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评彭德怀万言书:言外之意是要换掉中央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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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张胜

核心提示:康生的讲话就更令人毛骨悚然了:“他们的言外之意,是否有改换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或改换主席之意呢?”30年后,当我看到这些逐渐披露出来的内幕时,我真为我们的一些中央委员们脸红,他们之中有些还是我敬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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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张爱萍人生记录》,作者:张胜,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庐山,对当代中国人,它的知名度要远远高于享誉了五千年华夏文明的三山五岳,因为它和中国人民的命运紧紧相连。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内的几次大的政治斗争,都在这里剑拔弩张。庐山,这座长年被云雾缭绕的大山,因为见证了历史的血雨腥风,而更增添了它的奇幻和神秘。

1959年夏天,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在这里召开。

作为会议亲历者的父亲是这样回忆的:

“1959年春天,西藏发生叛乱,我代表总参去西藏组织平叛。平叛结束后,回到成都已是7月中旬。紧张了一段时间,军区的同志们都劝我在成都休整一下,我也想爬爬峨眉山。可到了成都,晚上就接到了军办的电话,通知上庐山参加中央全会。

我一听是开会,又是中央全会,就不愿去。这种会,一点意思都没有,不就是举举手嘛。我当即打电话给在家值班的黄老(注:黄克诚总参谋长)请假,说平叛的总结还没有做,就不上山了。黄老同意。谁知当天深夜11点,黄老又来电话,说中央规定不能请假。我回到北京,又赖了几天,这时军队的中央委员们差不多都上山了,只剩下陈锡联、杨勇和我。(注:黄克诚已于7月17日上庐山)我们三人是一架飞机走的,你们和妈妈、妹妹一起去送我,还记得吗?”

怎么不记得。起飞前,我们要看飞机,父亲说,上来吧,就叫机长模样的叔叔带我们去看驾驶舱,还说,只看不动!我印象是到处是仪表。飞机要起飞了,我们向爸爸还有其他的叔叔们道再见,陈锡联走过来一把抱过我妹妹说,再什么见?一起和我上庐山!我妹妹小时候是个人见人爱的小姑娘。父亲说,这怎么行,中央开会不好违反规定的。杨勇在旁手一挥说,就说是我的女儿!要他们来找我好了。我妈急了,这么热的天,她连个换洗的衣服都没带……没等她说完,杨勇和陈锡联都说,这还成问题吗?到山上再买嘛!就这样,他们抱着妹妹飞了。

我和妈妈望着呼啸而起的飞机慢慢消失在蓝天白云里。他们真不同于今天的将军们。

但是,等待他们的,绝不是简单的举举手就完了的事,这些欢快豪放的将军们很快就傻了。

上山的当天,就得到通知,第二天,召开中共中央全会,会议主题:批判清算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我查了一下会议的文件,开会日期是8月2日。这么说,父亲他们这批最后上山的,是在8月1日。这一天正巧是军队的节日,她已经走过了32年的艰苦历程。明天,她的元帅和大将将要在这里接受审判。

即使在今天,我都能想像得出,这个消息,对于这三个上将来说,不啻于听到敌人对我发起原子袭击的消息更让他们目瞪口呆的了。

党内高层在庐山上的这场厮杀,起始于一个被戏称为“神仙会”的活动。

研究党史的人,一般把庐山会议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神仙会,也就是政治局扩大会议,主流是反左;后期为反右倾。也有将会议分成三个段落的,7月2日到16日,彭德怀毛泽东的信印发前,为神仙会;16日到8月1日,也就是父亲他们最后一批人上山前,为反右倾;8月2日到16日为八届八中全会,是大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阶段。父亲参加的正是批彭黄阶段的会议。

在这之前的一年,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办法,这就是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习惯称之为三面红旗。由此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全民办水利、全民办钢铁等几十个全民大办的运动;神话般的以农业高产放卫星为主要内容的大跃进运动;以及以一大二公、吃饭不要钱为主要特征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三面红旗在极短的时间内席卷了神州大地,但同样又在极短的时间内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导致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毛泽东开始下令刹车,用了半年多的时间纠正这些被称作是“极左”的愚蠢而荒唐的游戏。对毛泽东来说,在党的历史上,除了中央根据地丧失、红军被迫长征外,恐怕还没有遇到过这样叫人紧张、为难和尴尬的挑战。在全党上上下下顶风迎浪、不断检讨下,形势慢慢趋于稳定好转。毛泽东复杂而沉重的心情有所缓释了,是到了可以让大家开怀畅谈,总结一下经验教训的时候了,以便继续鼓劲干下去。夏天到庐山,一是避暑;二是远离尘嚣。毛泽东是个浪漫洒脱之人,庐山风光奇秀,那就都来当一回神仙吧。这就是神仙会的来由。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番好意,竟会惹出乱子来,彭德怀这家伙,把整个好心情都给搅黄了。

庐山会议最初的基调是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统一思想认识。但在讨论中不少同志谈到了大跃进以来的严重问题,要求深入纠左;也有不少同志则认为纠左已经过头,泄了群众的气。彭德怀属于前者。他发言后,仍感言犹未尽,对一些同志坚持的左倾情绪深表忧虑,于是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希望能深入透彻地交换一下意见。毛泽东给这封信加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批示印发会议。于是,会议又围绕着彭德怀的《意见书》,展开争论。形成了支持、反对和基本同意信的内容又不赞成某些提法等三种意见。张闻天支持彭德怀的观点,从理论的高度上作了系统的发言。毛泽东对此发表了观点尖锐的讲话以示他的反击,会议的基调立即改变,形成了“一边倒”的对彭德怀、张闻天的揭发和批判,许多人纷纷收回自己的发言,划清界限。人们怀着保卫毛泽东威信便是维护党的团结的信念,参加了这场斗争。由于黄克诚、周小舟是支持彭德怀,后来又没有顺风转向,加上他们还有串联的“非组织活动”的嫌疑,便被划入彭张联盟成员。彭、黄、张、周被迫作了检讨。毛泽东联系历史说彭德怀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使批判斗争进一步升级。会议最后通过将彭、黄、张、周定性为“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路线的错误”的“反党集团”,撤销了他们的职务。不久在北京又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揭发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追查了彭德怀“里通外国”的问题,并追逼以彭为首的“反党军事俱乐部”成员。最后定论为,彭、黄“是十足的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篡军、篡党、篡国的阴谋由来已久”,并实行了对他们的软禁。

父亲上山的时候,庐山上对彭老总的批判已经搞了半个月。也许是怕他们上山后乱放炮、犯错误吧,当晚,周恩来通知他们参加预备会,介绍了前一阶段的情况,特别指出:“彭德怀和张闻天的《意见书》,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向党中央、向毛主席、向总路线的进攻。这有着深刻的思想、历史根源;是有纲领体系的活动。”

8月4日晚上,由刘少奇主持,几个常委参加,又专门向父亲他们几个晚上山的中委和候补中委传达政治局常委会议的精神。林彪先讲话,其他几个常委也都讲了话。总的基调是:“彭德怀发生这件事不是偶然的,有的同志说,他有魏延的反骨。毛主席去年5月讲防止党的分裂,就是指彭德怀同志。”

林彪说:“他(彭德怀)野心大,想大干一番,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权,居大位,声名显赫,死后流芳百世。他非常嚣张,头昂得很高,想当英雄,总想做一个大英雄。他参加革命,包含着很大的野心。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觉得他也是个大英雄。自古两雄不能并立,因此就要反毛主席。”

留下的会议简报,折射了当年的情况,现在重看,许多中央委员们、大区书记们,在发言中无限上纲、牵强附会、无中生有,作风之恶劣,令人震惊:

——毛主席说的军事俱乐部,首先是一个国防部长,一个参谋总长,总是密切合作的了。……山上山下,党内党外,国外都有。

——他反对政治挂帅,第一书记挂帅,正是对毛泽东同志的。

——彭信上说,一般不追究责任,意思是特殊的还要追究,既然领导错了,就得改组领导,只不过写出来罢了。

——彭德怀拿匈牙利事件作比,什么意思。

——他们的锋芒是对着毛泽东同志,其目的是企图分裂党,实现他们的恶毒阴谋。

——这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与党外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遥相呼应。

——这封信,是经过周密预谋的。

康生的讲话就更令人毛骨悚然了:“他们的言外之意,是否有改换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或改换主席之意呢?”

30年后,当我看到这些逐渐披露出来的内幕时,我真为我们的一些中央委员们脸红,他们之中有些还是我敬仰的人。我这一生也参加过无数次党内各式各样的会议,包括生活会、批判会,但他们真不如一个普通的基层党支部。

父亲说:“这就是逼着你表态嘛。”他在会上也做了违心的发言。

他究竟说了些什么呢?会议的亲历者李锐,在他《庐山会议实录》中记录了父亲和其他几个曾与彭老总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的发言,我摘要如下。李锐写到:

可是,不少人还是讲了一些心里话。

董必武说,彭信只是有几个论点不大对……

杨勇说,从小参加革命,就在彭领导下工作,尊重他,怕他,又不大怕他。他经常骂人,他说,高级干部觉悟高,骂,有什么了不起,他就不骂战士。彭有包袱,一是自以为忠心耿耿;二是自以为功劳大。大跃进同打仗一样,不能没有伤亡,对勇敢作战的部队扣一大堆帽子,就会瓦解士气。

李志民说,在彭总领导下16年了,有感情,也有迷信。这一次如不参加会议,是看不出他是野心家、阴谋家的。

王震说,我承认他是民族英雄,但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主义战士。

书中专门提到我父亲,说张爱萍分在第二组,8月5日轮到他发言:

“在彭直接领导下工作时间不长,过去对他信任、钦佩、尊重,为他的坦率、正直和艰苦朴素所迷惑,也是受他这些影响很深的人。虽然对他那种骂人、训人、蛮横态度和事物主义的工作作风有些反感,但总以为他就是那样脾气,原谅过去了。军队干部挨他骂的人,是相当普遍的。就是黄克诚同志,也是被他骂得最多的,可能是被他整服了的人。记得在陕北保安红大学习时,有一次他从前方回来,在闲谈中,曾对彭雪枫和我说,我这人脾气不好,喜欢骂人,你们都是挨过我骂的人,很对不起,等等。当时好像是检讨,但并无多大改正。”

父亲在批彭时捎带提到了彭对黄克诚的态度,这么说,是想为黄克诚做点开脱。虽然在历史上,他和黄在作战指导上有过分歧,甚至有一些芥蒂。

李锐的书也记载了我父亲对黄克诚的态度:

“张爱萍的发言中还说,黄这个人,公正、坦率,工作中的原则性,生活的严谨、艰苦朴素,对自己影响很深。从这次揭露的问题,才提高认识、提高警惕。”

李锐最后感慨地说:“可是,这些比较客观、公允的发言,是越来越跟整个会议的气氛不相适应了。”(注:李锐《庐山会议实录》290页、291页)

庐山会议后,军委召集会议继续批判揭发彭黄。父亲说:“回到北京后,开军委扩大会议,分成两个组,一组批彭;一组批黄。新任总长罗长子,非要我主持第二组批黄。我推辞了一下,不行,我知道这是推不掉的。开会时我说,你们大家有什么就说什么吧!开始显得冷清,但有几个人调子很高,这边说完又到那边(指在批彭组发完言又到批黄组这边发言)。林身边的几个人调子高不奇怪,只是吴法宪的发言让我震惊,他揭发黄,贪污了金子,让唐棣华(黄克诚同志的夫人)带走。黄向来是以艰苦朴素著称的,而且在三师时专门提名他(吴法宪)担任政治部主任。”原总政治部青年部处长林晖对我说:“当时调我去紫光阁做记录。吴对黄落井下石,说他是伪君子,列举了许多实例。你父亲在会上只是敷衍了几句,一句也没有批黄的,我为他捏了把汗。时间久了,再具体就记不清了。”

批彭黄时一面倒的现象,和长期以来形成的党内生活制度有关。在我党历史上,在解决党内矛盾和进行党内斗争时,多是采取生活会的方式,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或发动广大党员和群众给领导提意见,即所谓的整风。这种形式体现了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置身于党和人民监督之下的党内生活的准则,是一种发扬民主的做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在特定情况下,这种形式又容易给权谋政治提供土壤。批谁整谁,错误的性质,往往由书记定调子,常委统一口径,骨干统一思想,开起会来,群起而攻之,上纲上线,批判揭发,历史的、现实的,一起算总账。庐山会议就是个典型。一上来就宣布矛盾的性质,然后就是扣帽子:彭在历史上就从来没有合作过;彭参与了高饶的阴谋活动;彭要分裂党,搞非组织活动;他这次借机发难,是野心的大暴露……等等。完全是一言堂。如果仅仅是几个和彭成见较深的人也好理解,恰恰,附议的,调子很高的是一向在党内地位很高的,在下级心目中备受信赖和敬重的党的其他领袖们。分组表态、揭发时,居然又有那么些知情人站出来,揭发的问题又是那么的触目惊心,里通外国;要苏联红军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搞军事俱乐部的非组织活动……

这里没有仲裁者,也没有陪审团,更没有辩护律师,当然也不会允许中央委员会听取对立双方的证词;没有,也根本不可能给被告人讲话和辩护的机会。在座的即使有看法,又能怎么样?你再对彭有好感,人家揭发的问题,你又不在场,何况许多是历史问题,你知道吗?你只有听的份,不信也得信。只要你向最高权威提出挑战,那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这种体制下,个人是没有任何抗争的可能的,只有被碾成齑粉,随风飘散。

吴法宪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自己揭发黄克诚实在不是故意的,也许吧,是慑于一种无形的压力?这就更让人感到恐怖。在如此的政治氛围中,我不知道像父亲这样的表态,如何能过得了关。10年后,也就是1969年“文革”中,我看到江青的讲话。是审查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电影,江青说,有很多的毒草,如《海鹰》、《怒海轻骑》等,是为彭德怀树碑立传的。八一厂的同志解释说,当时都是总参、总政审查过。江青不依不饶,追问是什么人审查的?答:张爱萍。江青大怒道,张爱萍是个什么人?是个彭黄漏网分子!当时我们就是要整他的……

江青的话证实了当初确实是要株连一批人,父亲也在其中。但为什么后来没有整他,是谁替他开脱了,就不得而知了。25年后,父亲担任了军委领导工作,他和我说,现在他才知道,当初杨得志也在被整之列。在批彭时,杨说了句彭老总在海防建设上还是有贡献的,结果被他的一个副司令告发。后来不知是哪位元帅替他说了话,逃过一劫。父亲说:“像杨这样老实的人,过去又没有和彭在一起的历史渊源,都要整,那我们这些人还跑得了?”

那个副司令,我父亲平时对他印象是不错的。真是人心叵测啊!

讲起庐山会议,父亲直到晚年仍非常感慨。他说:

“大跃进,开始我是拥护的,能早日实现共产主义谁不高兴。58年炮击金门,从连城下飞机,到上杭、龙岩、漳州,树都砍光了,到处是大大小小的炼铁炉子,乱七八糟的。回来到建瓯、建阳,杀鸡宰牛的,说是要进入共产主义了。回北京向彭老总汇报完,闲谈中说起一路的情况。我说,共产主义怎么能这么实现呢。北戴河会议后高兴的情绪慢慢消失了。我认为和彭老总可以交心,对彭老总说这些,是下级对上级的信任,他能听得进不同意见。后来上了庐山,发给每人一份彭老总的万言书,我觉得万言书写得不错,但当时也不敢说。大家都发言,我不发言也不行,逼得你表态,想来想去,只好应付那几句。但我是想不通的,对大跃进有意见,就是反毛主席吗?我对大跃进就有意见,我也反毛主席吗?没有这个道理嘛。我替彭老总难受,心里想,老总啊,你怎么对毛主席说是小资产阶级呢?有气,说说我们这些人也就算了。”

我妈妈后来回忆:“庐山会议结束后,你爸对我说,是我把彭老总给害了,我真不该对他讲在福建看到的那些事情。”

父亲晚年,我们常在一起谈论对他人生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谈得最多的就是彭老总了。

父亲比彭老总小12岁,正好一轮。他回忆,真正与彭亲密的,深受彭赏识的是彭雪枫。黄克诚的许多回忆文章也记载了他自己和彭之间生死相随、情深意重的亲密关系。相比我父亲呢?耐人寻味的是,在父亲的回忆中,几乎都是彭老总批评他的事。除了前面讲的他因为困乏而耽误了集合这件事外,父亲还说过:

“1935年11月直罗镇战斗,我写了个侦察报告给毛主席和彭老总。先送到彭老总那里,他问我,你这个报告,看过第二遍没有?我说,没有;为什么?我说,我相信我写的不会错。彭老总把报告甩给我,说,那你就拿回去再看看吧!我看了,真的错了几个字。”

中国书写的老习惯是自右向左竖行排列,但父亲书写却偏偏跟惯例相违,是从左往右竖着写,他说,这样的好处是,一只手写,一只手的拇指按住写过的部分,这样即使没有灯光,也不会错行、叠字,而且用毛笔时还不会蹭着袖子。这是战争年代养成的习惯。父亲说,彭并没有批评他,但从此以后,他每次写的东西,都要再看一两遍才放心。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收集了父亲1936年写的文章《彭军团长炮攻太子圩》。红11团为夺占敌堡垒,连续发射了四五发炮弹都没有命中。父亲写道:“真没有卵用呵!”这时,彭德怀亲临前线,说,为什么架这么远?移到我这里来!结果还是没有击中。彭说:“你们真是不中用!”然后亲自瞄准。父亲形容他:“半新不旧的军用皮包挂在左肩,一个半旧的牙刷,插在皮包外面,右肩下还挂着望远镜,背上背着一个半旧的斗篷。”他对我父亲下命令说:“一打中就冲!”彭老总亲自瞄准的这一炮正中堡垒的脚下。文章写道:“冲呀!冲!彭军团长高高举起他那个破了的红军帽,在空中不停地指挥着大喊起来:前进!都前进!消灭他干净!”文章结尾是:“每个人都在高唱:我们真快乐!我们真快乐!我们真快乐!”

彭德怀,父亲说过,彭也有缺点,甚至是很明显的缺点,在有的问题处理上是错误的,“如对粟裕,虽然不全在他”。但为什么彭德怀会对父亲的人生理念和性格生成产生这样大的影响呢?

父亲说:“一个人要立言、立行、立德,关键是立行。”彭德怀和党内的有些领导人不同,他的部下对他的敬仰,不是听他的说教,不是因为他著书立说,而是为他的行为、品格、作风所感染,为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跟解放军的许多将领一样,他出身低微贫寒,但在他身上,却丝毫没有流氓无产者的匪气和发迹后贪图享乐的农民阶级的短视。他刻苦、俭朴、不好声色、与部属同甘共苦的苦行僧主义,对我父亲影响极大。他们都不是享大福的人,而是做大事的人。

彭功高盖世,是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但他没有自己的山头。长征后期,中央为了统一陕北地区红军的指挥,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他主动提出把自己一手拉起来的红3军团并入红1军团。这支由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为基础的红军队伍,在经历了艰苦卓绝的长征后,由初期17800人,仅存下了2000人。当他面对这批同生共死的弟兄,看着和他一样衣衫褴褛的红军将领时,这个岩石一样的硬汉,也落泪了。

彭手下的许多红军将领,包括我的父亲,那种刚硬作风,明显的带有彭德怀的影子,耿直正派,不屈服于邪恶势力。

虽然彭德怀在主持军委工作期间也错误地对待了像刘帅、粟裕、萧克等这样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但就其思想体系来说,他是反对树立凌驾于全党之上的个人权威的。抗战期间,我党的领导层和国际国内的一些反法西斯的民主志士有了更多的接触,彭就是在这时开始思考民主、人权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关系,坚定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新型人际关系的理念。虽然由此长期受到猜忌和冷遇,但他不惧孤立,在庐山仍秉笔直书,为民请命。

彭关心的是群众的疾苦和部队基层的生活,在他主持军队工作期间,数次调低高级干部的工资,增加了营以下干部的薪金。对比军队中一些人用心于领导人的生活,是否能睡好、吃好、玩好,喜欢什么样的文工团员等等,人品之高下,不言而喻。

父亲就是在长期的战争和工作中,贴近地目睹和感受了彭老总的“立行”后,对他的钦佩和敬仰在不知不觉中升起。

因为淡,看似白;因为清,看似无。庄子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之交不是酒肉之交,不是利益之交,是心与心的交流,是一种天地共存的默契。俞伯牙弹琴,钟子期如痴如醉,因为他们达到了相通的境界。何谓君子?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知天命之人,明道之人才是君子。

彭老总影响了我父亲的一生。

父亲从庐山回京,全家都去机场接他,我们兄弟几个都希望自己最先看到爸爸。第一架飞机落地,人们熙熙攘攘地下来,好多小孩都喊着自己的爸爸冲上去。第二架飞机落地,又没有,这时接机的家属们都陆续走完了。直到第三架飞机徐徐落地,我们才看到下来三五个领导人,我一眼就看到了父亲,再一个就是彭德怀,他还是像往常那样沉着个面孔,撅着个嘴,一个石头雕刻的人。有人回忆说,彭是和贺龙、刘伯承一架飞机,反正我和哥哥都没有看到,别人不好说,但贺龙就凭他那小胡子,我们是绝不会看走眼的。在汽车上,我听见父亲对妈妈说,出大事了……

父亲后来和我说:“王尚荣(注:当时任总参谋部作战部长)找我,说飞机不好安排,都不愿意和彭老总一架飞机。我说,这种事不好勉强,都上前两架吧,彭和工作人员安排在后一架上,我们就陪他一下吧。到济南时,天气不好,停留了一会儿。面对面地坐着,不知该说些什么,彭也不吭气。大家沉默了一路。”

庐山会议后,父亲曾见过彭老总一次,彭只说了句:“反正我不是反革命。”还是相对无言。

一直到“文革”,在一次批判彭德怀的大会上,父亲被弄去陪斗,双臂反剪,强行按下头,胸前挂个大牌子。批斗会是由三总部、海空军、各兵种、各军事院校、国防科委等联合组织的,批斗曾经创建了他们、抚育了他们成长的元帅。一起被斗的还有黄克诚、杨勇。父亲说:“我几次抬头想看看彭老总,但彭一直没有抬头。”

我想,彭老总肯定会知道的,他不再像庐山时那样孤独了,曾经和他一起爬雪山、过草地的3军团的红军将领们,此时也同他一起被地狱的烈火煎熬。这对他不知是安慰还是悲哀。

后来,父亲被关押,受尽磨难。但或许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父亲才可能在那些漫长的茫茫黑夜里重新审视他为之献身的事业,重新审视他自己的人生并推及别人的人生。在此获得顿悟。

1972年,父亲在囚禁中折断了左腿,被匿名保外就医,住进301医院。当他听说彭老总被监禁在楼上时,就一定要去看看老总。他刚动过手术,硬拄着双拐爬上去。在门口,被哨兵呵住。父亲装作找错了房间,故意大声喊:“我是张爱萍!这不就是我住的房间吗?为什么不让我进去?我是张爱萍啊!”吵闹声惊动了专案组和院方保卫部的人,硬将父亲架出去。父亲说:“也许彭老总能听见我的声音。”他是多么希望彭老总能知道,他没有被忘记,他的部下在怀念他,让他听一听他部下的声音吧,哪怕仅仅是带给他一丝的安慰呢!

彭德怀,1974年11月29日15时35分被折磨致死。在他的骨灰处理报告中写道:“彭德怀是里通外国、阴谋夺权的反党分子。我们意见,将其化名王川,尸体火化后,骨灰存放成都公墓。”

火化的费用是从彭德怀那少得可怜的狱中生活费中支付的。他的肉体连同他读过的62本书一起,在烈焰中化为灰烬。点点火花在烟雾升腾中闪烁一下就熄灭了,他把痛苦和希冀留给这个世界,他,终于可以解脱了。

对人死后究竟有没有灵魂,从来就纷说不一。但我相信是有的,只不过他是以另一种形态存在着,存在在父亲和我的心中,存在在许许多多中国军人和老百姓的心中,激励他们走完人生。

又一届新的军委成立了。林彪接替彭德怀任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工作,罗瑞卿接替黄克诚任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

1959年10月20日,成立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办公会议的成员是:罗瑞卿(总参谋长)、谭政(总政治部主任)、杨成武(副总参谋长)、肖华(总政治部副主任)、邱会作(总后勤部长)、肖向荣(军委办公厅主任)。张宗逊、李克农、彭绍辉和我父亲,以及陈赓等几个老的副总参谋长都没有再进入。当然不全是政治上的因素。父亲是第二年,彭黄问题处理结束后,也就是1960年5月增补的。这是一个微妙的人事安排。从工作需要来说,他是主管军事行政事务和武器装备的副总长,军队大量的日常工作都在他这里。从政治上考虑,他是上一届班底的老人,处理军委日常工作也的确需要有一个红三军团的人参加,这样给人的印象要公允些,毕竟这是一段历史。何况父亲并不是彭德怀平江起义的老班底。毛泽东早在这之前就对上一届军委班子说过,总参各方面军的人都要有。这样就增加了彭绍辉,他作为四方面军的代表。黄克诚当总长后,又把杨成武调来了,他是一军团的。

早在庐山会议前,军队高层发生过两件事情,一件是反教条主义;一件是批判粟裕。父亲这个人,除了工作,其他的事情,一概不闻不问,尤其是涉及到党内人事关系问题,能不听就不听。他自己说,在总参他是个壮劳力,下去跑的事多是派给他,他也很乐意。工作日志记载,这个期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基层和边防跑。这两件事,我曾问过父亲,他的表情有些木讷,没有道出更多的缘由,只是说:

“有一次,粟裕和我谈起,觉得委屈,都掉了眼泪。我说,别这么没出息,干脆,开诚布公地、直截了当地找他谈一谈嘛!”父亲这里说的“他”是指谁,我也懒得再问了。

粟裕被免去了总参谋长的职务。一年后,彭德怀、黄克诚也倒了。不久,陈赓、李克农相继谢世。

时事如棋局局新。

彭德怀的罪行之一,就是分裂党。彭德怀被打倒后,党真的团结了吗?

鸦雀无声,恰恰是最可怕的。别人怎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的父亲,他的内心蒙上了一层阴影。他说:“上有所好,下必效焉。搞小圈子,吹吹拍拍,拉关系。我知道,过去的宗派又要来了。”

父亲给罗瑞卿写了封信,说自己长期在总部机关工作,陷于事物,希望能到军区去,做一些实际工作。罗看后说,难道你就这么不欢迎我来吗?

父亲和罗瑞卿在红军大学时就很熟悉,彼此都可以讲出一些他们之间鲜为人知的,甚至是个人隐私的笑话来。后来同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我看过他们的合影,照片背面有罗的题字:“送给爱萍小弟存念”。父亲说,在这个时候写这样的请调信是不合时宜的,引起误会就更不好了。他对罗表示,愿意收回这个请求。

父亲说:“罗这个人,工作有魄力,有干劲,能决断,雷厉风行。他对我是很信任、很放手的,对我的那摊工作也是很支持的。只是副总长之间的关系很紧张,有的人把他们过去那套拉拉扯扯的作风都带进总参谋部来了。”

“粟裕同志那时的和谐气氛没有了,相互间不交心。”怎么办呢?他经常想起彭老总:“他对革命这样大的贡献,说了真话,结果就这样整。我觉得党内这些事真没有意思。我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一心扑在工作上,自己按原则办事。凡和我关系不大的、能不参加的活动和会议我都懒得参加。对党内这些事,不听,不问,不参与,管你驴打死马,还是马打死驴的……我也帮别人说过话,那是因为有人违背了原则,我才站出来。”

“我一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下面跑。我分管的那摊,都是在边远荒凉的地区,50年代是部队、边防、海岛;60年代就是发射基地、试验场、工厂和研究所。我愿意到那里去,和下面的干部、战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在一起艰苦创业,心情是舒畅的。”

在随后的这段时期里,就像他自己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大西北、大西南的各个国防工业基地度过的。”在这个时期,他写下了许多边塞风格的诗篇。

在青海柴达木,检查原子弹基地的建设,他写下这样的句子:

独立阳关上,古人西出叹凄凉。

在新疆,他写道:

长笛一声天山外,最难大漠起春风。

到铀矿基地,他模仿李白诗的句式:

朝辞衡阳云雾间,夕阳穷攀南岳山。

登上巴颜喀拉山,在黄河、长江的源头,向东眺望,他写道:

源头同是莹洁水,清浊何以多变迁?

他在诗中想说些什么呢?当年一起从雪山、草地走过来的弟兄,今天何以如此泾渭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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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军那个时代能人太多了, 走了谁都可以有其他人来顶.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给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发送悄悄话 (74 bytes) () 07/19/2012 postreply 12: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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