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的军衔制，特别是将军以上级别的授衔，的确有些令毛泽东为难。
张爱萍之子张胜说，当过一把手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最复杂的莫过于人事问题了。“许多重要的人事安排，并不是简单地看功劳和能力的，离不开当时的历史背景、人际关系以及各个方面平衡的需要。这也许会是个令人尴尬的话题。”
张胜似乎说出了1955年毛泽东的心里话。
由于不仅仅是出于军队正规化的需要，还是对开国将领们有史以来一次总授衔，多少带点“梁山好汉英雄排座次”的味道。而且，从西汉宣帝“麒麟阁十一功臣”、东汉光武“云台二十八将”，到唐太宗开国“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国似乎早就有“排座次”的传统。
因此，最高统帅部极为慎重，酝酿、筹备几乎达五年之久。
“今代麒麟阁，何人第一功？”一介书生杜甫当年尚有如此霸气的一问，授衔的将领们也大多把军衔看成是对自己过去战功、对革命贡献大小的一种肯定，而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专业技术职称。
授衔的方案几易其稿，结果终于出来后，一位老红军听说自己只授少将军衔，大失所望，说了一句贻笑大方的名言：“我要把那个牌子挂到狗尾巴上去。” 还有人因此闹情绪，两三天不吃饭，甚至哭起了鼻子。
共产党人虽然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但到底是人不是神，也食人间烟火，也吃喝拉撒，有七情六欲，存在这些“不和谐”音符当然一点也不奇怪。
历史上，老祖宗们这一现象也屡见不鲜。
刘邦当年就要登上皇帝宝座的时候，一次和张良看见将领们都在窃窃私语。
刘邦很不解，问张良他们在干什么。
张良一语惊人，说他们在商量造反。
刘邦惊得差点跌下龙椅，忙问他们为什么要造反。
张良说您最近封了许多王侯，而没有奖励他们，他们心中不服。
刘邦这才知道了问题的严重性，急出了一身冷汗，最后在张良的锦囊妙计之下才得以摆平。
毛泽东面临的问题还不至于严重到这种地步，毕竟都是共产党人，“风格不高”的仅仅是极少数。
他也很清楚，出于各种考虑与需要，授衔的确未必能做到绝对一碗水端平。1956年9月，他曾在中共八大预备会上说：“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永远不可能。”
皮定均本来准备授衔少将，按规定与其他书记处成员一样，只负责元帅与大将提名的毛泽东，忽然间“意兴遄飞”，“越级指挥”，来了一句“皮有功，少晋中”，皮将军因此得以官升一级。
这虽然被传为佳话，但皮将军的老上级刘少卿因此易位，反而只授衔少将。
这种不按规定出牌，未按条文行事的特例，自然难免个别人会有想法。
还有东北野战军八纵的司令员段苏权，红军时期就是师级干部，只授少将衔，而他的政委邱会作并无此等经历，却是中将。
元帅授衔公开的标准只有两条，当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规定：“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或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通俗一点说，就是资历或者战功两个标准。
这里的“或”字（并非“和”字）十分关键，就是说，“资历”或“战功”两个条件中任意一条即可。
按这一标准，粟裕一生征战以及指挥华东野战军（即战役军团）创造的辉煌战绩，就完全符合“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一条。
针对个别抱怨的将领，毛泽东亲自出面，严肃地批评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
最高统帅发话，金口玉言，一言九鼎，当然就没人敢公开发牢骚了，不过腹诽的不免也有。玉皇大帝尚且有人心里嘀咕，鲁迅就说过：“我对玉皇大帝所做的事，腹诽的非常多。”
好在罗荣桓这个总政治部主任提出辞帅，及时做出了表率。总参谋长粟裕也主动请求降衔，不做元帅，又树立了一个高风亮节的标杆。
毛泽东身边的卫士长李银桥，是他的贴身“影子”，后来多次回忆说，在中南海颐年堂，中央书记处曾谈过粟裕的军衔。
毛泽东说：“论功、论历、论才、论德，粟裕可以领元帅衔。”
周恩来说粟裕已请求辞帅。毛泽东当然也知道，又感慨地说：“难得粟裕！壮哉粟裕！竟三次辞帅。”
李银桥的回忆，成为十分珍贵的历史见证。
粟裕的秘书鞠开曾带着疑问，两次登门小心求证，第二次还有专门人士进行了录像。
李银桥每次都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并解释说：“这是没有错的，我是毛主席的贴身卫士长，和他是形影不离，他到哪里，我也跟到哪里 他不开会时我可以随便进去，他开会的时候我也可以随时进去。”
虽然鞠开也是高级别的首长粟裕的秘书，知道一些警卫的常识，李银桥还是担心他不能理解，说：“这也是毛主席对我提出的要求，要我做到随叫随到，不能等毛主席叫我时找不到。”
当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要见毛泽东，还得要事先请示、报告，经同意后才能去。而李银桥因毛泽东有这一规定，却不需要这样。
因此，他有着得天独厚接近“皇上”的便利，知道一些不便见诸文字的绝密内幕，也就顺理成章了。正如他所说：“毛、刘、周、朱在一块开会，讨论一些问题，很自然地会了解到不少问题。”
粟裕与罗荣桓这一对邻居，辞帅的结果虽然因各种考虑与需要而不同，但出发点却是相似的，都表现出了一种谦逊的品格。
如果说罗荣桓授衔与辞帅也是一条明线的话，那么粟裕的授衔与辞帅则是一条暗线。明线世人耳熟能详，暗线却鲜为人知，有时候还因为先入为主的印刻效应，表示狐疑。
但鲜为人知并不表示不曾发生过。
1955年l月，中央军委座谈会对元帅、大将、上将人选进行研究。这条讨论的明线中，元帅人选里已经没有了粟裕。
元帅、大将人选按规定只能由中央书记处决定，当时的书记处相当于1956年9月八大后的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分别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
也就是说，粟裕的军衔问题只能由他们五人考虑。中央军委讨论的元帅、大将人选，其实已经是书记处讨论确定后的人选。
正因为此，鞠开晚年回忆说，军委座谈会的确没有讨论粟裕授不授元帅的问题，“但不能以此就否定李银桥讲的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要给粟裕授元帅的事”。
他顺便谈到了李银桥的为人，说：“李银桥也没有当过粟裕的警卫员、副官、卫士长或者是秘书，他和粟裕又没有直接接触过，又没有特殊的感情，他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帮助粟裕说话呢？”
鞠开老人的话显然是有道理的，也是一种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其实，李银桥并不是唯一透露粟裕辞帅的人，粟裕几个知情的老战友、老部下也曾在不同的场合，印证了他的回忆。
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建国后的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回忆说：“到了1955年评军衔问题时，粟裕很有可能当元帅，但是他有自己的考虑，几次诚恳要求不当元帅。”
陈士榘是个“牛”人，眼里除了毛泽东这个领着自己上井冈山的领袖以及老首长林彪、粟裕等人，其他大概没有几个人能入他的法眼，叫他心服口服。当年在淮海的双堆集战场，就不大听中原野战军司令部的招呼。
他的耿直、率性注定后半生并不如意，但闲暇的日子，也能静下心来回首往事，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史料，粟裕辞帅一事便是一例。
另一个老部下管美英，也回忆了一段往事。
李世民说，慨然抚长剑，济世岂邀名。粟裕也如此。
他早就视名利为身外之物，对授衔大将平静处之，曾说：“评我大将，就是够高的了，要什么元帅呢？我只嫌高，不嫌低。” 但许多身边人员和老部下尚未达到他这种“超凡入圣”的淡泊境界，都表示不理解。
当秘书兴高采烈地转告他，民主人士黄炎培称他应该当元帅。不想粟裕很不高兴，严肃地批评说，谈这个话题是低级趣味。
但依然是皇帝不急，急死太监。管美英就是其中的一个。不仅当时，到了授衔九年后的1966年，他还依旧“耿耿于怀”。
这年5月，他到北京中央抗旱工作队，看望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老首长谭震林，并顺便汇报工作。
因为谭震林与粟裕也是多年的老战友，管美英便在闲聊间向他打听粟裕为何只授衔大将，一面也流露出自己多年的“不平”之感。
谭震林是华野的副政委，当然知道粟裕的实际统帅地位，也理解华野将士们的这种情绪，解释说：“因为没向你们传达，你们不了解情况，所以有意见。”
随后，他详细地说了粟裕主动辞帅，毛泽东因此最后授予他大将衔的缘故。
这一真相，令管美英受到极大的震动，多年后还感慨万千。在粟裕百年诞辰之际，他说，老首长“是我做人的楷模”。
辞让名利，却从未辞让过责任的粟裕，自然不只是一个老部下的楷模，也是融入了中华传统文明的一面明镜，历时愈久，光彩也将更加夺目。
粟裕辞帅求仁得仁，自然无怨无悔。
但正如他的两次谦让司令，后来的某些遭遇或许是他始料不及的。
这一谦恭自抑的直接后果，是带来知名度与影响力的降低，当年常常“抢占”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头版头条，堂堂华东方面大军的“粟总”，渐渐与同一军衔里的战友们“溶化”，统率华野（三野）全军纵横南北的威名不再。
粟裕用兵，的确有似韩信，但为人上，两人又有天壤之别。
韩信用“四面楚歌”之计，垓下一战彻底解决了项羽，却被疑神疑鬼的刘邦一把拿下，从楚王降为淮阴侯。此后，他常常托病不上朝，待在家里闷闷不乐。
这时候，他觉得最没面子的事，不是曾受过胯下之辱，也不是曾做过项羽的逃兵，而是丢了楚王之位，从此只能与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等人（都曾是韩信部下）处于同等地位了。
有一回，他静极思动，信步到舞阳侯樊哙家坐了一会。宰狗卖肉出身的樊哙虽是粗人，却也十分谦恭，跪拜送迎，依然自称臣子，说：“大王怎么竟肯光临寒舍。”
韩信却一点也不领情，出门后长叹说：“我这辈子竟然和樊哙这等人为伍了（生乃与哙等为伍）。”
他身为“汉初三杰”，给刘邦打下半壁江山，却莫名其妙被刘邦给了个行政降级处分，后来还以谋反被割了脑袋，的确有些冤。但从他如此狂傲看，似乎也不算太冤。
比照粟裕功高不居的人品，韩信有些望尘莫及。
不过，好人未必一生平安，粟裕这个好人遇到的坎坷事就不少。
囿于古老的官本位传统文化，他谦让后的大将级别，使他的传扬受到框定，“好汉”的“当年之勇”逐渐鲜为人知。许多时候，还需要细心的人们去考证、探究。
1955年9月授衔后，公布的名单里却只有十位元帅与他们的军衔，虽然粟裕是全军第一个授衔的将领（早于元帅授衔），又是十个大将之首，但公布时既没有说明他的军衔，也没有提及大将的人数，只提了周恩来“将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军衔的命令状，授予粟裕等在京将官”短短一句话。
元帅们一时更加威名远扬，家喻户晓，而包括粟裕在内的十个大将，直到多年以后，才被世人“新大陆”一般惊奇地“发现”。
《人民日报版面备要》一书，在新闻版面安排上，也特别对元帅、大将和其他军职做出有区别的规定。
这种规定或许有其道理，但人们常说“混个脸熟”，就是说要不断“混”才能“脸熟”，新闻版面因军衔而异，粟裕的机会受到“圈禁”，自然也就成了难得一见的“生面孔”。
这些当然仅是管中一斑，其他依葫芦画瓢的事情还多。
显然，萨特老先生存在即合理的哲学，在古老的东方也大有市场。这种思维最大的好处就是省力气。世人多半懒得劳神去考究当年的军衔或者级别，是否为谦让的结果。
原军事科学院战史部研究员、南京军区司令部研究室主任王希先，曾被借调到第一政委粟裕处，潜心研究粟裕与华东战史，帮助粟裕整理回忆录近五年之久。
人到晚年，耿直的他觉得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便回忆了几件往事。
1991年，某单位撰写军事百科全书将帅条目，派人约请王希先写粟裕的军事思想。
这家单位是内行与权威，对军史战史来龙去脉十分清楚，因此起初除提到条目的规格外，还特别规定了字数，说：“元帅的条目不超过八千字，大将的条目不超过五千宇，但粟裕对革命战争贡献大，威望高，可以破例与元帅同等待遇，也可写到八千字。”
这自然是符合客观事实的，真能如此，是对历史与逝者的尊重，也是对后人负责之举。
王希先老人听后，很是欣慰。尽管他已离休在家，本可以百事不管，安享“最美不过夕阳红”的晚年，却还是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不久，他就如期交稿。
但这家单位讨论时，一位权威人士突然介入，说粟裕不能例外，也只能享受大将级待遇，不得超过五千字。
他最后算是“法外开恩”，要求王希先重新改写，压缩成五千五百字。
胳膊自然拗不过大腿，王希先老人只好照办。但一丝不苟按要求改好后，不想还是通不过，说内容对粟裕的评价太高，有的地方甚至超过了元帅。
王希先老人很反感这一说法，他认为应该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也不赞成去与元帅比。
因此，他据理力争，不愿意让步。
他说，比要看怎么个比法，比资格还是比贡献？一定要比的话，应该是贡献大小为先，军事人物尤其应该首先比军事方面的贡献。“从军事方面比，我认为不论是军事理论还是军事实践，粟裕的贡献是中国革命战争史早已证明了的。”
他的话很委婉，也很中肯。
在粟裕蒙冤尚未公开平反的当时，王希先老人能如此肯定粟裕，并坚持自己的论断，可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与古代贤人有得一比。
他的凛然正气，振聋发聩，是极需要胆识的，非神闲气定、无欲无求者不能做到如此刚烈。
尽管如此，他还是本着与人为善的“和谐”原则，不想彻底弄僵，最后答应对方，再推敲一下文字，尽力写得公正、客观、实事求是，经得起历史与事实的检验。
但费尽心力完稿后，仍然不符合人家的口味。在这个“倔老头”不肯让步的情况下，他们还“求人不如求己”，自己动手修改了文章，并以王希先的署名，收录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第一卷，1997年5月付梓出版。
粟裕当年以古名将之风，谦恭自抑，辞让司令与帅位的时候，自然不会想到会有这等遭遇的。
其实，他生前也体会过这种世态炎凉，他垂暮之年谈到华东战史时就说：“60年代编写华东战史，因1958年对我进行批判，有的人便因人及事，对我所指挥的战役横加指责，做了许多不符合事实的评论和记载。”
因此，他十分痛心，觉得这不是个人的荣誉问题，而是对整个华东战史以及全体华野将士的不尊重。他说：“我这个当年华东战场的战役指挥者，却一直没有机会见到这些材料，更没有机会谈自己的看法。我觉得这不仅是个人问题，它关系到正确理解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正确总结华东解放战争的历史。”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扯麻纱”的事情还远没有完。
1992年，王希先老人又应邀写《浅谈粟裕的军事思想》一文。
文章里，他也不客气，大胆地提出粟裕不仅是军事家，而且是杰出战略家的观点。
这又是一顶许多军衔更高的人都不曾有的桂冠，有人当然不同意，觉得抬高了粟裕。尽管此前已有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郭化若、原海军司令员萧劲光都实事求是撰写文章，肯定粟裕就是一代战略家。
老人这次坚持了自己的观点。
他说从对军事领域的贡献看，粟裕战略家的称号是当之无愧的。
他还给反对的人上起了军史课，说凡是研究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史的人，无不被粟裕的军事理论和战例所倾倒；粟裕虽然只是华东野战军(三野)的副司令员、代司令员，但早在1946年10月，毛泽东就指定由他负责战役指挥。
老人说，打仗由副职下决心，这是没有先例的。而且，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不仅歼灭战最多、战果最大，他多次提出的改变中央战略方针的建议，也都被最高统帅毛泽东所采纳。
因为他的坚持，或许还因为对方最终被粟裕折服，文章保持了原汁原味，被收进《当代中国军事思想精要》一书，并在这年5月出版了。
粟裕是杰出战略家的观点，逐渐为人知晓，并形成了军史界的普遍共识。
还是囿于区区军衔的框定，粟裕最高的军职始终只是军委常委，这一道坎终生也不曾跨越过。
1976年前后，粟裕这位曾经的华东统帅协助叶剑英在稳定军方特别是华东军方局面，起到了他人无可代替的作用。过去的元帅在世者也只剩下四人，粟裕又是第一大将，但他就是上不了一个台阶。
粟裕的秘书鞠开老人说，这也是张震、刘华清后来所说的“长期受到不公正对待” 的一部分。
粟裕的另一个秘书、《粟裕传》的主要作者朱楹老人，这段时期正好在粟裕身边，他回
忆说，“四人帮”倒台后，仅居新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之下的叶剑英，十分欣赏粟裕，也准备让他充分发挥才干，提议他为军委副主席人选。
以华国锋的忠厚和对叶帅的倚重，又当拨乱反正，急需干才的时候，这似乎就是板上钉钉的定论了。
但不久人事格局发生变化，最后胡耀邦（中央组织部部长）赶赴上海，通知粟裕人事任命时，却成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一职。
这时候的军委副主席，也就依然只是叶剑英、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年迈德高的元帅。
有人采访朱楹老人，问是否因为粟裕生病，身体状况不好，才有了这种变化？
老人摇摇头说，粟裕有病在身是事实，但这不算什么。如果他真做了军委副主席，有了用武之地，多年军事上的思考与探索可以付诸实践，病反而可能会好。
他还说一般老年人闲着生病，忙着反倒身体健康，心情好就不一样了。
如果粟裕当年不谦让元帅，结果会怎样呢？老人没有说。
后人似乎总想探究历史迷宫的真相，但对粟裕而言，或许是迂腐的笑谈，“书生轻议冢中人，冢中笑尔书生气”。
若在乎这些名利，当年也就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谦让司令与元帅了。
不过，粟裕也曾差点“享受”了一次元帅的待遇。
王希先老人回忆说，1988年春的一天，军事科学院办公室的潘石英处长给他打电话，说找他有重要的事。
潘石英透露，经中央军委研究，十四名将帅被确定为军事家，分别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粟裕和左权。
他说上级要求给他们每人写篇文章，论述其军事思想，最后集结成一本书：《当代中国军事思想的基石》（出版后改名为《当代中国军事思想精要》）。
关于粟裕的这一篇，他们也想到了王希先老人。
毛泽东等人都是元帅级别以上的人物，粟裕与左权跻身期间，体现了当时一种“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考虑。如果粟裕不能称军事家，大概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
但不久，似乎在不考虑粟裕、左权不妥，只考虑他们两人也不妥（一个毕竟没有元帅军衔；一个也不是唯一的牺牲的高级将领）的两难情形下，放宽了标准与要求，确定的军事家达到了三十三位。
1989年11月，新华社被授权正式公布时，名单上增加了杨尚昆、李先念、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叶挺、许继慎、蔡申熙、段德昌、曾中生、彭雪枫、罗炳辉、林彪等十九人。
如此一来，与粟裕军衔相同的将领上了，与左权级别相当的先烈也有了。再有想法的人，也似乎挑不出毛病。
这一变化过程，大概与1955年元帅人选的酝酿，有着某些相似之处。但一般的人，只看到了结果，对过程则往往难于知晓，或者视而不见。
这里还有两个特例，一是林彪排名末位，这是不难理解的；二是粟裕之前出现了两位国家主席，这种崇高的“九五之尊”职务，自然是“一介武夫”的粟裕不能比拟的。
不过，还是有人觉得这份“榜单”不大尽善尽美。
几个方面军的主要先烈似乎都有代表上了榜，黄公略、方志敏、刘志丹三位血洒疆场、名气更大的先烈，不上也就不好代表他们生前所在的部队了。
因此，踌躇五年后，名单上又增补了这三人，总计达到了三十六位。
在共和国开国元勋的群体里，区区三十六人当然也不算多。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牛人”们，以军事家的名义再次聚首一处，堪为另一种形式的凌烟阁了。
但从十四位之一到三十六位之一，粟裕身后的这个故事，似乎也再次折射了一种深厚的传统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