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还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我的时候。大概已有些哥哥的影子了。那些修长的手指，那个略驼的背，还有目空一切的默想的一双眼，后来都是哥哥的了。
哥哥的一切都来自这个人。那时只有十八岁的我的母亲总是悄悄注视着这个人。
据说这个人的生活中一向有许许多多的忽略，连母亲的歌喉、美貌，都险些被他忽略掉。
母亲那时包圆了歌剧团中所有的主角儿，说是她风头足极了，一匹黑缎子样的长发，被她编成这样、那样，什么佩饰都不用，却冠冕似的华丽。
有一些黄旧的相片，上面十八岁的母亲，一袭背带工装裤，一件白麻衫，眼睛骄傲天真，却是有了一个人。后来这个人是我的父亲。
听来是这样，一天她忽然对他说：“你有许多抄不完的稿子？”他那时是歌剧团的副团长，也在乐队拉几弓小提琴，或者去画两笔舞台布景。
有时来了外国人，他还凑合做做翻译。但人人都知道他是个写书的小说家。他看着这个挺唐突的女子，脸红了，才想起这个女子是剧团的名角儿。在抄得工整的书稿中，夹了一张小纸签：“我要嫁给你！”
她就真嫁给了他。我还是个小小姑娘时，发现妈妈爱父亲爱得像个小姑娘，胆怯，又有点拙劣。
她把两岁的我抱着，用一个舞台化的姿势，在房里踱步。手势完全是戏剧中的，拍着我，荡气回肠地唱着舒伯特的《摇篮曲》，唱得我睡意顿时云消雾散。
我偷觑她已进入情绪的脸，眼神不在我身上。那时我还不明白她实际上是在唱给父亲听。她无时无刻地不从父亲那里邀来注重、认同。
她拿起小提琴弓开始拉“哆、咪”。还将左手拇指扣进调色板，右手拈一支笔，穿一件斑点了色彩的大褂，在一张空白帆布前走近走远。要么，她大声朗读普希金，把泡在阅读中的父亲惊得全身一紧，抬头去找这个声音，然后在厌烦和压制厌烦的矛盾中，对她一笑。
她拿这一笑去维持下面的几天，几年，亦或半辈子的生活。维持那些没有钱，也没有尊严的日子——都知道那段日子叫“文革”。
父亲的薪水没了，叫“冻结”。我们常吃一种黑黑的菜，只因为多放些猪油和糖，便叫它“梅菜烧肉”。妈妈早已不上舞台，身段粗壮得飞快，坐在一张小竹凳上，“吱呀”着它，一晚上在桌子上剖小鱼。小鱼在父亲有薪水的时候是我家猫吃的。她警告我们：所有的鱼都没有我和哥哥的份，都要托人送给在乡下“劳动改造”、一年没音信的父亲。
几百条小鱼被串起来，被盐轻腌过，吊在屋檐下晾。最终小鱼干缩得成一片枯柳叶，妈妈在锅里放一点儿油，倒油之后，她舌头飞快在瓶口绕一圈，抹布一样。
不知她这种寒碜动作什么时候已做得如此自如。总是我和哥哥被哄得早早上床，她来煎这些小鱼。煎鱼的腥气胀在房子里，我和哥哥被折磨得没觉了，起身站在厨房门口。“小孩子大起来有的吃呢！”她发现我们，难为情地红了脸，像个小姑娘偷递信物时被人捉了个准。“爸爸现在好瘦，好瘦。”
她像在征得我们原谅一样，喃喃地说，带信回来的人只说父亲黑瘦了一些，她心里的父亲便形同枯骨了。她一条小鱼也没请哥哥和我吃。
我们明白那种酥、脆，连骨头都可口。然而我们只有嗅嗅、看看，咽回一泡又一泡的口水。父亲回来后，只提过一回那些小鱼。说，真想不到这种东西会好吃。
后来他没再提过小鱼的事。看得出，妈妈很想再听他讲起它们。她诱导他讲种种事，诱他讲到吃，父亲却没再讲出一个关于小鱼的字。
几年中，成百上千条小鱼使他存活下来，使他仍然倜傥地存活下来，妈妈围绕着父亲，以她略带老态的粗壮身段在父亲面前竭尽活泼。
这时，已长大的哥哥和我有些为这个还是小姑娘的母亲发窘。她似乎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变化，也没意识到父亲的变化。
又有这个那个出版社邀他写作了。他又开始穿他的风衣、猎装、皮夹克，在某个大饭店占据一个房间。他也有了个像妈妈一样爱他的女人，只是比妈妈当年还美丽。
一天，哥哥收到爸爸一封信，从北京寄来的。他对我说：“是写给你们俩的。”完了，他要和妈妈离婚了。信便是这个目的。让我和哥哥说服妈妈，放弃他，成全他“真正的爱情”。他说，他一天也没有真正爱过妈妈。
这点我们早看出来了。他只是在熬，熬到我们大起来，他好有写这封信的这天。我们也看得出他在我们身上的牺牲，知道再无权请求他熬下去。
而这个呕心沥血爱了大半辈子的妈妈呢？许多天才商量好，由我向妈妈出示父亲的信。她读完它，一点声音也没有地靠在沙发上。好像她辛辛苦苦爱他这么久，终于能歇口气了。哥哥这时走了进来，这屋的沉默让他害怕。
她看看我们兄妹，畏惧地缩一下身子，她看出我们这些天的蓄谋：我们绝不会帮着她死气白赖地将父亲拖回来，并决定以牺牲她来把父亲留给他爱的女人，她知道她是彻底孤立了。“他怎么会吃好饭——住在那种大饭店里？”她说。
在几小时内，这是她唯一的话。这一夜，我们又听到了那只竹凳的“吱呀”声，听上去它要散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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