王小妮，有传媒称“名诗人发飙”，用词有些过。事发在颁奖前一天，四月十日，在广州外语外贸大学举行的“新世纪十年中国诗歌研讨会”末尾，一名女生批评当今诗人安逸，缺乏社会责任感。话音未落，诗人舒婷便说了句什么，王小妮更是激动地发言，“是谁告诉你诗人天然就该担当社会责任？为什么诗人就该有社会责任？安逸？我们这代人谁过得安逸了，你问问，谁感到安逸了！现在你们这些大学生根本就不知道我们这代人的经历……”
这则报道不太精准，但没太走样。舒婷的低调可敬,王小妮的诗越写越好，不过当天在现场，我很能理解学生的话可能意味着什么。安逸与否，也许不是最大的问题。关键是，忧患辗转的诗人何以在（一些或很多）人眼里变成了安逸的？这绝非一个诗歌教育到位与否的问题。
这样的对话，可能各执一词或是貌似很傻，但对于一个有理想主义精神的文学奖，不是多了，而是太少：文学需要敬畏，敬畏有待于开放与坦诚。乱，比一本正经好，比一团和气更好。
传媒办文学奖很多，港台便有多家。我从未怀疑华语文学传媒奖的影响力在“发酵”之中，只是觉得与他们做中国诺贝尔文学奖的冀望，还差得远。世俗地看，这一奖项尚不能像茅奖那样带动图书的销售，纵然后者不时遭到批评。
华语文学传媒奖顶着“华语”的大帽子，视野却窄了些，至今得奖者中似乎只有余光中、王德威来自海外。为什么非得在大陆出版的作品才能进入评选范围？多年来，哈金、朱天文等的新作均不在考虑范围——当然大可以说哈金是缘于语言因素甚至政见问题。
就说大陆吧，邓一光《我是我的神》，严歌苓《小姨多鹤》，残雪《趋光运动》，王朔《和我们的女儿谈话》，均属力作，却连提名亦未获，这又所为哪般呢？有的评委都感到遗憾了，不满了。据说，提名与评选的规则已在变化。期待中。
我前面说了，把获奖者置换为另一个人，不会惊讶。可以解释为实力的接近，是否也表明这个文学奖日渐少了特立与锋芒？
还有，为什么要在事先就知晓结果呢？评委之一的林建法，参加过德国莱比锡书展，“这个书展的奖是在颁奖前一小时才评出来的，所有被提名候选人都来，到时候才知道到底谁获奖。”他认为这样的方式能更好地彰显透明。当然，个中难度大家心知肚明。
最后说说经济基础。作家的奖金报社坚持自己出而不给别人冠名,这一点可贵,不过,数十万的相关活动经费能争取到赞助,另是一种可贵。去年还见一些赞助，今年很少，或者说无。有些东西太纯粹，反而显得可疑。经济危机这个怪物的胡作非为，是一个解释，但终究需要从文学本身和办奖理念找根子。
喜欢这诗性的言说：文学虽好，但比人小，人比这些都要大。至于文学奖，更不过是文学的副产品。华语文学奖既然创立了，且有了不俗的传统,在茅奖鲁奖等国家性大奖之外赢得了信任与注目,便更值得不断自省与创新，理想主义总是立身于加倍的现实主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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