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与军队

文章摘自《共和国元帅：徐向前传》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在十年动乱中，徐向前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一样，历经风险和坎坷。从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到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被打倒。这一系列事件，徐向前都感到茫然。急风暴雨，许多事他来不及细想，更想不到会愈演愈烈，搞得不可收拾，一闹就是10年。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身着军装接见红卫兵。那一天，除了林彪之外，徐向前和其他各位元帅，都没有穿军装。在天安门城楼上，临时得到通知说，接见完红卫兵之后，毛主席要和元帅们照相。元帅们的工作人员，都急忙返回住地取军装。贺龙元帅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衣服，帽子又太小，搞得很局促。那张照片，是毛泽东和元帅们在一起的最后一张历史照片。

　　1966年秋，红卫兵全国性的大串联开始不久，各省、市、自治区党政机关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军队院校有的“造反派”向林彪当面告状，说军队院校“镇压群众”，“限制太多”。于是林彪提出：发一个紧急指示，军队机关、院校和文体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一样搞。10月5日，以军委名义，发出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取消了院校党委领导，强调“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这方面，军队院校要作出好的榜样。”

从此以后，军队院校和机关就大乱起来，军队与地方的一些“造反”组织，相互串联、勾结，相继发动了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队领导干部的事件。11月8日，一批“造反派”把木板搭到警卫部队战士的身上，踏着“人桥”，疯狂地冲进国防部大院和总参谋部大楼。随后不久，在林彪的坚持下，军委发出了关于军队军以上机关开展“四大”的通知。徐向前向林彪提出，各大军区开展“四大”不要全面铺开，可分批进行。因为军队肩负着战备任务，特别是地处沿海、边防的军区，即使内地军区，也要区别情况，如武汉军区地处水陆交通枢纽，搞不好对全国都有影响。要搞，可以在一两个军区试点。徐向前这个意见，实际没被采纳。

　　1966年国庆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时，萧华向徐向前说，请老帅们接见一下军队院校来京的学生。徐向前说，你们准备个稿子，请叶帅代表大家讲一讲就行了。萧华说，还是请老帅们都讲一讲好。

　　过了几天，萧华给徐向前送去了讲话稿。徐帅看后，加了加强战备的话。11月13日，在工人体育场举行全军院校10万来京师生大会。周总理、陶铸副总理，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参加接见，周总理、陶铸副总理接见后退场，由四位老帅讲话。他们在讲话中，表示拥护毛泽东领导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但共同的是强调稳定军队的重要性。陈毅在讲话中说，有的同志头脑发热，给他一条冷水毛巾擦一擦有好处。徐向前在讲话中强调：“一刻也不要忘记我们周围还存在着强大的敌人，我们必须经常保持高度警惕，不容丝毫的松懈。”叶剑英说：真理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误。学毛主席著作，不是学耶稣基督教的圣经，不是迷信。不要光注意背书，不会行动，那样就会变成教条了。老帅们从稳定军队出发，苦口婆心地引导。叶剑英讲话时，兽医大学的一名学生递了一张条子，质问今天的会议经过林彪批准没有？叶帅看了条子很气愤，当场念给大家听，说：“他怀疑我们偷偷开会，大家相信吗？总理和陶铸同志都来了嘛。四位军委副主席的讲话，我们是集体讨论过的，这能说是背着军委开会吗？”贺龙元帅当时已受诬陷，他出席大会，引起了林彪、江青一伙的忌恨。江青气急败坏地说：“你们把贺龙拉出来亮相，是向中央示威！”
　　
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怂恿、支持下，“造反派”把矛头指向几位老帅的讲话。有几个院校成立了“批资筹备处”，在大街上公开刷出“陈、叶讲话必须批判”的大标语。军队内的“造反派”开始冲击军事领导机关，揪斗军队的领导干部。
　　
　　
　 会客室里气氛沉寂。徐向前这位领兵几十年的老元帅，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全国胜利以后，对于党分配给他的工作，从不计较。他认为升迁和调动，对一个革命者、特别是一个军人来说，只有“服从”二字。由于他多年身体不好，患着严重的偏头痛和胸膜炎，这些年抱病参加一些工作，已是力不从心了。他的身体状况，党中央和毛泽东是了解的。真不明白，是什么人，在这个严酷的动乱之中，把他推了出来！是信任呢，还是其他的原因？

　　沉默了许久，徐向前自知难以胜任，便说：“我多年有病，对干部不熟悉，请转告毛主席，这个工作我担当不了。”杨代总参谋长说：“不行啊，这是江青提议，主席决定的。”
　　听说是江青的提议，徐向前一时难以相信。他和江青从没一起共过事，也从来没有私人接触。徐向前心里划着问号，本来就不平静的心情，更加烦躁和不安。对这场“大革命”，他和许多人一样不能理解，他期望着毛主席能更改对他的委任。
　　1月10日，江青派人送来了全军文革成员名单以及改组全军文革的通知。看来，中央文革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徐向前明白他这个全军文革小组长已成定局，看了“通知”，当即表示了三条意见：
　　第一，新的全军文革未组成前，是否请中央文革出面先与各派群众座谈一下，交代一下政策；
　　第二，要讲革命性、科学性、纪律性，军队搞“文化大革命”，不要党委领导不行。现在有的机关干部起来要求成立革命战斗组织，有这种苗头。尤其是空、海军，担负着保卫空海防的任务，战备任务比较频繁，指挥失灵了不好。机关干部成立战斗组织，形成几派就不好办了；
　　第三，部队中哪些人是“牛鬼蛇神”，建议在适当范围讲一讲。北京军区抓廖汉生，又要抓杨勇、郑维山；空军今天又把王辉球、成钧和常乾坤带走了，这个问题要研究解决一下，否则大家没有底。

　　这三条意见的意思很明确，要稳定军队，反对无政府主义的乱揪乱斗。显然和林彪、江青一伙的想法格格不入，从而埋下了下一步徐向前被打倒的祸根。
　　第二天，徐向前接到一个急件：全军文革小组名单已经“军委通过，中央批准”。就这样，徐向前被迫仓促上阵，担任全军文革组长。命令还未公布，消息已经传了出去。许许多多的电话，各种各样的问题，蜂拥而来。
　　新的全军文革小组1月12日正式成立，组长徐向前，顾问江青，副组长萧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清、关锋、谢镗忠、李曼村；组员：王宏坤、余立金、刘华清、唐平铸、胡痴、叶群、王蜂、张涛、和谷岩。14日建立办公机构，在三座门开始办公。徐向前眼看军队各机关、院校一天比一天混乱，上任后，决定狠抓一下军队的稳定。他每天在电话机旁，像战争年代指挥作战一样，下达命令，回答各方面提出的种种问题。原有的两部电话机不够用了，又新增加上两部。他在电话里，不止一次作出这样回答：
　　“军队一定要保持稳定！……”
　　“军队不准大串联！……”
　　“不准成立战斗队，不准打砸抢，不准乱抓人！……”
　　海军司令萧劲光被北海舰队的“造反派”抓到天津。徐向前闻讯后，立即打电话给海军文革办公室，命令那里的“造反派”立即把萧劲光送回来。他语气坚定，态度明确，“造反派”不得不照办。后来他说话也不灵了，有些“造反派”公然在电话里和他争辩起来。

1月10日，中央文革在林彪的支持下，突然抛出“揪军内一小撮”的乱军口号。接着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大军区领导人的事件不断发生。有的军区作战室被封，一些领导人被挂黑牌，画鬼脸。一些军队“造反派”组织的人员，开车直接到徐向前住地，要求他回答问题，无理取闹。
　　徐向前难以制止事态的发展。在一次军委碰头会上，他根据“十六条”精神和一些人的建议，断然提出5个不准：不准随便抓人，不准任意抄家，不准戴高帽，不准挂黑牌，不准游街等。会上，周恩来总理表示赞同，但陈伯达、江青不表态，结果无法作出决定。
　　1月中旬，陈伯达、江青蓄意整萧华。陈伯达在接见群众组织时说：“萧华不像个战士，倒像个绅士。”在陈伯达的煽动下，总政机关大楼里贴满了打倒萧华的大字报。周总理得知后，很生气，站出来辟谣。消息传到了毛主席那里，江青很紧张，赶忙令人覆盖大字报。1月19日下午，军委碰头会上，围绕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问题，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老帅同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江青一伙叫嚷军队“不能特殊”。老帅们则认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的文化大革命和地方应有所区别。争来争去，僵持不下。陈伯达、江青等人节外生枝，又对萧华进行突然袭击。江青说：“萧华是总政主任，发文件，把总政和军委并列，是什么意思？”叶群从口袋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稿子，说萧华反对林副主席，破坏文化大革命，必须公开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等等。还有几个人发言批萧华，都有发言稿，说明他们是早有预谋的，只是老帅们都蒙在鼓里。散会时，徐向前郑重宣布：“会议的内容要严格保密，不准外传，这是条纪律。”但是，会后杨勇在排以上干部会上作了传达，总政副主任袁子钦的笔记本被“造反派”抢走。所以，晚上，战友文工团的“造反派”就抄了萧华的家，萧华被转移到西山才免遭揪斗。

　　20日上午，军委碰头会继续在京西宾馆召开。江青阴阳怪气地问道：“总政治部主任怎么不见了？他躲到哪里去了？”萧华到会后，讲了头天晚上被抄家的经过。徐向前气得拍了桌子，茶杯盖子摔到地上。叶剑英气愤地说：萧华是我保护起来的，如果有罪，我来承担！说着，也拍了桌子，伤着了手骨。接着“大闹京西宾馆”一说就传扬开了。
　　1月23日，徐向前开了一夜的会，早上7点才回到家。他接近古稀之年，疲惫不堪，正想休息一下，这时墙外传来“我们要见徐向前”，“我们要见徐向前”的吵闹声，徐帅闻声心烦，抓起大衣旋风般地冲出房门，身后留下“哐”的一响关门声。他面对“造反派”，正襟坐下，气势凛然。“造反派”多是些娃娃兵，没想到徐帅真的坐到了他们面前，一时手足无措，愣了半天，才有一个头头要徐帅对杨勇的事表态。徐帅在前一天已听说上面有人说了话：杨勇要“烧而焦了”，此时徐帅仍然说：对杨勇同志要“烧而不焦”，有错误可以批判，但不能打倒。
　　这帮“造反派”没有捞到什么，但他们总算见到了徐向前，于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呼啸而去。
　　揪斗萧华后，又揪斗杨勇。眼看着全国各地党政机关瘫痪了，军队如果再乱下去怎么办呢？身为全军文革组长的徐向前心急如焚。他多次叫人电话请示中央文革，却得不到回音。在全军文革刚成立时，林彪曾规定：全军文革属军委和中央文革双重领导，主要是中央文革领导，有事先请示中央文革，然后再报告他。但实际情况是，陈伯达、江青都很难找到。徐向前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他既不能眼看着军队乱下去，又不能按自己的见解行事。几次叫秘书打电话给林彪的办公室，要求见林彪。回答不是说“身体不好”，就是说“已经报告过了”，林彪不肯见。
　　1967年1月24日晚上，徐向前毅然决定要直闯林彪的住地。他坐上汽车，才告诉秘书给“林办”电话通报一下。

　　在西城区一个名叫毛家湾的深宅中，住着林彪和叶群。外表不起眼的大门和普通建筑，掩盖着住宅内部的奢侈豪华。林彪忌风又怕见水，后院内却专修了一座庞大的室内游泳池，四季温水不断。林彪为了坐在室内晒太阳，用进口的石英玻璃，安装了一个晒口。徐向前的突然到来，打断了林彪和陈伯达的密谋交谈，使他们有些不悦。不过，林彪还是以元帅对元帅的礼貌，接待了徐向前。徐向前开门见山向林彪讲了当前全军混乱的情况，提出：
　　“军队不能允许建立战斗队，军队这样乱下去不行，要尽快搞个条条和规定。”
　　林彪听了，连连点头。他主持军委工作，军队乱了他也交代不了。当即表示，同意徐向前的意见。于是口述了稳定军队的“九条”并请叶帅、聂帅到毛家湾来研究。陈伯达当即告退。上述九条，经军委讨论通过后，确定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去钓鱼台，请中央文革再加讨论。去前，徐帅特意打电话给陈帅，请他也到会助阵。
　　因为陈伯达知道九条的内容，所以，老帅们到钓鱼台时，中央文革的人都在，还把总理也请来了。经讨论改为七条。当时陈伯达正和林彪关系甚密。他边把“七条”稿子装到徐帅口袋里，边说：已经通过了，你赶快回去吧！徐向前即刻把通过的稿子送到“林办”，回到家已是早晨4点钟。

　　2月11日下午的会上。叶剑英质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啊！”徐向前敲着桌子，激愤地说：“军队是革命的支柱嘛，你们还要不要军队？如果不要，我就不干了。”两位老帅据理力争，慷慨陈词，得到了一些同志的支持，使康生、陈伯达等人无言可对。

　　2月16日下午，继续开碰头会，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这次会上，斗争更加激烈了。开始，谭震林要张春桥保陈丕显。张春桥推托说回去和群众商量。谭震林恼怒了，他大声质问：“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嘛！你们就是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黑五类’，有人讲话；高干子弟，怎么没人说话！高干子弟往往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的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谭老义愤填膺，越说越激动。他斥责清华大学蒯大富之流搞的“百丑图”，说：“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又说：“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就是当着我的面讲的！……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谭震林越说越气，拿起文件、衣服，要退出会场。并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周总理要他回来。陈毅也说：“不要走，要留在里边斗争！”接下去又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还讲了他和周总理在延安挨过整。余秋里也拍着桌子说：“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谢富治插话辩解说，中央文革是保谭震林的。李先念说：“你不要和稀泥！”又说：“现在是全国范围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还说：“就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的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串联，老干部统统打掉了。”谭震林说：“我看十月五日的紧急指示，消极面是主要的。”

　　参加会议的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成了受审的被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散会后，他们急忙跑到钓鱼台去向江青汇报。江青听了他们几个人夹叙夹议的报告，暴跳如雷，说：“这是一场新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接着她亲自打电话给毛主席办公室，说张春桥、姚文元有要事报告，请求毛主席连夜接见。张春桥、姚文元到了毛主席那里讲时，毛主席却只是笑。他们摸不着头脑，弄不清主席的意思，当张春桥汇报到陈毅说延安整风的问题时，毛主席突然变色，说：“难道延安整风也错了吗？还要请王明他们回来吗？”张春桥绷紧的脸才松弛下来。
　　2月18日上午，江青带着王力去林彪处，向林彪汇报怀仁堂会议的情况和毛泽东的指示。林彪听后说：“徐向前不能代表解放军。”

　　2月18日深夜至19日拂晓，毛泽东召开会议，在会上大发雷霆，盛怒地说：“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让刘、邓上台，我同林彪南下，再上井冈山打游击。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中央文革小组改组，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会议确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请假检讨”，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

　　2月25日到3月18日，在怀仁堂断断续续开了七八次会，名日“政治局生活会”，实际上是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及其他人。林彪、江青一伙诬蔑老一辈革命家力挽狂澜的举动为“二月逆流”。而徐向前则成了所谓“二月逆流”的干将。

　　所谓的“二月逆流”，倒并不是逆流，它是“文化大革命”中几位老革命家大义凛然的庄严举动，是对林彪、江青一伙阴谋篡党乱军分子的英勇反击，是捍卫真理、顺应历史潮流的革命行动。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军委的领导人，在党的会议上，发表不同意见，完全是正大光明的事情。可是林彪、江青一伙却说：“这是一场大的路线斗争，一场新的大路线斗争”。徐向前和几位领导人，受到了陈伯达、康生、江青一伙的批判。陈伯达说，“徐向前是打头炮的”。他们利用窃取的权力和地位，一方面继续在全国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另一方面，对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老革命家大兴问罪之师；说“二月逆流”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保护一小撮走资派和叛徒、特务”。共产党的民主原则受到了践踏，一场危机真正到来了。

1967年3月29日晚，在中央文革的一次会议上，宣布徐向前不再管全军文革的事。全军文革的工作由萧华主持。4月6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周总理对几位老帅说，由于“三支两军”仓促上阵，大家没有思想准备，没有经验，难免犯错误。准备开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主要是总结前一段“三支两军”工作的经验教训，不要追究个人的责任，希望老帅们和大家一起把会议开好。由于会议被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操纵，几位老帅连会议的进程和日程安排都不知道。4月7日下午，徐向前突然接到通知，勒令他在4月8日下午的大会上作检查。康生一伙亲自到会议各小组点火，批判徐向前。徐向前因要作些准备，检查推迟到11日。他下午作了检查。到晚上，批判他的广播车、小报、漫画就拥上街头。
　　
　　
全国掀起批判“二月逆流”的声势，从中央到地方闹得相当厉害。1968年3月24日，林彪、江青一伙又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杨、余、傅事件”。这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林彪亲自出面讲话，公开批判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这次大会，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中央碰头会议成员，全坐在主席台上，把所谓搞“二月逆流”的人，都安排坐在台下，接受批判。林彪讲话中影射攻击“二月逆流”；康生讲话中说，“杨、余、傅”的后台是“二月逆流”；陈伯达说，“二月逆流”是“文化大革命”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第五个回合。他们在抓杨成武时，居然把和杨成武为邻的徐帅家所有电话线掐断，还撤换了哨兵。

　　在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原定讨论召开中共“九大”、修改党章。会议开到第三、四天，林彪一伙突然扭转会议方向，改为批判几位老帅。他们把“二月逆流”的老帅分割开来，让到各个小组去受围攻、批斗，大搞逼、供、信。徐向前被编在第5组。在这个“西北小组”的会上，黄永胜、邱会作等人，带头攻击徐向前。有人阴阳怪气，有人大声质问。这个说：“你徐向前不老实，要叫红卫兵来！”那个说：“你不说话，送到大寨去向贫下中农说清楚。”还有人拿着“小红书”向徐向前念语录。

　　会上充满了恫吓的气氛。然而，徐向前稳稳地静坐一旁。他最多回答一声：“有错误请大家批判，总要实事求是嘛！”他更没想到，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九天，突然发来会议“简报”。在一期“简报”上，竟编造谎言，诬陷徐向前的夫人黄杰是“叛徒”，诬陷聂荣臻的夫人张瑞华也是“叛徒”。徐向前深深感到，斗争更加严重了。他不禁又回想起鄂豫皖斗争的年代，张国焘搞肃反扩大化，为了搜集诬陷他的材料，竟以“改组派”的罪名，把他的爱人程训宣逮捕，严刑拷打逼供不成，最后杀害了她。35年之后，竟又重演历史的悲剧，真叫这位领兵的老帅心情沉重。他了解黄杰，信任黄杰。她1928年入党，是一位久经艰苦斗争考验的老共产党员。50多年来，她忠心耿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历史清白无污，现在居然得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难道这就是他们说的“要革革过命的人的命”吗！
　　
　　　　
　　徐向前被“疏散”在开封一年半之久。当地冷淡他，北京也很少有人过问他，和许多被“疏散”的老革命家一样，他每日每时思虑的是：国家的前途，军队的命运，人民的生活。他期待着什么，又担心着一切。孩子们受他的牵连，也遭厄运。女儿徐鲁溪在中科院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小女儿徐小涛才18岁，当兵没单位接收，去建设兵团也不要。后来走了“后门”，才当上内蒙生产建设兵团军垦战士。老人心里牵挂她们啊！1970年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徐向前上庐山参加会后，又回到开封。1971年4月8日，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军队中几位老帅，才陆续由外地被接回北京。徐向前是被“疏散”的人中最后一个回北京的。

　　从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至庐山会议，在5年的大混乱中，徐向前经历了建国以来空前的一场灾难。他莫名其妙地被推进了全军文革小组，很快又陷入了受批判的大包围。先后3次被抄家，多次受围攻，又从“接受再教育”被迫“疏散”到河南。他和许多老革命家一样，精神、身体上受到了极大的压抑摧残。但是，他对革命事业始终怀着无限的希望。他光明磊落，“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
　　历史是无情的，历史是公正的审判官。1971年9月13日，林彪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彻底败露，折戟沉沙，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沙漠上。这一事件犹如在中国上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全国上下，大感意外，无不惊喜林彪终于自食其果，人民拍手称快。

　　“九一三”事件后的第一天，三座门会议室里充满了严肃的气氛。工作人员听说很久没有露面的老帅们都要来开会，觉得这个会非同寻常。黄永胜一反常态，早早地站在门口迎候老帅。徐向前走进来，黄永胜迎上去问好。老帅面无表情，不予理睬。聂帅来了，黄永胜急忙迎上去，并解释说在北戴河没有去看老帅。聂帅说：“划清界限嘛！”黄永胜十分尴尬、狼狈。
　　会议由黄永胜传达中央第57号文件，通报林彪叛逃，机毁人亡。黄永胜做贼心虚，浑身颤抖，念文件语不成句，只好由别人代读。

　　自从批判“二月逆流”以来，老帅们难得相聚。这天相逢，格外高兴。又闻林彪自我爆炸，更是内心喜悦。一向豪爽的陈毅老总提议，就地摆宴，举杯相庆。这时，陈老总已身患重病，老帅们关心他的健康，纷纷劝说作罢。
　　会议一结束，黄永胜的司机习惯地第一个把车子开到了门口。黄永胜急得大声叫喊：“开走，开走，让老帅们先走！”司机被弄得莫名其妙。
　　
　　“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顺应全国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及其同伙，终于被押上了审判台。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1981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75岁高龄的徐向前，又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他望着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欢腾的群众队伍，仿佛觉得中国人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看到了劫难后的新中国的光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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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的太简单了？ -子英- ♀ (0 bytes) () 05/09/2010 postreply 23:2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