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鸥 | 能折腾的小姑娘

来源: 2019-09-18 14:08:13 []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 次 (48999 bytes)
作者档案

刘海鸥,笔名凌之,1988年赴澳大利亚马克立大学读博,后因病辍学。1990年代初开始写作,曾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多家主要报刊杂志发表作品,收入国内外小说及散文选集。《她不属于这个世界》获2003年“世界华文文学奖”;《半壁家园》《游必有信》(作品集之一)获得2013及2017年海外华文著述奖散文佳作奖。

原题

画说我的一生

连载三:能折腾的小姑娘

连载四:谁跟我玩儿,打火镰儿

文图作者:刘海鸥

三、能折腾的小姑娘

(1951~55年,4~8岁)
 
1950年代初我家搬进了景山后街碾儿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我的儿童时代最愉快的记忆全部藏在这个院子里。 
 

四十三号院图,这是我记忆中院子的平面图

       大门洞的右手有一间小房,住着秀兰一家。

左手四间南房,住着王大娘一家。北房五间,住着房东一家。东屋刘老太和她的儿子住了两间,还有单独一小间住着我的堂哥玉海。西屋是小牛一家。北屋的后面还有一个小屋子还住着墨嘉一家人。
 

院子的西边还有一个西院,南屋住的是曹老先生和太太,西屋住着林先生一家人,北屋就是我们家了。 

话匣子

我从小就爱折腾,不过这种折腾往往是和好奇心、求知欲相伴随的。
 

院子里就我家有收音机,北京人叫“话匣子”,是爸爸到派出所开了证明才买来的。每天早上打开收音机听新闻,西院的邻居都可以听见。我很奇怪,一个小小的匣子为什么能说能唱?南院的大娘说话匣子里有小人,这更让我好奇,一天我捅开收音机后面的遮挡,只看见一堆落满灰尘的零件和电线。

家里的书特别多,多是外文书,是爸爸几十年来收集的。书架是白茬木包装箱搭成的。我们就在木箱的包围中睡觉。妈妈特重视我们的文化教育,她在全国妇联保卫儿童委员会工作,可以收到全国各地新出版的儿童书籍,每隔一两天她就借回一批书给我们看。还给我们订了《小朋友》《儿童时代》好几种杂志。

我们都爱读书。我还爱把小人书涂上颜色

就连我们上公园玩也要带上纸笔写写画

洒墨水
 
 

爸爸的办公桌上永远摆放着一叠写满译文的稿纸,有一次我爬上桌子拿起蘸水钢笔,想学他的样子写字,一下子扳倒了墨水瓶,稿纸顿时被染得墨蓝,还洇透了好几张。我知道闯了大祸,立即逃出房屋,到院里大娘家避难。这些被墨水洇蓝的稿纸,是爸爸正在翻译的阿扎耶夫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

伊凡雷帝弑子
 
 
爸爸有两套苏联出版的画册,十分珍爱,不许我们碰。一次我趁大人不在家偷偷打开画册。翻过几张怡人的画片,一幅恐怖的画面赫然跳入我的眼帘——一个老头两眼惊恐绝望,抱着一个满头是血的人跪在地上(掉地上那张)。我吓得尖叫一声,窜出房间,跑到大娘家躲起来。我长大一些才知道那幅画是列宾的名作《伊凡雷帝弑子》(也叫《1581年11月16日恐怖的伊凡和他的儿子》)。
 
 
 
一天妈妈从单位借来几套少数民族的儿童服装,给我们打扮起来照相。海燕是彝族,克阳是朝鲜族,元元是蒙古族(实际上元元还小,放在托儿所没接回来,穿蒙族衣服的是别人家的小孩)。我穿得最漂亮,但是谁也说不出是哪一族的服装。至少我们知道了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
 
徐特立
 
 
我经常不听大人“拍花子拐小孩”的告诫,独自到景山东街的小人书摊租本书看。一天正看得入迷,一个穿着肮脏长袍的老头向我走来。和大人所描述的拍花子形象一模一样。他一步一步走近我,我想完了,要跟拍花子走了。
 
老头跟我说:“小朋友,不要怕,你知道毛主席吗?”我点点头。老头说:“我是毛主席的老师。”我不相信,如果他是毛主席的老师,为什么破衣烂衫?我匆匆还了书,落荒而逃。
 

后来学了课文《我的老师徐特立》,想,也许他真的就是毛主席的老师徐特立呢?

水伕
 
 

五十年代初期北京市民吃的用的是井水,家家进门摆着一个大水缸。我们胡同每隔一两天有个驼背的老头推着一辆木头水车送水。水车停在门口,取掉水箱上的木塞让水流进水桶里,然后驼背老头挑着水桶给各家的水缸灌满。我觉得,老头背上的大鼓包,一定是挑水压出来的。 

糊涂糕

 
老尹推着一辆车卖冰盏。冬天,他的车上装着一瓶瓶的红果酪、蜜渍榅桲、海棠蜜饯,红的粉的橘黄的,色彩诱人,一千元一碗,孩子们买不起。老尹为孩子们带来了“糊涂糕”,那是煮红果剩下的渣滓,二百元(二分)一勺,清凉甜酸。每次他来,我一定要买一份。
 
吹糖人
 
 

有一个吹糖人的,用空心麦秸挑起一拖糖稀,边吹边捏,几下子就捏出一只猪、老鼠、公鸡,这些糖稀杰作对我们来说都是极端的奢侈品。吹糖人的也有为小孩子准备的经济食品——用麦秆挑起一点糖稀,鼓起腮帮子一吹,吹出一个糖气球,两百元一个。妈妈禁止我买,说脏,但是只要吹糖人的来,总能从我这里赚上两百元。

磨刀

 

胡同里经常穿梭来往的还有各种工匠磨剪子磨刀的,锔缸锔碗的,焊洋铁壶的,修理雨旱伞的……有一次磨刀人来了,我拿了一把小刀去磨,磨好后磨刀人嘱咐我千万不要碰刀刃。凡是大人叮嘱的事,我总是不相信,我用手指一抹刀口,立时一个大口子,鲜血冒出来。

大娘

王大娘住在南院,早年守寡,还要独自侍养公公婆婆和四个孩子。妈妈请她帮我家做些家务和照看我。大娘永远带着慈祥宽厚的微笑,她的笑容就成了我撒娇耍赖的通行证。

星期一早上大娘给我穿衣服鞋袜,因为要上托儿所,我心气不顺,蹬着腿嚷嚷:“袜子穿反了。”大娘查查:“没有反啊。”我说:“左右反了。”大娘笑了:“嗬,袜子还分左右呢。”便给我脱下来重新穿过。

看大娘做窝头

虽然我任性调皮,但是已经把大娘当成了妈妈以外最亲近的人,我把她的家当作我的另一个家。看她和面做窝头,等到窝头下屉,满屋是玉米香味的蒸汽。大娘必定掰给我一块,加上几根酱疙瘩丝或者雪里蕻,别提多香了,可这是大娘家日复一日的饭食。 

看老奶奶剪趾甲

 

大娘的婆婆我叫老奶奶。一个晚上父母出去看电影,把我放在大娘家,我看见了老奶小脚的秘密。她揭开一层层的裹脚布,把我吓得目瞪口呆——脚面鼓起一个大包,没有一个脚趾看得出形状,没有一个脚趾头在应有的位置上,你挤我挨凑成一个尖状物。老奶咧着嘴剪趾甲,她“咝”一声,我跟着抽一口气,问:“疼吗?”老奶说:“造孽呀。”

刘老师家

 

东屋住着刘老太太和她的儿子刘老师。刘老太脾气相当古怪,每次我到她家,她就挥舞着菜刀或笤帚把我赶走。我“冒死”闯入她家是为了她的儿子刘老师。刘老师大约二十来岁,面孔白俊,和小孩子说话时认真地注视着对方,流露着慈蔼和善解人意的目光。这种目光时常让我怦然心动(才六岁左右啊,谁要以为小孩子不懂事,那就错了)。我渴望多受他一次注目。
 
二哥的枪伤
 

        院子东南角住着我的堂哥玉海,我叫他二哥。他参加了朝鲜战争,1952年因为受伤从朝鲜战场回来。二哥经常讲朝鲜战场上的事情,见人就撩起裤腿亮出枪伤。他还说亲眼看见美国鬼子抓了志愿军或朝鲜人竟然活活剥皮。

我听了吓得浑身打颤,那时社会上盛传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了,而且是原子战,担心战争爆发成为幼小心灵中唯一的一片阴云。

二哥带我逛天桥

二哥经常带我出去玩,逛前门大栅栏、天桥。我们在天桥一逛就是一天,看耍猴儿的,打把式的,卖狗皮膏药的,还有变戏法的,披着长袍一打滚就捧出一碗面条、一缸金鱼甚至一只大缸。然后逛戏园子,嗑着瓜子看《柜中缘》。跟着二哥我首次接触了真正的老北京文化。

小乖家

西屋林家的小女孩叫小乖,比我小一两岁。有一次我欺负了小乖,小乖妈上门告状来了。我迅速钻到八仙桌底下,像狗一样蹲着,虽无遮拦,却以为这样就可以逃脱罪责。小乖妈两手谦恭地放在胸前,说话非常客气,声音也好听父母道了歉,答应要好好地管教我,她很感激地离开了。

打枣

 

院子里有两棵枣树,枣子熟了的季节是全员小孩的节日。通哥爬到树上打枣,孩子们拿着杯碗口袋在树下严阵以待,一阵“枣雨”落下,一阵孩子疯抢。我也拿了一个漱口杯,东奔西跑,还没捡两颗,摔了一个大马趴,枣子也都丢掉了,后来大娘给我送来一大碗。

大人的秘密

 
 
还有一件事我得说说,印象太深了。一天街坊大婶到大娘家串门,说胡同里有一家小两口被煤气熏死了。大婶绘声绘色地说,人死了男的……还在女的……里面,分都分不开。我吓坏了,问大娘他们是坏蛋吗?大娘含糊其辞地说是。第一次听到的男女之事就以坏蛋的概念留在脑子里了。
 

第一张四姐妹合照

 
 

四、谁跟我玩儿,打火镰儿

(1951~1955,4~8岁)

       童年最愉快的时光就是和院子里的小伙伴们无忧无虑地“疯”玩儿。

    

        院子里有热热闹闹的十几个孩子,大娘家的通哥、襄姐、达子,刚从乡下来的漂亮的小村姑秀兰、总是被大孩子欺负又总想和大孩子一起玩的小乖、调皮捣蛋的小牛兄弟、房东家的两个姑娘,还有把孔子和墨子带进名字的孔嘉、墨嘉两兄弟。

小伙伴们常聚在一起玩游戏。我们的游戏无穷无尽——石头剪子布、拽包、跳间、歘羊拐、抓包(七个粽子形的小沙包,在手心手背颠来抓去)、跳皮筋、踢毽子、抡大绳、挑竹签、官打捉贼……这些游戏还都配有拖着奇怪内容和韵律的歌谣。

通哥是院子里的孩子王。有一次他给院里的小孩开了个夏日晚会。他“把几张手工图片上的人和动物剪下来插在长条上,两手一拉它们就动起来。晚上通哥搭起了一个简单的“舞台”——两把椅子,中间拉了一块白布,白布后面点了蜡烛。通哥蹲在布后面,一边拉动着那些剪纸,一边讲自编的小红帽的故事,不断变换着角色,孩子们跟着大叫大笑,玩得心满意足。

        “跳间”的规则很复杂,跨过“黄河”,越过“地狱”,躲过“油锅”,到达“天堂”就赢了。

跳皮筋是所有女孩子童年的游戏。我们那时跳皮筋的歌谣还很政治化:“猴皮筋,我会跳,三反运动我知道,反贪污,反浪费,官僚主义我也反对”。

踢毽技巧性高,我胖胖墩墩的,从来没踢过10个以上,可是口诀很好听:“一个键,踢两半,打花鼓,绕花线。里踢外拐,八仙过海。九十九,一百。”轻而易举就数到了一百。

           “嫁姑娘”的游戏是我们自己发明的。两个孩子当轿子,用四只手编成一个座子。“新娘”耳朵上别两朵茉莉花,坐在“轿夫”的手上,然后轿夫抬起“新娘”,满院行走。其他孩子跟在后面当乐队,嘴里唱着:“呜哩哇——咚咚!呜哩哇——咚咚!” “嗒嗒滴,滴滴嗒,有谁把信儿捎回家,一脚踏进牛皮花!”“新娘”坐在“轿子”上乐翻了天。

听闻谁放了屁,就有“裁判”轮流指着每个人,边点边念:“叮叮当当,海螺烧香,粗米细米,放屁不是别人就是你。”最后一个字落到谁身上,谁就得担当放屁的责任,结果总是一场笑闹。

         要是没人和我玩,我就拿一支槐树叶子哄小小孩玩“春夏秋冬”的游戏。叶子的自然状态是“春”;从茎底部两指捏住往上一推,叶片都被挤到顶部,如一朵花,这是“夏”;一松手,叶片落下,是“秋”;最后手中只剩一枝茎,为“冬”。我觉得这真是一个聪明深刻的游戏。

或者拣一根羽毛,把它贴着墙,一手按着它的杆,一手捋着它的毛,唱道:“鸡毛鸡毛你看家,我到南山采黄花,卖了钱给你花,我花一个你花仨。”松开手,鸡毛如果贴在了墙上,我们便相信鸡毛为了得到卖黄花的钱,乖乖地看家了。 

小伙伴

我特别喜欢秀兰,她是个腼腆羞怯的女孩,不爱参加孩子们的集体游戏,我就到她家里和她玩。秀兰不言不语和我翻花绳,安静得像一只小白兔。

要不然我们两个就玩“打花巴掌”——“打花巴掌呔,正月正,老太太出门看花灯……”“谁跟我玩,打火燫,火燫花,卖甜瓜,甜瓜苦,卖豆腐,豆腐烂,摊鸡蛋……”

我最好的朋友是大娘的女儿襄姐,我会的所有的游戏都是她教的。一放学我就和她一起玩,玩得晚了,我的功课没有做,妈妈回来就大发雷霆。我只好点灯熬油又困又累地写到老晚。为了对付妈妈的检查,我索性让襄姐替我写作业,代价是让她多玩一盘。

她的字秀气工整,不知为什么妈妈没有发现,倒是被老师发现了,她问我:“这是你自己写的作业吗?”我心虚地回答:“是。”老师并不说穿,因为凡考试我总是满分。

襄姐教我唱了很多歌曲,我最喜欢的歌是《在卡吉德洛森林里》,不仅那些跳跃的音阶“又清凉,又干净,又凉快,又甜美”朗朗上口,特别是歌曲在我脑子里形成了一个美丽的画面:白衣飘飘的汲水姑娘,王子装扮的猎人,在森林中的泉水边相遇,尽管歌词唱的不是王子与村姑。

我和襄姐有时候也会吵架,她喜欢两手做出猴的样子,念叨着“气猴猴,气猴猴”,的确很气人。我就一捂耳朵说:“不听不听,王八念经。”女孩吵架也就如此了。不出五分钟,就又和好如初。

 我最好的玩伴儿是大娘的小儿子达子。我们一块儿玩拍洋画儿、摔三角、弹球、剁刀子这类男孩子的游戏。达子还教会我用三个枣子做小推磨。把一个大枣切掉一端做底,切掉另一端露出枣核的尖。拿一小段秫秸皮的两端插上小枣。小磨就做成了,轻轻一推,它就滴溜溜地转。

有一次我和达子把一条死了的金鱼装在洋火盒里,放在院子里大楸树下的洞里,插上木片为墓碑,摆上玩具的小碗小碟,里面放着树叶花朵做成的“食物”祭品,然后点香磕头。我们玩得非常投入,强烈地想知道生命消失后肉体会怎么样。几天后我打开火柴盒,一盒密密麻麻的小蛆在蠕动,吓得我扔掉盒子,从此失去了对这种游戏的热情。

有时达子带着我和一群“野孩子”双手拍打屁股,唱着“往,往,往低往……”的调子,在胡同里呼啸而来呼啸而去。达子还教会了我最粗野的骂人话,那时我们根本不懂骂人话的内容,也不是想骂什么人,就因为有韵律,好玩儿。我认定将来要和达子结婚。大娘听了笑得合不拢嘴,说:“将来你就看不上我们达子了。”

如果不玩集体游戏,孩子们就坐在大楸树下,看书,画画,刺绣,编织,下棋,玩玩具。43号院是我们的乐园。
 

不仅院子里的孩子,胡同里的孩子甚至三眼井胡同的孩子都爱到我们家看书和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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