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又要文革破四旧了，老夫兴奋得夜不能寐（其实是因为拔了牙疼。。），把床垫子里藏的变天账拿出来了。。。
把这个献给今上，还不赏几个银两还有皇城外行走啥的（对了，现在不能用皇城了. 奴才愚钝，赶快自己掌个嘴。。）
陈徒手：六七十年代北京地名修改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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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城、崇文等城区主事人员的改名方式颇具代表性，没有顾及任何胡同定名的原则性科学性，更不讲究新旧名称的衔接关系，出手大胆，大都率性随意，把文革的政治常用语基本用尽。如把南下洼子胡同改“学毛著胡同”，前肖家胡同改“歌颂党胡同”，豆角胡同为“红到底胡同”，安乐堂胡同改“红浪胡同”，官房大院改“红思想大院”，豆腐池胡同改“朝红胡同”，八宝楼胡同改“灭资胡同”，黄家店胡同改“兴无胡同”，东羊管胡同改“防修胡同”，纳福胡同改“鼓舞胡同”，轿子胡同改“爱群胡同”，辛寺胡同改“喜报胡同”，等等。
五
在各区上报的方案中，也有一些靠谐音取名，如魏公村路改为“为公路”，算是当时取名较有巧劲的一例。三里河路紧挨钓鱼台国宾馆，借地名之利取“革命友谊路”，一时为高层叫好。有的则是反其意用之，如藏经馆胡同就逆向改为“反封建胡同”。
1966年9月市人委办公会议逐一审查新地名方案，对“一片红”新地名大致认可，就是稍觉得群众提名的“葵花向阳路”(南池子北池子大街)、“红心向党路”(南长街北长街)名称较长，可简称为“向阳路”“向党路”。在这份报告的草稿页上，从外地调京的几位新任市委领导逐个划圈同意，刘建勋写道：“提不出意见。”高扬文的批语中含有一些疑虑：“基本同意，有的路太长，将来会带来不方便(寻找住户不便)。”
高扬文所担心的问题实际上困扰好几年，1966、1967年及后来几年在市人委(后为革委会)文件中已多次提及。鉴于文革初期群众自动命名一些街巷，在通信等方面已经开始使用，政府相关部门又不便干涉，造成了既定事实。从那时开始，邮电、交通等部门不断在内部渠道反映存在的实际困难，譬如每天有三四百封信件、电报、汇款单，由于群众使用了未经公布的新街巷名而无法投递。出租汽车司机、客运三轮车工人查找不到顾客所说的新地址，因“满城红”而缺失应有的方位感，破坏了几百年传承下来的地理信息，感到大小胡同“乱极了”，原本熟悉的老地方变得异常陌生。公交电车售票员几年间在报站名时，新旧站名都要同时报出。报社记者在写报道时一涉及地名就发愁，公安机关办理案件也为地名所干扰。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政局趋于纠左和务实，一些激进做法也得以制约和变动。地名使用不便的问题也终于摆在市委的议事日程中，当年年底市委指示对文革初期更名的街道情况进行全面调查，结果表明当时改名的街道共有四百二十一条，并首次定性为：“这些路名的改变，既未经批准，多数路名也未为群众所接受，比较混乱。”这就变相以市委的名义，委婉、间接地否定了文革初期狂热的改地名活动。
北京市有关部门召集会议进行研究之后，很快向高层提出建议，就是恢复文化革命前原有名称的街道胡同三百七十九条。令人惊讶的是，人们很快平静地接受这样“复辟”的现实。大家传诵的新闻是，最热闹的“人民路”恢复为“王府井大街”，“南昌路”恢复为“崇文门外大街”，“代代红路”恢复为“景山东街”等等，而这样大规模清理红色标记的行动并没有声张，市委市人委只是简单行文一张就低调完成。
文革初期改名的街道，市里只考虑保留十六条，理由是“已为群众所接受”。像崇文区“锦绣巷”因挖人防工事而闻名，登报大力宣传，参观人流不断，做为全国先进典型就不再恢复“鞭子巷”原名。被官方誉为“新文化旗手”的鲁迅曾在石驸马大街的女师大任教，西城区建议保留新起的“新文化街”，倾向于不恢复原名。在各区中，对政治依然葆有热情和警惕的当属朝阳区委，或许介意“西大望路”的政治含义，以“此名没有依据”之由，建议改“光辉路”。区委坚决认为东大桥路的原名不如文革新起的“东光路”，找出的理由是，“因这条路有千户居民，对东光路熟悉了，不想再变更了，还是定为‘东光路’好。”
位于苏联驻华大使馆前的东扬威路，在文革初期已由周恩来直接确认为“反修路”，几乎是全城首个实地换置的新路名牌。此次原本意见是“恢复原名”，但某位领导在报告原稿上面用铅笔批示“不动”。另一个敏感的地名为“反帝路”，高层考虑到尼克松准备访华，其先遣队已到京，现在若将“反帝路”的牌子拆掉，容易引起外界的误解。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指示：“反帝路的牌子也不要动。”至此，涉及拆除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未经批准更改的路名牌子专题，市公安局军管会值班室于1971年底报告，目前除反修路和反帝路的牌子未拆掉外，其余都已拆除。
最奇异的是，原来的路名牌是汉字和拼音并列，而此次却取消拼音。整顿办公室给出的理由是，“因为拼音过去是由文字改革委员会负责搞的，现在这个机构已撤销，人员大多下放了，其它单位搞不了，另外搞拼音制造起来也很麻烦。”
六
1972年开始路名整顿，效率低下，门牌安置工作直到1973年底也未见成效。据统计，需要更换门牌约三万多个，北京仅有的两家搪瓷厂无法完成，叫苦连天，迫使市政工程局、房管局给日用搪瓷厂加派三十个工人，计划在1974年3、4月间陆续完成。但市革委会副主任万里仍有犹豫，牌子接近烧制完成之际，他指示：“现在仍不要挂牌，何时挂将来再说。”
万里的预感是有道理的，此时段展开的批林批孔运动又带来了一大批有问题的街名。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听到不少群众的意见，提出对市区明显反映孔孟之道的路名，是否也改一下为好?群众集中点到的有忠恕里、孝顺胡同、贤孝里、育仁胡同、儒福里、里仁街，取名大都出自《论语》中的“里仁篇”，建议按谐音简单改为“众书里”、“晓顺胡同”、“贤效里”、“育人胡同”、“如福里”、“里人街”。再一细查，又发现像居仁里、仁寿路、崇善里、孝友胡同等有孔孟之道之嫌的百余条路名，继而又扩充到像义和胡同、福禄巷、禄长街、禄米仓胡同、双吉胡同、灵境胡同、灵佑胡同、灵光胡同、恭俭胡同、元宝胡同、文昌胡同等带有传统文化涵意的老胡同。
市城市规划管理局细致研究后，赶紧附上“文化革命初期扫四旧时未改名，现在批林批孔中感到要研究”的主要街巷名单，共有86条，请示领导是否需要更改。报告中称，在当前批林批孔的形势之下，如按“忠恕里”原路名烧制，烧制工人也会有意见。万里批示道：“我看这些意见很好，请找有关人研究一下，给市委写一报告。目前这些有问题的街名暂停烧制。”但万里又略有踌躇，他添写一句：“有的也可以不改。”
最终市委谨慎再三，确定只更改忠恕里、孝顺胡同、育仁里等九条街巷的名称，更改的幅度少于预料。但是由于批林批孔运动的突然来临，不得不深入查究涵蕴孔孟之意的胡同名称，由此打乱了门牌烧制安装的预定计划，致使新门牌迟迟不能安装，公安、市政、房管、规划四个局人员组成的联合办公室也无法办理交接手续。
值得注意的是，1974年11月14日市整顿办公室上报《关于整顿城近郊区街道名称的材料》，罕见地称文革初期红卫兵小将破四旧立四新的举动为“同时也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只是肯定了反修路、反帝路、五四大街等新街名很有意义，承认了当时的举措失当：“因为是自发地搞起来的，带‘红’字的太多，达七十一个容易混淆(如红兵、红小兵、红江、红湖、红塔、红电等)，有些名称作为街道名称也不合适(如红到底、红宝书胡同等)。这几年来的实践也未被群众所接受，习惯上还用原有名称(如颐和园、王府井大街等)，反而给信件投递、消防急救、群众查找等带来不便。”这无形中就在内部否定了文革初期的“红遍地”改名浪潮，并悄然形成党内外的共识，但极力回避公开表态，没有随意在党内文件、报刊上提及。
据1974年11月18日《全市路名整顿数字》显示，全市519条主要街道胡同名称之中，恢复文革前原名称的有389条，文革初期被红卫兵、群众组织修改名称的仅剩14条。1975年11月14日，市革委会批复朝阳区革委会，同意将“曙光里”改回原名“垡头”，“东红路”改回“酒仙桥”，“大寨路”改回呼家楼。这是文革结束前、目前所能查阅到的涉及改名的最后一笔官方记录。■
(作者为《北京青年报》副刊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