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故事 - 轮椅上的爱情：为了和我在一起，他绝食了整整4天
讲述 / 陈玉梅 撰稿 / 然然 编辑 / 丑丑
我从小就重度残疾，医生说，我会在床上躺一辈子。我23岁的时候，一位健康、英俊的男子朝我走来。他对我说，我的腿脚，就是你的腿脚，往后的路我带你走。
又30多年过去了，此刻，我坐在轮椅上，和您讲述我的爱情故事。
我生在青岛，长在青岛。23岁之前，我没离开过青岛。我每走一步，都需要别人的帮助。
青岛棉纺厂的宿舍是连在一起的一排排低矮平房，家家户户在门口建一个厨房，围成个小院，院门挨着院门。
我坐在小院子里晒太阳，抬头望着一块小小的碧蓝天空。平房没什么隐私，各种与我相关的闲言碎语，翻墙越户，扑面而来。
“我家孩子不听话，真恼人！”
“你就知足吧，你看看陈书记家养了个什么东西，你孩子健健康康的还不乐意。”
邻居们声音大，距离近，想不听都不行。这些话像一把把尖刀，插进我心里。
我9个月时不幸得了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
疾病导致我双腿瘫痪，不能站立行走。我的骨骼变形，肌肉萎缩，身体只有三分之一是健康的。侧弯的脊柱，压迫着心肺，我生活基本不能自理。
按照医生的说法，我会在床上躺一辈子。医生还预言，我的生命是极其有限的。
可我不甘心就这样活过一生。我要摆脱这个宿命。
6岁时，我用双臂拖着瘫软的身体，将自己从炕上摔到地上，练习爬行。我用膝盖和双手往前爬，手掌磨破了，皮肉往外翻。膝盖在地上摩擦，身后拖出长长的血迹。
日复一日地练习，我的手掌结出厚厚的茧子。练习到后面，我学会了蹲行：蹲着用手搬动脚往前移动。蹲行时，我上身是笔直的，腰也是直的，我眼睛能够直视前方，头也能扬起来。我喜欢这样可以直视他人的姿势，这让我觉得还有尊严。
虽然学会了蹲行，但身体还是被禁锢着。我每天坐在家中，靠着字典学会了认字，开始学着看书。我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书籍。到了上学的年龄，我迫切地渴望上学。
考虑到我一个人在学校无人照料，父母让我晚一年入学，同妹妹一道念书，每天由妹妹背我上学。
上学后，我的成绩在班上总是数一数二。
我想，我的身体已经这样了，这是无法改变的。如果能在学习上强一些就尽量强一些，不要让人觉得我是个一无是处的废人。
9岁那年，一个周末，我一个人在家，搬了凳子在院子里晒太阳，看小人书。阳光温暖和熙，晒在身上暖洋洋的。
我享受着这个美好的周末。最近一次语文考试，我考得很好。作文被老师当作范文，在讲台上朗读。
老师说：“这是陈玉梅同学写出的金句，你们好好学习。”
同学羡慕的目光和老师赞赏的话语，如同这暖暖的阳光，照得我的心温暖、明亮。
没高兴多久，一些话语伴随着哗哗的水声飘进了我耳朵。
“陈家的学习就是好哈，一考就是第一，我家孩子还比不上个残疾。”
邻居们聚集在公共水龙头旁洗衣服，她们又说到我了，我竖着耳朵听。
“学习好有什么用？养了一个残疾这么重的孩子，将来肯定没人要，愁死了。”
“她爸妈不在了，我看她也难活下去，不知道是个什么下场呢。”
巨大的阴影瞬间笼罩住我。半分钟之前，我还是一个天真浪漫、对未来抱着朦胧憧憬的小女孩；半分钟之后，未来的美好面纱已经被撕得粉碎。
我以后没人要吗？如果爸爸妈妈走了，我还怎么活？
我心中一阵恶寒，眼泪奔涌而出。我对着太阳痛哭，拼命压抑着喉间的声响。
妈妈回来了，看我哭得如此伤心，吓坏了。她把我抱回卧室，关上门，问清缘由。
妈妈眼泪也下来了。她忍不住哀叹起来：“那些邻居虽然嘴坏，说的也不全是假的，我现在能养着你，我死了你怎么办？给你根打狗棍，你也讨不回饭来。”
我大哭着说：“你和爸爸死了我会饿死的话，我死你们前面好了。”妈妈紧紧地搂住我，我们哭成一团。
哭了一会儿，我们渐渐平复了情绪。妈妈打来一盆水，帮我洗了脸，然后给我梳小辫。
她打量着干干净净的我，说：“小模样挺招人喜欢，小脑瓜也聪明，未必没人要呢。”
她又想了想，说：“没人要也没关系，妈妈会想办法，给你存一大笔钱。就算爸爸妈妈不在了，你也能活下去。”
父母都在青岛第九棉纺织厂工作，爸爸是党委书记，妈妈是食堂会计。他们工资比普通工人高一些，我们总共姐弟三人，孩子算少的。
自从妈妈有了为我存钱的想法，我们家就开始省吃俭用。
食堂采购的大葱，会剥掉外面几层老皮，丢进大垃圾筐里。妈妈下了班不急着走，在办公室里等着。食堂师傅每天会把大垃圾筐拖出来，把垃圾倾倒在地上，收垃圾的会来收走。
待食堂师傅离开，妈妈看看周围没人，就快步走向倒在地上的垃圾堆，把还能吃的大葱皮捡起来，拿回家。
晚上8、9点钟，公用水龙头旁没人了。妈妈偷偷拿着大葱皮去洗干净。回到厨房，妈妈把大葱剁碎，掺上苞米面搅拌，加上猪油，做成团子吃。
家里很少吃白面，做馒头时会用白面掺上更便宜的玉米面、地瓜面。玉米面、地瓜面揉作馒头芯，再在外面裹上一层白面。馒头热腾腾出锅，看着都是大白馒头。
邻居看到会笑着说：“陈书记馒头出锅了，这大白馒头。”
爸爸妈妈会打个哈哈，只有我们知道，大白馒头的里面是什么。
爸爸是党委书记，他有一份作为干部的自尊。爸爸的大白馒头，是我们在局促的生活里竭力维持的小小体面。
吃的还好瞒过去，穿的就太明显了。我和弟弟妹妹基本上没有新衣服，大的穿了给小的，裤腿子短了接上一块儿，屁股那块磨碎了打补丁。
弟弟妹妹也不抱怨，对于家里为我存钱也很支持，吃不好虽然有时候不高兴，却从不说什么。
每个月，妈妈都会拿存折给我看。存折上每月都有十几块、二十块的款项存入。妈妈握着我的手说：“这是给你存的钱。你有钱，以后可以活下去的。”
我扑在妈妈的怀里，觉得自己是个幸运的小孩，虽然身体残疾，可家人的关爱，一点都没少。
曾经有人对妈妈说：“你把她扔了就是了。”
妈妈坚定地说：“那怎么舍得扔，那是我的孩子，再怎么不济，都是我生下来的。”
妈妈为我买了日记本。我开始写日记，念给家人听。每次我念日记，家里都很有仪式感，吃过晚饭的夜晚，大家全部坐定，不要有声音。我开始朗读日记，过程中他们从不打断。念完后，家人举手提意见，讨论日记内容。
我很庆幸生长在这个家庭，即使我有残疾，依然有家为我的依托。在家里，我深深体会到一种用钱买不到的幸福，这种幸福感是我心灵健全、自强不息的力量之源。
我读书到高中毕业，成绩始终名列前茅。我的成绩可以念一所好大学，我也非常想读中文专业。遗憾当年政策规定，身体有残疾，不能参加高考，这条路是走不通了。
没有办法读大学，有一份自食其力的工作也是好的。有健康的双手和聪明的大脑，我估摸着找一份会计或企业宣传的工作应该问题不大。
没想到，艰难人生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1981年7月，我高中毕业。9月，同学们该读大学的读大学，该就业的就业，都开始了新的人生轨迹。10月，我开始找工作。
爸爸将我绑在自行车后座上，我软塌塌的双腿像面条一样耷拉着。爸爸载着我一家家求职。
我找的第一家企业是生产纸盒的福利工厂，他们的纸盒是用一种黏性很强的胶水手工糊出来的。我说，我可以做会计和宣传工作，糊纸盒，我也可以做。
对方委婉地说：“你这种情况，不需要出来干活，在家可以领取救济。小姑娘别想太多，回家去吧。”
碰了一鼻子灰。但我觉得找工作是双向选择，被拒绝是正常的。我继续找下一家。
找的第二家企业是生产草编制品的，用玉米皮做篮子和工艺品，产品主要对外出口。
我还没开口，对方就直接和我讲：“我们公司是外贸下属福利企业，经常有外国人来厂里参观，你残疾这么严重，怕外国人看了会嘲笑我们国家，怎么这么重的残疾还要干活。”我听了心里一片冰凉。
我继续找工作。从10月开始到12月，一直没找到愿意接收我的企业。天气一天比一天冷，我下肢循环很差，出门在外奔走，腿脚发寒，长了冻疮。
很快就到了这一年的12月。一年快过完了，下一年要来了，我希望在新年的开头有一个新的开始。
那是一家制造业工厂的小车间，我可以做计件记录的工作。家里辗转托关系，才和那里接上了头。
去车间的头一天，我专门洗了头洗了澡，把自己打理得干干净净。第二天，我早早穿上棉衣棉鞋，套上妈妈的宝石蓝呢子外套——这是家里最好的一件衣服。我看着镜中的自己，渐渐地升起了自信。妈妈过来，为我系上了一条白围巾，我怀着饱满的信心出门了。
爸爸自行车载着我到了工厂大门。门卫问了我们情况后，让我们进去。前方又出现了一道灰色的铁门，一个陌生男人站在铁门前，朝我们这儿看。待他看清我耷拉着的双腿，闪身到灰色的铁门后，咣当一声关上了大门。
爸爸推着我到了铁门前，敲了半天门，铁门关得紧紧的。爸爸继续敲，里面终于传出一个不耐烦的声音：“别敲了！没人！不在！”
爸爸载着我返回到门卫处，跟门卫讲：“我们是老郭介绍来的，是来找工作的，约好了是今天这个时间。”
门卫也不知道情况。
来来回回我们找了一个多小时，没找到想找的人。只好回家。
爸爸去找介绍工作的中间人老郭，老郭也没说什么。其实，老郭也不用说什么了，我们明白，自然是因为我的情况了，他们不愿意见我。
这是无数次拒绝的最后一次，也是一次很彻底的拒绝。那扇灰色大铁门无情地关上的那个瞬间，我的心门也黯然关闭。我再也没有找工作的念想了。算了。
求职失败，对我打击很大。
从小，我生活上有家人，读书时有老师同学，他们对我都很友善，很关心我。我求学顺利，成绩也好。我自信地觉得，自己头脑灵活，吃苦耐劳，找一份工作应该没有问题。我觉得命运已经给了我足够的苦难和功课，我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应该可以过关了。
可是现实不是这样的。我坠入了更深的深渊。从那时开始，我自卑心理越来越重。我不再是以前那个无忧无虑的我。我变得压抑、内向，不愿意说话，不愿意见人。
爸爸妈妈不再跟我说找工作的事。他们把图书馆的图书，厂里订的报纸成捆地借回家，对我说：“你喜欢看书写东西，这些书你都看一看，想写的时候就写一写。不找工作，做点自己喜欢的事，也挺好的。”
我投入地读书看报，慢慢地从伤痛中恢复。
读书看报，时间长了，有了投稿的念头。1986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哦，春天》，描写的是自己真实的心境：在黑暗的冬天里，盼望着春天的到来。我将文章投给《青岛日报》，竟然过稿了！
我很激动。我想赶到太平路的青岛日报社去，见一眼编辑袁一平老师，亲口向他说声谢谢。但去报社有30里路，坐车要倒好几班车。家里人都很忙。
我把这个想法压了下去。我给袁一平老师写了封信，表达了自己的心情。
袁老师回信说：“你不用来了，等文章发表了，我来看你。”
不久，袁老师真的来看望我了，还带来了一摞印着“青岛日报”字样的稿纸。我非常珍惜这摞稿纸，仔细地存好。
我背后塞着枕头，在爸爸给我搭的木板上写作。我通常先在其他稿纸上写底稿，再在“青岛日报”稿纸上誊写。每次誊写前，我都清洗双手，然后认认真真，一笔一划地书写，非常虔诚。
文章发表在1986年的夏天，很多读者看了我的文章，通过报社中转给我写信，都说我不容易。10月，一位叫赵保乐的通讯员来家里采访了我，写了篇人物通讯《在她的心中有一条小路》，发在青岛日报上。我一下子成了所谓的“名人”。
有一位叫陈道真的残疾人长辈，看了这篇文章后，通过朋友认识了我。
陈叔说：“你发表文章要跟我讲，我也好去看看，我们残疾人团体出人才了。”
我爽快答应：“行，发表了文章，我会告诉您。”
陈叔经常在一位小友面前提起我，给他看我写的文章。
有一天，那位小友给我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我刚写了一篇散文，请你给我指点一下。我们交流写作，以文会友。”
没过几天，小友又来了封信：“你近来身体如何？有需要我来做的，请不要客气。不要老不出门，憋久了会影响思路和心情。请把我当朋友，想出门知会我一声，我一定赶到你面前。”
天气暖和时，小友来信向我发出邀请：“我过去找你可以吗？咱们出门看看栈桥，大海，崂山。”
我开始每天盼着邮递员来。邮递员骑着墨绿色的自行车，自行车后座挂着两个墨绿色的袋子，上面写着黄色的两个字——邮政。
每天上午九点半，邮递员会准时经过我的家，如果有我的信，他会按响车铃铛。我特别盼望铃铛声响起，那意味着小友来信了。
我蹲行到门口，躲在铁门后，听到邮递员上楼，我知道我的信到了，我伸长手，拉开铁门门栓。
看到突然在门后出现的我，邮递员会惊讶地说：“啊，你早在这儿啊？”
我笑着回答：“对啊，我听到你的脚步声了。”
接到邮递员递过来的信，我回到屋里，迫不及待地展信阅读。
小友在信里说：“我一个人背着你去登山，看风景。你不能去的地方，我都要带你去到。我能做一顿饭给你吃，虽然做得不好吃，但是熟的，热的。”
我非常感动，怎么有这么好的人？
他发出的邀请很热烈。那也是我想做的事。但我不敢说行，我还困在“没人要”的闲话里，眼前这一切好像太虚幻了，不真实。
我总是含糊地客气一番。“你寄来的文章我看了，根据稿子我写了一些看法和修改意见……”在回信的末尾，我署上名字，日期。我从不表露自己，虽然内心激动，但回信冷漠。
我和小友一周通一封信，如果这周他给我多写了一封信，我会觉得很幸福，是一种特别的甜蜜。
有一次，他回信迟了两天。在这两天里，我情绪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往下跌落，直至陷入绝望。他信里所写的一切都只是随便说说的吗？我整天胡思乱想，忧虑焦躁，提不起精神。
两天后我收到了他的信。我又活了过来，飘上了云端。
最后，小友写信说：“我要来和你见一面。”
我们往来了两封信，确定了见面时间，7月6日。这是在1988年。
他来的那天，阳光很好，我把两扇玻璃窗擦得干干净净。我蹲在地上，把地板也擦得干干净净。家里清清爽爽的。
我洗了头，用电夹子把刘海夹弯。我洗了澡，穿上新买的白底淡黄小碎花短袖上衣，衣服上小花疏落清新，我希望自己留给他的第一印象，如同这小花，是清新美好的。
下午3点，敲门声响，陈叔和他的小友一道来了。
我和妹妹住在小北间，床和窗台之间搁着一块木板，排列着我的书，那也是我写字的地方。我坐在木板前的椅子上，假装在看书，假装很专心，假装没听见。
陈叔坐在客厅和我父母聊天。有人走进了我的房间。我抬起头来，愣了一下。
眼前这个男子，是与我通信了两个月的，刘华保。
在见他之前，有人说，他肯定长得很不好看，找不到老婆才来找你。我想象中他应该也比较丑。
眼前的男子，穿着藏青色裤子，蓝红色格子衬衣，浓眉大眼，健康帅气，皮肤略微带些古铜色，我甚至觉得他长得像明星。
他看着我，也没说话，脸上挂着笑。眼前的他和写信的他是同一个人吗？
他一直在笑，但我感觉到了他的紧张。他缓了一会儿，开始自我介绍。他说，他24岁了。嗯，比我还小一岁，是个弟弟。
他说，他在包装制品厂做质检工作，家里有父母，兄弟四人。有些信息，之前给我的信中有写到。我确定写信的就是他。
我手里拿着一本书，偶尔翻一下，听他说话。他不是很会说话。讲了一阵儿，没话说了，他挂着笑走了过来，问：“我看看你都有什么好书，可以吗？”
我点点头，说，你看吧。
他拿了一本《写作技巧》在手中翻弄，问我：“这本书你看了没有？有什么感想？”
没等我回答，他又接着说：“我真的要好好学写作技巧，不然达不到你的要求。”
他音色是洪亮的，但压低了说。
陈叔和父母在客厅，我们都不敢大声。我们低着头，偶尔瞟对方一眼，也不敢看得太实，就匆忙收回了目光。
那天我们心里都太激动了，话都说不好，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装模做样地看《写作技巧》，似乎很认真，但我清楚他实际什么都没看进去，因为那本《写作技巧》被他拿倒了。
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爸妈招呼我们去吃饺子。大家看出我们对彼此有意。这顿饭每个人都吃得很开心。
第二次他上我家来，吃过晚饭，爸爸把他单独约出去，在周围公园找了一处僻静的亭子。
爸爸存了考验他的心思，把话往重了说：“我女儿的身体，严重残疾，不能走路，要人照顾，能不能生孩子不敢说。你年纪轻轻的，找一个正常人结婚、过正常生活都是你要考虑的，你好好想想，我们家是不是不适合你。”
他回答得轻描淡写：“这是我的选择，我都做好了心理准备，我不觉得身体是什么大的问题，我跟玉梅谈得来，感觉也很好，我不会放弃。”
爸爸说：“婚姻大事，不完全是你个人的事，你要把情况跟父母讲清楚，征得他们同意。”
他说：“我会和家里好好说的。”
爸爸回到家里，对我说：“小伙子要考验，看他是否真的能扛下来。他之前不是说要带你出去玩吗？让他带你去。”
第三次见面，刘华保买了《兵临城下》的电影票，带我去楼山剧院看电影。他推着我爸爸的自行车，把我放在后座上，出了门。他骑车习惯了右腿打到后面上车，载着我，腿要从前面上，他不习惯，就没骑，一路推着走。
刘华保推车带我出门
走着走着，他突然扭头对我说：“我这辈子就给你推车。”
我沉默着，什么也没说。
夏夜晚上，路灯明亮，刘华保穿着白色短袖，配了一条黑裤子。他适合这样简单的搭配，显得洋气、高大。
经过好几对恋爱的情侣，他们勾肩搭背地并排走着。我不禁叹道：“能这样走在一起多好，可是我不能，没有办法。”
他乐呵呵地说：“他们那样太千篇一律了，像咱们这样的，整条马路没有第二对。”
一路上我们走走停停。差不多20分钟后，到了楼山剧院。剧院在半山坡，有很多级台阶，进了剧院还有楼梯。我们的影厅在3楼。
刘华保停下自行车，要背我上去。第一次让年轻男性背我，我觉得害羞。另外，我也不想给他增添这么重的负担。我纠结地说：“算了，我不上去了，我们不看了吧，咱们就在马路上走走。”
他不干，说：“来就是为了看电影，无论如何，我要背你上去。”
我趴上他的背。他用手托了我的腿，开始爬楼。我很紧张，努力钩住他的肩膀，生怕掉下来出洋相。
我有80多斤重，背着往上走还是很吃力的。爬了两层楼，我跟他说：“你停一停，把我放在扶手上，你休息一下。”
他说不用了，一口气爬到影厅门口。最后一眼，看到的是他微笑的侧脸，他说：“没事，我愿意。”
他背着我走进影厅，来到座位前。为了防止椅子一下子弹回去，他用一只手绷平座椅，另一只手托着我坐到椅子上。
他老担心椅子不牢靠，一直用手扶着。我跟他说：“你不用担心，我已经坐稳了。”
过了一会儿，他跟我说：“我可以用手拉着你的手，这样我就不会担心你。你也给了我安全感。”我同意了，把手递给了他。
电影开始了，我的注意力根本不在电影上。我手又软又小，蜷曲在他的手心里一动不动，我能感觉到他的手很潮润。是出汗了。
过了一会儿，他捏捏我的手，看我的手还在不在。我侧脸看他，发现他也没心思看电影，时不时地侧脸看我。看到我在看他，他笑了。
电影看完，除了电影的名字，其他什么内容都没记住。
晚上回到家，我一夜未眠。我反反复复地想着今天约会的每一个细节，从他带我出门，到他背着我，拉我的手。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人呢？缘分太美妙了，要是我能一直抓住就好了。不要松开，不要丢掉，我在夜里默默祈祷。
我喜欢海，喜欢大海纯净的蓝色。家人带我去海边，都在不太冷的季节。我想看冬天落雪的大海，我想，雪花飘落在海上，一定很美很不一样。
我跟刘华保说了这个想法，他自告奋勇要带我去。
下第一场雪的时候，刘华保把自行车后座用棉被垫了，将我放上去，推着车上路了。
骑车到了海边，再往里就不好走了，沙子很软，轮子没法转动。他把自行车放在沙滩外面，抱着我往沙滩里面走，沙子太软，踩下去，深一脚浅一脚。
雪不大，零星飘洒，他一边费力前行，一边用力托举起我：“看看下雪，看看雪。”我心里很热，嘴里却说不出什么。
“看到了吗？看到了吗？”他仰着头问我。我们两个都开心得哈哈大笑。
他抱着我走到了离海很近的地方，把棉被铺在沙滩上，我们坐在上面看雪。他觉着沙滩太冷，让我坐到他腿上，这样能暖和一些。我顺从地照做了。他解开粗呢外套将我裹进去，他身上很热。
雪时而小，像天空撒遍碎盐，时而大，像飘絮。雪花落在沙滩上，慢慢融化。可落在海里，是无声无息的。
他看看海面，看看我。我问他在想什么，他说：“想写一篇下雪天看海的文章。”
我笑着问：“构思好了吗，说出来我听一听？”
更多时候，我们只是安静地坐着，看着这一片落雪的海面。很干净，很安静，心头所有的不愉快都没有了。
我们在那儿坐了两个多小时。一直都这样就好了。
冬天，一天比一天冷。我身体循环不好，浑身都是凉的，肢体麻木，从腰到髋关节，膝关节都疼痛难忍。
通常上半夜都冷得睡不着，后半夜，身体才在被窝里缓过来。休息不好。
刘华保知道了这个情况。他来找我，我无精打采地躺在床上。他直接说：“你身体这么冷，一个人在床上缓不过来，我体温高，身体热得快，可以暖你的腿脚，现在没结婚，不大方便，结婚了就顺理成章了。”
他把我的两只脚抓在手里，抱着，说：“这样就很好，是不是？”
我通红着脸，拼命往外抽脚，说：“这是臭脚丫子，不行啊！”
“没事。”他撩开贴身的衣服，把我的双脚按在胸口上。我想用力挣脱，但他都不松手。
真的很暖和。我感动得想落泪。“我愿意这样。”他说。
我努力坐了起来。
“怎么坐起来了？躺下吧……我说的话，你听进去了吗？”
关于结婚的话么？当然听进去了。我含泪点点头。我很高兴，高兴得想跳起来，可我无法做跳的动作，我最多只是坐起来。
这么好的人，真的会跟我在一起吗？我不敢相信。
23岁的我，沉浸在爱情的喜悦中
吃过晚饭，他跟我爸爸妈妈提出要娶我。
爸爸妈妈很高兴。爸爸说：“我们这边没问题，该说的话说了，该讲的也讲了，你那边不知道怎么样。”
他说：“明天我就回去跟家人说结婚的事。”
刘华保回去了，然而就此消失，不见人来，没有任何音讯。
他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我日夜盼他的消息，食不知味，晚上失眠，感觉自己快要疯了。
刘华保消失的这段时间里，我文章也写不下去，整天胡思乱想，落笔错字连篇。我的心思全在大门上，时刻听着门栓有没有响。门栓响了，可能就是他来了。
他怎么还不来找我？我与他就这样断了，结束了？我的心沉沉地坠下去。
一个星期后，下午，一位熟人敲门进来，说有话对我们讲。爸爸妈妈招呼他在客厅坐下。他喝了口水，低声说：“刘家人也认识我，他们委托我，给你们传个话。”
我躺在房间里的床上，心中升起不祥的预感。
我听见那人说：“你们两家的婚事，刘家坚决不同意，坚决反对，你们不用再想了。”
爸爸叹了口气，说：“都料到了，我们能接受。”
他们说的每个字，我都听得一清二楚。
我哭了。我躺着，泪水不停地流。我和刘华保的感情结束了，对我来说，这件事比残疾更让我害怕，让我绝望。
我流了一整夜的泪，无声地哭泣，印着牡丹花的红枕巾被泪水浸透。同他恋爱后，我开始穿大红衣服，铺粉红格子床单，用大红底牡丹花枕巾。我还指望着这些红色能为我们的恋爱带来好运。
我的手指摸着湿漉漉的红枕巾，害怕，绝望，无助的情绪挤压着心脏，一阵阵生疼，连呼吸都会疼。刘华保是这么好的人，我再也遇不到了。永远也不会有这样爱我的人了。
天边泛白，我的眼泪渐渐停了，我感觉体内所有的水分已流尽。我双眼肿得像烂桃。心中支撑我的是对刘华保的最后一点念想：我希望他来，当面跟我说清楚。
哪怕是在绝望地哭泣时，我都时刻听着门响，听他是不是来了。
一天过去了，他没有来。第二天，门栓被人拨动，我侧耳倾听。
门栓被拨动，停顿一下，再被拉开，是刘华保！这是他专属的开门动作，他来了！我猛然从床上坐起。
这么多天无精打采地躺在床上，突然起身，头晕，脑胀。刘华保垂头丧气地走到我面前，看起来很狼狈。
他身上还是上次跟我分别那天穿的外套，整个人脏兮兮的，胡子拉碴，头发打结。他面容憔悴，明显瘦了。他看我坐着，有气无力地问我：“你怎么不躺着？”
我看着他，想问他发生了什么情况，但忍住了。让他自己说吧。他回避着我的目光，拿出烟吸了起来。
我们就这样枯坐着，沉默地挨到中午。简单地吃了点面条，他开口说话了。
他回去和父母讲了要和我结婚的事。父母坚决反对，还把他关了起来，不让他出门。他妈妈哭了好几天，他爸爸还打他、踢他。
不让他出去，他就在家里绝食，整整四天，他水都不沾一滴。父母怕他饿坏了，打开了门，哄他吃了点饭。他身体略微好点，就来找我了。
“家里很反对，没有半分商量余地。难度很大，我怎么办？”他烟抽得很凶，眼睛红红的。
“你的想法是什么？”我问他。
他大声地说：“我是不会变的！”
“对呀，我怎么会变呢，那是不可能的，”他又喃喃自语道，“堂堂正正地爱一个人，又没做坏事，为什么要变？”
刘华保请求我爸爸妈妈去他们家一趟，跟他的父母谈一谈。
看他这个样子，我心里松了一口气。只要他不变，我就有主心骨去面对一切。
我们的感情还有希望
我爸爸妈妈去了刘家。
他们比较客气。他爸爸说：“我们担心他年轻，缺乏社会经验，感情冲动下做决定，将来要后悔。”说到结婚，他们就是不同意，怎么说都不行。
爸爸说：“您不要把话说得太绝，您的儿子和我闺女真心相爱，我们不忍心看到他们被拆散。您没看到我们家的情况，看一看再定吧。”
他们同意过来看看。两天以后，刘华保的父母来了。
我很紧张，像过关大考一样，端端正正地坐在客厅沙发上。他们进屋一眼就瞧见了我。他爸爸笑着说：“看不出来腿有毛病。”
在屋子转了一圈，他爸爸单刀直入问刘华保：“你确定就想和她过一辈子？你不怕吃苦受累？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你可要想明白了。”
他妈妈说：“这是一个火坑啊，你们在一起，以后生活会很艰难的。”
他站在父母面前，坚决地说：“我和她分不开了！我再也找不到这样的人了，如果跟玉梅不成，这辈子我不会结婚了！”
说完，他一下子坐到我身边，紧紧抱住我。我“哇”地一声哭了出来，我也紧紧地抱住他。
刘华保抱着我说：“不管你们同不同意，我和她的关系决定了！”
我的爸爸妈妈过来安慰我们。刘华保的爸爸妈妈坐在一边不说话。看到我们这对苦命鸳鸯，大家都偷偷地抹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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