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历史动车将追尾，能否走出死循环？
一、回顾历史：改革前贤皆寂寞
延香屋宇久萧萧，普世大同离孛遥。
万木栋材今兀兀，百年功过已嚣嚣。
新朝重演周期律，故国轮回改革潮。
接踵天游归去也，群贤寂寞坐青霄。
前年冬，我到广东南海凭吊康有为故居“延香老屋”时，步南海先生七十自寿诗原韵，写下了这首七律。改革前贤皆寂寞，从商鞅、王莽、二王八司马、王安石、张居正乃至近代的光绪、康有为等……，中国历史上改革家的结局，要么以身殉职，要么贬窜流亡，要么人亡政息，在这片“思想国家化”的大一统国土上，难以开出绚丽的革新之花。
鲁迅在谈及中国革新之难时曾说：“宋朝的读书人讲道学，讲理学，尊孔子，千篇一律。虽然有几个革新的人们，如王安石等等，行过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赞同，失败了。从此大家又唱老调子，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一直到宋朝的灭亡。”（鲁迅：《老调子已经唱完》）温家宝总理曾引用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以表达改革的决心，如今他的任期行将届满，政治体制改革依然无法启动。
没有科学的历史观，也就谈不上科学的发展观。屏蔽历史齐唱颂歌的结果，是对民族记忆的集体遗忘，不接受失败教训的族群没有未来。强调主体思想的一元化，拒绝承认思想文化的多元性，改革就不会有思想动力。执政理论至今不能自圆其说，既不探索也不争论，又如何能有改革新？
2012将至，世道浇漓，人心思变，若好莱坞大片中的世界末日出现，或许就蠲免了诸多社会转型的痛苦。而无法回避的现实是，中国的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都面临拐点：经济会不会“硬着陆”？政治交棒能否平稳过渡？是人们议论得最多的，这难免令人想起“二黄定律”的老话题。
二、自利型政府，能否摆脱经济周期律？
经济上的“黄宗羲定律”系指一种周期现象：中国历代王朝为减轻、规范农民的赋税而出台的政策，在初期起到一定作用之后，往往最终变本加厉地加重农民负担，周而复始地引发社会动荡，导致王朝的倾覆，被大思想家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胡温新政”之初，这条定律引起温家宝总理的重视，政府因此在2004年起减免征农业税，2006年《农业税条例》废止，结束了中国农民两千多年来缴纳“皇粮国税”的历史。
这项制度创新，并不意味着中国走出了“黄宗羲定律”。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世界多数国家的农业税已不是主体税收。农业税在我国税收中的比重本来不大，收税成本却很高，废除的只是“鸡肋”而已。 “黄宗羲定律”定位于古代农业社会，在工业化、信息化时代的今天，其涵盖面则不仅仅限于农业，也应扩展到工商税收的其他领域。黄宗羲时代，百姓只要供养皇帝一家和一个政府，如今纳税人要供养的，是党、政两个平行的庞大权力系统，外加工、青、妇、民主党派和官办团体等衍生附庸。
财政部刚刚驳斥了《福布斯》杂志“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居世界第二”的说法，但当今中国税负（含各种名目的收费）之重，恐怕国务院也否认不了：生产型企业税负过重是个老问题，加上官商勾结的高利贷盘剥，令民营中小企业不断发生倒闭风潮；就一线城市的房价而言，土地出让金和相关税费占到房价构成的30%-40%，中央政府不断出重拳打压房价，一味挤压开发商，地方政府的高额土地财政收入却不见让利；中国公路不姓“公”，各种关卡收费加重了运输成本，物价上涨的苦果却要消费者承担……
老子曰：“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李聃老师总结的这三条，如今一条不少都存在：食税多造成人民饥困、有为（求政绩）造成社会矛盾尖锐、求生之厚（搜刮享受）造成以死维权。
取之于民，用之于官，这就是所谓“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吗？26人养1名吃官饭者、“三公”消费占财政支出37%的政府；不知廉政自律，永远要求别人奉献“道德血液”的政府，高价低效、自觉地为自己谋利益的政府，要想走出“黄宗羲定律”也难。
三、政改停滞：如何跳出政治周期律？
“二黄定律”中的政治周期律，出自黄炎培与毛泽东的“窑洞对”，系指历史上的王朝更迭周期。1945年7月，黄炎培在延安对毛泽东说：“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延安归来》）
这段对话，不少人耳熟能详。中共在延安时期及建政之初，犹能“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如今的光景则乱象纷呈：不仅外交“求荣取辱”，”内政“政怠宦成”，社会控制力日趋薄弱，“维稳”艰于应付防民。究其原因，是“带路党”没有把中国带进毛泽东所说的“民主新路”，“人民监督政府”的承诺始终未兑现。
“人民监督政府”的架构，早在共和国成立前夕，开国先贤们就已经作了设计。1949年9月通过的大宪章《共同纲领》大宪章第十二条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第十三条规定：“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规定各级人大都要“用普选方法产生”，且特指“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然是指“一人一票”的直接选举而非间接选举。
直接普选产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承诺，历时六十二年未兑现；非但如此，今年区县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从中央到地方严防死守，重点防范公民自荐参选，生生阻断了一次从体制监督上自我更新的机会。梁启超说：“我国万事不进步，而独防民之术乃突过于先进国，真可痛哭也。” 用纳税人的钱防范监控纳税人，是一大“中国特色”；从虚拟世界的GFW防火墙到现实中的截访、阻选，这样的“维稳”无异于自宫。照此下去，“人亡政息”只是时间问题。
四、前车之鉴：皇族内阁缘何失败？
离当下最近、最有借鉴性的改革标本，是清末“预备立宪”的历史教训。君主立宪也被理解为“虚君共和”，是统治者为避免被革命倾覆，与被统治者订立的社会契约，君主及其家族舍弃部分眼前权益，而与博弈各方长久共享可持续的权益。这种充满政治学智慧的“共存”体制，英国和欧洲的几个王室实现了，日本实现了，而中国却未能实现。
戊戌变法的失败，令抱残守缺的清廷，迅速遭遇了庚子之变的历史惩罚。深重的内忧外患，迫使统治者睁开眼睛看世界，慈禧太后启动了清末最后一轮的改革。君主立宪或革命，是结束当时中国政治危局的两个主要选项。立宪派与以孙文为代表的革命派，展开了一场改良与革命的赛跑。袁世凯等汉族权臣与社会士绅们组成的立宪派内外互动，取代流亡海外的原维新派，成为清末立宪运动的中坚力量。
满清政权和蒙元政权一样。系由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民族。“团体共治”是其区别于中国历史上其他“家天下”王朝的特色，被钱穆先生定义为最自私的“部族政权”，余英时先生更给出一个引发联想的定义，叫做“族天下”。所谓“自私”，即享用建政红利（血酬）的利益集团，是一个靠种族血缘维系的封闭族群。这种体制，令改革比一家一姓的王朝更加困难。尽管朝廷标榜满汉平等，实则亲疏有别，用人制度上的满汉之争贯彻整个王朝历史。直至太平天国之乱发生，朝廷才不得不重用汉臣，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到袁世凯、张之洞，汉族官僚集团成为清末朝廷内部洋务运动、军制、宪政改革的主导力量。
如果把清王朝看作一家公司，汉族权臣与皇室亲贵的关系，很像是职业经理人与创始大股东们的关系，这批职业经理人很受董事长慈禧太后的重用，但各大股东家族对他们的崛起高度警惕。义和团事变后，为了挽救大清，大股东家族和职业经理人达成一致，主推君主立宪：从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到1908年出台《钦定宪法大纲》二十三条，宪政开出了正式的时间表。同年11月慈禧、光绪逝世，大股东家族载沣、隆裕两位弱主出任掌门人，形势开始逆转。
弱主的软肋是不自信，越是担心失去权力，就越把握不住机会。在各省立宪派的压力下，朝廷先是把“预备立宪”的时间表由九年缩短到五年，接着在1911年5月裁撤军机处，改为责任内阁制。就在这个改革的关键时刻，部族政权的自私暴露无遗：阁员十三人中，满洲贵族九人，汉族官僚四人，而满洲贵族中皇族又占七人，被人们称为“皇族内阁”。
大凡一个王朝到了末世，总是认定自己的子弟才靠得住。以庆亲王奕劻为首，加上良弼、铁良、善耆等少壮派贵胄组成的“皇族内阁”，其实多是皇亲国戚中的改革派，也的确代表了大股东家族的利益。他们认同君主立宪，却又紧紧防范权力旁落到汉臣手中。这不仅令汉族权臣和各省的立宪派愤慨，也使革命派“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口号格外煽情。尘封近三百年的民族压迫旧恨，一下子被激活了，朝野间除满族外几乎所有的势力，都希望恢复汉人的国家。“皇族内阁”在错误的时间出台“铁路国有”政策，激发了一场地方性的经济维权群体事件（四川保路运动），并迅速演变为革命。
自湘军、淮军崛起到庚子年“东南互保”，至1908年清政府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地方自治观念日渐深入人心，市民社会在一些发达地区已经形成。武昌首义一声枪响，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向号令不出都门的“中央”告别。以汉族权臣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事集团，乘机启动“南北议和”，逼迫清室退位。
为何革命最终跑到了改革的前头？实因“部族政权”的大股东们患得患失，缺乏壮士断腕的决心，令宪政改革功败垂成，最终被职业经理人袁世凯卖了个好价钱。
五、顶层设计：构建公民社会才走得出死循环
2012年，执政党将召开第十八次党代会，各种争论的声音此伏彼起：“击鼓传花”传的是一颗不定时炸弹？中国应否回归新民主主义宪政？如何通过“顶层设计”推动改革等话题，在执政党内和理论界激发了热议。日前举行的纪念粉碎“四人帮”三十五周年座谈会上，一批关心党国前途的“红二代”，痛心疾首地向决策层喊话，他们以开国元勋后代的血缘情感，质疑腐败和专制违背了建党建政的初衷。
维稳过渡令政改的念想再度搁置。历史需要搅动死水的人，即便大家怀疑个别人以作秀博上位，但一个灿烂的笑容，或许比僵硬的官僚面孔容易亲民，学会打“民意牌”毕竟算一种进步。权力交棒能否启动沉寂多年的政治体制改革？我的观察是“五年看改，十年看埋”，若新核心的第一个任期内不启动政改，也就无须启动了，不妨继续维稳到石化拉倒。
政治体制改革，说白了是个“分蛋糕”体制：有人主张先做大，次在分；有人主张先分好，再做大。问题在于：谁做谁分？民做官分则民怨，民做民分则官愤。须立规则：人民共和，主权在民；官为民仆，主先仆后。还分糕之权于民，唯有行宪政。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目标都是宪政，其主要区别在于后者强调共产党的领导，若政改在未来五年内启动，这也将是执政党死守的底线。
对“新新民主主义”的召唤，也唤醒了沉睡的历史记忆。1945年9月7日，毛泽东曾庄严承诺：“‘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
毋庸置疑，共产党与国民党竞争，靠的是普世价值宣传和民主宪政的承诺，争取了民心争得了天下。江山坐定之后，毛泽东将“民主新路”抛诸脑后，人治取代法治，导致封建主义和个人专断盛行，最终爆发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民族大劫难。80年代启动的改革开放，虽然使中国走出计划经济，但未能彻底清算封建主义。二十二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滞后和权贵资本主义的崛起，令社会出现了倒退，不仅在意识形态领域大批普世价值，甚至连公民社会都成了“西方的陷阱”。对比赢得政权之前的承诺，用“数典忘祖”来形容毫不过分。最大的“敌对势力”在政权内部：如果执政党不对自己的承诺负责，党员不对自己的政党负责，也就没有理由要求人民对政权负责。
面对一个官民“互不负责”的社会，未来改革的“顶层设计”如不以建构公民社会为目标，则仍是一个死循环。问题在于：中国六十年来的教育，仍是前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模式，如同一条标准化生产线，产品都是标准件。这种扼杀个性和独立思考的工具教育，从来就不是为培养公民设计的。标准化产品无论作为领导者或被领导者，都不具备创造性和建设性。“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如果从教育制度上就拒绝培养公民社会的践行者，再好的“顶层设计”也只是空中楼阁。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2012年1月1日才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共和百年。“铁血铸成真大错，头颅拼却反无光”，“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这是辛亥革命志士蔡济民书写的悲愤。中国人奋斗了整整一个世纪，仍未实现民主宪政理想，还在走向共和。历史仿佛在一个封闭的怪圈中循环，历经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2012年迎头撞来的，仍是一百年前的老问题。
历史的动车，真要循环追尾了吗？
2011年11月17日 北京风雨读书楼
个人观点 我不推崇极端民主和极端集权，就像在我们的历史政治教科书中所学习的那些，要民主和集中有机结合。适当的民主和适当的集中是一种最理想的模式。中国的改革是要一步步的前进，不能激进，东欧和俄罗斯的激进改革是不成功的，东欧国家都是西欧的变相殖民地而已。在现在老百姓的民主意识已经初步觉醒的条件下，老百姓的发言权要保证。现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选角全部放开，只会造就大财团等大势力控制的局面，必须从底层一步步推进。个人的想法--当今官员的任命是上级一言堂，我们可以采取民主集中的有机结合，比方说官员的提升一定要有辖区内的所有老百姓的投票来决定一部分，例如上级想提拔那几个地方官员，地方官员达不到老百姓投票满意率30/40%，就永远不可能得到提拔，注意一定要是所有辖区的老百姓，农村也算。地方官员可以一次性提拔到更高的位置，比方说县级干部可以一次性提拔到省里和中央，但是这种情况对老百姓的投票满意率要求更高，例如60/70%。民主投票不可能达到百分之分的满意度，即使百分之五十的满意度也是很高的要求。
极端的民主造就的政权没有长远规划的能力，只有骗票的本事，为了得到权力，不遗余力的去承诺骗取选票是对国家没有利益的，看看台湾的选举就知道了。法国的电力百分之70/80都是核电，法国的核电技术和核能力都是世界领先的。法国正处在总统竞选的前夜，社会党的候选人本来占据有利位置，但是为了和绿党达成协议，承诺削减百分之50的核能，直接一个骗票行为。法国的电价折合人民币不比中国当今的电价贵多少，好像也就折合人民币7/8毛人民币一度，没有核电，电价必然大幅增长，而且从哪里找电也是问题，并且放弃民用核电也等于放弃军事核电方面的长远发展，要知道法国军事实力强和他们的核能力强是有很大关系的。其他国家的骗票行为也是很严重，当代西方国家的选举制度简直就是选秀制度，最明显的例子是美国-奥巴马的YES WE CAN, WE CAN CHANGE这个口号有啥用，什么都改变不了，国会里面超过百分之70/80%的是百万富翁，他们能替老百姓说话吗，美国的选举制度存在很大问题，个人觉得欧洲的选举制度也不完善，也有美国化的倾向，但是比美国还是好那么一点点，因为小的弱势力集团还是有代言人的，选举的时候还是能发出声音。
总而言之，中国不能走西方目前的民主制度，一定要建立一个民主与集中有机结合更完美的制度，上级权利机关不可能百分之百的了解民意，而老百姓所处的位置又决定了不可能每个人都有全局大局长远的眼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