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润萍是著名的艺术家，眼镜蛇画派的创始人。
她成长在内蒙古海拉尔干部家庭，在家中排行老四。神奇的是，从小，她就觉得自己不是这个家里的人。她觉得自己和父母，哥哥姐姐们不仅长得不一样，处处都不一样。
她带着这个疑问，一直到成年。偶然的机会，她在一篇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讲的是当年“上海孤儿”的历史。
看完文章，张润萍泪如雨下，如遭电击。她深信自己就是当年的“上海孤儿”之一。从此，她开始了自己如大海捞针般的寻亲之旅……其中遭遇的诡异和传奇，编剧也编不出。
讲述 / 张润萍 撰稿 / 然然 编辑 / 丑丑
自我有记忆开始，经常做同一个的梦。梦中我在一栋楼里。楼内空空荡荡，像是一座教堂，有一条长长的走廊。我行走在长长的走廊上，试图寻找一扇门。我走完一层楼，再走完一层楼，阴森的楼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努力地找，拼命地找，可不管我怎么找，就是找不到门。
无数个深夜，我从惶恐中惊醒，身体汗湿，喘息不止。梦中的孤独、恐惧、阴暗、危险狠狠地攫获住我。
这个梦，我一直做了30年。我想不通，为什么我会持续不断地做这个梦。我要找的，那是一扇什么门？
我从小在内蒙古的海拉尔市长大，父亲是第二轻工业局干部，母亲是公共汽车公司会计。
家中5个孩子，大哥大我8岁，大姐大我5岁、二姐大我4岁，最小的是弟弟小我4岁，我排行第四，大家叫我“四胖”。
我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是1960年10月18日，跟我大姐同一天生日。家人说，我三四岁了还不会讲话。他们都以为我是哑巴。
邻居说，你和你家人都长得不一样，你是贼眼皮。你们家的人都是长脸，就你是圆脸。
东北人大部分活得很粗糙，但我很细心，爱美，喜欢精致的东西。我内心非常强大，从小就很自律。我们家住的是日本人盖的平房，房子用很薄很小的红砖头砌成，屋外用木板围了一个小院。小时候，大哥单独睡一个房间，父母带着两个姐姐和弟弟还有我，睡在一张大炕上。我不肯和他们并头睡，偏要自己睡。我躺在他们脚底的区域，经常会想象炕上能有一个机关，按一下机关，就能让我降到炕底隐藏起来。
很多年后，我成家有了孩子，带着孩子回老家，晚上睡觉，拉上门栓后，我会再拖把椅子顶上门。我和家人们在一起时，总是不由自主地充满戒备。从小，我就觉得，我跟家人们不一样，处处格格不入。
我和我的家人们，首先是长得不一样。
中学时男同学非常调皮，经常欺负女同学，揪小辫、踢凳子，各种恶作剧。他们把笤帚夹在教室门上方，女生一拉开门就砸头，但他们从来不敢欺负我。
我有一双细长的吊梢眼，斜斜地往上飞着，看着比较彪，每次观察到他们有捣蛋的打算，我不喊也不骂，拿眼使劲一瞪，他们立马就怂了。他们会说：“张润萍，你和你家人长得不一样！你长得像日本人！”
我（左一）和家人在一起
我跑回家拿起镜子，对着光，仔细看镜子里的脸。镜子里，一双清泠泠的吊梢眼，一个尖尖下颌的瓜子脸。我的家人们，没有我这样的眼睛，也没有我这样的下巴。他们都是两个棱的宽下巴，只有我，是一个棱的尖下巴。
我开始怀疑，我不是这个家的人。
除了长相，我和家人们的性格也不一样。我的父亲长得帅，很会烧菜，心灵手巧，会日语，书法写得很好，文章也极富文采。但他肺不好，是个病篓子，脾气很暴躁。母亲性情冷漠，很少和我们亲热。
我的父亲母亲
家里人讲话像炮仗一样，脾气暴烈，而我从小讲话轻言细语，慢条斯理的。我细腻，敏感，懂得关心人。上小学时，我们几个孩子睡在一屋，父亲和母亲住隔壁房间。一天半夜醒来，我听到母亲的哭泣声，察觉到不对劲，我晃醒了二姐。我和二姐蹑手蹑脚地摸到父母门边，偷着往里看。
母亲跪在冰冷的地上，父亲坐在炕上，一把匕首摆在他身前。他压着嗓子凶狠地审问母亲：“你招不招你和老胡的事，你经常上他家，老胡经常来我家，你们是不是有事？你不招我就在你身上割一刀，再在口子上，浇上盐水！”
我看着父亲身前的匕首和跪在地上的母亲，心里害怕极了。
母亲一声不吭，低着头跪在地上，什么话都不说。
那天晚上，父亲母亲就这样僵持了半宿，有惊无险地过去了。
不久后的一日，我看到母亲拿了条粗绳子放进大衣口袋，准备出门。我眼疾手快地将她兜里的绳子掏了出来。母亲没说话，穿上大衣出门去了，过了一会儿，她又面无表情地回来了。
之后一天晚上，母亲半夜突然消失了。父亲把我们全部从床上叫起来，让全家上山去找。我大姐和大哥一路高声喊着母亲，大姐吓坏了，一路哭个不停。我冷静地想了一会儿，独自从山上跑回家，推开门，没有人。我再上大哥房间，发现母亲跪在炕上，正在用绳子吊自己。我吓得赶紧把她解下来，放到炕上，扶着她躺下，给她印着红痕的脖子敷上热毛巾，轻轻揉她的胸口。
母亲不哭，也不说话，了无生气地躺在那儿，闭着眼睛。第二天，她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日子如常。
母亲带着哥哥和二姐
母亲是满族那拉氏，她的爷爷曾是伪满洲国警察局局长。她从小上学有保姆接送，念书到国高毕业。母亲长得漂亮，也爱美，她有一堆“封资修”的绸缎旗袍，还有缀着蝴蝶结的白色高跟鞋，和俄罗斯厚呢子大衣。大小姐出身，也有大小姐脾气，母亲不会做家务，也不屑于做家务。家里做饭理家都是父亲，这一点上，父亲很看不上她。
父亲经常动手，把母亲打得鼻青脸肿。母亲请假不去上班，对着镜子，面目冰冷地用毛巾敷脸上的红肿。
我们几个孩子从小也挨父亲打，母亲从不会保护我们，只是冷冷地看着我们挨揍。她从来不会过来抱我们，安慰我们。
哥哥姐姐们，就二姐心细一些，懂得大事小情。然后就是我，关心父母更多一些。
中学时，父亲有时候出去捡麦子，捡到很晚才回家。母亲从不会关心他有没有吃饭，也不会给他留饭。我就想，我爸爸这么辛苦，怎么没人等他吃饭呢？我兜里有五块钱，我就去给他买酒买熟肉。
我上学的时候，我父亲作为三种人被监视。我去业余美术学校上课之前，总要去饭店排队买羊肉馅圆笼小包，带给父亲吃。父母在外面忙，晚上，我会早早给父母铺好被子，还会把被子尾端卷起来保暖，让他们回来睡得舒舒服服的。
我觉得自己跟他们，真的太不一样了，是那种骨子里的不同。
我的姐姐们不爱学习，而我从小爱学习，还特别喜欢画画。我家院外是一条小路，那条小路是学生们放学回家的必经之地，大姐和二姐，会趁学生们放学经过，把我的画扔到院子外的小路上。她俩趴在围院子的木板后，从缝隙往外偷看。
放学的学生捡到画，打开看了称赞说：“画得真好！”她俩就捂着嘴偷偷笑，觉得很骄傲。
1978年恢复高考，扎兰屯师范学校来招生，我文化和专业都考了第一，创作得了95分的高分。我顺利进入扎兰屯师范学校，专业学习美术，在班上担任学习委员。我年龄最小，个子最小，扎俩小辫儿，精力十足，去火车站画速写，到野外写生，在教室画石膏像，和同学们轮流做模特画头像，怎么也画不够。
1979年的我
每天早上五六点我就去上学了，不是我值日我也一个人做值日，心甘情愿地维护好班级环境。班上有一个姓庞的同学，他个子比较瘦小，但为人处世显得成熟，画画是班上最好的。读书期间，我们一起画画、一起学习，渐渐有了感情。
我觉得虽然我们家人多，但是没有温暖。我住在自己的家里，却一直有流离失所的感觉，我想早点结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
学校门口
庞同学打算寒假上门拜访我父母。我事先跟父亲说了，父亲一声不吭。家里人不欢迎庞同学的到来。去我家的时候，我俩像做贼一样，绕开大道，专走小路。
到家之后，父亲坐在椅子上，冷冷地跟他说：“你要想娶她，三年后再来见我。”
家里不留庞同学吃饭，打发他走。送他出去的时候，父亲手上拿着小口径猎枪，关了院子里的灯，那架势好像庞同学要敢表达不满，父亲就会一枪崩了他。
家里对我们的恋爱坚决不同意，在临近毕业的几个月，甚至断掉了我每个月20元的生活费。我们靠庞同学一个人的生活费支撑到毕业，吃饭买最便宜的玉米面发糕，除了作画需要的材料，没有额外开销。
家里执意要把我们拆散，但我也执意要和庞同学在一起。他是第一个让我想有一个家的男人，和他在一起，我惶惑的心能有片刻的安宁。
我和庞同学在一起，老有人把我当成日本人
扎兰屯师范毕业时，按照政策我可以回父母所在的海拉尔市，当一名中学老师。我决意和庞同学自立门户，放弃了回去的机会，到离海拉尔市100多公里一个新开发的矿区当美术老师。不久后我们结婚。
结婚一年，我们的儿子兴兴出世了，我和庞老师的婚后生活很艰难，直到调动到了中学，境况才开始好转。
儿子百天照
两个姐夫不止一次跟两个姐姐说：“四胖跟你们俩，根本就不像一个妈生的。”哥哥姐姐们有一次聊起我小时候的事，大哥说：“孩子来时穿着一身秋衣裤，老喜欢躲在门背后。”内蒙古的孩子是不穿秋裤的。
我再追问，他便不肯说了。后来我知道，上海的孩子是穿秋裤的。
大姐也给我讲过一个故事。她和二姐小时候在爷爷奶奶家住了两年，晚上睡一个被窝。半夜她醒了，看到从窗户进来一个小金人，是个小姑娘，金光闪闪的，长得可好看了。小金人在她面前跳舞，对着她笑。她把二姐捅醒，两个人傻傻地看着小金人笑。过了一会儿，小金人就消失了。没过多久，父母就去爷爷奶奶家把她们接回海拉尔了。返回家中后，家里就有我了。
父母闹矛盾最凶的那段时间，有一天晚上，母亲突然来我房里，对我说：“如果我有什么意外，你去咱家仓库里的老毛子大衣柜里取一样东西，衣柜壁上糊了一层纸，东西在纸里面。”
我问：“是什么东西？”
母亲想了一下，说：“是存折。”
我说：“存折你找二姐啊，她是营业员，心细。”
母亲没有再说什么，转身出去了。
后来我一想，觉得很奇怪，家里的钱从来不会让我管。母亲要交给我的东西，不可能是存折，那会是什么？我赶紧去衣柜找，糊着的纸已经被撕开了，里面什么都没有。
我猜想，那可能是一件与我身世相关的东西。我问过母亲，我是不是抱回来的孩子。母亲每次都很生气，说你就是我生的！
全家福，左一是我
1992年，我父亲在医院查出肺癌。我和庞老师每周五赶回海拉尔市照顾他，周一再赶回学校上班。
1993年，父亲患肺癌半年，弥留之际的那天，当时屋里只有我和十岁的小侄子。
我让小侄子去问父亲，老姑是哪里抱来的。我躲在门背后偷听。小侄子走到父亲身边，问：“爷爷，我老姑是从哪里抱来的呀？”
父亲用虚弱的声音颤颤巍巍地说：“从市医院抱回来的。”
我站在门后，听得清清楚楚，心中多年的疑虑，第一次得到验证。
父亲很快去世，我很难过。
那时我和庞老师完成了进修，拿到了哈尔滨师范大学的本科文凭，我有了强烈的离开矿区的想法。
我（第三排右四）在哈尔滨师范大学进修获得本科文凭
有一天，我上音乐老师办公室，看到一份中国电视报，上面刊登着秦皇岛面向全国招聘教师的信息。我拿走了这份报纸，准备好简历，投递过去。我和庞老师都被秦皇岛录取了。
我们全部身家只有两万五千块钱，我们用两个一吨的集装箱搬走了全部家当，里面只有一台电视机值钱一点。
去秦皇岛时，一家人在海拉尔车站告别（左一，庞老师；左二，我；中间穿白衣服的是儿子）
1994年，我们带上全部作品，去秦皇岛开始新生活。
初到秦皇岛，我们在一所私立学校当老师。工作一段时间后，我离开私立学校，跟朋友合办公司，1995年我独自创业，开办业余美术学校。我在图书馆租了教室，周六、周日两天上课，平时我就在那里画画。中午我买一份面皮，一份烧饼，简单吃过后，在那儿安安静静地备课、创作。
1996年，初夏时节，我们的美术培训招生爆满，周六日上课时，不断有新的家长送孩子过来，教室里的凳子全坐满了，大家都站在后面听课。业余美术学校办得红火，我们也从中赚到了钱，生活终于好起来了。
在几年的办学积累后，我们和公立学校合作，创办了全日制高中“华夏美术高中”。后来，我们又买下一幢大楼，开始独立办学。
给华夏的学生上专业课
学校的运营一直很好，华夏的学生成功考上清华大学、中央美院，各类重点大学的美术专业。
我把母亲接到秦皇岛，想让她跟着我享享福。接着又把除了弟弟之外（他在电视台上班）的家人都接到了秦皇岛。
每个月我都给母亲零花钱，秦皇岛的好馆子我挨家带她去吃，平日只要有时间就开车带她出去玩，好衣服我自己舍不得穿都给她买。母亲多年习性不变，从不做饭也不买菜，也从不关心我。有空就出去唱歌跳舞。不管我多晚回家，多辛苦，也要等着我回来烧饭。
我40岁生日那天，上了一天的课，晚上很晚到家。推开家门，煤气灶冷着，桌上没菜，她依旧什么都没做就扭秧歌、跳舞去了。
我挽起袖子给家人做晚餐，心底冰凉。
2000年，在秦皇岛
很多人一看我的画，就问我是不是到日本留过学，或者跟日本老师学过。但我从未到过日本，也没有日本老师，都是我自己内心的自由创作。
从小到大，很多人说我长得像日本人。我的同学说我极度自律的生活方式，不像北方人，像日本人。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是什么人。
有时我会痴痴地想，我的生母生父是怎样的人？在做什么？这些年有没有找过我？我的生母应该是一个知书达理，善解人意的女人。
她会爱我吧？她会把我搂在怀里疼惜我吧？她会在我生日时做几道菜等我回来庆祝生日吧？
除了1993年，父亲弥留之际确认我是从市医院抱养的遗言，我没有别的证据。似乎我和亲生父母没有任何缘分。
可有些事情，往往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发生。
2002年的一天，我上市场买菜，经过一家报刊亭，买了一本《现代家庭》，这本杂志我每个月都会买。中午吃完饭，我躺在床上休息，翻开了《现代家庭》，跃入眼帘的文章标题为《以母亲的名义——“上海移入内蒙儿童”寻访纪实》。
看到这行字，我的心猛地一抖。我屏住呼吸，一字不落地全部读完，看到最后，浑身震颤，泪流满面。
2002年《现代家庭》杂志，我一直保存着
我开始疯狂地查询这一段历史。六十年代，三年自然灾害，饥馑遍地。上海的孤儿院爆满，孩子们普遍营养不良。1960年5至6月，中央曾连续发出关于京津沪等城市粮食供应告急的文件。另据《上海民政志》记载，上海社会福利机构在1958年共收容婴幼儿1770人入院，其中弃婴占98%。1959年收婴3525人。1960年1至3月，共有弃婴5277人入院，最多的一天收容109人。1960年年收容量创历史最高记录。由于城市粮食匮乏，在国家民政部门的统筹安排下，这些弃婴开始被火车搭载，转送到全国各地，由情况尚好的地区的人家收养。
1960年4月，在中央的指示下，孤儿们从上海陆续被送到内蒙、山东、河南、河北等北方省份。运载着孤儿们的火车、汽车沿着由南向北的道路一路转送，几乎走一路，安置一路。事后，人们估算了一个保守数字，是5万人。他们没有名字，只有编号，只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上海孤儿”。
这场大转移，被称为当时“最大规模人道主义人口迁移”。仅仅内蒙，便接收了3000多名来自上海的孤儿，最小的才几个月，最大的七岁。孩子们移入内蒙之后，并没有进入牧区，而是被收留在城市中心大医院里，恢复健康，养胖之后，政府发动盟、市级干部领养。
这篇报道，说不定能揭开我的身世之谜？
我脑子飞速运转着，想到父亲临终前的一幕。小侄子走到父亲身边，问道：“爷爷，我老姑是从哪里抱来的呀？”
父亲用虚弱的声音颤颤巍巍地说：“从市医院抱回来的。”
而我的父亲又是第二轻工业局干部，符合领养条件。难道说，我就是“上海孤儿”？！
我睡不着了，从床上坐起身，仿佛一道光，劈头照进我脑子里，多年模糊不清的谜团，突然有了一个方向。
我学校里有个叫小娟的员工，她是海拉尔人，她的姥姥是海拉尔的老一辈人。我找到小娟，问她：“你知道“上海孤儿”这件事吗？”小娟点头，说：“知道啊，海拉尔谁不知道啊，你不知道？”我摇头说：“我从小到大没听说过。”小娟盯着我看了一阵儿，悠悠地说：“我看你就像。”
我马上从网上搜索上海女性的长相特征，发现尖下颌是其中一个特点，而我就是尖下颌。我怀疑，我的出生日期也不对。按照上海孤儿的历史推算，我应该比1960年更早出生。我给上海杂志社的人打去电话，询问上海孤儿的事情，向他讲述我身世的疑惑。
他耐心听完，告诉我：“事情是因为一位蒙古族妇女，在母亲去世后整理遗物，发现了一份《上海儿童移入证明》，辗转打来电话，这个事件才浮出水面。”杂志社给我提供了作者的电话。
我拨打了作者电话，说出了我的疑惑。作者告诉我：“怀疑就是理由。这些上海去的孩子，四十多年过去，除了皮肤黑了一点，聪明没有变，我采访遇到的上海孤儿，发展到现在，最差的也是小学老师。”
我分析了自身的一些特质，觉得自己是上海孤儿的可能性很大。
我问母亲，你知道“上海孤儿”吗？
母亲面无表情地说，知道啊，我们单位就有啊。他们都是无父无母的，但你不是，你是我生的。
我说父亲临终前说，我是“市医院”抱来的。
母亲大骂我一顿，把弟弟叫来，跟我吵架。晚上，我和弟弟一起出去吃饭喝酒，说了很多话。弟弟说，你不要再问了，就那么回事儿吧。
母亲口腔常年溃疡，怎么都治不好，最后查出来，疑似口腔癌。我有一个姨妈在内蒙，是比较有名的中医，母亲便返回内蒙，去看病。
2003年1月，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花了2000元在《中邮专送——上海周末时尚生活指南》的头版，刊登了彩色的寻亲启事。这份报纸在当年的发行量高达61.8万份，上海区域专递入户。
这则寻亲启事带来了希望
母亲知道我在寻亲，好几次跟我大哭大闹。
广告发出去不久， 我就接到很多电话。有一位女士在电话中跟我说：“我也是上海孤儿，只是被领养在上海市内。祝你寻亲顺利！”
还有一位男士电话里讲到：“因为妈妈没有奶，自己的亲弟弟在产床上就被抱走了，我想找到弟弟。”
三天后，我的手机又响了。我接起手机，一个有点急促的声音传出来：“侬好，我是侬婶婶呀。”
我一激灵，问：“您是哪位啊？”
那边继续说：“我是侬婶婶，侬爸爸妈妈都在我身边呢。”
然后一个男人把电话接过去，跟我说话。他说，是我的上海爸爸。
上海爸爸音色略显苍老，说的普通话。先是介绍自己姓高，问我叫什么？在哪里？
随后他说：“我有一个女儿，1958年出生，当时因为我拿了150块和人集资办了一个鞋厂，在整党整风中入狱8年。如果我们是父女，可以相认。”他的声音很平静，讲话温文尔雅，慢条斯理，跟我语气相像。
让我奇怪的是，他如此确信我就是他的女儿。而我一听到他讲话，就莫名有一种亲切感，好像他就是我的亲人一般。通完电话后，我们写信交流，交换照片。
上海爸爸邮寄过来儿子和孙女的照片，和我的儿子长得颇相似，他们孙女的照片很像我上初中时候的样子。看过照片后，我挑了几张自己的照片寄往上海。
“上海爸爸”的照片
我很高兴，觉得这次寻亲如有神助，我盘算着等上海爸爸收到照片后，约一个时间我去上海，同他们见面。他真的是我的亲人吗？我为什么会成为一名孤儿？
为什么从小到大，很多人说我像日本人？我真正的身世到底是怎样的？
我心中有太多的问题。
我看了下日历，没两天就要过年了，2003年的春节快来了。
新的一年，我能找回梦寐以求的亲生父母吗？我满怀憧憬地期盼着。
“上海爸爸”高福山
不知您了解“上海孤儿”这段历史吗？
艺术家张润萍的身世扑朔迷离，她怀疑自己是“上海孤儿”，但是接下来遭遇的各种奇异惊悚的经历，却又和普通的“上海孤儿”有太多不同，再有想象力的编剧，也写不出来。
丑故事3月5日（周四）更新下集，敬请期待。看看她的寻亲故事，接下来会遭遇怎样神奇的故事，她的亲生父母，到底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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