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9-13 的禁空令 净空令 是一个意思，两个侧面，不是白字。禁空令的具体时间众说纷纭然俱不详，是为此文探勘之目的。
根据吴法宪和他人的说法，禁空令 是林彪已经飞出国境约半个到一个小时以后才发布的（大约2点半到三点半之间）。不是林彪在山海关尚未起飞就下达的。（阻止256号起飞，不属于禁空令，更直白地说）
禁空令，没有具体准确的几点几分。是口头命令，没有文字书面形式（目前情报）。
下文以 网传的 吴法宪回忆录 为主，另附其它几个来源供参考分析，供肚里不饥的人消食儿消遣。
首先，吴法宪的回忆录，在香港出版，并非吴法宪本人的亲笔字字，其家人（子女）或别的写手代笔为主或全部。也许有吴法宪的口述部分和个别亲手段落或部分，写手加工部分。之所以这么说，是有的事件和文字，不似出自吴法宪之手之口。
这篇 吴法宪的回忆录，似乎可提示，吴法宪记忆力惊人的好，哪天，上午下午几点几分都一一罗列。但是正因为此，其真实性引发的疑考更多，特别是，有的重大事件的顺序，在吴的回忆录里与已知确实的历史事实冥想不符，前后颠倒，车前马后。究竟是无心还是有意，还是几十年过去了，记忆的错乱或模糊，或是有意地回避或撇清或加重某人某事，读者自可分辨结论。
叶群与4大将夫妇合影 背景是京西宾馆院内 由南向北拍摄 1968~1970前后
九月十二日起床，吃过午饭，我就和陈绥圻及秘书张启尧等人一起乘车下山，回到了空军大院。我按照周恩来前一天晚上的指示，开始阅读中央政治局印发的、周恩来准备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好在讨论时提出意见。陈绥圻则是根据我的吩咐，开始找我过去的两次检讨，准备写新的检讨的材料。【陈绥圻，吴法宪老婆，吴办主任 --- 注】
大约是当晚的十一点钟，周恩来突然打电话来问我：“是不是调了飞机到山海关机场。”我回答说：“没有。”周恩来再次追问我：“究竟有没有？”我说：“绝对没有。”但周恩来仍然告诉我：“还是要查一查。”我说：“好！”
放下电话，我立即打电话到空三十四师，问师长时念堂有没有调飞机到山海关机场。出乎我的意料，时念堂告诉我，三叉戟专机被调到山海关去了。并说：“是胡萍副参谋长调去的。”我立即感到有问题了，因为平时任何专机的调动，都必须经过我来批准，但是这次三叉戟的调动情况我竟然不知道，而且是周恩来亲自查问过来的。我立即问：“胡萍在哪里？”时念堂回答：“在西郊机场。”
我立刻要胡萍听电话。胡萍向我解释说：“是飞机改装以后的试飞，所以没有报告。”我又追问：“为什么要飞到山海关，而不去别的地方？”胡萍没有答复。我告诉胡萍，飞机要立即调回北京。胡萍答应说：“好。”
可是过了五分钟，胡萍就打来电话说：“飞机发动机故障，正在检修。”我当即告诉胡萍，飞机修好了立即回北京。
放下胡萍的电话，我马上打电话给周恩来，报告了我和胡萍通话的情况，以及我要胡萍立即把飞机调回北京的措施。周恩来表示同意，并指示，飞机返回的时候不准带任何人到北京。我又立即把周恩来的这一指示传给了胡萍。
过了不大一会儿，周恩来又打电话找我，告诉我说：“叶群给我打来电话，说副帅要到大连去转一转。我问她有没有调飞机去，叶群说‘还没有调飞机，等一会儿，我给吴胖子打电话，要吴胖子调飞机过来’。可能她很快就会给你打电话，先不要答应她，你就说要请示我。”
不久，叶群果然给我打来电话说：“林总要到大连去，让胡萍来一下，如果你能来也好。”我说：“胡萍因病正在住院，再说他的飞行技术也不好，还是让时念堂去吧？”叶群不同意，说：“时念堂不熟悉，还是让胡萍来吧，他又不是什么大病。”我告诉叶群说：“调动飞机的事情，我不能决定，要请示总理。”
同叶群通完电话，我又立即打电话，把这些情况报告了周恩来。我请示周恩来，说我要立即到西郊机场，去进一步追查飞机调动的问题。周恩来同意了。
放下电话，我就带着秘书张叔良、警卫员薛邦喜，直接从办公室去西郊机场。这时，大约是九月十三日凌晨零点左右。
我到西郊机场时，胡萍还没有回医院【301医院，时胡萍在那儿住院 --- 注】，正在和空三十四师龙副参谋长谈话。见到我，龙副参谋长就走了。接着，我问飞机调动的情况，胡萍说的还是和电话里说的一样。正在这个时候，周恩来又打电话到西郊机场，告诉我说：“林彪已经和叶群、林立果乘车离开了北戴河，车正在往山海关机场方向开去，临走的时候还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
接到周恩来的电话，我顿时感到问题严重了。我估计，车从北戴河到山海关机场，需要个把小时，我就要秘书张叔良打电话到山海关机场，找到三叉戟飞机驾驶员——空三十四师副政委潘景寅。我在电话里命令潘景寅：“要绝对忠于毛主席，飞机绝对不能起飞，不管什么人命令都不能起飞。”当时在电话里，潘景寅满口答应。
但是，当我打电话把潘景寅的表态报告周恩来时，他却告诉我说，林彪、叶群已经上了飞机，而且飞机已经起飞了。这大约是九月十三日凌晨一点钟。周恩来要我注意看飞机的航向，注意它往哪里飞，降落在任何地方，都要报告他，他准备去和林彪谈话。我问周恩来要不要准备飞机。他说：“你准备一下吧。”我当即要三十四师准备了两架飞机，因为随周恩来去的还会有警卫部队。【此处有个差异：根据几个其它网文，是周恩来让吴法宪调飞机的，这里是吴问周要否准备飞机。--- 注】
我一直在雷达监视器前关注着飞机的动向，并随时向周恩来报告。林彪等人乘坐的三叉戟飞机一开始向西飞，然后慢慢转弯向北飞去。当飞机开始向西飞的时候，我要胡萍用三十四师指挥所的报话机，不停地向飞机喊话，命令潘景寅向北京飞。可喊了大约十五分钟，潘景寅不作回答。这些情况，我都及时报告给了周恩来。
当飞机飞到了赤峰附近的时候，我想到在赤峰附近有我们的歼击机部队，就问周恩来要不要把三叉戟拦截回来。周恩来说：“这要请示毛主席。”过了一会儿，周恩来答复我说：“毛主席不同意，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到九月十三日凌晨两点多钟时，周恩来又来电话问飞机到了什么地方。我说：“已经快出国境了，离中蒙边界只有一百公里。飞机高度只有三千公尺，快看不见了。”很快，飞机就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了。我立即报告了周恩来，说飞机已经飞出国界，雷达看不见了。
不久，周恩来又来电话说：“绝不准有任何飞机到北京来，如果有飞机飞到北京来，你我都要掉脑袋。”我说：“请总理放心，我绝对保证，如果有飞机到北京来，我会拦截，并把它打掉。”周恩来表示同意。
我当即打电话给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李际泰，向他传达了周恩来的命令，要他打开所有的雷达进行警戒，绝对不允许有任何一架飞机飞向北京，如果有飞机飞来，就拦截，并把他打掉。
紧接着，周恩来下达了禁航的命令，命令全国所有的飞机一律不准起飞，如果要起飞必须要有毛泽东、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五人的联名命令。【其实是6人，是毛，林，周，，，，6人 --- 见后任空军司令员 马宁 回忆录 --- 注】
我又立即打电话向北空的李际泰、沈空的张雍耿传达了禁航的命令。其它军区空军，我要空军司令部调度室作了传达。当时我找司令部参谋长梁璞没有找到，因为国庆节即将来临，他到天安门组织国庆节预演去了。命令是由司令部一个值班的副参谋长负责传达的。
随后，我又向空三十四师的时念堂当面作了交代，三十四师在西郊、南苑、沙河三个机场的飞机，绝对不准起飞，要立即传达禁航的命令。
到清晨两点多钟，周恩来又打来电话问我在那里，我说还在西郊机场。周恩来说：“我叫杨德中到你那里来。”我说：“好。”杨德中随后就赶到了机场，和我在一起。我明白，这是不信任我了。
到清晨三点多钟，时念堂报告我说：“有三个人到了沙河机场，要直升飞机起飞。”我当即命令：“不准起飞，如果起飞就把它打下来！”我立即把这件事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表示同意，同时要我查一查，这三个人究竟是谁，是地方的还是部队的？
不久，直升飞机强行起飞了。我报告周恩来说：“飞机飞向南口方向，我已经命令张家口的歼七飞机准备起飞拦截。如果直升飞机飞向国界，就把它打掉。”周恩来表示同意我的处置。
当直升飞机飞越南口和怀来时，我又向周恩来报告了一次，飞机飞到张家口附近时，我请示周恩来说：“飞机已经由歼击机跟踪，如果再向北飞，就把它打掉。”周恩来表示同意。以后，直升飞机开始在张家口上空盘旋，又经宣化、怀来、南口，飞回到沙河上空，并有向西郊机场飞行的趋势。我向周恩来报告说：“看样子是要在西郊机场降落，但是万一飞向北京市里，我就把它打掉。”周恩来立即表示同意。
放下电话，我和杨德中一起走出候机室，来到室外，遥望天空，这时已经可以隐约地看到飞机了。但是过了一会，飞机并没有在机场降落，而是向东飞去。我向周恩来报告说：“我已经命令由空二十师来接替空七师继续跟踪。”周恩来说：“好！”
这以后，直升飞机又开始向怀柔方向飞去。我打电话报告周恩来，说：“如果飞机向海外飞行，或者向大连方向飞行时，我就命令跟踪的歼击机把他打掉，主要是怕飞机飞往南朝鲜。”这些周恩来都表示同意。
这时，周恩来已经派了李德生到空军司令部指挥所了解情况和“协助指挥”，梁璞也回到了指挥所。
当直升飞机从张家口往回飞的时候，我已经查明了直升飞机上的人有一个是周宇驰，但还是不清楚其他的人是谁。他们乘坐的汽车上留有一双鞋，还有一大包美金。这些情况，我都及时地报告了周恩来。
上午八点多钟，直升飞机迫降在怀柔地区。这时我才彻底查清，飞机上除了周宇驰以外，还有于新野和李伟信。驾驶员一共两人，机长陈修文。当飞机飞到张家口上空时，周宇驰命令陈修文往乌兰巴托方向飞行，但陈修文机智地骗过对方，飞回了北京，结果被周宇驰发现，开枪打死了陈修文。直升飞机降落以后，周宇驰、于新野自杀，李伟信被捉。在监视这架直升飞机的过程中，杨德中始终同我在一起。【直升飞机，直-5，上还有陈士印，在副驾驶位上，他是副大队长，正驾驶陳修文（中队长）的直接上司 --- 注】
这时，时念堂来电话报告说：“毛主席那里的警卫部队，要派人进机场，给毛主席打野兔子吃。”我立即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说：“都什么时候了，只好叫他们去打一次，以后不要再这样了。”我把周恩来的这个指示向时念堂作了传达。
这之后不久，周恩来打来电话问我：“空军还有那些单位，你认为是没有把握控制的？”我回答说：“除了上海的空四军、空五军以及广空以外，其它各军区空军，我都比较有把握。”周恩来接着告诉我说：“已经决定对空军的机场、海军的码头各进驻陆军一个营，以保证安全，防止外逃。”我表示同意，并希望立即这样做，周恩来说：“好！”
到了中午十二点，我看在西郊机场没有什么事情了，就向周恩来请示，是不是可以回去了。周恩来说：“你在西郊机场再待一会，我派李德生到西郊机场来协助你，回头我再通知你怎么办。”李德生不久就到了西郊机场。到了中午十二点半，周恩来通知我和李德生、杨德中一起到人民大会堂。离开西郊机场之前，我跟李德生、杨德中商量，让胡萍先回三O一医院，并派我的车送胡萍。
九月十三日下午一点多钟，我同李德生、杨德中一起到了人民大会堂。周恩来、张春桥已经先到了，他们两人同我紧紧地握手。然后周恩来说：“政治局准备集体办公，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在人大会堂，李先念、李德生、李作鹏、邱会作在京西宾馆，康生、江青在家里，汪东兴保卫毛主席。”
接着，江青来到人民大会堂。她也同黄永胜和我紧紧握手。她手里拿了一副扑克，要张春桥、黄永胜和我一起在东大厅打牌。我当时很奇怪，都什么时候了，还打牌！是想试一试我们的心情吗？反正我心里没有鬼，打就打！就这样，我们四个人一起打牌，结果我和黄永胜一头赢了。江青看我们没有异常的表现，就出去了。
不久周恩来进来，要黄永胜准备一下全军的作战部署，同时要我准备一下空军的战备资料，准备晚上开会研究。另外，他还要我们通知副总参谋长阎仲川和总参作战部的人员也一起来参加研究。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我要张叔良打电话告诉空军作战部和雷达兵部，要他们立即准备空军的战备情况和防空作战预案，向我汇报。
九月十三日下午六点，雷达兵部的一个处长向我汇报了雷达兵的部署情况，并带来了作战防空部署图。我听完汇报以后，又进一步考虑和准备意见，准备晚上向周恩来和黄永胜汇报。
晚上九点钟，周恩来召集黄永胜、我、阎仲川和总参作战部的人一起开会，先听取阎仲川的汇报，然后又听了我的汇报。听完汇报，黄永胜提出，南口方向没有部署部队，这是一个空隙，应该立即调一个师去加强南口的防御。这一措施经毛泽东批准后，马上进行了实施。
会议上，周恩来和黄永胜都认为，空军现在的防空部署比较恰当，特别是对苏联的防空作战部署很好，不要再作变动，主要是提高警惕，防止空袭，防止飞机外逃。要作具体的布置，包括空军、海军、民航的一切飞机都不准起飞，不许再有一架飞机外逃，要坚决堵住一切漏洞，坚决守住空中防线。
会议开完，已经到了九月十四日凌晨三点半了。周恩来要黄永胜和张春桥、姚文元一起住在西大厅，要我和他自己一起住在东大厅。然后，我们就各自进入自己的房间休息了。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四日上午起床以后，我首先在电话上向空军司令部指挥所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并要求空军指挥所再清查一次，禁航的命令是不是落实了。我还再三告诫他们，无论如何，绝对不准再跑一架飞机。不久，空司来电话请示，各个航校是不是可以在本场上空进行训练飞行。我说：“绝对不行，要坚决执行禁航的命令。如果有那个飞机起飞了，要拿领导是问。”
九月十四日下午三点，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召集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和我一直研究全国、全军的情况。研究以后，由周恩来亲自通过电话，将我们研究决定的部署传达到各个大军区。
九月十四日晚上九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集政治局会议，向政治局报告了防空作战和保卫首都的部署，以及派陆军部队进驻空军、海军机场和码头的决定。政治局的同志一致表示同意。
我在会议上提出，应当向全军发一个电报，说明派陆军部队进驻机场、码头，是为了协助空、海军和民航保卫机场、基地，各部队不要发生误会，不要认为陆军是去监视空、海军的，以免增加矛盾，引起不愉快。空、海军的同志应当欢迎陆军的进驻，陆军也应同空、海军多商量办事，双方要很好地协作，共同完成保卫机场和码头的任务。周恩来和黄永胜都同意这个意见。于是，黄永胜当场找来总参的一个同志草拟电报，交周恩来审改后，交由中央政治局的全体同志传阅，然后送毛泽东批发。毛泽东立即就批发了这个电报。大约在九月十五日凌晨二点，会议结束。政治局的同志仍然分住两处休息，大家都没有回家。
九月十五日上午十点钟我起床以后，空司来电话报告说，禁航的命令已经全部得到贯彻落实，没有发生什么问题。我要他们继续检查，防止发生飞机、人员外逃，防止出事情。
下午三点，我和黄永胜来到周恩来那里办公。我们进去时，张春桥和姚文元也在那里。接着，周恩来带领我们集体了解“九一三事件”发生时的情况和研究问题，包括查询三叉戟飞机的下落等。
到了下午五点，周恩来告诉我们，外交部已经报告，证实有一架中国的大型军用飞机，于九月十三日凌晨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这个地方失事，飞机上的人员全部死亡。周恩来说，他已经指示外交部同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交涉，由我大使馆派人去实际察看情况，并设法拍一些照片，送回外交部。
到了晚上八点钟，周恩来又告诉我们，三叉戟飞机确实已经烧毁，林彪和叶群、林立果已经全部烧死，飞机残骸散布在温都尔汗附近大约八百米的范围内。蒙古人民共和国在这件事情上向我们表示友好姿态，外交部已经电告驻蒙使馆，将死亡人员和飞机残骸拍摄照片送回国内，最好能将遗体也运送回国。【当时如何确定 林彪等人已经烧死了？ --- 注】
周恩来又问我三叉戟飞机的情况，我说，那是巴基斯坦民航转卖给我们三架三叉戟飞机中的一架，刚刚改装出来，准备作专机用的。看样子飞机是想在温都尔汗迫降而没有成功，起火烧毁的。飞机上没有领航员、副驾驶和通讯员，只有潘景寅一个人，他没有飞过蒙古的机场，又是个政治干部，平时飞夜航少，缺乏经验，所以飞机必然会摔掉。
周恩来说：“具体原因还有待进一步查清，明天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处理这个问题。”说完，周恩来就准备去向毛泽东汇报，我们也就休息去了。
九月十六日上午，我起床后首先给空司指挥所打电话，检查空军各个机场的情况。下午三点，周恩来起床以后，我向他汇报了自十三日以来空军贯彻执行命令的情况，以及陆军部队进入空军机场的情况。周恩来听了以后，表示满意。
下午五点，周恩来先找我去他的办公室，再带我到福建厅，让我看驻蒙古大使送回来的照片，要我辨认一下这些人的遗体。他们人虽然烧死了，但是遗体还勉强可以辨认。我大概找出了林彪、叶群和林立果以及其他人的遗体。至于飞机，大部已经烧毁，只能看到散布在草地上的残骸。从残骸上看得出，飞机在迫降时是右机翼先着地，然后引起油箱起火的。【驻蒙古大使馆二秘 孙一先 是1971-9-21才从乌兰巴托乘火车回到北京的，随后被外交部副部长符浩“软禁”在外交部招待所，当晚11点多 王海容来接 孙一先去大会堂向周总理等汇报的。吴法宪如何怎样可能5天前--即9-16就看到驻蒙古大使馆送回来的照片的呢？？？？--- 注】
看完照片，周恩来要我先回房间休息，准备晚上八点钟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九一三事件”的处理。他准备先请示一下毛泽东。接着他又说：“已经几天没有洗澡了，想洗个澡。”我看得出，他是松了一口气。我当即回到东大厅的房间里看文件。
晚上八点钟，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都在福建厅等待。一直到了九点钟，周恩来才穿着睡衣从毛泽东那里回来。当时的周恩来神采奕奕，满面笑容。他首先给大家看了外交部送来的照片，然后说：“已经向毛泽东请示，中央很快要发一个文件，把”九一三事件“通知到全党。”他提出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文件。周恩来还说，文件上要表扬一下林立衡，因为是林立衡首先向周恩来、汪东兴报告“九一三事件”的。大家一致表示同意。【吴法宪这里说了两次蒙古照片，第一次下午5点在周总理办公室，周单独让吴看照片；第二次晚上8点给大家看照片。这是不可能的，详见孙一先的回忆录记载。--- 注】【另，自打1935年起，周恩来一直称呼毛主席，至少毛泽东同志，没有呼名道姓的，世人皆知。---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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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温都尔汗距离北部的 苏联赤塔 约700公里，距离伊尔库茨克也是700余公里，均为直线距离。
注2，温都尔汗距离其西部的乌兰巴托约291余公里。
?注3，温都尔汗距离其东南的 林彪坠机草滩 约6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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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共产党新闻网有关 此次禁空令 周恩来的 重要言行：
从中南海回到人民大会堂，电报大楼大钟的时针已指向0点。周恩来又命令吴法宪：“立即准备两架飞机，如果林彪一定要起飞，我亲自坐飞机到山海关机场去劝阻。”
0时32分，林彪、林立果、叶群等连滚带爬、狼狈不堪地抢上256号飞机，在没有夜航灯光和一切通信保障的一片漆黑中强行起飞了。与此同时，周恩来接到了飞机强行起飞的报告。
为了挽救林彪一伙，周恩来命令空军指挥调度室：“向256号飞机呼叫，希望他们回来。不论在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如不行，在锡盟（即内蒙古中部锡林郭勒盟）降落也可以。”
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4/0122/c85037-2419114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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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纪 东（武警指挥学院原副院长、少将）
作为周恩来总理晚年最后一任秘书之一，从1968年直至老人家逝世，纪东陪伴了周总理8年时间，亲历了“文革”中后期的一些重大事件，见证了敬爱的周总理在非常年代殚精竭虑、苦撑危局的桩桩往事，也领略了周总理非凡的人格力量。近日，纪东将军接受《党建》杂志记者专访，讲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我亲历周总理处理“九一三”事件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1970年至1971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在那惊心动魄的时刻，我亲眼目睹了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几天几夜没有休息，做了大量具体而富有成效的工作，机智、果断地处理了这一重大政治事件。
1971年9月12日下午3时，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研究修改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晚9时20分左右，接到8341部队驻北戴河部队有关领导的电话，称据林彪的女儿林立衡报告：“林彪要出走，到哪里去也不知道。情况很紧急。”过了一会儿，又接到报告说：“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乘专机从北京来，这架飞机就停在山海关机场。”
这时，会议无法进行下去了。总理迅速查问北京飞去的这架专机的具体情况。8341部队领导很快回电话说，已经查问了山海关机场，的确有一架专机，机组人员正在休息。山海关机场隶属海军，总理马上向中央政治局委员、海军政委李作鹏查问。
李作鹏了解情况之后，回电话打到了西花厅的秘书值班室，这个电话正是我接的。李作鹏说：“请报告总理，他查问的‘256’号三叉戟飞机在山海关机场。”我立即通过总机找跟随总理在大会堂的张树迎，没想到接电话的却是总理本人。
我报告了这一情况。“知道了。”总理只说了三个字，便放下了电话。我意识到总理没在会场，而是守在电话机旁边，这是很反常的。
总理得知李作鹏报告的情况后，立即打电话问叶群，是不是调飞机到山海关机场了？叶群说没有。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调一架飞机是不用别人批准的，问题是叶群不承认调动了，这就引起了总理的警觉。
13日凌晨4时多，与我一同值班的总理秘书钱嘉东把我从熟睡中叫起来，说接到北京卫戍区报告，有一架直升机在怀柔沙峪迫降，被民兵包围了，并说已经报告总理。后来证实，林彪的大量罪证材料，包括林彪的手令，都是从这架直升机上缴获的。
这时我俩心里犯了嘀咕，我们分析：一是总理在大会堂开会，一夜未回，研究四届人大的报告不至于这么长时间呀；再有，总理追查“256”号三叉戟飞机的事和这架直升机迫降的事，都很异常，但我们想不到这两件事之间会有什么联系。这时天已大亮了。大约7时半，电话响了，是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打来的。丁盛让我们报告总理：“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听从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
听了这个没头没脑的电话，我们更觉得不对劲儿了，但也不敢多想，更不敢耽误，立即电话报告了总理。不一会儿，张树迎来电话，总理让我带上丁盛的电话记录，立即去大会堂。我直奔总理所在的小厅。总理正在打电话，我把丁盛的电话记录递上，他仔细看了一遍，对我说：“你不要回去了，从现在开始，你跟着我处理事情。”后来才知道总理一夜没睡。
于是，我在大会堂和张树迎、高振普，保健医生张佐良一起跟着总理，钱嘉东留在西花厅值班。
我仔细观察大会堂的动静。北门不断有人进出，政治局成员除了被总理派出办事的人之外，其他的委员这时都集中在大会堂。工作人员也明显比以往多，但谁也不多说话，见面只相互点头打个招呼。
总理还在不停地打电话。我把总理电话的内容和丁盛的电话联系起来，才知道是林彪坐飞机外逃了。
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飞机是13日凌晨1时50分从中蒙边界44号界桩上空消失的，已经6个多小时了。后来我才知道，12日午后，毛泽东南巡北返，专列一路不停回到北京，林彪一伙的政变阴谋计划被打乱了。当晚，周总理查问“256”号飞机去向，林彪等人感觉阴谋已经败露，于是放弃南去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决心向北外逃。
周总理曾通过空军调度指挥员直接向“256”号飞机呼叫，希望飞机飞回来，不论在北京周围哪个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但机上没有任何回音。
在“256”号三叉戟飞机飞出国界之前，吴法宪请示总理是否拦截。总理请示毛主席。毛主席表示：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李德生向总理请示处置办法时，总理转达了毛主席的意见。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紧急会议，宣布了林彪叛逃的事件，研究部署了各种应变措施。
从13日清晨到当天下午，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11个大军区和29个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通报林彪外逃情况。他使用的是经过斟酌的语言：“庐山会议第一次全会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坐飞机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去了！你们要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从现在起，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周总理立即命令李德生坐镇空军司令部负责指挥空军，派杨德中随吴法宪去西郊机场，“协助”吴法宪工作，并派纪登奎去北京空军司令部，以便从多方面掌握情况。同时，他向全国发布禁空令，关闭所有机场，停飞所有飞机，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
9月13日下午，总理让我通知解放军五位副总参谋长张才干、阎仲川、王新亭、彭绍辉、陈继德到大会堂新疆厅，参加政治局召开的作战会议。会上，总理除通报林彪叛逃的情况外，还拟定了向全军发出的紧急战备指示和对北京地区的军队部署、京郊机场的军管，对机动兵力的安排也作了布置。
9月14日中午，多项必要工作部署完毕，73岁高龄的周总理已连续工作50多个小时了，而且在那种形势下，也不可能安静下来吃一顿饭。我们多次劝总理稍微休息一会儿，总理终于同意了，医生给他服了安眠药，他就在小厅的床上睡下了。张树迎、高振普、张佐良和我四个人在小厅外面的地毯上和衣而卧。
9月14日下午2点左右，我接到外交部王海容的电话，她说：“外交部收到一份我驻蒙使馆的特急报告，要马上送总理。”不一会儿，王海容就到了大会堂北门，我接了报告，急奔北小厅。总理已经起床了，我把报告递上。开始，总理眉头紧皱，双手在微微颤抖，随着目光在文字间移动，脸上的紧张神情逐渐舒展开来。突然，他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着我，兴奋地说：“好！好！你看，摔死了！摔死了！”我见总理这么兴奋，从他手里接过报告粗略地看了一遍，记住了如下内容：一架中国喷气式军用飞机，于13日凌晨2时30分左右坠毁在肯特省贝尔赫里县境内，机上共有9人，全部死亡……总理对我说：“我要到118号房间主席那里去报告，你也跟着我。”说完，总理换了衣服，带着高振普和我向大会堂118号毛主席住处走去。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周总理召开政治局会议宣布了林彪叛逃、折戟沉沙、机毁人亡的消息。至此，“九一三事件”这一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才算有了一个初步的结果。
（据《党建》2018年第1期
《一个大写的人——回忆我亲历的周总理的故事》，
记者刘文韬、慈爱民根据 纪东口述 整理）
http://news.sina.com.cn/o/2018-01-04/doc-ifyqinzs839438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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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几个版本，
官方版本有两个，分别由汪东兴与李德生提供。另两个版本是吴法宪的 -- 前后不一。
汪东兴说：
“我们正在向毛主席汇报时，吴法宪从西郊机场打电话找我，说林彪的专机已经起飞30多分钟了，飞机在向北飞行，即将从张家口一带飞出河北，进入内蒙古。吴法宪请示，要不要派强击机拦截，我说：‘我立即去请示毛主席，你不要离开。’
当时，毛主席的房间里没有电话，电话在办公室里，离谈话的房间还有几十米远。我马上跑步回去，报告毛主席和周总理。毛主席听了报告以后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周总理同意毛主席的意见，让我马上去传达给吴法宪。我又跑回值班室，只告诉了吴法宪一句话，就是不要派飞机阻拦，其它的话，我没有告诉他。”（1）
该证词提示，负责雷达监控的乃是在西郊机场的吴法宪。
李德生则说他在空司进行了监控：
“9月13日零点32分，北戴河的警卫部队报告，林彪不顾警卫部队阻拦，已乘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了！……总理一听这个消息，马上出去打电话报告了毛主席，并请示了一些事情，回来后立即对我说，林彪乘飞机逃跑了！命令我马上到军委空军司令部，代替他坐阵指挥，随时报告情况。总理指示我二十四小时都不能离开。实际上，我五天五夜都没有离开空军司令部。同时，总理派杨德中同志随吴法宪（监视他）去西郊机场掌握情况，派纪登奎同志去北京空军司令部。总理还发布了‘禁空令’：关闭全国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 我和梁璞紧张地注视着荧光屏。梁璞说：‘这架飞机飞行不一般，情况异常。’我问他：‘有什么特点？’梁说：‘第一，飞的不是国际航线；第二，方向往北，马上要出国境到蒙古了；第三，飞的是低空。’我坐在一张很大的写字台前。这是空军指挥所，桌上装有直通总理的红机子专线电话，我不断将飞机的位置﹑高度﹑方向﹑到达地点等等情况向总理汇报。当我向总理请示处置办法时，总理告诉我，已请示了毛主席，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9月13日凌晨，那架飞机出了国境。我及时报告总理。
此说与他的另一份回忆录基本一致（37）。
然而吴法宪却说，
9月13日凌晨一点左右，他在西郊机场打电话给周恩来，报告潘景寅的表态，周却告诉他，林彪、叶群已经上了飞机，而且飞机已经起飞了，要吴注意看飞机的航向，注意它往哪里飞，降落在任何地方，都要报告他，他准备去和林彪谈话。于是吴便奉命跟踪256飞机：
“我一直在雷达监视器前关注着飞机的动向，并随时向周恩来报告。林彪等人乘坐的三叉戟飞机一开始向西飞，然后慢慢转弯向北飞去。当飞机开始向西飞的时候，我要胡萍用三十四师指挥所的报话机，不停地向飞机喊话，命令潘景寅向北京飞。可喊了大约十五分钟，潘景寅不作回答。这些情况，我都及时报告给了周恩来。
当飞机飞到了赤峰附近的时候，我想到在赤峰附近有我们的歼击机部队，就问周恩来要不要把三叉戟拦截回来。周恩来说：‘这要请示毛主席。’过了一会儿，周恩来答复我说：‘毛主席不同意，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
到九月十三日凌晨两点多钟时，周恩来又来电话问飞机到了什么地方。我说：‘已经快出国境了，离中蒙边界只有一百公里。飞机高度只有三千公尺，快看不见了。’很快，飞机就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了，我立即报告了周恩来，说飞机已经飞出国界，雷达看不见了。
不久，周恩来又来电话说：‘绝不准有任何飞机到北京来，如果有飞机飞到北京来，你我都要掉脑袋。’我说：‘请总理放心，我绝对保证，如果有飞机到北京来，我会拦截，并把它打掉。’周恩来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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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留下了一句无奈的叹喟“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这句话的出处据我所知有两个版本，一是前引的吴法宪回忆录《岁月艰难》864页说，13日凌晨，当“三叉戟”飞到赤峰上空时，吴法宪在西郊机场打电话向周恩来请示，是否派驻在当地的歼击机出动拦截？“周恩来说：‘这要请示毛主席。’过了一会儿，周恩来答复我说：毛主席不同意，‘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另一个版本的对话双方仍是周与吴，只不过地点改在了大会堂的福建厅，时间向后推迟了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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