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被剥夺了荣誉的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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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粟裕在军事史上的地位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关于他为什么没被授予元帅军衔这个问题的讨论也增多起来。这些讨论大多谈及表面现象，比如1954年的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名单里面没有粟裕的名字等等，而对于深层次的原因并没有涉及。
10大元帅都出自1954年的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名单，反映出授衔的作用或者说目的之一是确定军事将领在军队这一重要国家机器中的地位，这本身倒也无可厚非。从这个角度看也容易理解为何很多人对授多大的衔看得很重，以至于斤斤计较，大老爷们也会为此又哭又闹。某位有名的从少林寺出来的敢死将军被授予上将，找到上面要求当大将，被上面一句“粟裕也才是大将呀”打发回去了。
授衔的基本依据是资历和军功，10大元帅中有的资历突出，如朱德、叶剑英，有的是特点是军功突出，如徐向前、林彪。从资历和军功两方面看，可以发现有一个元帅无论是资历还是军功都在粟裕之下，那就是罗荣恒。军功就不必说了，10大元帅中无一人能超过粟裕，看资历，9个元帅高于粟裕，而罗荣恒在粟裕之下。解放战争时期，罗荣恒是东北野战军政委，粟裕是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兼政委，集军政两职于一身，职权高于罗荣恒。
不论从何种角度讲，粟裕授元帅衔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事，连民主人士黄炎培、劭力子都说粟裕应该授元帅衔，军内持这种看法的人更不会少。
粟裕夫人楚青回忆，关于授衔问题，毛泽东专门找粟裕谈过，说粟裕的军功很多，以前一直是在当华野的家等等，粟裕明白领导的意思，表态说服从中央的决定，革命不是为了当官。毛泽东很高兴，连连称赞粟裕以大局为重。陈毅也对粟裕说，你的事情我听主席和总理说起过，很为难，你要理解。从毛泽东和陈毅的话中可以很明白地看出，他们也认为粟裕不授元帅是受委屈了。
不授粟裕元帅的原因有二：
一、军队功用的变化
1949年成立的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有28位委员中，粟裕排名15 位，名列粟裕之前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贺龙、刘伯承、陈毅、林彪、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高岗，除去毛泽东、起义将领程潜和在地方系统的刘少奇、周恩来、高岗，粟裕排名第10位，按后来委员可授帅的标准，如果1949年开国时就授衔粟裕必是元帅。1949年的28位军委委员中没有罗荣桓的名字，可见罗荣桓的资历不够高。
到了1954年的中共中央军委，罗荣桓进了军委，粟裕出了军委，这一人事变动反映出的不是简单的元帅给谁不给谁的问题，而是军队功用变化的一个根本性问题。粟裕出了军委表明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的决策层已经不想打大规模战争了；罗荣桓进了军委表明国军队今后将扮演政治工具的角色，而不仅是打仗的工具。军队功用的变化是不向粟裕授帅的第一个原因。还是那句话，授衔的作用或者说目的之一是确定军事将领在军队这一重要国家机器中的地位，朝鲜战争结束后，台湾战役也不可能实行了，擅长打仗的粟裕重要性降低了，元帅衔可以不授予粟裕了。
二、粟裕授帅有碍于制造毛泽东军事迷信和个人崇拜
自抗日战争开始，毛泽东没有直接指挥过打仗，在延安的长期后方生活使他对军事的敏感度逐渐降低。抗战八年是毛泽东逐步树立个人威权的八年，以延安整风为标志，毛泽东在思想、人事各方面都树立起自己的威权，敲打了不少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树立威权上，对军事的学习和研究自然就荒废了。荒废的结果就是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的表现令人不敢恭维。
1、战略防御阶段粟裕比统帅高明
在第一年的战略防御中，毛泽东摈弃了红军时期的军事原则“不看重城地的得失,着重保存自己,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命令南北两线的部队与蒋军争夺城地。在北线搞了个争夺城市要点的“三路四城”计划，占领正太路、同蒲路和平汉路的一段，拿下石家庄、保定、太原和大同。在战略态势敌强我强的情况下，这样的进攻性计划是行不通的，结果北线打得一塌糊涂。在全面内战前的四平之战中，毛泽东已经犯过一次这样的错误，北线的失败是第二次了。
南线搞了个“三军进击津浦路”计划，晋冀鲁豫、山东、华中三个方面部队到津浦路两侧作战，粟裕的华中野战军的任务是到蚌埠到浦口之间作战。这个计划的实质是让部队在中原区域进攻占优势的蒋军，当然也是行不通的，如果实施下去，必然是和北线一样的结果。粟裕从华中的实际情况出发，建议华中野战军第一步先在苏中打，第二步再转战淮南。被上面批准后，华中野战军打出了苏中七战七捷，以3万兵力吃掉了5万蒋军。七战七捷使毛泽东看到了内线歼敌的优越性，进而转变了观念，命令各解放区效仿苏中模式，战略防御才走上了正轨。
南北两线进攻的想法其实是1941年皖南事变后，毛泽东决心与蒋介石大打方案的翻版。这种方案的依据是中共掌握的军队数量已经达到一定规模，具备和蒋军较量的实力基础。但有一点毛泽东没有考虑到，即军队数量虽然达到规模了，但这是在游击战中发展出来的部队，还没有经过大规模正规战的锻炼，此时让它去进攻优势的敌军是不现实的。这种战略谋划上的失误反映出毛泽东不是职业军事家，而是懂军事的政治家，或者说是政治型军事家。
2、战略反攻阶段粟裕比统帅高明
解放战争打到了第二年，在怎样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上，毛泽东又一次显示出政治型军事家的外行。派刘邓兵团跃进大别山搞根据地，实质上是抗日战争初期派部队到敌后“作眼”的老套路，和解放战争的新形势格格不入。解放战争走过战略防御阶段后，中共军队的战斗力已大大增强，蒋军的实力已经被削弱，开展战略反攻就不是慢慢地搞新根据地，慢慢发展壮大部队，而是直接开展大规模战役，持续不断地大量消灭敌方的有生力量。
刘邓兵团被派到孤悬于国统区的大别山，自身实力大大削弱了，还得其它方面的部队掩护配合。华东野战军为配合刘邓兵团跃进大别山，分兵三处，处处失利，调整部署后开展铁路破击战，成了游击兵团，在以后的10个月里再也没有打出像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那样的大歼灭战。在战略防御的一年中，华野平均月歼敌数量是3万多人，在战争第二年的头10个月歼敌能力超群的华野少歼灭的蒋军估计在15至20万，解放战争的进程被人为地滞后了。如果刘邓兵团的出击方向是河南，以一部切断胡宗南集团和中原的联系，一部与华野遥相呼应，创造战机打大歼灭战，那么从1947年中到1948年初夏的中原战场必然是另一番局面。
跃进大别山的结果是中共军队和蒋军在中原地区处于胶着相持状态，中共军队无法大量歼灭蒋军，蒋军也不能拿中共军队怎么样。怎样才能打破僵局呢？毛泽东的想法是“跃进江南”,派粟裕兵团南渡长江到达闽浙赣，成立“东南野战军”,这是一个比跃进大别山更糟糕的计划，后果只能是两个：一是粟裕兵团大量减员，在南方无所作为，待长江以北的决战取得胜利后迎接大军南进，二是中原战区的部队实力下降，局面更难打开，坐等东北野战军拿下东北后入关参战。
对造成中原僵局的原因粟裕看得很清楚，解决的办法心里也有数。从1948年1月到4月粟裕几次向中央军委建议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 粟裕建议的实质是这样一种战略进攻思想：把敌方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而不是赶到长江以南。
粟裕的建议被接受，军委决定“暂缓渡江”，这才有了歼敌9万的豫东战役。豫东战役一举打破了中原僵局，是中原逐鹿的转折点，也是整个解放战争的转折点，其战略意义相当于二战中苏德战场上的库尔斯克大会战。库尔斯克会战以德军进攻开始，豫东战役是以华野进攻开始，战役的切入点是双方统帅部都没有想到的开封，战役结束的方式令各路敌军摸不着头脑，从战役发起到结束粟裕都牢牢掌握着战场主动权，因此在军事指挥艺术上豫东战役又高于库尔斯克会战，把东方军事谋略演绎得淋漓尽致的豫东战役可以成为各国军校战役学教材中的经典战例。豫东战役胜利后，林彪佩服地言道：“取胜把握至多五成，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打了这么大的胜仗，不简单。”
豫东战役后的中原战局呈破竹之势，济南战役、淮海决战一气呵成，战争进程以出乎双方统帅意料之外的速度发展开去。豫东战役和其后的济南战役还给东北野战军提供了战略决战的范本，克点、打援也成为辽沈战役的基本元素。如果“跃进江南”计划付诸实施，坐等关外的决战胜利后再图中原，很难说要等多长时间，如果等到朝鲜战争爆发中原还没有得手，那长江就有可能再次把中国的历史劈成两半。
3、粟裕谋划并实际指挥了淮海战役
豫东战役结束后，粟裕对解放战争规律的感知和把握愈加成熟，中原决战的战略构想在头脑里逐渐清晰起来。
粟裕在给军委的电报中说“势将成为同敌人的战略决战。而要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决战，必须考虑时机，还要考虑战场条件和后勤供应条件。对于战场和后勤供应条件，我考虑在长江以北决战比在长江以南决战有利得多；而在长江以北决战，又以在徐蚌地区最为有利”。粟裕的先见之明就在于开始考虑如何推动战局向战略决战方向发展，无论是正在酝酿的济南战役，还是以后的徐州方向战役，都纳入到中原战略决战的总体设想中。
中央军委提出华野许世友兵团迅速攻克济南，以保证豫东参战部队休整，然后配合华野主力打几个大仗，“争取于冬春夺取徐州”。粟裕则建议华野全军首先休整一个月，然后“协力攻打济南，并同时打援”。他认为，“只要济南能解决，打援方面又取得胜利，则战局可能迅速向南推移，今冬攻占徐州之计划似有极大可能。” 军委的意见是只打济南，粟裕的建议则是既打济南，还要打援，明显粟裕的胃口更大，目的就是为了中原决战。军委的意见是“争取于冬春夺取徐州”，粟裕的建议是“今冬攻占徐州”，这说明在粟裕的战争时间表上，迈向战略决战的步伐更快。
济南战役只用8天8夜就胜利完成，徐州地区蒋军的三个兵团逡巡不前，不敢北上与华野主力交战，敌方实力和士气的衰落暴露无疑。这说明华野与蒋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正走向成熟，因此当济南战役还在收尾时，粟裕就于9月24日电告军委“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
淮海战役于11月6日晚发起，是以歼灭黄百韬兵团为战役目的的“小淮海”。11月8日粟裕向军委发出“齐辰电” ──“我们在此次战役于歼灭黄兵团之后，不必以主力向两淮进攻，而以主力转向徐固线进击，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消灭之”。11月9日，粟裕又电告军委“刘峙有以徐州为中心与我决战模样”、 “实为歼敌之良机”。这两份关键性电报说明粟裕已经有决心把歼灭敌一个兵团的“小淮海”转变为歼灭敌几个兵团的战略决战，至此大淮海战役正式成形。
歼灭黄百韬兵团后，军委来电“在战役发起前，我们已估计到第一阶段可能消灭敌人十八个师，但对隔断徐蚌，使徐敌完全孤立这一点，那时我们尚不敢作这种估计。”这证明在粟裕发出“齐辰电”前，军委还没有大淮海战役的设想。
11月16日，军委电示刘、陈、邓、粟、谭人组成一个总前委，并任了一位总前委书记，此时淮海战役已经进行了10天，离黄百韬兵团被歼灭只剩下6天了。这个在军事指挥上并无多大意义的迟来的总前委只是在形式上表明淮海战役是一次党指挥枪的战役而已。
关于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作战目标，早在11月8日便向粟裕军委和刘陈邓建议“或歼孙（元良）兵团，或歼黄（维）兵团”。在第二阶段的具体实施中，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除先后派出5个纵队参加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外，还担负着钳制、阻击南北两线敌军5个兵团(约40万人)的作战任务，是淮海战役中名副其实的顶梁柱。
关于徐州杜聿明集团的动向，粟裕判断弃城突围的可能性较大，并预测杜聿明集团有可能从徐州向西迂回南下，去解救黄维，为此粟裕将北线7个纵队部署在徐州以南津浦路东西两侧。11月30日徐州之敌撤出徐州，向西南方向永城运动，目的地正是黄维兵团所在的蒙城地区。粟裕立即部署11个纵队追击、截击逃敌。至12月4日，将杜聿明集团30万人拖在永城县陈官庄地区，至此淮海战役大势已定。
华东野战军参加淮海战役的兵员为36万，歼灭蒋军44万余人，约占淮海战役歼敌总数的百分之八十，这一数字本身就说明了粟裕在淮海战役军事指挥上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综合以上三点，从战略战术角度上讲，解放战争是粟裕的解放战争并不为过，粟裕在解放战争中的光芒超过了统帅。
4、毛泽东军事思想与粟裕密切相关
毛泽东军事思想包含九大战略战术，其中几条都是在粟裕的军事主张和实践上提炼出来的。
第二条“把进攻和防御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战略上实行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的同时，在战役战斗上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通过战役战斗上的攻防作战，不断削弱和消耗敌人的力量，逐渐转变敌我强弱的形势，使我由战略上的劣势变为战略上的优势，适时将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彻底消灭敌人，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这不恰恰是粟裕在战略防御阶段的主张和实践吗？
第五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继承自<孙子兵法>的“十则围之, 五则攻之, 倍则分之”，<孙子兵法>也被拿来为个人崇拜服务了。在解放战争中，在主张和实践上对这一重要军事原则真正做到融会贯通的不是统帅，而是粟裕。
第六条“以歼灭战为主，辅之以消耗战。”四平之战、“三路四城”作战，全都是无谓的消耗战，粟裕指挥的苏中七战七捷才是歼灭战，并成为其它战场的范例。
第八条“在战略进攻的指挥上，采取跃进的进攻样式，直插敌人战略纵深，建立根据地，展开战略进攻；”是对跃进大别山失误的强词夺理，用文过饰非手法制造毛泽东军事迷信。“逐次进行决战，就地歼灭敌人的重兵集团；”是对“跃进江南”计划的否定，是对粟裕“把敌方主力歼灭在长江以北”战略决战思想的肯定。
在50年代中期，毛泽东个人崇拜已经初露端倪，毛泽东军事迷信也逐渐成形，毛泽东军事思想要作为高高在上的权威在军队中树立起来，解放战争中的经典战役都要为制造领袖军事迷信服务。金科玉律化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处处闪现着粟裕的影子，这个影子干扰了对领袖军事迷信的营造，这时候授予粟裕元帅军衔就是给个人崇拜制造障碍。
也许当初设立淮海战役总前委时，维护统帅的军事威信就已经在考虑之中了，中原僵局时期，跃进大别山的军事决策日益暴露出不合实际，正是那位后来的总前委书记依然坚守统帅的决策，维护了统帅的军事威信。
文革结束后，拍摄了一些反映战争年代将领功勋的影片，其中涉及粟裕的史实都用陈毅作了替代，在两部反映黄桥战役的影片中都是陈毅在指挥作战，在<巍巍昆仑>中决心在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是陈毅，在<风雨下钟山>中是陈毅在谋划渡江战役，在<开国大典>中好不容易有了粟裕的一个镜头，只见粟裕跳下船头，叉腰而立，没有一句台词。
1955年授衔的初步方案中，已转到地方系统的前军事领导人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都在授衔这列，后来缩小了范围，这些前军事领导人不再授衔。但有一个例外，陈毅当时已经到外交系统工作，却作为华东野战军的代表被授元帅衔，为此周恩来还有一段解释的话。陈毅被授元帅衔的妙处在毛泽东时代并没有显现出来，在毛泽东后时代却发挥了作用，在所有涉及粟裕的战争影片中都用陈毅替代，正好避免了粟裕影响毛泽东在军事史上的光辉形象。打造两个政工元帅以湮没一个军事元帅，营造领袖军事迷信的手法可谓用心良苦。
陈毅授帅除了他已到地方系统这一点为后人揭示了疑点外，其他方面倒没什么可质疑，就资历而言陈毅是够元帅标准的。罗荣恒是主持授衔工作的主要领导之一，熟悉评定标准，本身又是个厚道人，得知上面要授自己元帅衔后，写报告请求降衔。上面当然不批准，让谁当元帅，不让谁当元帅，都是一种政治安排、政治需要，而不仅是对个人的一种过高或过低的评价，怎么能改呢？
除了罗荣恒辞帅，还有一位将领也辞帅，说到他的辞帅则令人心酸，他就是徐向前。自西路军失败后，徐向前身上就背负上了“原罪”，即所谓国焘军事路线错误、西路军失败责任，徐向前很早担负起维护“中央和军委的威信”这个沉重使命，比粟裕早了将近20年。难道授衔时还要维护“中央和军委的威信”吗？还要用自贬衔级，和自己指挥过的几百名将军同列将班这种方式来救赎那个“原罪”吗？徐向前辞帅上面也没批准，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资历和功绩，山西战场上的出色表现，甚至广大四方面军将领的感情，都不允许降低徐向前的衔级了。
为了制造领袖军事迷信，不授粟裕元帅衔还不够，必要时还要敲打敲打，整一整。1958年，一顶“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帽子飞到了粟裕头上，罪状有 “向党要权”、“大盗盗国”、“里通外国”。不仅粟裕，刘伯承、肖克、李达等人也在敲打之列，“教条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党宗派”，罪名各异。这些都是专注于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将领，他们的工作和努力恰恰影响了对领袖军事迷信，领袖个人崇拜的营造，军队现代化了，人人都会打仗了，谁还会迷信领袖的军事思想？这还仅仅是为营造领袖军事迷信而整倒的将帅，以后被全面个人崇拜愈来愈旺盛的火力扫倒的元帅、大将、上将就多了去了。
不仅在毛泽东时代，在毛泽东后时代，政治因素影响军队问题、影响将领平反的现象仍然存在。粟裕的平反问题改革开放16年后才得以解决，80年代李达、萧克找到刘伯承希望一起争取平反，熟悉这套潜规则的刘伯承说：不指望活着得到平反。
仅仅是名誉上的平反不算是彻底的平反，澄清历史问题的来龙去脉，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才算是真正的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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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粟裕在军事史上的地位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关于他为什么没被授予元帅军衔这个问题的讨论也增多起来。这些讨论大多谈及表面现象，比如1954年的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名单里面没有粟裕的名字等等，而对于深层次的原因并没有涉及。
10大元帅都出自1954年的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名单，反映出授衔的作用或者说目的之一是确定军事将领在军队这一重要国家机器中的地位，这本身倒也无可厚非。从这个角度看也容易理解为何很多人对授多大的衔看得很重，以至于斤斤计较，大老爷们也会为此又哭又闹。某位有名的从少林寺出来的敢死将军被授予上将，找到上面要求当大将，被上面一句“粟裕也才是大将呀”打发回去了。
授衔的基本依据是资历和军功，10大元帅中有的资历突出，如朱德、叶剑英，有的是特点是军功突出，如徐向前、林彪。从资历和军功两方面看，可以发现有一个元帅无论是资历还是军功都在粟裕之下，那就是罗荣恒。军功就不必说了，10大元帅中无一人能超过粟裕，看资历，9个元帅高于粟裕，而罗荣恒在粟裕之下。解放战争时期，罗荣恒是东北野战军政委，粟裕是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兼政委，集军政两职于一身，职权高于罗荣恒。
不论从何种角度讲，粟裕授元帅衔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事，连民主人士黄炎培、劭力子都说粟裕应该授元帅衔，军内持这种看法的人更不会少。
粟裕夫人楚青回忆，关于授衔问题，毛泽东专门找粟裕谈过，说粟裕的军功很多，以前一直是在当华野的家等等，粟裕明白领导的意思，表态说服从中央的决定，革命不是为了当官。毛泽东很高兴，连连称赞粟裕以大局为重。陈毅也对粟裕说，你的事情我听主席和总理说起过，很为难，你要理解。从毛泽东和陈毅的话中可以很明白地看出，他们也认为粟裕不授元帅是受委屈了。
不授粟裕元帅的原因有二：
一、军队功用的变化
1949年成立的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有28位委员中，粟裕排名15 位，名列粟裕之前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贺龙、刘伯承、陈毅、林彪、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高岗，除去毛泽东、起义将领程潜和在地方系统的刘少奇、周恩来、高岗，粟裕排名第10位，按后来委员可授帅的标准，如果1949年开国时就授衔粟裕必是元帅。1949年的28位军委委员中没有罗荣桓的名字，可见罗荣桓的资历不够高。
到了1954年的中共中央军委，罗荣桓进了军委，粟裕出了军委，这一人事变动反映出的不是简单的元帅给谁不给谁的问题，而是军队功用变化的一个根本性问题。粟裕出了军委表明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的决策层已经不想打大规模战争了；罗荣桓进了军委表明国军队今后将扮演政治工具的角色，而不仅是打仗的工具。军队功用的变化是不向粟裕授帅的第一个原因。还是那句话，授衔的作用或者说目的之一是确定军事将领在军队这一重要国家机器中的地位，朝鲜战争结束后，台湾战役也不可能实行了，擅长打仗的粟裕重要性降低了，元帅衔可以不授予粟裕了。
二、粟裕授帅有碍于制造毛泽东军事迷信和个人崇拜
自抗日战争开始，毛泽东没有直接指挥过打仗，在延安的长期后方生活使他对军事的敏感度逐渐降低。抗战八年是毛泽东逐步树立个人威权的八年，以延安整风为标志，毛泽东在思想、人事各方面都树立起自己的威权，敲打了不少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树立威权上，对军事的学习和研究自然就荒废了。荒废的结果就是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的表现令人不敢恭维。
1、战略防御阶段粟裕比统帅高明
在第一年的战略防御中，毛泽东摈弃了红军时期的军事原则“不看重城地的得失,着重保存自己,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命令南北两线的部队与蒋军争夺城地。在北线搞了个争夺城市要点的“三路四城”计划，占领正太路、同蒲路和平汉路的一段，拿下石家庄、保定、太原和大同。在战略态势敌强我强的情况下，这样的进攻性计划是行不通的，结果北线打得一塌糊涂。在全面内战前的四平之战中，毛泽东已经犯过一次这样的错误，北线的失败是第二次了。
南线搞了个“三军进击津浦路”计划，晋冀鲁豫、山东、华中三个方面部队到津浦路两侧作战，粟裕的华中野战军的任务是到蚌埠到浦口之间作战。这个计划的实质是让部队在中原区域进攻占优势的蒋军，当然也是行不通的，如果实施下去，必然是和北线一样的结果。粟裕从华中的实际情况出发，建议华中野战军第一步先在苏中打，第二步再转战淮南。被上面批准后，华中野战军打出了苏中七战七捷，以3万兵力吃掉了5万蒋军。七战七捷使毛泽东看到了内线歼敌的优越性，进而转变了观念，命令各解放区效仿苏中模式，战略防御才走上了正轨。
南北两线进攻的想法其实是1941年皖南事变后，毛泽东决心与蒋介石大打方案的翻版。这种方案的依据是中共掌握的军队数量已经达到一定规模，具备和蒋军较量的实力基础。但有一点毛泽东没有考虑到，即军队数量虽然达到规模了，但这是在游击战中发展出来的部队，还没有经过大规模正规战的锻炼，此时让它去进攻优势的敌军是不现实的。这种战略谋划上的失误反映出毛泽东不是职业军事家，而是懂军事的政治家，或者说是政治型军事家。
2、战略反攻阶段粟裕比统帅高明
解放战争打到了第二年，在怎样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上，毛泽东又一次显示出政治型军事家的外行。派刘邓兵团跃进大别山搞根据地，实质上是抗日战争初期派部队到敌后“作眼”的老套路，和解放战争的新形势格格不入。解放战争走过战略防御阶段后，中共军队的战斗力已大大增强，蒋军的实力已经被削弱，开展战略反攻就不是慢慢地搞新根据地，慢慢发展壮大部队，而是直接开展大规模战役，持续不断地大量消灭敌方的有生力量。
刘邓兵团被派到孤悬于国统区的大别山，自身实力大大削弱了，还得其它方面的部队掩护配合。华东野战军为配合刘邓兵团跃进大别山，分兵三处，处处失利，调整部署后开展铁路破击战，成了游击兵团，在以后的10个月里再也没有打出像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那样的大歼灭战。在战略防御的一年中，华野平均月歼敌数量是3万多人，在战争第二年的头10个月歼敌能力超群的华野少歼灭的蒋军估计在15至20万，解放战争的进程被人为地滞后了。如果刘邓兵团的出击方向是河南，以一部切断胡宗南集团和中原的联系，一部与华野遥相呼应，创造战机打大歼灭战，那么从1947年中到1948年初夏的中原战场必然是另一番局面。
跃进大别山的结果是中共军队和蒋军在中原地区处于胶着相持状态，中共军队无法大量歼灭蒋军，蒋军也不能拿中共军队怎么样。怎样才能打破僵局呢？毛泽东的想法是“跃进江南”,派粟裕兵团南渡长江到达闽浙赣，成立“东南野战军”,这是一个比跃进大别山更糟糕的计划，后果只能是两个：一是粟裕兵团大量减员，在南方无所作为，待长江以北的决战取得胜利后迎接大军南进，二是中原战区的部队实力下降，局面更难打开，坐等东北野战军拿下东北后入关参战。
对造成中原僵局的原因粟裕看得很清楚，解决的办法心里也有数。从1948年1月到4月粟裕几次向中央军委建议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 粟裕建议的实质是这样一种战略进攻思想：把敌方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而不是赶到长江以南。
粟裕的建议被接受，军委决定“暂缓渡江”，这才有了歼敌9万的豫东战役。豫东战役一举打破了中原僵局，是中原逐鹿的转折点，也是整个解放战争的转折点，其战略意义相当于二战中苏德战场上的库尔斯克大会战。库尔斯克会战以德军进攻开始，豫东战役是以华野进攻开始，战役的切入点是双方统帅部都没有想到的开封，战役结束的方式令各路敌军摸不着头脑，从战役发起到结束粟裕都牢牢掌握着战场主动权，因此在军事指挥艺术上豫东战役又高于库尔斯克会战，把东方军事谋略演绎得淋漓尽致的豫东战役可以成为各国军校战役学教材中的经典战例。豫东战役胜利后，林彪佩服地言道：“取胜把握至多五成，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打了这么大的胜仗，不简单。”
豫东战役后的中原战局呈破竹之势，济南战役、淮海决战一气呵成，战争进程以出乎双方统帅意料之外的速度发展开去。豫东战役和其后的济南战役还给东北野战军提供了战略决战的范本，克点、打援也成为辽沈战役的基本元素。如果“跃进江南”计划付诸实施，坐等关外的决战胜利后再图中原，很难说要等多长时间，如果等到朝鲜战争爆发中原还没有得手，那长江就有可能再次把中国的历史劈成两半。
3、粟裕谋划并实际指挥了淮海战役
豫东战役结束后，粟裕对解放战争规律的感知和把握愈加成熟，中原决战的战略构想在头脑里逐渐清晰起来。
粟裕在给军委的电报中说“势将成为同敌人的战略决战。而要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决战，必须考虑时机，还要考虑战场条件和后勤供应条件。对于战场和后勤供应条件，我考虑在长江以北决战比在长江以南决战有利得多；而在长江以北决战，又以在徐蚌地区最为有利”。粟裕的先见之明就在于开始考虑如何推动战局向战略决战方向发展，无论是正在酝酿的济南战役，还是以后的徐州方向战役，都纳入到中原战略决战的总体设想中。
中央军委提出华野许世友兵团迅速攻克济南，以保证豫东参战部队休整，然后配合华野主力打几个大仗，“争取于冬春夺取徐州”。粟裕则建议华野全军首先休整一个月，然后“协力攻打济南，并同时打援”。他认为，“只要济南能解决，打援方面又取得胜利，则战局可能迅速向南推移，今冬攻占徐州之计划似有极大可能。” 军委的意见是只打济南，粟裕的建议则是既打济南，还要打援，明显粟裕的胃口更大，目的就是为了中原决战。军委的意见是“争取于冬春夺取徐州”，粟裕的建议是“今冬攻占徐州”，这说明在粟裕的战争时间表上，迈向战略决战的步伐更快。
济南战役只用8天8夜就胜利完成，徐州地区蒋军的三个兵团逡巡不前，不敢北上与华野主力交战，敌方实力和士气的衰落暴露无疑。这说明华野与蒋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正走向成熟，因此当济南战役还在收尾时，粟裕就于9月24日电告军委“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
淮海战役于11月6日晚发起，是以歼灭黄百韬兵团为战役目的的“小淮海”。11月8日粟裕向军委发出“齐辰电” ──“我们在此次战役于歼灭黄兵团之后，不必以主力向两淮进攻，而以主力转向徐固线进击，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消灭之”。11月9日，粟裕又电告军委“刘峙有以徐州为中心与我决战模样”、 “实为歼敌之良机”。这两份关键性电报说明粟裕已经有决心把歼灭敌一个兵团的“小淮海”转变为歼灭敌几个兵团的战略决战，至此大淮海战役正式成形。
歼灭黄百韬兵团后，军委来电“在战役发起前，我们已估计到第一阶段可能消灭敌人十八个师，但对隔断徐蚌，使徐敌完全孤立这一点，那时我们尚不敢作这种估计。”这证明在粟裕发出“齐辰电”前，军委还没有大淮海战役的设想。
11月16日，军委电示刘、陈、邓、粟、谭人组成一个总前委，并任了一位总前委书记，此时淮海战役已经进行了10天，离黄百韬兵团被歼灭只剩下6天了。这个在军事指挥上并无多大意义的迟来的总前委只是在形式上表明淮海战役是一次党指挥枪的战役而已。
关于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作战目标，早在11月8日便向粟裕军委和刘陈邓建议“或歼孙（元良）兵团，或歼黄（维）兵团”。在第二阶段的具体实施中，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除先后派出5个纵队参加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外，还担负着钳制、阻击南北两线敌军5个兵团(约40万人)的作战任务，是淮海战役中名副其实的顶梁柱。
关于徐州杜聿明集团的动向，粟裕判断弃城突围的可能性较大，并预测杜聿明集团有可能从徐州向西迂回南下，去解救黄维，为此粟裕将北线7个纵队部署在徐州以南津浦路东西两侧。11月30日徐州之敌撤出徐州，向西南方向永城运动，目的地正是黄维兵团所在的蒙城地区。粟裕立即部署11个纵队追击、截击逃敌。至12月4日，将杜聿明集团30万人拖在永城县陈官庄地区，至此淮海战役大势已定。
华东野战军参加淮海战役的兵员为36万，歼灭蒋军44万余人，约占淮海战役歼敌总数的百分之八十，这一数字本身就说明了粟裕在淮海战役军事指挥上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综合以上三点，从战略战术角度上讲，解放战争是粟裕的解放战争并不为过，粟裕在解放战争中的光芒超过了统帅。
4、毛泽东军事思想与粟裕密切相关
毛泽东军事思想包含九大战略战术，其中几条都是在粟裕的军事主张和实践上提炼出来的。
第二条“把进攻和防御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战略上实行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的同时，在战役战斗上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通过战役战斗上的攻防作战，不断削弱和消耗敌人的力量，逐渐转变敌我强弱的形势，使我由战略上的劣势变为战略上的优势，适时将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彻底消灭敌人，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这不恰恰是粟裕在战略防御阶段的主张和实践吗？
第五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继承自<孙子兵法>的“十则围之, 五则攻之, 倍则分之”，<孙子兵法>也被拿来为个人崇拜服务了。在解放战争中，在主张和实践上对这一重要军事原则真正做到融会贯通的不是统帅，而是粟裕。
第六条“以歼灭战为主，辅之以消耗战。”四平之战、“三路四城”作战，全都是无谓的消耗战，粟裕指挥的苏中七战七捷才是歼灭战，并成为其它战场的范例。
第八条“在战略进攻的指挥上，采取跃进的进攻样式，直插敌人战略纵深，建立根据地，展开战略进攻；”是对跃进大别山失误的强词夺理，用文过饰非手法制造毛泽东军事迷信。“逐次进行决战，就地歼灭敌人的重兵集团；”是对“跃进江南”计划的否定，是对粟裕“把敌方主力歼灭在长江以北”战略决战思想的肯定。
在50年代中期，毛泽东个人崇拜已经初露端倪，毛泽东军事迷信也逐渐成形，毛泽东军事思想要作为高高在上的权威在军队中树立起来，解放战争中的经典战役都要为制造领袖军事迷信服务。金科玉律化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处处闪现着粟裕的影子，这个影子干扰了对领袖军事迷信的营造，这时候授予粟裕元帅军衔就是给个人崇拜制造障碍。
也许当初设立淮海战役总前委时，维护统帅的军事威信就已经在考虑之中了，中原僵局时期，跃进大别山的军事决策日益暴露出不合实际，正是那位后来的总前委书记依然坚守统帅的决策，维护了统帅的军事威信。
文革结束后，拍摄了一些反映战争年代将领功勋的影片，其中涉及粟裕的史实都用陈毅作了替代，在两部反映黄桥战役的影片中都是陈毅在指挥作战，在<巍巍昆仑>中决心在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是陈毅，在<风雨下钟山>中是陈毅在谋划渡江战役，在<开国大典>中好不容易有了粟裕的一个镜头，只见粟裕跳下船头，叉腰而立，没有一句台词。
1955年授衔的初步方案中，已转到地方系统的前军事领导人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都在授衔这列，后来缩小了范围，这些前军事领导人不再授衔。但有一个例外，陈毅当时已经到外交系统工作，却作为华东野战军的代表被授元帅衔，为此周恩来还有一段解释的话。陈毅被授元帅衔的妙处在毛泽东时代并没有显现出来，在毛泽东后时代却发挥了作用，在所有涉及粟裕的战争影片中都用陈毅替代，正好避免了粟裕影响毛泽东在军事史上的光辉形象。打造两个政工元帅以湮没一个军事元帅，营造领袖军事迷信的手法可谓用心良苦。
陈毅授帅除了他已到地方系统这一点为后人揭示了疑点外，其他方面倒没什么可质疑，就资历而言陈毅是够元帅标准的。罗荣恒是主持授衔工作的主要领导之一，熟悉评定标准，本身又是个厚道人，得知上面要授自己元帅衔后，写报告请求降衔。上面当然不批准，让谁当元帅，不让谁当元帅，都是一种政治安排、政治需要，而不仅是对个人的一种过高或过低的评价，怎么能改呢？
除了罗荣恒辞帅，还有一位将领也辞帅，说到他的辞帅则令人心酸，他就是徐向前。自西路军失败后，徐向前身上就背负上了“原罪”，即所谓国焘军事路线错误、西路军失败责任，徐向前很早担负起维护“中央和军委的威信”这个沉重使命，比粟裕早了将近20年。难道授衔时还要维护“中央和军委的威信”吗？还要用自贬衔级，和自己指挥过的几百名将军同列将班这种方式来救赎那个“原罪”吗？徐向前辞帅上面也没批准，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资历和功绩，山西战场上的出色表现，甚至广大四方面军将领的感情，都不允许降低徐向前的衔级了。
为了制造领袖军事迷信，不授粟裕元帅衔还不够，必要时还要敲打敲打，整一整。1958年，一顶“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帽子飞到了粟裕头上，罪状有 “向党要权”、“大盗盗国”、“里通外国”。不仅粟裕，刘伯承、肖克、李达等人也在敲打之列，“教条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党宗派”，罪名各异。这些都是专注于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将领，他们的工作和努力恰恰影响了对领袖军事迷信，领袖个人崇拜的营造，军队现代化了，人人都会打仗了，谁还会迷信领袖的军事思想？这还仅仅是为营造领袖军事迷信而整倒的将帅，以后被全面个人崇拜愈来愈旺盛的火力扫倒的元帅、大将、上将就多了去了。
不仅在毛泽东时代，在毛泽东后时代，政治因素影响军队问题、影响将领平反的现象仍然存在。粟裕的平反问题改革开放16年后才得以解决，80年代李达、萧克找到刘伯承希望一起争取平反，熟悉这套潜规则的刘伯承说：不指望活着得到平反。
仅仅是名誉上的平反不算是彻底的平反，澄清历史问题的来龙去脉，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才算是真正的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