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点点：没有家的日子

没有家的日子

罗点点／文

罗点点

　　他的话使他们枯萎的意兴重振，凋零的希望复苏。
　　　　　　　　　　——弥尔顿：《失乐园》

　　1970年冬天，当我和朵朵在生产队请准假回到北京城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家了。一家九口，爸妈和在清华读书的二哥猛猛三个住监狱，朵朵、我还有弟弟了了三个下乡插队，大哥、大姐和二姐三个在外地工厂做工。是个整齐的无家三三制。组织上的说法是：北京没有人，所以不必再安个家嘛。所以，有没有家完全听从革命的安排。
　　毛毛说，住我们家吧。毛毛说的家不是原来中南海里的家了。邓小平夫妇此时被隔离。但是他们家里有个奶奶。这个老太太既不能上山下乡，不好去工厂做工，也不合适安排到监狱里去。所以，中央办公厅给他们在宣武门外找了两间平房，让老太太住下来。
　　奶奶精神铄，面孔和善，一看就是个勤劳俭朴的人。对我们来说奶奶家里永远有干净的床铺和热腾腾的饭菜。推门进去或开门出来，身前身后永远是奶奶善良安静的眼睛。尤其奶奶做的四川菜在我们来说是世上无双的美味佳肴。住在这里会忘记外面的寒冷和动荡，因为奶奶脸上总有压倒一切的气定神安。宣武门外方壶斋里两间温暖如春的小平房，在中国最乱的时期之一，在我们没有家的日子里，带给我们的安慰和镇定使我终身难忘。一个像奶奶如此善纯淳朴的人有这样大的精神力量，也是我终生需要认识和理解的事情。
　　那时候在和平里住宅区有一幢五层居民楼，附近的人都叫它“黑帮”楼。因这里住着一些“黑帮”的家属而得名。所谓黑帮，不是指我们现在说的杀人放火走私贩毒的黑社会帮派组织，而是那个年代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别称。住在“黑帮”楼里的孩子，和我们年龄情况大致相同，不同的是，他们尚有一些原因使革命给他们在北京城里留下一个落脚之处，而不像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在这里有家。这个地方很热情而自然地接待了我们。
　　我们的真正基地是林枫的儿女们的家。林家住三层，同一个门洞里的五层是乌兰夫的儿女们的家。两家鸡犬相闻，高兴时两家加上两家儿女们的朋友统统合成一家，一个锅里吃饭，一个盆里喝汤。很多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饭刚做熟，一大帮客人拥进门。主人头皮发乍，但绝没有把人饿着的事情发生。“黑帮”楼里最经常的饭菜品种是炸酱面，面条可以随时下锅，炸酱可以随时加盐。大家公认当年在“黑帮”楼里吃过的咸得发苦的炸酱面是最令人回味的。
　　经常在这里出入的孩子都是家里有“问题”的，他们的父亲都是当时一些最著名的“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薄一波、罗瑞卿、杨尚昆、吕正操等等。这些孩子们当时都是15岁到18岁的样子。在一起过着共产主义的生活。尤其是林枫的女儿林京京，当时只有十六七岁，带着九岁的妹妹，靠着每人每月25元的生活费过日子，这种“黑帮”子女领的生活费是由国务院管理局从父母冻结的工资里扣出来的。京京还要定时去看关在少管所里的，此时害着严重肺病的哥哥林炎志。提到这个少管所还得提上两句，少管所在北京西苑，全名叫北京少年犯管理教育所。不知这个机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文革中这里成了关“黑帮”子女的地方。据我知道，先后在这里关过的人有许多，年龄最大的是文化名人邹韬奋先生的儿子、叶剑英元帅的女婿、曾当过国务院副总理的邹家华。
　　京京的家，是所有没有家或者有家而不愿意回家的“黑帮”子女的乐园。不知道她操持家务的本领是从哪里学来，反正只要进了她的门，她就有本领让你吃饱喝足，抽烟的人还可以找到不错的烟抽。但你要以为她是个只会操持家务的温柔女孩就大错特错了。京京更多时候是个琴心剑胆，义海云天的女侠形象。
　　文革时，走资派是第一专政对象，这个楼里的“黑帮子弟”自然是管片儿民警第一注意的地方。凭良心说，管这片的民警是个相貌挺不错的人，皮肤白皙，五官端正。只因为下巴较长，就被我们起了外号叫“手枪枪儿”。手枪枪儿有事没事的，老到京京家来。看到他不顺眼的，或者面孔生的人就带到派出所去问话。想来他没有真正为难过我们，顶多是带去问问话，又放回来。有时他还会问问这些孩子们的爸妈的情况，满足他的好奇心。我们虽然并不真正怕他，但是却很讨厌他，因为他老是显得很无聊，让我们觉得他来，或者带人走，仅仅是因为他很寂寞。所以，我们尽量躲着他。有一次他来查夜，警察来查夜都是深夜两三点钟，人们睡得最沉的时候。听见敲门声，京京一个鲤鱼打挺儿从床上跳起来，一把把睡在同一张床上的我拖到地上，还没等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三把两把把我搡到一个离地一人多高的顶柜里去，又扔上来一个大包袱把我遮住，然后随手把柜门关上。前后只有一两分钟。等我惊魂稍定，京京已经开开门了。我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情，心里非常紧张，大包袱更挤得我喘不出气来。但我依稀听到京京和他们说话，镇定安详，应对有度。临走好像还说说笑笑起来。但是也有叫手枪把儿得了手的时候。有一次我们正吃饭，手枪把儿上来非要把一个比我们年龄都小的叫席修明的男孩子带走。说起来也怪，修明可不是“黑帮”子弟，他爸爸在中共中央联络部工作。有共产党国家的重要领袖来华，比如胡志明等人，修明的爸爸都出来陪，报纸上经常可以看到修明爸爸的名字。但不知道修明为什么老往我们堆儿里混。京京说他，人家没家住，没饭吃的人才来我们这儿。你老爸又不是“黑帮”，你有吃有住，干吗老在这儿混？修明不管，有机会就来。他觉得我们这里没有父母管，好玩儿。这天手枪把儿不知怎么看修明不顺眼，非要带他去问话，因为修明的爸爸仍是革命干部，所以他被警察带走大家都不真正紧张。京京更是虚张声势地在凉台上冲手枪把儿大喊：“你可看好了这小子，腿儿快着呐，溜了你可再找不着。”手枪把儿原来走在修明前面，听了这话赶紧走到修明后面去，我们则都在楼上笑得肚子疼。我们饭还没吃完，修明回来了。果然进了派出所，手枪把儿第一句话就问，你爸是谁？修明扔一张当天的《人民日报》过去，指着一则胡志明访华的消息，用当年很流行的短句式说：“自己找，我爸，姓席的。”手枪把儿在《人民日报》上找到了修明爸爸的名字，只好放修明回来。临走他也用短句式跟修明说，“别跟他们混，回家，听我的，没错儿。”后来见不到手枪把儿的面了，听说他去参加警察合唱团。我们就说手枪把儿不能站第一排，要不指挥一伸胳膊就碰着枪把儿了。现在想起来，手枪把儿不是个坏警察，他挺忠于职守，而且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年代，他尽量使自己的所有活动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
　　我们没有家，除了在京京家落脚之外，还到别人家里去玩。有一次，我到刘少奇儿女们的家去玩。他们家在北京站附近一个新建的高层建筑的十几层楼上，在当时算是很漂亮了，不仅房间布局合理，他们的房子里还有非常贵重的家具，听说是他们外婆的，由于是私人所有，所以允许他们带出来。那一天停电，电梯停开，我兴致不减地拾数百级而上，敲门进去，像进入了什么漂亮宫殿一般。记得那天他们家大姐爱琴，还有园园、婷婷、小小、爱琴姐姐的儿子索索都在。他们作为主人亲切周到，但我总觉得他们有点心不在焉。由于停电，房间里十分冷，一直到吃完晚饭，房间里的照明灯也没有亮。有一会儿不知为什么大家都冷了场，这时我听见窗外一列火车驶过，我忽然觉得这火车很孤独，这么冷的天，它要开到哪里去呢。
　　园园深深地出了一口气，点亮了几只蜡烛。我们每个人的杯子里都被重新倒满了葡萄酒，空气一下子凝重起来，我预感要发生什么事情了。
　　园园举起酒杯说：“今天是爸爸的生日，让我们祝爸爸平安。”
　　我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儿，吃惊，震动，还是感动，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园园又说了一句话：“爸爸是革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这句话对我来说更如五雷轰顶。
　　自从三年前，文革刚刚开始的那个早春，我在落日前作出那个寒冷的决定：与爸爸以及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线以来，我从没有想过走出这条思路。尽管身边发生的文革事件已经越来越血腥，越来越滑稽，完全像一个恐怖笑话。但是我除了让自己尽量去理解它们之外，没有作过任何别的尝试。园园的话使我如梦方醒，或者简直是汗毛倒竖！我第一次想到可以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去理解所有事情。当然对我来说这中间还有很多的障碍，但我觉得从听到这句话起自己已经完全不同，心头放下了一副千斤重担，一股温暖的东西回到我的血液里。
　　从刘家告辞出来，夜已经很深。我的头脑仍然在轰轰作响，脚底下轻飘飘的，我惊异自己何以受到这样强烈的震动。一时间我不想回到任何地方去，只想在寒冷的空气中多停留一会儿。我走到台基厂附近的时候，忽然看到一栋洋房窗户里的灯光，透过院落中密密匝匝的树枝，和一道矮墙，那灯光如此温馨又如此熟悉。我痴痴地看着它，忽然极其清晰地想起南池子我们那个温暖的家，想起我们家的院子和窗户。由此又想起音信全无的爸妈，想起了在学校里忽然失踪的猛猛哥哥和四散的兄弟姐妹。在这夜深人静时我泪流满面，充分体会到在万籁俱寂时分痛哭流涕有多么舒畅。三年来，我第一次为自己和自己失去的东西哭泣。我摸摸脸颊上冰冷的泪水，心中却倍感温暖。我又想起冰雪女王的童话故事。当她被人类之爱感动得流下眼泪的时候，她的冰雪心脏就融化了。我觉得自己就像融化的冰雪女王，眼泪流下来，可心是温暖的。更重要的是我忽然明白从今往后我又可以听从自己良知的召唤，不必让那些僵硬冰冷的逻辑强迫自己。想到我的爸妈不一定是坏人，我的家根本不该失去，或者至少我有权利为我失去的东西难过，而不是和众人一起高呼“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的时候，我的心里真是充满了天大的欢喜。
　　回到京京家已经很晚。京京给我开门的时候问：怎么这么晩？我愣了一下，觉得自己不该这么晚还来打搅她。京京看我的样子，赶紧说：我没睡，我是说这么晚了才来……我进去，为京京的体贴感动。京京给我拧了个手巾擦脸，我才知道我的眼泪竟然一路未干。
　　园园说：“今天是爸爸的生日，让我们祝爸爸平安。”
　　可就在他说这话的时候，他们的爸爸已经不在人世了。

　　本文选自《红色家族档案》，罗点点／著，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