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小时候，去饭店吃饭是一件等同于过年的大事。不讲究环境，更没有仪式，目的纯粹，就为了吃一口好的。
每次外出吃饭，进门前，一家人得先分工：找座的、等座的、交钱开票的，负责端菜的。我和我表弟，按照我姐说法，那时瘦得像《包身工》里的两根芦柴棒。尤其是我，刘胡兰的故事看多了，小脸绷的，成天大义凛然的，自带“道德绑架力”。于是我俩负责盯座。
一进门，要先巡视全场，跟老鹰捉小鸡似的，在那些个只顾埋头苦干的后脑勺里，揪出目标来：谁的碗里见底了，谁的筷子撒手了。然后快步上前，往人家身后一戳，盯着他吃。最好盯得那桌个个脊梁骨发毛，赶紧抹嘴走人。有时不能盯太紧，也要兼顾周围，让其他等座人注意到：有主了，别过来搞恶性竞争。
表弟比我机灵，对方屁股刚抬起一寸，他就能侧身泥鳅似地钻过去，半个屁股先占上椅边，同时脚勾住一个，手拉住另一个，把全套“防御工事”布置好。但现实往往残酷，等了半天，常有不讲理的大人直接无视我们，把刚空下来的椅子，“嗖”一下抽走。
等菜上齐，一家人终于可以坐庄，反而变成弱势团体，因为等座的人围过来了。有人等得无聊，习惯把脚搁在椅子横梁上，抖抖抖。我这边夹个菜，一筷子下去也跟着抖三抖。人家不知道的，还奇怪呢——没想到小孩也有得帕金森的。偏偏爱这么抖的，通常还是那种五大三粗、看着就不好惹的大汉……
在这种被环伺的情况下，家常话是说不成的，只能点评菜品咸淡。有时社牛大哥还参与讨论，“这肉炸的，瞧着就不咋地。”双手抱胸，满脸不屑。我并不讨厌他质疑我家的品味，因为他一开口，脚就停了。
我记忆中的第一次吃饭店，是十岁的时候随我爸从下放的地方回北京。先坐长途汽车，再换两次火车，不得不在车站吃顿饭。我爸带着大包行李，还有我和我表弟，走进的那家小饭馆，酷似电影《满意不满意》里的场景，黑白底色，油污的木桌，长条板凳。好像吃了盖浇饭之类，适合抱着饭碗大口吞咽的那种，那是我毕生最美味的一顿。
在七、八十年代，家里条件拮据，父母的工资月月光不说，90%以上都喂饱一家人，哪有余钱去饭店，平时加个餐就是打牙祭了。我妈一直想买件大衣，可往往刚攒点钱，就贴在一家人伙食上了。比如，从食堂打份回锅肉回来。我妈善于自嘲：“得，今天把半只袖子给吃了。”有一年夏天发洪水，水退后有农民卖鱼，我爸背回一条十斤重的大鱼，全家欢天喜地。我妈叹口气，又少了一个袖子。那件大衣终究是个念想，没能穿上。
我先生他们那里称外食为“下馆子”，只有出远门才可能发生的。他的第一次，也是在县城车站，辗转准备去大学报到。简简单单一碗面条，也美味得不得了，肚里没油水得时候什么都好吃。吃完了舍不得走，看路边摊贩包馄饨：拿一根小木棍，在肉馅里戳一下，再往面皮上一擦，让面皮“闻”一下肉味，卷起来，一个就好了。
这几年，流行大年三十全家去饭店吃年夜饭。听说不少大酒店生意爆棚，得提前好几周才能订到席位。有的人家早上开席，有的人家半夜开席，啥时候吃年夜饭，饭店排班表说了算。
等到了点儿，大家伙儿齐齐地来了，客客气气地坐着，谁也不用盯着谁的后脑勺，谁也不用担心椅子被抽走。服务到位，菜上得快，菜色和花样更不用提，吃得也快。互祝万事如意后，各自散去，暗叹一声，年就这样过了，没什么年味。
过年的关键词，是“忙”，不是“吃”。以前能从腊八一路到除夕，洗洗刷刷，剁肉蒸馒头，贴春联、守炉火。年味就在这好几个星期的忙碌里，慢慢酝酿，越等越香。鲁迅写过鲁镇年终大典，女人的胳膊泡在水里通红。那种郑重其事的忙乱，才是仪式本身。
年味，从来端不上桌。它是折腾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