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行走中况味昨日今天

一

 

主要是气质的原因吧，每一次我回到这个城市，从来没有胡汉三又回来了的感觉。有的只是近乡情更怯和一丝淡淡的惆怅。在夜里回到北京，斑斓的霓虹灯让人感觉找不到方向。二月早晨，晴朗而寒冷。在冰雪覆盖的芝加哥，好久没能走路，终于在北京走了五公里，神清气爽。想起35年前诗句：“冬日的长风，拖着明亮的翅膀……”当我写这两句诗的时候，想到的是1975年的天坛公园。冬天的下午，从西门进去，空无一人，道路两边是高高的落叶乔木。那天风很大，感觉很冷。我回头望去，万里无云，阳光非常亮，树木无言伫立，高处的枯枝被吹得噼啪作响。

 

几年前回国时看到一本1975年的日记，赶紧带回来为自己的人生留一点记录。以前由于缺乏自恋倾向，对自己的文字多不满意，所以很少保存，现在发现其实应该留下来弥补记忆的遗漏与误差。比如说，读这本日记我才发现，在1975年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还在教育部大院听过贝多芬《英雄交响乐》和《命运交响乐》。我也早就忘了那一年我曾经写过一笔记本诗词，寄调清平乐什么的。这本日记是这样开头的：“新的一年开始了。在这一年来临的时刻我抽着一只在去年点燃的烟，五分钟后这支烟灭了，从1974年抽到了1975年”。14岁拙稚乱爬有别字的笔迹，写下貌似深刻少年不知愁的诗句：

 

飘摇人世乱纷纷，

怅望苍山莫断魂。

作画懒看荣落梦，

吟诗不问浮沉尘。

他悲他喜度他日，

我静我思执我身。

一曲新词歌已了，

菊花凋谢到霜晨。

 

第二天又是一个晴朗泠冽的早晨，出门走五公里，感觉暖和起来。时间尚早，就坐车去了西单。从地下升起，照例要先辨认一下方位。原来我就站在1979年的西单墙旁边，如今是一片宽阔的广场，有警察站岗。和昨天的东单一样，十字路口已经不可辨认。三十多年的光阴，北京从一个第三世界的首都进化成一个世界都市，几乎没有留下一点旧痕。走不了多远往左边转，就是大木仓胡同，自然也是完全认不出来了。路南是一个时尚的购物中心，里面看到许多熟悉的美国品牌。小时候觉得蛮远的路，如今走来不过几分钟而已。岁月的流逝也是如此，觉得很长，其实过得很快。40年前唐山大地震后避难的教育部大院，门厅还在那里，当年的平房院子已经盖了楼。从这个大院走出的王小波、汪国真已经是故人，他们的故居也不复存在，我的记忆也在漆得鲜红的大门前开始褪色。

 

重新回到大街上，西单商场还是在对面。半个世纪之前的那场大火已经走入历史，而且不像1871年芝加哥大火那样被人记得。不过话说回来，我们的历史还有多少被人记得呢？忽然看见吉野家的招牌，那是在日本留学时，旅行搭乘夜行列车每次都要去的牛肉盖浇饭快餐店。重温久远的味道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尤其是在味道依然的时候。我记事的时候也恰恰是半个世纪之前，所以抄家批斗会一类的情景记得特别清楚。以这种方式开始记忆，让我很难如食指那样“相信未来”。在1975年的日记里，我已经相信人生是一个及时行乐的过程。此后我徜徉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中，行走在记忆里的昨天和感觉中的今天里。这二者合而为一的百味杂陈，构成了我们的当下。

 

二

 

从日记里看不到的是，1975年冬天是一个肃杀的季节。虽然还没有公开批判，但是在北京报纸上已经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谁也看不见文革何时是尽头，我家兄弟四人，两个在插队，一个在工厂，我辍学在家已经七年。看得见的出路是留在城里当售货员，还有一种模糊的可能性就是学声乐，考文工团去唱歌。此前两年多，家兄学习声乐极获老师欣赏。他的老师张畴先生，当时不过40岁出头，是沈湘先生弟子，是唱得非常好的男高音。不过张畴先生更擅长的是教学，后来培育出好几名在国际上获大奖的学生。张畴先生的夫人，是北大中文系林庚教授的女公子林容老师，他们伉俪和家母一见如故。

本司胡同67号是坐北朝南的一个院落，二十世纪上半叶不知是何人府第，我在1974年去时院里已经住了许多户人家。从小小的门户穿过窄窄的走道，摸着黑走入最里面一进院子，在东北角里是张畴先生的家。在记忆里，房子老旧而凌乱，却有美妙的音乐潺潺流出。几十年后，我才知道自己是多么幸运：卡鲁索、吉利、比约林，那些传奇般伟大歌唱家的歌声，我居然能在闭关锁国的年代、在收音机里传来的是《战地新歌》和样板戏的夜晚聆听，而且听的是如今在发烧友里最被推崇的开盘带。

 

我没有学上也没有家长管束，在完全野放中自由自在地成长。既值得庆幸也浪费了生命，幸好我倾向于生命本来就是被用来浪费的，比如说儿时的记忆力就浪费在了背诵全本《智取威虎山》和头两本《战地新歌》上。唱着唱着就变了声，童子鸡变成了牛犊。我从来没有上过一堂正儿八经的声乐课，却旁听过张畴先生给多名学生分别上的课。不知道是否有所关联，我从一变声就自然具有头腔共鸣，或者说声音从一开始就是通畅的。虽然有一颗硕大的头，身子骨却是好像纸糊的。在不合比例的少年唱罢《老人河》后，张畴先生说你的声音条件很不错，好好练练可以上中央音乐学院。

张畴先生是一个极其认真的人，而且和我一样，有着不爱夸人的毛病。但也正因为如此，他的肯定对我是极大的鼓励。从此以后，我走哪儿唱哪儿，尤其喜欢在野地里唱歌，感觉声音在空气中散去。其中的一次，就是在未名湖畔惊动了芦苇丛中的情侣，也把自己唱进了北大合唱团。在一个爱乐人群的生日聚会上，我重逢阔别35年的北大合唱团团长和几位闻名不曾谋面的师兄。当年团长面若傅粉、文质彬彬，人气极高，如今也不免鬓发稀疏了。说着旧事与故人音讯，杯觥交错，尽兴而散后，人已微醺。周末晚上十点多的街上，依然车水马龙，灯红酒绿，看见南新仓几个字，不禁心中一动，这里是载满回忆的一片地方。往南面走了一段，却没有找到我熟悉的地名，不知是我眼神不好或者是夜色苍茫，还是本司胡同和别的胡同已经消失。位置是绝对不会错的，但是胡同口去了哪儿呢？

 

本来说好等到变声完毕后，就跟张畴先生学声乐。如果晚生20年，也许我会像许多八零后那样做一场歌星梦。可是在1970年代中期，谁也不知道歌星是什么，倒是1977年恢复高考唤醒了一代人的大学梦。不管怎么革文化的命，万般皆下品，唯有大学高的意识根深蒂固。在家兄考上清华后，连张畴先生自己都对我说，既然你能够考上北大，就不用再想去音乐学院的事了。就这样，虽然我或多或少有一点舞台梦，后来也上过不少次台，却渐渐离本司胡同越来越远，改做燕园梦了。

 

三

 

我自幼喜读古诗，林庚先生和冯沅君先生编的《中国历代诗歌选》是我少年时读得很熟的一本诗选，所以早就知道林庚先生的大名。早在一1973年，以家兄从张畴先生学习为契机，见到林庚先生，了解到先生出身世家，年青时曾是1930年代重要诗人之一，尔后专研古诗词，是北大中文系名教授之一。文革期间，我属于社会闲置少年，无事可做之间，就开始学写旧体诗。大约在1978年秋，我在独游江南后，忽然狂写起诗来，常在上课时两眼直视前方，口中念念有词。很快就写满了薄薄的一个练习本。诗自然写得很不灵光，但由于囫囵吞枣地读过几万首诗，学了些基本的格律，大致还不离谱。

我那一代人，当时大多是不读书尤其不读古书的，我便显得有些怪异。我又从小脸皮较厚，便想到请教林庚先生。搁着今天，我是断然不敢拿那些少年习作给林庚先生这样的大家看的。林容老师一向对我厚爱，想必在林庚先生面前多为谬奖，于是林庚先生专约我到他家中面谈指点。时隔多年，我已记不大清楚具体经过。好像是先将习作托林容老师转呈，然后去的燕南园。依然记得很清楚的是，那是1979年一个晴朗的秋日，林庚先生衣著简朴而整洁，清癯俊朗，精神极佳，虽年近70而全无老态。林庚先生思路极清晰，语言很优美，舒徐道来，一直谈了两个多小时。对一个17岁高中生的习作，林庚先生仔细地阅读了每一首，并且分析了其中部分诗句。这一点我至今不忘，因为这里有为人师表者的态度。更如在眼前的，是林庚先生谈诗时清澈柔和的目光，让我感受到他对诗的挚爱。其实林庚先生只夸奖了我的一句“一弯水月落谁家”而对其它都有批评。但是，他很认真地说我写的“有一定的根底”。林庚先生知道我正在半世纪前他毕业的中学读书，很开心并建议我报考北大中文系，我从小便惯于在长者面前做好学深思状，骨子里却是浅薄疯癫，那日从先生家出来上了332路公共汽车，便飘飘然高兴得唱起歌来。

 

然而我当时少年心性，兴趣转得甚快，且更喜欢的是西方思想，历史与文学，终竟没有去报中文系。虽然如此，我一上北大，就开始去旁听外系的课而旷本系的课。中文系的课留下印象最深的，一是吴小如先生的唐宋词赏析，一是袁行霈老师的宋诗词解读。袁行霈老师论张元干词的课讲得已很精彩，人也风度翩翩，而当时我就听说袁老师是林庚先生的弟子，先生的课更为著名，可惜已不开大课了。

 

在1980年的早晨穿过燕南园，常看到身躯瘦弱、面貌清秀的朱光潜先生的背影，也曾几度邂逅林庚先生和住在隔壁的王宪钧先生并向他们问安。建于燕京大学创校之初的燕南园，自北大1952年迁入燕园，便有名教授未必住燕南园、住燕南园必是名教授之说。马寅初老校长就曾住在这里，直到他因坚守己见被赶出北大。在我上大学时，还有不少劫后余生的老先生住在那里。他们那一代学人的学问与教养，当时已令人向往；而他们经历的坎坷起落，更令人无语。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我返校参加同学聚会。那天校园里喧嚣鼎沸，到处是人群。我也在人潮中东游西荡，直到天已黄昏。从图书馆出来，忽然想起，要回当年的宿舍楼看一眼。于是，我匆匆向38楼走去。去那里，自然要穿过燕南园。十多年不曾走过这条小径，竟是景色依旧，只似乎多了一分荒芜。外面的热闹，与这里的宁静恰成对比，就好象燕南园那些几十年不变的灰砖楼墙，与妆扮一新的主建筑看上去颇不协调。我在沉沉暮色里驻步，深深的看了一眼燕南园：依然健在的老一辈，已不过林庚先生数位而已。这天晚上，见到许多阔别十多年的同学，做东的，是一位经营文化事业有成的系友，地点在他的一处做为副业的酒吧。

 

四

 

“幸福没有号码

在天堂里绽放”

 

早春二月的周末晚上，寒意依然。又一次去国家大剧院，听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张立萍的独唱音乐会。这是一台水准很高的音乐会，张立萍状态越来越好。音乐会结束时掌声雷动，返场为了让听众开心，免不了唱中文歌《那就是我》：“我思念故乡的小河……”其实张立萍的优秀，在于外文歌唱得远比中文歌好，不过谷建芬的这首歌远比巴赫的《圣玛利亚》更加脍炙人口，连我这样去三十多年、到本世纪才第一次听到的人都耳熟能详。也许，我多少会有些故乡明月的感触吧！

 

听着相当熟悉的巴赫、莫扎特、舒伯特，四十年往事纷至沓来：全国追悼会开完刚刚没几天，传来林老师分娩、早已过不惑之年的张先生终于得子的消息。我随家母家兄前往祝贺，回来路上感叹许久，东四南大街的路灯灰白，104路无轨电车在哐哐当当中行进。新的生命总是带来新的希望，又过了没有多少天，“四人帮”被捕，文革结束，确实是一个新的时期开始了。

余华的小说我印象最深的是《十八岁出门远行》，从《活着》以后我就不大读了。不过他有一句话我一直觉得还是很精辟，大意是我们这四十年等于经历了四百年。夜晚站在国家大剧院外，火树华灯有点不真实的感觉，令人沉醉也令人感到时光变迁：都市越来越璀璨而一代人渐渐老去。我仿佛又回到了1975年：点燃一支烟，从昨日抽到今天。在轻烟里，我看见张畴先生从远处走来，看清时已是白发苍苍。他的公子佳林也穿过岁月的大雾，从摆在家母屋里儿时的照片，到青年时电子邮件寄来的诗句。我对他诗作的喜爱，远胜于他外公的作品。虽然我一直深感近百年来代旧体诗而起的新诗，其形式与格律都远未成熟，林庚先生对于新诗格律的主张与探索，有待后人的继承与发展，不过他的九言新格律诗我读来没有多少感觉。

 

恰好十年前，我曾经写过一段笔记，评论佳林的《圆圈》：

 

绕了一个圈

又回到出发点

什么都没带走

多看了几眼脚面

离开的时候

也就是把自己忘掉

还你一个圆圈

给我一个句点

“圆圈是什么，谁也说不清。唯一清楚的是，人类从古希腊到现在并不曾也不见得该有多少长进。时间是什么，又有谁能说得清？我说时间并不前行，没有方向，这只是我的叙述，你听不听，其实没有关系。几十年已是半生的岁月，其实只是一个小小的圆圈，套在许多大圆圈里。

如此说来，现在与那时也并无分别，虽然信纸已经发黄。别人也许在字里行间读出了爱情与年华，我却在一个没有太阳的早晨感觉到历史与遗忘。这些，也并无分别。我想，无论写诗或读诗，所谓有感觉，在于感觉到某种不可言说的存在，而不在于说出了什么。”

 

很少听到女声唱舒伯特的《小夜曲》，张立萍却唱得柔和节制：

 

“我的歌声穿过黑夜

向你轻轻飞去

在这幽静小树林里

爱人，我等待你

皎洁月光照耀大地

树梢在耳语……”

 

这场音乐会的上半场伴奏是清馨巴洛克乐团，下半场伴奏是当前国内最负盛名的钢琴艺术指导张佳林。张立萍和张佳林合作十分默契，坐在一层池座第五排的我，看见阔别十年的朋友人到中年，如此优秀，心中充满温暖的喜悦。我想起少年时背诵的滇池大观楼长联句式：四十年往事，注到心头。没有人想回到也不可能回到那个贫穷的年代。

 

（原载2016年3月14日《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