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露未已的的芦苇
水天一色无实相，烟波浩渺有华章
谁是边缘人
（加拿大）芦苇
我坐在屋里，看着雪花落在常绿的黄杨木上。想到多年前刚搬来时，一遇到下雪就准备好胡萝卜和宽边帽，堆雪人，揉雪球，玩滑板。那时候对加拿大、对雪都充满新奇和幻想。这些天的雪下得特别勤，白花花的，厚厚的，软绵绵的，从小喜欢冰上运动的女儿干脆买了滑雪季票，有时一周要去三四个晚上。
妈妈，溜冰场又开了，我要去花样滑冰。好吧，去玩吧，小心保持“社交距离”就行，滑雪呢，也还要去吗？要去的，放心吧，mother！我们溜冰时，本来就要跟别人保持距离的！滑雪也一样，我们只追速度，又不追人……
回想起来，在疫情之前陪女儿滑雪真是一种享受。哪怕我只是将双手缩进口袋，沿着雪林闲逛，也能找到很多乐子：忽然间就进入一种辽阔的状态，仿佛自己正处于某种热闹场景的“边缘之地”，雪光和夜场的射灯照耀着雪道上飞奔的矫健身影，照耀着我、围栏和前方的脚印，宁静而欢欣，这不正是我所喜欢的夜行吗？
可这两年，来滑雪场的感觉变得有点不同，空气中飘进一些看不见的“颗粒”，限制了我的自由和这些微小的乐趣。
恼人的“社交距离”，以及与它紧紧相连的纸质证件——“疫苗护照”，令人深感无奈。而由此种“常态”所引发的社会危机在这个冬天比大雪更“引入瞩目”。这几天，加拿大卡车司机反对“疫苗护照”的维权活动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也得到很多加拿大民众和其他国家民众的声援。自从疫情开始，加拿大的应对措施也一直在调整。“疫苗护照”作为有争议的手段，从一开始的“犹抱琵琶半遮面”到后来的“板上定钉”，速度之快，力度之大，令很多人还来不及细究，就已经匆忙接受。这也难怪，谁都不想丢工作、无法上学或是去不了图书馆、餐馆、健身房等，而且，人们对疫苗数据、临床试验详情以及全新的疫苗技术等，全都懵懵懂懂的，为了生活的便利，跟着感觉走呗。特鲁多总理不希望看到人们的犹豫不决，有意压制不同的声音。当然啦，加拿大的“疫苗护照”还仅仅限定于“非必需的”场所，换句话说，在人们生存所必需的食品店、药品店、医院、理疗机构、银行以及其他一些特定场所，都不需要出示“疫苗护照”。
即便如此，也已经是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了。
不打疫苗的人成为事实上受到歧视的人，无法顺利进入工作场所，无法进入很多非生存必需的生活场所，无法乘坐飞机，无法前往一些区域探望亲人、朋友。布莱恩·佩克福德是《加拿大权利和自由宪章》的起草人之一，他近日起诉政府的“强制疫苗令”违宪，认为其违反了《宪章》第六条，该条款保障加拿大人在国内的移动性以及“进入、留在和离开加拿大的权利。”布莱恩还强调说：“政府在限制个人权利和自由领域进行的行动越来越多……如果我们这次不能赢得并（确保）宪法和宪章得到尊重，这将开创一个先例，这将从此削弱宪章的权力。这是对我们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侵蚀。”
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各省考虑到医院可能面临的医疗挤兑，或多或少地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戴口罩成为大家乐意采取的防疫措施，各种个性化的舒适口罩也在网上热销。接种疫苗比戴口罩麻烦多了，尤其是随着病毒的不断变异，关于疫苗的作用和副作用，关于疫苗的有效性等，存在针锋相对的看法。“疫苗护照”的强制因而成为一起权利事件，而非公共卫生事件——如同以前的感冒疫苗接种那样。
市民针对限制措施的各种抗议活动，从两年多前开始至今，从未间断过，因而，这一次卡车司机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在我看来也就是一个普通的维权活动，甚至它演变为反对“限制令”的抗议活动也没有令我深感惊讶，毕竟，这是个言论自由的国家，谁都有权说出自己的想法，嚷嚷几声。一个人可以相信疫苗有效，但如果接种疫苗成为变相的强制，人们觉得权利受损就情有可原。就像那些卡车司机，如若未打疫苗便难以入境自己的国家，这就影响到很多人的职业安全和个人自由，他们的“大声嚷嚷”并非不可理解。抗议者中既有拒绝接种疫苗的人，也有已经接种了疫苗的人，还有很多人声称，他们不反对疫苗接种，只反对强制。这很容易理解。
真正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曾经希望启动“战时紧急法案”抗疫的特鲁多总理，他将卡车司机称为“少数边缘人”。于是，抗议活动增加了一个新词：边缘人，诸如“我们就是少数边缘人”“我们甘当边缘人”之类的横幅立即出现在渥太华街头，红遍网络，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人穿起印有“边缘人”字样的服装，用起刻有“少数边缘人”字样的水杯。还有一些游行横幅上写着：“我们来自极权国家，如今我们只愿意死于自由的选择。”
卡车司机的维权活动还在严寒中继续，加拿大人没有“立春”的概念，当洛杉矶的朋友在院子里畅享桃花盛开的美景时，我们还在呆望着白雪，遥望春天。那些街头游行的人不顾天色已晚，不惧大雪纷飞，嘴里呼出热气，脸上带着笑容，呼唤对话和理解，但也有一些不忍卒读的横幅……有个别市民因为噪音问题起诉游行者，也有一些对疫苗有信心的热心市民不辞辛劳地赶到现场，进行“科普”宣传。人们对这一切司空见惯，只需要提前关注交通状况就行。
问题在于，究竟谁是“边缘人”？连任的特鲁多总理底气十足，他在央求选民“表现好”的同时，希望选民服从。他的口不择言或许在于政客心中的小算盘，既然全国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打了疫苗，我把那些不打疫苗的人贬损一番，也铁定不会得罪“基本盘”，说不定很多人心中正在窃喜呢！对于选民来说，事情就不是如此简单了。个人和群体的利益并非“铁板一块”，在这件事上，你和“这一群人”想法一致，但在另一件事上，你和“这一群人”话不投机，和“另一群人”相见恨晚，这日常生活可不是只有“疫苗护照”这个事，还有很多别的关注点。今天，你沾沾自喜于自己的“多数人”位置，明天，你就要面对自己的“少数人”位置。
在加拿大的阳光下，在这片美丽国土的海洋和陆地上，我们可以自由地呼吸，我有几位喜欢摄影的朋友到加拿大旅游一圈后，都告诉我，这是世界上最美丽、最自由的国家，我也同意。可是这美丽和自由都需要维护，需要百分之百的加拿大人的维护。当然啦，无论同不同意“疫苗护照”，无论喜不喜欢特鲁多，加拿大人都很清楚，卡车司机有抗议的权利。特鲁多的言论之所以让我感到惊讶，是因为他拿人口比例说事，拿“国家和集体”说事，拿“大多数人”的选择来嘲笑“少数人”。这根本上依然与“权利”有关。权利意识必须是绝对的，一个人的权利不小于一个国家的权利。记不清哪位哲学家（莱布尼茨？）曾经说过，整个人类的灵魂都比不上一个人的灵魂重要。哲学家想要阐述的，正是个体灵魂的多样性以及个体真实的重要性。当一个传染病突然以无法溯源的方式袭击世界时，人们既担心又害怕，就不知不觉地忽略了“权利”的呼叫声。满世界都在忙着“驱毒”，“权力”也趁机“多集一点权”，哪有空琢磨更多呢！人们为了私心，为了“安全”，很可能对侵犯自己、邻人以及他人权利之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如果“边缘”对应于“中心”，“少数”对应于“多数”，那么“边缘人”的所思所想是否只能被称作“边缘意识”？而“中心意识”莫非就是“精英意识”？谁划分了这一边界？诚然，“精英意识”已经作为一个褒义词渗透到人们的话语体系和思维方式中，人们早已接受暗示，接受“精英意识”，匆忙地把自己或子女打造为“精英”，谁都害怕被划出圈外。然而，这真的很重要吗？对于变幻莫测的命运而言，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打个比方吧，人有没有拒绝高科技的自由？我承认自己是个科技迷，喜欢琢磨科技新事物，喜欢写科幻小说，但我相信，人有拒绝高科技和信息的自由。人有选择简单生活方式的自由，人有不必“追求进步”和不必成为“精英”的自由。
在加拿大，既有国家又有社会，一人一票，各级政府都无法包揽一切，没有人拥有特权，整个社会链条的连接是依靠所有人对权利的共识，而非对权力的恐惧。加拿大是一个社区协作良好的成熟国家，公民依据普遍的权利法则履行公民义务，无须活在权力的恐吓和阴影中。
那么，当社会出现潜在危机时（谁能说现在不存在任何危机呢？），所有人都无所意识是危险的，有所意识反倒不是坏事，这也是现代社会公民的道德义务。无论我们个人对接种疫苗一事抱有怎样的态度，都应该倾听别人的声音，寻求尽可能广泛且全面的社会公共辩论。
在疫情期间，哪怕我们不得不面对一定的健康风险，也不得不在尊重个人权利的前提下承担这一风险。否则，谁也不知道下一步会走向何方。我们只会一步一步地，失去所有的权利。当可怕的日子来临时，后悔当初的软弱已经于事无补。争取一个微小的权利或许要花费几十年甚至数百年的时间，奴隶制的消亡，妇女的受教育权，所有人乘坐公交车的平等，公民的投票权，哪一件事情是轻而易举地获得的？天上不会掉下馅饼，很多勇敢的人献出生命才给世界换来一线生机。可是放弃一个权利只需要一个瞬间、一次恐惧。
——写于2022年2月，发表于芦苇《华人头条》“华人号”
作者文学简介：
芦苇，原名张焰，作家。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出生于福建，籍贯江苏。毕业于厦门大学哲学系。发表的小说、评论、散文见《长城》《侨乡文学》《书屋》《书城》《侨报》《小说与诗》《作家》《世界华文文学论坛》《红衫林》《人民文学·海外版》《福建文学》等国内外报刊杂志。散文作品曾选入《他乡星辰——北美华语作家散文选》（云南人民出版社）、《2020中国年度随笔》（漓江出版社）等选集。著有散文集《异乡人之书》。现居加拿大。
联系邮箱：poemlegend@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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