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跟母亲在微信上聊天，因说起现在大陆的计划生育政策放松而许多年轻人却宁愿只生一个或者干脆不生的现象，母亲就感叹以前想生不能生、只能违法“超生”的亲人往事。
第一件就是外公食言超生的“趣事”。外公有七个孩子，上面的三个女儿两个儿子都生于五十年代。我母亲是老大，生于1950年；外公最小的两个幺女（我的老姨和小姨)则分别生于1965和1967年。据家人说，生完二舅之后，外婆就被要求去结扎，那正是1957年时候。当时乡下人第一次听说结扎，而且是动刀子的手术，而外婆天生又胆小，死活不肯去。这时有人说男的也可以结扎，于是我外公发扬大男子主义精神，上了拖拉机，跟一帮妇女要进城去结扎。等拖拉机转上大运河边的大路，外公突然害怕了，跳下了拖拉机，跟干部们指天骂地地保证“我陈寿鹏再也不生了”，以此逃过了也错过了挨一刀的先锋体验，却大约也不得不因此主动禁欲很多年。八年之后，还未满四十、犹在壮年的外公终于忍不住破禁，一鼓作气又生了老姨和小姨。我这个小辈如今细细想去，真正是要忍俊不禁。
外公外婆和计划生育政策“亲密”接触并因此涂抹出的一些喜剧色彩，也许是家中亲人们唯一可以津津乐道的关于计划生育的故事了。后来因为计划生育的政策和执法力度加大，而在农村，大家又无法不重男轻女，许多悲欢爱恨的故事就此上演，虽然不一定像莫言名作《蛙》里面的主人公们那样“生死疲劳”、变猪变蛙地魔幻现实，回首思望，却也总叫人唏嘘不已。
到七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带来切实的影响。据母亲说，1977年生了弟弟之后，就不能立即领到属于弟弟的口粮，村干部门在出工、分粮等事情上也总是百般刁难，这种情况直到分田到户之后才有改善。但是母亲又说，即便如此，当时要是想生老三，还是完全可以找到熟人拿掉强上的避孕环再生的。但是一来顾忌父亲在供销社的公职，二来体念母亲一人在家种田带两个儿子的辛苦，虽然他们一度想尝试生个女儿，最终还是不了了之。在我八岁那年，我在村里学校门口亲眼看着母亲被担架抬回家中：那天她和一批同村的妇女们被拉到公社的卫生院实施了结扎手术。
母亲和二姨、三姨都没上过学，但赶在计划生育政策变得严格之前生儿育女，每家两个，没有大遗憾。到八十年代中期，我二舅、老姨和小姨这些60年前后出生的一代人进入生儿育女时期。虽然他们大多受过高中教育，但是在现实中也“重男轻女”，在生了一个大女儿之后还坚决要生二胎或三胎。他们那不生男孩不罢休的决心和行为，委实给了我小小的震撼，明白传统观念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之事。
二舅的老大是个女儿，且比大舅的儿子稍长几个月。其时外公还是老式家长管理，也因经济条件限制，两个儿子都成家生子了也没有分开过。据说那次正月里拜年聚会，头胎生了儿子的大舅妈口没遮拦，眼看多喝了两杯的二舅进房间睡觉去，她就开始跟几位姑爷和族里长辈抱怨：“他二叔这老大是个闺女，不生儿子怎么行？能眼睁睁看他这一支断后吗？他肯定得再生。一旦再生，大队部的人就要来找人，罚钱，扒房子。我们这一大家子就要跟着他们一起遭殃。罚钱归罚钱，你们大家伙儿也能借借凑凑帮个忙。要是扒房子怎么办？一家三代十几口人，老的老，小的小，难道一起喝西北风？还有没出门的小姑子，怎么谈婆家，怎么嫁人？我看大家赶紧地劝他不要再生。现在新社会，不说‘男女都一样’，也是‘男女差不多’，何必牵扯上全家老小跟他们一起受罪？”
又听说醉酒的二舅在隔壁房里并未睡熟，听得大舅妈这番话，流下伤心的男儿泪。不隔几天，父亲和姨父们就又被召回去主持大舅二舅的分家手续，本以兄弟和睦自得的外公和舅舅们从此也走上别家农村兄弟的分家而治、开门另居的世俗道路。
分家而过的二舅二舅妈也不着急盖新房，因为害怕超生被扒。夫妻两人操起运河西岸人家常做的捕鱼营生，为的是长年在江河湖泊上行走，不用担心在村子里住给计划生育办的人抓到，而两岁不到的女儿只好四处寄放，或者外公外婆这里，或者二舅的丈人家，或者带到船上漂泊。就这样，三四年间，过着“超生游击队”生活的二舅居然一不怕苦、二不怕累地一鼓作气又生了两个孩子：老二自然是女儿，老三却是个大胖小子。等到老三满周岁，大女儿也要上学，二舅一家也安心回村，交了该交的罚款，盖了简单的瓦房，过起了更为安定的生活。虽然为了生计，农闲时节他们依然划船出去打鱼，补贴养育三个孩子的大额家用。
话说我们争强好胜的大舅妈自然不甘人后，但因为头胎是儿子，而大舅又有一点公职在身，想要老二和女儿的大舅妈最后抱养了一个被人遗弃在附近田野的女孩。那婴孩虽因患脑膜炎而稍微迟钝，大舅和大舅妈却一直十分喜欢珍惜，给她打针吃药，不弃不怪，如今也是二十出头的贴心女儿了。
我老姨和老姨父算是新时代的人，两人郎才女貌，且当时能在婚前就一起吃饭说话，甚至到城里看电影，被我母亲好意嘲弄为“真是自由恋爱的现代年轻人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也是女儿，而老姨父是位中学老师，也算公职，不敢硬性超生。他们一心要生二胎生个儿子，于是拐弯抹角，以同村一个一辈子没结婚的光棍的名义搞了一张准生证来，许诺该光棍将来这孩子给他养老送终等等。也算皇天不负有心人，他们居然第二胎就生了个儿子。如今一双儿女都已经大学毕业，走上社会和工作岗位了。
我小姨只比我大五岁，算我儿时的半个玩伴。我也总觉得和她关系比其他几位姨娘要更亲一些，诸事方面也有些共识和理解。然而，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小姨在生了一个女儿之后，坚决再生直到生儿子为止，一个原因就是她老公的哥哥有个男孩，而他们不能落在人家后面。
小姨结婚算晚，到她生育大女儿后，已经是九十年代中期，B超技术开始兴起，怀孕五月后，可以预知腹中胎儿是男是女。能找到熟人或者送钱给医生做B超检查胎儿性别的小姨，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经历了大概五六次怀孕和打胎的痛苦经历，而每次都是已经怀孕五六个月、胎儿已成型、性别已确知、打胎对母体损伤巨大的情形下进行的。我们多次劝说她“男女都一样”“这样频繁怀孕、打胎对身体不好”，她却依然不为所动。
记得1996年外公去世，挺着大肚子、尚不知腹中胎儿是男是女的小姨在灵前哭得凄凄惨惨戚戚，说她这个最疼的老幺女“不孝”，“到现在也没能给您再添个外孙，好让您放心开怀地走啊”，听得大家都忍不住，说她劝她骂她“糊涂”的同时，却跟着一起流眼泪。到了2006年，小姨的大女儿已经快高中毕业考大学，小姨终于如愿以偿，在将近四十岁的危险高龄生下一个儿子。我这么个表弟比我这同辈的大表哥小了三十多岁，甚至比我另外好几个表弟表妹的孩子也都要小。
时光荏苒，到了二十一世纪，跟我同辈的兄弟姊妹们也都开始结婚成家，在计划生育已经成为普通人共识的大形势下开始生儿育女。大多数人，尤其在城里生活工作的同辈人，已经鲜有“重男轻女”的思想，而生儿养女的高昂费用，也让我们这一辈人中的大多数对生二胎望而却步。就是在农村，如果一个家庭头胎生了儿子，也很少会考虑再生第二个孩子了。
我们家因为是兄弟俩，按照政策是断断不可有生二胎的可能了。后来兄弟俩出门读书，告别了“农村人”身份，更是把二胎的路堵死了。当时村里邻居有嘴快且酸的，就跟我母亲说：“我们在农村的几家，都还能生二胎。你们家两个儿子是没戏了，每个人就一腔子药，看命运了。”母亲甚至为此一度忧心忡忡，害怕我们都生个女儿以致老应家这一支“断后”，让我和弟弟笑话过好几次。然而造化弄人，我最终出国留学，又留美生活工作，如今有两个小子一个女儿。而弟弟在国内上班，因为婚姻关系，也生了两个儿子。一不小心之间，我和弟弟竟然成了我们这个“超生亲友团”的新一代旗手了。
过去两年，因为微信和许多旧日朋友又联系上，少不得常常来一番“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的大感慨。自然，对跟我差不多年龄的人来说，“儿女成行”基本是不可能的现象，大家几乎清一色地都是辛苦抚养一个小孩。
计划生育实施三四十年，部分和间接导致人口老龄化成为中国的一个大问题。一胎化政策的终止，也终于在大家猜测和讨论多年后正式生效。只是对那些在激昂的“只生一个好”“生男生女都一样”等口号和标语中出生、成长、生育或者老去的几代中国人的耳中心里，大概都是不得不五味杂陈吧。对像我小姨等人那样费尽心血生了二胎的人而言，这样的政策变动无法不充满荒唐和古怪的味道。只是愚昧也罢，执着也罢，心酸也罢，欣慰也罢，芸芸众生，尤其生活在农村的男男女女，大多数人也只能“与时俱进”，最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实现个人最基本的理想，保障命运和生活的最基本自由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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