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美两国的关系突然更加紧张，而有关为什么中美会积极对抗的分析文章很多，多数是从“修昔李德陷阱”的角度来分析，而我想以一个偶然，外加一个必然的角度来分析，中美对抗的偶然与必然。
先来谈偶然性吧。
1. 川普的突然当选，加剧了中美关系的冲突和不确定性
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对外决策具有明显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当前美国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决定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以提振美国经济与就业为明确目标。“交易思维”、“军人情结”、“反建制派”倾向以及漫长的“学习周期”等可以确定的特朗普个人特质、偏好与局限性，为其核心决策小圈子复杂的内部生态以及决策不确定性创造了充分空间。面对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交互影响下的特朗普政府外交决策，一方面未必要过早地对其具体政策路径选择作出必然性判断，另一方面也必须具有“底线思维”，做好应对一切可能的充分准备。
所谓“确定性”：一个是，特朗普政府所面对的国内外环境特别是国内需求是确定的，构成了其对外决策的逻辑起点与终极目标；另一个是，特朗普的个人特质是相对确定的，决定了他在对外决策中的偏好、风格与局限。
所谓“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达成目标的政策路径选择上，换言之，在国内外需求与特朗普个人特质的交互影响下，特朗普政府对外决策过程中的权力生态存在着较大的变化空间。特别是在所谓“小集团思维”的视角下，谁将在什么时候主导特朗普对外决策中的哪些议题，将是一个极难准确回答的动态性问题，进而产生最大的“不确定性”。
首先，特朗普的“商业思维”构成其对外决策的核心理念。作为首位直接从商界步入白宫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完全可能将其在商界长期形成的思维模式与处事方式带入内外决策。同时，特朗普在国务卿、财政部长、商务部长以及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等职位上安排商业界人士，也强化了“商业思维”在决策过程中的渗透。
第二，特朗普的“军人情结”影响其对外决策中的手段侧重。这种情结直接决定了特朗普担任总统后重视军事力量的倾向，而对军事力量的倚重，不但可以为应对“首要威胁”提供必要保障，也能成为达成跨议题交易的强有力筹码或所谓的“最后底牌”。
第三，特朗普的“反建制派”倾向塑造着其对外决策的内部生态。特朗普自竞选之初就扛起了“反建制派”大旗，其当选的重要原因之一即准确地驾驭了美国民众对“建制派”政治精英极度不满的民怨情绪，甚至承接了2009年以来美国共和党内部“茶党”势力的激进趋势。这种“反建制派”倾向凸显了美国历史中由来已久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特点，即“对理性生活和那些被认为是其代表的人们的反感和怀疑，是一种一贯贬低这种生活价值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政治与政策过程中的集中体现正是对专业且具有经验的精英的高度不信任。
第四，特朗普漫长的“学习期”决定了其对外决策的聚焦性、突发性与延续性。
在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的平衡之中，特朗普将更为“内顾”地优先应对国内事务，尽力提振美国经济。在对外决策上，特朗普政府将秉持两个确定的原则：一是“外交政策永远将美国人民、美国安全放在第一位”，即集中力量应对美国的“首要威胁”，而非关照全球或其他国家的利益关切；二是“‘美国优先’将是主要也是永远的主题”，(15)即一切政策的底线是本土主义或民粹主义倾向的“美国优先”，必须维护、至少绝不能损害美国利益特别是中下层普通民众(尤其是白人)的切身利益。特别值得强调的是，这里的“首要威胁”应为针对“美国优先”或“再强大”的威胁，存在着变动的区间。在竞选期间和上台伊始，特朗普认定的“首要威胁”显然是“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但从长远计，这种“首要威胁”极可能是针对美国经济与就业的所谓“威胁”。
2. 习近平的中国梦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习总把“中国梦”定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并且表示这个梦“一定能实现”。“中国梦”的核心目标也可以概括为“两个一百年”的目标，也就是：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逐步并最终顺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体表现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途径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弘扬民族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实施手段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
这个主题的提出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因为强加于中国梦的中国共产党特色，让很多国家和人民会有一种如坐针毡的感觉。
3. COVID19的突袭，加剧了各国的经济危机凸现，带来矛盾的激化
COVID19的突然来袭，尤其是因为它引起的全球的危机，可以说是一只翩然而至的黑天鹅，突然给全球的经济，政治带来极大的矛盾激化。
再来谈必然性吧。
1. 世界老大和老二的利益冲突，WTO后最大的输出国和最大的输入国
这个就是传统中所谓的“修昔李德陷阱”，而我个人想要重点提出的是，中美两国正好是WTO的最大的输出国和最大的输入国，一个靠WTO扫清贸易壁垒，进而大规模出口，成为WTO的最大受益国，一个因为WTO而给中国产品全面开放进口，为中国提供巨额的贸易顺差。但是即便在中国对美巨额贸易顺差的前提下，美国一直没有充分要求贸易平衡，一个关键原因是，虽然在产品贸易中有巨额顺差，但是在服务贸易中，美国还是有相当的优势，可以有一定的贸易平衡，而且可以输出美国的核心价值。
2. 中国生产出口全世界，世界黑洞的形成，选择性进口开放
很多人就问，为什么美国过去能容忍中国的崛起和贸易不平衡，现在就不能了，其中一个压垮骆驼的稻草就是“中国制造2025”，根据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中国会在多数领域积推动进口替代，而且是出口升级。就是说，中国以前是制造业大国，但是不是强国，以中低端产品为主，现在要举国之力，实行产业升级，不仅全面进口替代，而且要出口升级。
以中国世界工厂的能力，和它高中低端生产能力的配合，外加14亿勤劳勇敢的人民，无疑会形成一个世界黑洞，就是说中国可以生产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产品，而出口到全世界，中国生产，世界消费。如果中国像美国一样，可以打开大门，让世界各国的产品进口，本身也不会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毕竟中国本身会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但是事与愿违，中国从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开始，就一直坚定的执行选择性进口的政策，这个在国家整体经济实力不强，尤其是外汇不足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2000年加入WTO之后，中国还是一直用各种方式推迟和避免执行WTO的贸易公平原则，制造各种贸易壁垒，大量系统的限制各种进口，这样让出了少数跨国巨头之外，多数的美国企业在中国根本没有市场和得到贸易机会，就是说美国的民间绝大多数人没有享受到中国发展的红利，而是仅仅享受到了中国制造带来的高性价比的产品。
3. 一带一路动摇西方国家国家秩序
如果说“中国制造2025”还只是一个信号，属于中国内部的自我提升的计划，一带一路就是切实的改变了国家秩序。尤其是它可能带动发展的区域有很多都是美国的老对头，比如伊朗，委内瑞拉等。实事求是的说，中国一带一路的初始目的是大量的增进出口，消化中国的巨大产能方面，而不是一个政治扩张的计划，但是从世界其它国家来看，这个一带一路是一个潜在的威胁。
4. 一党制下制度的不可预测性，缺乏契约精神
当然，归根结底，最后的矛盾是在于中国共产党，在一个一党制下制度的不可预测性，包括缺乏契约精神，过分注重短期利益等等，本身和西方的传统价值观是冲突的，美国作为西方国家的领头羊，只是第一个跳出来直接批判中国共产党的弊端，对于其它国家也会有示范效应。
我们希望中美两国的人民可以理解对方，政党可以有沟通的意愿，但是很多结构性的问题，并没有办法得到解决，我们只能继续观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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