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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封档案】系列之152:华东特案组(七)“十三太保”(下)

(2023-02-25 16:25:41) 下一个

【尘封档案】系列之152:华东特案组(七)“十三太保”(下)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19年 第6期

  作者:东方明魏迟婴

上期内容提要:

  一九五〇年春,笔湖市突犮大案,即将被执行枪决的十三名死囚集体越狱!这些死囚均是曾经横行安徽一带的土匪,号称“十三太保”,个个血债累累,此番越狱之后,必然会疯狂报复社会。华东特案组临危受命,与江湖悍匪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搏杀……

  • 功亏一篑

  谁也没有料到,这场理应没有悬念、似是万无一失的抓捕行动竟然失利了。华东特案组在地方军警的配合下,包围了位于芜湖市第三区长江码头港区的那座空楼房,却扑了个空。失望之余,焦允俊立刻下令退出现场,请联络员童心印协调行署公安局速派刑技人员前来勘查,指望匪徒遗留的痕迹有助于接下来的追逃。

  现场是一幢日伪时期建造的混凝土结构的一层楼房,当时是作为侵华日军日本籍港务管理人员的宿舍楼的。抗战胜利后由国民党政权接管,依旧作为港务局职员的宿舍使用。一个月前,原居住于该楼的职员搬人新建的宿舍区,该楼拟进行修缮后作为港务局办公之用,目前暂时空着,由后勤科委派的门卫林维生驻守。

  林维生是单身汉,好酒好色嗜赌,经常债台高筑。早在多年前,他就被匪首“血滴子”包顺帆发展为眼线,经常向土匪密报码头装卸货物的情况。去年4月,芜湖解放第三天,码头即遭“太保团”抢劫,我方接管物资中的棉布一百二十匹、茶叶五十箱、白糖十包(五百公斤)被抢,两名守卫人员被杀,五人负伤。正是由于林维生通风报信,“太保团”得以顺利作案,而林维生则因报信之功获得黄金二两的奖赏。“十三太保”掌握着林维生这样的把柄,策划越狱时,才敢于放心大胆地指派曹珉向其转达密令。

  4月21日夜间“十=太保”越狱后,除王知地、宋得宝二匪前往“尚记土特产行”躲藏,其余十一人均潜人港区,由林维生接应至空楼房,钻进三楼顶部的天花板夹层内躲藏。次晨,看守所发现“十三太保”越狱后,行署公安局立刻组织力量搜索追缉,港区码头自然在搜索范围内,那幢空楼房被检査过次,却没有人想到顶部天花板的夹层,那里的空间虽然不大,躲藏十来个人还是绰绰有余的。

  特案组侦查员中专门学过刑事勘查的沙懋麟会同地方公安的刑技人员对空楼房进行了勘査,在天花板夹层中査获由林维生提供给越狱匪徒的食物包装(干荷叶、纸张、纸盒)和水壶。那么,包顺帆、应秉节等十一名匪徒为何能在警方行动前逃离藏身点呢一

  抓捕行动落空,总指挥焦允俊当即下令封锁整个港区,对周边建筑物和停泊的船只进行搜査,并核实这段时间内有无船只离开码头。这一查,很快就发现港务局有一条因机器故障停在码头一侧的汽艇失踪了。特案组随即征用港监汽艇等机动船顺江而下进行搜索,同时请行署公安局急电下游数十里沿江两侧区域的地方公安及区、乡镇政府,要求迅速组织力量进行搜索。

  4月24日上午八时许,特案组接到报告,在距港区大约四十里处一个河湾的芦苇荡里发现了被匪徒盗走的那条汽艇。特案组立即赶到现场,该地区政府的公安特派员、治安干事、民兵干部已经等候着了。焦允俊简单问了问发现汽艇的情况,指令沙懋麟、谭弦和刑技人员、港区机修师傅对汽艇进行勘验,其他侦查员则分率地方便衣和民兵前往周边村庄了解情况。

  机修师傅对汽艇一应机器设备进行检验后确认,匪徒盗艇后顺江漂流途中,曾试着发动机器,未成;于是使用船上的工具拆开发动机外壳进行检修,成功。行至弃艇处附近江面时,机器再次发生故障,因虑及追兵,故使用艇上的竹篙把汽艇撑进了小河湾的芦苇荡内。从散落在甲板上的机器零件判断,匪徒中有人是比较懂行的,他已经发现了发动机故障的原因,并把损坏的零件拆下,但没有可更换的零件,不得已,只好弃艇而逃。

  这是港监的一艘执行江面巡逻任务的汽艇,上面没有可以用来变卖钱钞的物品,连桌子椅子都是用螺栓固定在地板上的,所以,汽艇上什么东西也没少。倒是作为会议室的中舱侧艇壁上的那张地图引起过匪徒的注意,刑技人员在地图上发现了数枚指纹,后经与看守所提取的众匪徒的指纹比对,认定是“太保团”师爷“小炉匠”应秉节的。看来匪徒在短暂的江上航行途中,曾在会议室商量过逃亡路线。另外,应秉节还曾翻阅过艇上那本出版于抗战胜利那年的《长江华东段沿江省份分市地图》,其中合肥市的一页已被撕去。

  勘查汽艇的同时,焦允俊和谭弦查看了岸边匪徒留下的足迹,稍后,和刑技人员交换了意见。刑技人员中有一位年过五旬的留用刑警老汪,早年曾留学日本学过刑事勘查,回国后在天津租界巡捕房干过,后又在北平市警察局、杭州市警察局、安徽省警察厅从事过刑事技术工作。解放后,被新政权留用,在皖南行署公安局效力。焦允俊叫上沙懋麟将老汪请到一边,指着他先前和谭弦一起査看时绘制的草图向老汪请教:江边泥地上的这些脚印看似混乱,但如果仔细分辨,还是有规律可循——其中有两个人的脚印比其他九个人的脚印多走了一趟,也就是说,这二位在别人还没上岸时,就已经上岸了。上岸后一直走到这条隐藏在芦苇丛里的尺宽小径的尽头,然后,这二位又回来了,但没有上汽艇,继而和其余匪徒一起离开了现场。焦允俊想问老汪的是,他的分析是不是对路。

  老汪认可焦允俊的判断,还补充了一点:从脚印的位置看,这两个家伙返回时,就站在原先下艇登岸一侧泥地的边缘。然后,又退到一步开外的芦苇丛里,这里有被踩倒的芦苇;而他们原先站立的位置,则被另外两人的脚印覆盖。这四人的脚印两两相对,表明他们是面对面站着,很有可能是在说话。这个位置没有其他脚印出现过,因此可以认定这不是寻常交谈,而是在商量只有他们四人知晓的事情。

  焦允俊让沙懋麟拿出4月21日夜间“十三太保”越狱后由刑技人员拍摄并且已经跟十三名匪徒一一对应上的足迹照片,请老汪进行比对,最终确认,先上岸后返回的两人是“滚地雷”庄盼泉、“脚踏两岸”丁图,和庄、丁相对而站的两个则是包顺帆和应秉节。焦允俊分析,庄、丁两个这一去一回是有目的的,估计是为筹措逃跑途中的盘缠。

  谭弦惊问:“那就是非抢即盗啊!不知老郝他们去附近村庄调査是否发现了什么线索一”

  正说着,几路调査的人马返回了,都说跟村民聊下来,并无什么情况。焦允俊想了想,问:“打听过是否有狗乱叫吗一”

  孙慎言、张宝贤都摇头。郝真儒说,他负责调查的离这里大约一里地左右的陆家埭村民反映夜间听见狗叫过一阵,但不知是谁家的狗。民兵队长在接到协查逃犯的通知后,逐家敲门问遍了全村二十四户人家,都说没事。老郝想想不放心,又挨家走访了一遍,也是同样的结果。

  焦允俊说:“这不是奇怪了吗一庄、丁二匪应该不会无故离开停船地点,这伙匪徒是有组织的结伙越狱,处在这种关头,包顺帆不会允许他们擅自离开,否则一旦落网,岂不影响到其他逃犯的安全一所以,两人的离开,肯定是奉命而为!”

  老郝说:“会不会是村民生怕遭到报复,不敢吐露真相一”

  焦允俊缓缓点头:“也有可能庄、丁二匪此去并非作案,而是去找陆家埭的某个老相识求助。这样吧,老郝你歇一会儿,我再去一遭。”

  说罢,焦允俊叫上谭弦和地方便衣小甄、小王,四人前往陆家埭。先去找民兵队长,不问别的,单问村里是否有人当过土匪,答称没有。那么有参加过帮会、走过江湖、跑过单帮的吗一这个倒有的,而且还不止一个。当下,民兵队长扳着手指头一一道来,共有三人。焦允俊便让民兵队长把这三位唤来,暗暗对谭弦三个作了吩咐。那三位来后,焦允俊对他们很客气,掏出香烟发了一圈,打着哈哈跟他们闲聊。待在门外的谭弦三个随即离开,由民兵队长领路走访这三户人家。不多会儿,谭弦三个返回,进门即喝问谁叫陶鼎。三人中那个看似一脸愚钝相的中年汉子脸色骤变,谭弦一声“拷上”,便衣随即将其控制。

  陶鼎当场供称,他曾在国民党“鄂豫皖省剿匪军”右路副总指挥兼第二纵队中将司令王均的部队当过兵。1935年剿匪时,其所在连队曾抓获过几个土匪,其中一个就是“滚地雷”庄盼泉。当时,他是班长,晚上负责看守土匪。庄盼泉跟他搭讪,说如若将其私放,三日之内即会有人送来五两黄金。陶鼎贪财,答应跟庄做这笔交易。庄盼泉逃生后,自此就跟陶交上了朋友,两人甚至还举行了结拜仪式,陶鼎成了“滚地雷”的契兄。这种交往一直持续到“太保团”散伙。去年初夏的一个雨夜,庄盼泉密访陆家埭,告知契兄风头很紧,他准备找个隐秘处所先躲避段时间,有些私货不便随身携带,暂托契兄保管。所谓的“私货”,计黄金项链三条、戒指十四枚、银洋若干,另外还有左轮手枪一支、子弹十发。其中的银洋,庄盼泉赠送给了契兄。陶鼎会木匠泥工活儿,手艺在当地小有名气,农闲时找他干活的不少,家境尚可,所以没有动用那些银洋。这次庄盼泉前来取货,就一并交还了。下午三点,特案组回到港口,在临时征用的港务局会议室召开案情分析会,汇总上述情况后,得出以下结论——

  十一名越狱匪徒从陆家埭村民陶鼎那里获取首饰、银洋和左轮手枪后,已经逃离芜湖,鉴于匪徒撕去了港监巡逻汽艇上那本《长江华东段沿江省份分市地图》中合肥市的那一页,估计其逃亡方向应是皖北行署驻地合肥市,匪徒在合肥可能有类似“尚记土特产行”那样的密点。

  会后,焦允俊立刻起草了一份密电发往上海,要求马处长向华东军区航空处协调飞机,搭载特案组一行飞赴合肥。

  • 抢劫银行

  从芜湖去合肥,直线距离大约一百三十公里,中间隔着长江。如今高铁、高速都非常便利,但在那个年月,去合肥连铁路都不通(铁路合肥站始建于1934年,1944年关闭,一九五〇年11月,也即此案告破后半年多方才恢复使用),如果开车前往,光是过江就要费一番折腾。况且过了长江后并无直达公路,即使是七拐八弯的公路也是坑坑洼洼,汽车别想跑出速度。好在芜湖、合肥均有机场,可供小型军机起降,特案组得以赶在越狱匪徒之前抵达合肥,可以从容布控。为此,众侦査员都稍稍松了口气,只有焦允俊的神情依旧凝重。

  当时的合肥市,人口不到十万。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第十战区司令长官兼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将省城迁至此地,但其仍是县级,称为“合肥县”。直到1949年1月21日合肥和平解放,方才升格为市级,属皖北行署管辖。本案发生时,合肥市公安局最初组建时下辖的第一至第四分局已经撤销,全市共设九个派出所。焦允俊的脸色之所以凝重,就是因为“合肥太小”这个问题引起的——试想,这样一个小城,横行皖南的“太保团”怎么看得上一他们有可能在合肥设立密点吗一再说,院北土匪远比皖南土匪厉害,他们之间时有矛盾,打来打去是经常的事儿。即便“太保团”想在合肥设密点,皖北土匪能容忍吗一这么小一个城市,“太保团”的密点能瞒过同行的眼睛吗一

  焦允俊对越狱匪徒逃往合肥的判断产生了动摇,寻思应该开个临时支委会,跟老郝、老支仔细探讨一番。但特案组长的这个想法未能立刻实施,事先接到华东公安部电令的院北行署公安局陈元良局长已经通知合肥市公安局局长黄建中,由合肥市局配合华东特案组的一应行动。抗战初期,黄建中即受命从事党的地下秘密情报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在皖北苏区从事公安保卫工作;1949年1月出任合肥市首任公安局长前,系华中公安处保卫干部训练班副主任,是一位具有丰富保卫、侦缉经验的老公安。黄局长在4月24日傍晚接到陈元良亲自下达的电令后,马上想起几天前合肥市公安局政保科侦破的那起“七头枭联络站”案件。

  “七头枭”系一个名叫苏显光的私盐贩子的绰号,当然,人不可能长着七颗脑袋,而是另有寓意:这主儿在抗战爆发前由私盐贩子改行做了土匪,三年后又“金盆洗手”,在合肥开了一家石灰行,其实是以此掩护,为土匪探听消息、传递情报、窝藏及转移赃物、购买武器药品等。苏显光做过数年土匪,熟悉黑道规矩,生性谨慎,知道跟匪类打交道必须非常注重信用,否则没准儿哪天自己的脑袋被砍下来还不知道是为什么。他把上述兼具情报、交通、后勤、仓库等功能的勾当做得很到位,渐渐的,数股土匪都来找其合作,最多时竟有七股匪帮同时让他帮忙。因此,道上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唤作“七头枭”。

  解放后,苏显光想收手,再次“金盆洗手”。但是,他那“七头枭”名气太响,就像车速太快一下子刹不住——以前跟他有染的土匪有些成了逃犯,路过合肥时总会惦记着他,来石灰行坐坐,甚至小住数日,临走时免不了要送些盘缠,否则人家人是走了,扭头给公安局寄一封信去,那他就完了。最近,合肥公安在侦查一起间课案时发现,有个以前跟“七头枭”熟识的惯匪在解放前夕逃往台湾,如今又以“中校联络官”的身份潜入内地,鼓动大别山土匪“报效党国”搞暴动。该匪知道“七头枭”跟各路匪伙都熟,就拉拢他干起这活儿。那个惯匪没想到,石灰行早就被公安盯上了,他前脚刚进门,后脚就和“七头枭”一起折进了局子。

  黄建中局长在接到协助华东特案组侦办“十三太保”越狱案的通知后,马上联想到这个刚被端掉的联络站,交际广泛的苏犯会不会与“太保团”的成员相识一越狱匪徒若是逃到合肥,会不会前往“苏记石灰行”落脚呢一在跟焦允俊、郝真儒见面的第一时间,黄建中就介绍了这个情况。特案组长听着觉得有理,就暂时把之前的担忧搁到一边,思维集中到眼前黄局长介绍的情况上:越狱匪徒从芜湖到合肥,要么步行,要么搭乘汽车,抑或二者结合。此刻考虑缉捕方案,必须假设匪徒采取了最快的方式,那么,匪徒抵达合肥的时间不会迟于4月25日清晨。如果他们直接奔石灰行的话,发现苏犯已经出事,那肯定要另做打算。所以,专案组这边必须迅速作出布置。

  焦允俊、郝真儒交换意见后立刻下令,沙懋麟、谭弦即去合肥市局看守所提审苏显光,对该犯是否认识“十三太保”进行核实。其余侦查员前往市局给特案组安排的驻地做准备,一旦核实苏犯确实跟越狱匪徒相识,则迅即采取相应措施。此事必须提前落实,因为越狱匪徒有可能会在今天下半夜提前到达。说到这里,焦允俊发现在座众人脸上露出半信半疑的神情,便解释说,十一名匪徒中有特别擅长赶路的分子,比如“伏牛汉”王知人据说就是有名的飞毛腿,“滚地雷”庄盼泉比“伏牛汉”还厉害,一夜行走百二十里乃是常事。如果匪首派其作为先遣,单枪匹马潜人合肥,径奔“苏记石灰行”,而我们还没设伏,那不是要坏事吗一

  正说着,沙懋麟、谭弦回来了。他俩对“七头枭”苏显光的讯问很顺利,把苏犯从监房提出来后,也不与其啰唆其他内容,只问是否跟“太保团”有过联系。苏犯承认以前曾与“滚地雷”庄盼泉交往过,两人一度走得很近,只差磕头换帖义结金兰了。没有结拜的原因倒不是发生了矛盾,而是抗战胜利伊始李主席(指时任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张贴告示声称要整肃治安,缉拿惯匪,通缉令中有“滚地雷”的姓名和照片。“滚地雷”生怕被李品仙的三斧头砍中,通缉令张貼出来的当天即不辞而别,此后再也没踏进合肥地界。

  听了沙懋麟的汇报,焦允俊不住点头:“行了!事不宜迟,咱们立刻布置吧。但愿这回撞上好运,这一网张个正着,也省得再费周折来回奔波了。”

  于是,把被捕的石灰行五个伙计中的三人临时释放,由化装成店员的几个合肥市局的侦査员监视着,石灰行照常营业。郝真儒的行事风格周密细腻,焦允俊请他去现场主持恢复原状的一应事宜。

  在老郝的指挥下,“苏记石灰行”排门板上的封条被撕下,用湿抹布仔细擦去糨糊痕迹;店堂里的柜台、桌椅、磅秤等也都擦拭干净,箩筐、杠棒摆放整齐,一如苏老板平时的风格。特案组侦査员和皖南警方临时调拨的便衣老许、小甄、小王、老干等人则待在石灰行四邻八舍的商家或民居内埋伏。应特案组要求,合肥市局另外还派了一些便衣化装成小贩,把守着石灰行所在芜湖路的两头街口,市局公安部队也接到通知,做好了出动准备。

  次日,4月25日,特案组在高度戒备状态中度过了半天,午前,焦允俊正暗自嘀咕越狱匪徒是否会来撞网时,忽然传来消息:“滚地雷”出现了!

  庄盼泉获得“滚地雷”这个绰号,并不是曾经有过冲锋陷阵滚地雷阵的经历,而是形容其行动速度疾如雷电——民间将球状闪电称为“滚地雷”。更使人不可思议的是,该匪不但行动速度快疾,耐力也好,先前焦允俊所说的“一夜行走百二十里乃是常事”不过是传说而已,谁也没有真的找这厮验证过。可是,这次华东特案组真正见识了庄匪的这份能耐:4月23日午夜时分,庄匪从宪湖长江码头逃离,大约一个半小时后,他叩响了长江边上陆家埭村民陶鼎的家门,取走了藏匿在这位契兄处的金银及手枪;4月25日上午十时二十分,他在合肥市水西门淮河路上的一家储蓄所公然持枪抢劫,拍着胸脯对现场七八名目瞪口呆的柜员、顾客作自我介绍,说他就是三天前从芜湖大牢里逃出来的“十三太保”之一、江湖上赫赫有名的“滚地雷”庄某,并扬言“太保团”首领“血滴子”包顺帆以下十一条好汉都已抵达本城,今天未开杀戒,是因为银行柜员、顾客“心中有数,给予配合,未作反抗”,以后“太保团”手头银两短缺,还会照此办理,希望合肥地面上的父老乡亲互相传告,免得发生血腥误会。言毕,竟把左轮手枪揣进怀里,拱手冲在场众人作了个罗汉揖,出门扬长而去。

  淮河路属于第三区,其时第三公安分局已经撤销,该处系市公安局辖下九个派出所之一西门派出所的管辖范围。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听说案犯竟是芜湖越狱的“十三太保”,无论如何不敢相信越狱匪徒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从芜湖赶到合肥,甚至怀疑会不会是皖北这边的某个大盗冒充“十三太保”作案。当然,怀疑归怀疑,警还是得出。不过,派出所民繁赶到储蓄所后,仅仅是保护现场。

  “十三太保”越狱案是华东公安部指派华东特案组直接侦办的,地方公安不能在未曾获得上级指令的情况下擅自进行调査。

  这时,华东特案组七名侦査员以及归特案组指挥的十四名皖南、院北公安便衣,全都在芜湖路“苏记石灰行”蹲守。在附近一家私营诊所坐镇指挥的焦允俊接到联络员的电话,尽管事先对“滚地雷”迅如雷电的行动速度已有思想准备,但乍一听说,还是暗吃一惊。当下,请老郝接替他坐镇蹲守,焦允俊叫上沙懋麟、孙慎言以及皖南、皖北外援便衣各一名,五人疾赴淮河路储蓄所。

  现场勘査确认,案犯所留指纹、足迹确实是“十三太保”之一庄盼泉的,储蓄所柜员和顾客对案犯外貌、口音的描述也与卷宗中有关庄盼泉的记载相符。

  合肥市公安局黄建中局长在获悉抢劫案发生的第一时间,即下令在市郊接合部设卡拦截。那么,布置在石灰行蹲守的一干侦査员是否需要撤离,投入对庄匪的侦缉呢一决定权在特案组长手里。焦允俊是怎么想的呢一他几乎不假思索,马上作出决定:留下四名侦查员在石灰行继续蹲守,其余人立即分头追缉庄匪,寻找另外十名越狱匪徒的踪迹。

  4月25日午夜前,“滚地雷”庄盼泉落网!

  • 兵分两路

  如果有人对庄盼泉说,如此之快就被铐上手铐,是他在进入合肥地界后最意想不到的遭遇的话,“滚地雷”一定会表示强烈反对,让他最意想不到——而且是今生最意想不到的是,这世界上竟然还有一枚行动速度比他更快疾的“滚地雷”,那就是华东特案组副组长支富德!

  据庄盼泉供称,他和包总舵、应师爷等十一名匪徒顺利逃离芜湖长江码头藏身点后,原本是想驾驶那条有故障的港监汽艇顺流而下,离芜湖越远越好。可是,越狱匪徒中虽然有人会驾驶汽艇以及客串机修工:,但毕竟不是能工巧匠,汽艇开出不到四十里水路,再次发生故障,那就只好停在长江边的一条小河湾里检修。检修期间,应秉节问哪位弟兄知道此地是何处,越狱匪徒中的“脚踏两岸”丁图对长江芜湖段两岸地形了如指掌,说这里是当涂县境内,江边有陆家埭等几个小村庄。庄盼泉脱口而出:“原来这里上岸就是陆家埭啊!”

  应秉节马上听出话中有话,把庄扯到艇首甲板上悄声询问,庄盼泉便把自己在陆家埭有个契兄、曾藏匿过金银手枪之事告知。应秉节随即与包顺帆密议,然后吩咐庄与丁图两个上岸去找陶鼎“商借”盘缠。庄盼泉、丁图从陆家埭返回时,包顺帆、应秉节两人已经等候在岸上了。见他们回来,即示意去一侧说话,同时招呼汽艇上的其余匪徒上岸准备离开。包、应跟庄、丁相对而立,对庄盼泉顺利取回金银、武器大加赞赏,连说“辛苦了”。然后告知汽艇已经无法修复,故决定弃艇步行。包顺帆握着庄盼泉的手说:“老弟,天不绝我,咱们总算逃出了樊笼,但人家定然是前堵后追,眼下吾等仍处于生死攸关的当儿。刚才咱们几个弟兄商量下来,决定去合肥,那里有咱们的密点,可以暂时栖身。我知道老弟你以前曾在院北待过一段时间,料想对合肥比较熟悉,不知是否有熟人一”

  庄盼泉遂说有个外号“七头枭”的朋友。包顺帆、应秉节都是听说过此人的,互相对了个眼色,频频点头。应秉节接着包顺帆的话头往下继续:“在咱们这些人里,若论行动快疾,当以吾弟为翘楚,所以想委派你作为先行力量,辛苦趟,昼夜兼程径奔合肥,抵达后伺机干一件案子,亮出‘十三太保’的名号。”

  “滚地雷”属于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角色,但三十多年的饭也不是内吃的,当下听着觉得此举似乎不可思议:好不容易逃出芜湖大牢,奔合肥之举可以接受,派自己打前站去探听情况甚至作起什么案子也能够接受,但作了案子还要亮出“十三太保”的名号,这一点让他匪夷所思。应秉节给他解释,说这是我等弟兄刚才商量的一个策略,意在蒙蔽共党公安,让他们认为我们不过是路过而已,就会把追逃力量往合肥郊外以及周边地区布置。你行动迅疾,下手后一溜了之,肯定没人追得上你。你可先去“七头枭”那里暂时藏匿,两天内肯定会有人接应,把你转移到密点跟大伙儿会合。

  这个解释明显牵强,但蒙蒙“滚地雷”这样粗夯愚鲁的货色正好。再加上包顺帆表示从陶鼎那里取来的左轮手枪仍由庄持有,他也就没有异议了,甚至还有一种“受到信任”的荣誉感。

  当下,众匪徒立刻行动,沿着长江往前疾行数里,在江边发现一条不知从哪里漂来的断缆木船,遂登船渡过长江。在对岸登陆后,庄盼泉就跟其余匪徒告别,日夜兼程赶路,中间还搭了一段便车,于4月25日上午八时许进人合肥市区。凭着多年为匪的经验,他首先考虑的并非是如何完成包总舵下达的使命,而是下手作案后要去躲藏的“苏记石灰行”是否还在,如果不在了,又该去何处藏匿。

  于是,庄匪就直奔“苏记石灰行”所在的芜湖路。当然,为防万一,他在路边一个出售旧衣衫的地摊上买了一件灰布长衫、一顶六七成新的帆布礼帽,改变装束后,叫了一辆三轮车,让从芜湖路那边走。经过石灰行时,庄匪偷眼一瞥,发现石灰行与以前没有两样,照常开门营业,还是“苏记”招牌,还是那几个见过面的伙计在忙碌,总算放下心来,认定苏老板没有出亊。而在石灰行以及那段街道上秘密蹲守的侦查员呢,当时是看见有这么一个生意人模样的男子坐三轮车路过,这条街虽然算不上主干道,但也不是冷僻地段,白天人来车往,没理由对每一个经过的路人产生怀疑。如此,庄盼泉认为“七头枭”那里一切正常。那就行了,此刻不必去惊动老苏,待作过案子之后逃过来就是了。苏老板的老底他清清楚楚,自己在石灰行里藏身,谅其不敢说一个“不”字!

  至于作案,对于庄盼泉这样的惯匪来说,不是一桩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对此,交代使命的包顺帆、应秉节也深以为然,根本没关照过让他作什么案由的案子,只强调两点,一是作案后必须亮出“十三太保”的名号,二是务必迅速逃遁,千万不能被人家逮住。庄匪稍作考虑,就选择了抢劫银行,原因有其一,不管是藏匿在密点还是流窜,最重要的是钱财和武器;其次,他手头有枪,用来抢劫银行比较有效;第三,因为有效,所以作案过程短暂,这样才可以迅速逃遁。

  接下来,庄盼泉就是这么做的。老经验没有欺骗他,一切如预想一样,抢劫那个只有一个半门面的储蓄所,从进门亮出手枪到劫得该所现钞七百余万元(此系旧版人民币,与1955年3月发行的新版人民币的兑换比率为1:1,下同)后逃离现场,总共不到两分钟。逃离途中,他还在附近找了一处角落,把身上的灰布长衫、礼帽脱下,露出里面预先穿着的黑色卡其外套。见天空忽然乌云密布,暗忖可能要下雨,又到斜对面一家小店买了一把油纸伞拎在手里,招停一辆黄包车让去芜湖路。距“苏记石灰行”半里开外,庄盼泉下了车,进了路边巷口一家小酒馆,让跑堂上了两碟小菜一壶烧酒。

  特案组侦査员与合肥市公安局便衣在现场勘查、布控追捕忙得不可开交的当儿,“滚地雷”却在小酒馆里喝小酒。事后,焦允俊对“滚地雷”此举的评价是:无知者无畏,行事没有章法,恰恰钻了我们的空子。

  庄匪喝完酒,又要了一碗面条吃了,这才付了钱钞出门。先前的乌云早已散去,雨没有下起来,他还是拿着那把油纸伞,看上去像是一个从郊区来市里办事的普通人。他貌似悠闲地信步朝“苏记石灰行”走去,行至一半,穿过马路,在一家烟纸店买了香烟火柴,趁机偷眼四下观察,人来车往小贩吆喝一切照常,于是放心大胆继续朝前走。哪知刚刚迈步,忽然感到似乎哪里不对头,这是多年为匪形成的职业性直觉。他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身侧一阵微风袭来的同时,他已经被人扑倒在地!

  庄盼泉的“滚地雷”匪号并非浪得虚名,多年来他倚仗疾如闪电的行动速度不知躲过了多少次暗算,创造了一项项反败为胜的纪录,后发制人对他来说乃是家常便饭。可是,这次他的对手竟然也是一枚“滚地雷”,而且威力明显强于他。所以,他没有躲得过这一波袭击,被扑倒之后,就更别想反败为胜了——因为,这人是支富德。

  庄盼泉在无限制自由搏击亦即肉搏方面也是一把好手,可是,他属于没开过眼界的土鳖,根本不知道什么巴西柔术。倒地之后,他就被老支锁住了四肢,力气再大也挣扎不脱。待被铐上手铐,他才回过神来,定晴一看,逮住他的竟然是刚才下车时第一眼就留意过随即不当回事的摆地摊卖假古董的小贩,当下倒抽一口冷气,从牙缝里迸出两个字:“服你!”

  焦允俊对支富德说,他既然“服你”,那就由你主审吧,我和老沙打下手,小谭记录。果然,支富德一出面,庄盼泉就把一应情况都招供了。讯问过程中,焦允俊一直没有开口,只在临末即将结束讯问时递了一支香烟过去,亲自给点燃,然后问道:“这合肥地面你一共来过几次一”庄盼泉不屑:“问这算啥意思一小看我‘滚地雷’吗一这合肥城,老子向来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进进出出不知其数!”

  焦允俊就跟庄匪聊起了合肥的大街小巷,特别是那些偏僻旮旯,对方果然对答如流,特案组长也自叹弗如。这样一来,昨日曾困扰过焦允俊的那种担忧再次浮上心头——庄匪对合肥如此熟悉,越狱匪徒如果真准备奔合肥藏匿,还用得着撕下港监巡逻艇上那本地图册中的合肥地图吗一思忖片刻,焦允俊终于不再怀疑,“滚地雷”昼夜兼程赶来合肥,应该是越狱匪伙施展的一个计谋,其目的是把我方的追逃视线引向合肥,而其余的十名匪徒,则可以从容摆脱追踪逃往他处。

  如此,焦允俊立刻召开支委会,研究如何修正追逃方案。郝、支两人听了焦允俊的分析,不由连连点头,既然如此,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呢一焦允俊的回答出乎两人的意料:休整。

  特案组侦査员以及地方公安的外援便衣,已经没日没夜地奔波了百余小时,用焦组长的话来说,“差不多已经人仰马翻”了。当然,如果这当儿有准确线索需要连续作战,大伙儿肯定会毫无怨言继续拼下去。但此刻十名越狱匪徒去向不明,特案组即便有力气也没处使。因此,焦允俊的建议是,立即以华东特案组的名义向“十三太保”被捕地的公安机关拍发急电,要求抽调专人(最好是原始承办员)以最快速度按照特案组的要求从原始案卷中查明相关情况回复特案组。特案组在收到各地回电后,组织侦查员对内容进行研读,制定下一步行动方案。郝真儒遂笔走龙蛇起草了电文,由焦允俊签名后交由报务员——发出。

  “十三太保”落网地上海、南京、镇江、徐州、蚌埠、合肥、芜湖、安庆、宣城、滁县、池州十一地公安局收到华东特案组的电报后,迅速行动,因此,一干侦査员实际上也就不过休整了一个晚上。次日,4月26日上午八时,焦允俊就召集大家开案情分析会。

  焦允俊首先通报了十一地公安局的回电情况,把已经死亡或被捕的王知地、宋得宝、庄盼泉三犯中的后两个予以排除——宋在加入“太保团”匪帮前是独脚蟹,通常不会把自己挖空心思建立起来的,用以应急逃生的单线联络关系向别人透露,庄已落网,其关系即“苏记石灰行”已被特案组掌握;王犯就不同了,他生前与其兄其弟王知天、王知人长期合伙作案,这三人如果有什么关系,应该是共享的,所以不能因为王知地已死,就忽略其联系人的情况。

  十名匪徒的情况一一介绍完毕,焦允俊说:“目前的剿匪大形势和内部决策,我们都很清楚,今天这个会就是要把大形势和这些逃犯的小情况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对这伙匪徒的逃窜去向作出准确判断,请大伙儿踊跃发言!”

  几番分析讨论,大家的意见汇总起来,认为结合焦允俊所说的“大形势、小情况”,其余匪徒很有可能分成两拨逃往徐州、蚌埠。于是焦允俊决定分头行动,他和老郝各率一组,分别称为“郝组”、“焦组”,以后每天向上级汇报情况的密电里,就使用这两个代号。

  • 杳无踪迹

  “郝组”、“焦组”于4月26日分别抵达徐州、蚌埠,即与两地公安局取得联系,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对“十三太保”的下落进行调查。特案组之所以认为越狱匪徒分别潜逃徐州和蚌埠,基于以下依据——这些自称“太保”的惯匪,自抗战后期至解放这七八年里的主要活动地域均在皖南或者皖南与皖北、江苏、浙江交界处,这也是这伙匪帮长期作恶却始终未遭到毁灭性打击的一个原因——他们在一地成功作案后,往往即刻跨省或者跨署(行署)逃窜,而发案地官方若对其开展追剿,就需要进行跨省(署)协调,在解放前,这种协调般都是障碍重重。尤其是其中部分区域已由中共建立地方政权,与国民党统治区域是敌对关系,互相之间根本不可能进行正常沟通。因此,匪帮的这种逃遁方式通常总会有效。时间稍长,匪帮就把这种做法作为一种模式,从而形成惯性思维。1949年初夏“太保团”散伙后,一部分惯匪就是采用这种方式一边作案一边在皖(南、北)、苏、浙之间流窜。一九五〇年一、二月间,“十三太保”先后落网,其被捕地点竟分别在十一个市县。据此分析,尚未归案的十名匪徒在逃离芜湖后,只能继续按照这个思维模式进行下去。

  不过,这个模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越狱匪徒也会总结经验教训。庄匪供认,他们从芜湖看守所脱逃后,除王知地、宋得宝外,其余十一人均躲藏在芜湖长江码头港务局那幢空楼天花板的夹层里,大部分时间蛰伏不动,除了睡觉,互相之间自然要说说话,主要话题就是各自落网的经过。聊到最后,终于有人意识到,一干弟兄的落网几乎均与这种不断流窜的流亡模式有关,十三人里在“移动”中被捕的就有九人。因此,他们得出结论:看来,解放后的安全逃亡模式并非“移动”,而是应该像冬眠动物那样,在某个安全处所蛰伏。接着,他们就开始讨论应该如何选择蛰伏城市、怎样解决户籍等,当然,经济来源也是一个迫在眉睫的要紧问题,眼下只有向靠得住的朋友求助,如果没有朋友可求助,那就只有作案了;而长远的打算则应该有一份正式职业,这也像落实户籍一样,需要到位的人脉关系。

  因此,特案组认为,越狱匪徒不管是流窜还是蛰伏,都离不开人脉关系,也就是离不开所谓的“江湖”。那么,为什么认为他们会分为两路向徐州、蚌埠逃窜呢一这跟越狱匪徒中少数人的人脉关系有关。

  据庄匪供认,众匪徒关于流窜还是蛰伏的讨论,受到了匪首包顺帆、应秉节的高度关注。之后,庄匪曾注意到,包顺帆和应秉节两人挪到一个角落里,密议了至少一个小时,声音很低,谁也没听到他们究竟说了些什么。特案组在讨论匪徒逃窜去向时对这个细节产生了兴趣,侦査员认为,包、应二匪肯定是在密议逃离芜湖后的去向。他们所考虑的目的地,不管是临时藏身还是长期停留,都必须把人脉关系放在第一位。对于这帮匪徒来说,比较可靠的人脉关系是什么呢一侦査员根据十一地公安机关提供的案卷摘录,发现逃犯中有两人曾分别是徐州、蛛埠两地反动帮会的骨干分子。

  其中一个是应秉节,这个土匪师爷在抗战前尚未成为职业土匪时曾在徐州混过两三年。当时,徐州黑帮“先天道”执行会首张姓大佬的老父生了一种怪疾,昼夜不停地打嗝。张大佬遍请徐州地面上的知名中西医生,中药西药、注射针灸、推拿按摩一一试过,全都无效。又请寺庙道观的僧人道士做法事,请神汉巫婆登门请神驱鬼,均告失败。老爷子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怪疾的折磨,死的心都有了。就在这时,刚在外埠犯了刑案逃亡徐州避祸的应秉节闻讯登门,说他能治愈老爷子的怪疾。张大偖这当儿也就死马当作活马医了,便请这个二十多岁的“书生”一试。应秉节没让老爷子吃药,也没针灸推拿按摩,只是用日常生活中几乎到处可见的某样小物件作为治疗器械,轻轻松松当场解决了问题,端的是手到病除!

  于是,应秉节不仅解决了避祸问題,还被张大佬聘为“先天道”的顾问,给予优渥待遇。他在徐州一直待到1935年秋张大佬被人暗杀后方才离开。当时,他使用的是化名“金存仁’。另一个有帮会背景的匪徒,则是“大善人”高文斌。高匪出生于蚌埠,本姓马,但他早在三岁时就被过继给舅舅高淳厚为子,改随高姓。高淳厚是安徽定远的一个大地主,祖传三代的富豪,对于巧取豪夺盘剥佃户特别有一套。这人擅长伪装,平时惯以小恩小惠欺骗乡党、扬名社会,竟然在坊间博得“大善人”之称。高淳厚娶了三房老婆,生了八个孩子都是女婴。他认为此系天意,不可违背,就把外甥过继到名下为子。

  高文斌自幼喜欢读书,但智商平常,年满二十方才读到初中毕业,这时他的女儿都已经三岁了。他也就死了求学之心,文不成,干脆朝相反方向走,习武吧,还结交匪类,为练胆子,竟让土匪把绑票后苦主未能按时来赎的肉票留着由他刀砍枪杀。稍后,其父高淳厚染疾而殁,高文斌继承家产,学起了高淳厚那一套,坊间就把其父的“大善人”名号移植到他身上。新一代“大善人”还有其父不及之处,那就是一边行“善举”,一边勾结匪类作恶。

  抗战时期,定远和合肥交界地域属于新四军二师的地盘,称为“定合县”。县民主政府实行减租减息,高文斌不乐意了,悄赴蚌埠去找其堂兄马兆君。马系当地“祈福会”会首,其时蚌埠被日军占领,他又当了日伪政权的侦缉队长。帮会加上汉奸,其权势可想而知。高文斌跟堂兄说了说情况,要求堂兄相帮把带头闹减租减息的农会主席干掉,如果方便,最好捎带把民兵队长也给灭了。蚌埠距定合县二百多里,定合又是中共的地盘,想想这桩活儿是有难度的,但堂兄竟一口答应,连堂弟送上的活动经费都没要。马兆君指派两名杀手前往定合执行这粧使命,那二位还真是身手不凡,成功潜入中共治下,杀的还不止农会主席、民兵队长两个正主儿,而是把两家子都给灭门了!

  可想而知,这桩案子一发生,人们就将其跟“大善人”联系上了。当地民风虽然以淳朴闻名,但淳朴中不乏剽悍,乡民们不等民主政府派员前来调查,直接冲人高宅,把“大善人”一家也给灭门了。当时高文斌还在从蛛埠回乡的途中,闻讯差点儿当场瘫倒,只好返回蚌埠跟着堂兄混。堂兄干着侦缉队长,信息灵通,知道自己先前之举已经使高文斌上了定合县保卫科(隶属新四军二师锄奸部泮浦路西联防队保卫处)的重点通缉名单,当地还曾派人到蚌埠来暗查其信息,准备将其捉拿回乡公审处决,捉拿不成则就地锄奸。所以,他对堂弟说,跟我混可以,但你不能公开露面。高文斌想想也是,就在幕后相帮堂兄做些抄抄写写的事儿。一段时间下来,高文斌对帮会事务产生了兴趣,提出的一条条建议深受堂兄赞赏,实施下来颇有成效。因此,高文斌对蛛埠当地的帮会情况了如指掌,而帮会中却很少有人闻知其名。

  抗战胜利后,堂兄马兆君没等到向国民党接收大员行贿保命就被仇家干掉了。高文斌因为从来没有露过面,别人不知道他,故得以逃生。蚌埠当然是不能待了,就去皖南投奔其挚友、皖南悍匪榜上有名的“铁牛筋”马琅,正式落草干起了职业土匪。“太保团”成立时,两人一起加人。去年散伙后,两人一起流窜,后来又一起落网。

  基于上述情况,特案组反复分析后认为,尚未归案的十名匪徒很有可能分成两股,分别潜往徐州、蚌埠。越狱匪徒之所以作出这个决定,应该是考虑到解放后治安形势的变化,十来人一起行动目标过于明显,逃窜途中容易暴露;况且,即使可以得到类似芜湖港务局林维生那样的相助,这么多人也难以解决职业和户籍问题,所以,还是分散为好。

  却说“焦组”三名侦査员连同七名外援及院北行署公安局联络员老朱一行抵达蚌埠,与市公安局取得联系后,随即开始访查逃犯线索。该以何处作为侦查切人点,途中焦、张、谭三个已经商量过了,认为“大善人”等人逃来蚌埠,不管是暂时落脚还是长期驻留,肯定是想在蚌埠躲过这波大追捕的风头后视情再作计议的。只要他们在蚌埠停留,就有可能留下线索,因此,焦允俊的主意是先请蚌埠市公安局社会科协助调阅帮会卷宗,把高匪的那个堂兄马兆君把持的“祈福会”以及与该会关系密切的其他帮会组织的相关材料整理出来,以便从中选择相应对象。

  蚌埠警方立即开始这项工作,焦允俊派谭弦、张宝贤到场主持,他自己则与蚌埠瞥方给特案组指派协助侦查的四名便衣待在驻地,喝着刚上市的春茶聊天,其内容当然和当前的任务有关。蚌埠便衣发现焦组长对当地倒卖“黄白绿”的黄牛活动情况似乎特别有兴趣,就对此进行了重点介绍。

  所谓“黄白绿”,系黑市对黄金、银洋和美钞的称谓。解放后,尽管政府不断打击,但倒腾“黄白绿”利润空间大,黄牛们不惜冒着倾家荡产人狱坐牢的风险也甘愿搏一把。警方打击一次,黑市消停半月一月,然后又死灰复燃。最近,黄牛把交易黑市由陆地转移到水上,时间则在晚上,在老大街向南二号码头附近停泊在淮河上的各式舟船上进行,这给瞥方的打击增加了难度。目前警方尚未制订相应的行动方案,因此也正是黄牛活动最为猖撅的时段。焦允俊听到这里,突然提出一会儿天黑透了去现场看看。

  此举当然是有用意的。据“滚地雷”庄盼泉供称,十一名匪徒逃离芜湖时,每人分到了他从契兄陶鼎那里取获的若干金首饰和银洋,作为逃亡途中的盘缠。此时距解放已经一年有余,市场上只能使用人民币。民众手头的“黄白绿”如需兑换人民币,须持工作证、户口本或者居委会、农会出具的证明,按照国家金融机构公布的统一比率到人民银行兑换。高文斌等越狱匪徒抵达后,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把手头的金银兑现。如此,就很有可能在这一两天里去当地黑市转悠。也许他们除了兑换现钞,还动着黑吃黑的脑筋。毕竟这是一条相对安全的谋财捷径,这一行是非法营生,黄牛如果遭抢,通常是不敢报警的。即便报了警,警方破了案,收缴的金银也不会发还原主,黄牛多半还要跟着吃官司。

  天黑后,焦允俊在当地两名便衣陪同下,化装前往黑市“参观”。转悠了一会儿,还以主顾的身份登上一条十来吨的木船,跟两个黄牛洽谈生意。但看来看去,也没有发现与逃犯相似的脸孔。不过,特案组长倒也未曾“沮丧而归”,回到驻地后,即请联络员老朱向市局提出要求:秘密动用耳目关系,重点收集4月25日以来是否有黄牛遭遇“黑吃黑”的情况。

  4月27日上午,蚌埠警方动用了相关耳目二十六人打听特案组需要的信息。与此同时,由焦允俊、张宝贤、谭弦以及外援便衣组成的六个小组也开始对以“祈福会”为主的帮会人员进行调查。可一连折腾了两天,耳目方面也好、帮会这一块也好,竟然都杳无消息。

  这下,特案组焦、张、谭三位沉不住气了,难道“大善人”等匪徒窜至蚌埠后,竟然有人接应,真的蛮伏起来了一人想来想去觉得不可能,如果他们在蚌埠有这样牢固的关系,为什么早不动用一

  这不正常啊!继而,另一个更加使人沮丧的想法冒出来了:难道特案组对匪徒去向的分析有误,他们没来蚌埠,而是另奔他处了一

  4月28日晚,焦允俊跟张、谭反复对情势进行分析,谭弦提出,越狱匪徒会不会没来蚌埠,而是全部逃窜徐州了?焦允俊说,如果是这样,“郝组”会在第一时间通知我们“焦组”的。特案组分头行动时,出于保密考虑,互相之间通常是不会联系的。但是,两个小组每天都必须在规定时间向上级报告工作进度,马处长则在他认为必要时回电给予提示。今天中午马处长给“焦组”的回电中,对“郝组”的工作情况用“不出所料,已有进展”八字概括。焦允俊认为,那就表明老郝他们已经在徐州发现了包顺帆、应秉节等匪徒的线索,如果其中有高文斌,马处长不会不告知。

  这时已是午夜时分,焦允俊说咱们休息吧,明天再说。只要这伙匪徒确实来了蚌埠,肯定逃不出我老焦的手心!

  • 发现线索

  回过头来,说说“郝组”在徐州的情况。

  “郝组”四侦查员郝真儒、支富德、沙懋麟、孙慎言及皖警外援等一行也是4月26曰抵达徐州的。接到华东公安部急电通知的徐州市公安局已经给安排好驻地,并指派联络员龙书秋负责特案组与地方上的所有接洽事宜。

  郝真儒跟龙书秋见面后,得知徐州市公安局辖下有一个“外埠重大案件协办组”(简称“协办组”),遂前往拜访。协办组正副组长邹运生、诸葛清告诉郝真儒,芜湖4月21日夜间发生越狱案之后次日,徐州聱方就接到皖南公安局发来的协查电报。协办组已向市局各相关业务部门以及各分局、派出所发出了书面协查通知,要求在日常工作中对“十三太保”的线索予以特别关注。这几天,协办组每天早晚按规定跟各部门联系一次,并无相关情况报知。郝真儒把事先拟定的侦查方案(帮会背景和金融黑市)简单向邹运生、诸葛清介绍了一下,要求对方提供关于帮会(重点是应秉节曾参与的“先天道”)和金融黑市两方面的材料。徐州市局协办组这二位组长还真不简单,说协办组干的就是这一行,一些兄弟省市来来电来人要求协查的案件通常都离不开这两方面的材料,因此他们下过一番功夫,而且案子办得多了,不必查阅档案也能大体上说个明白。当下,两人你一言他一语,把“先天道”的组织结构、头目、骨干、活动内容以及金融黑市的情况一一道来。

  徐州倒腾“黄白绿”的黄牛也是在晚上进行地下交易的,郝真儒提议今晚去黑市看看,支富德、沙懋麟、孙慎言均表赞同,但他们一致要求老郝不要露面。老郝一看就是文人书生,在黑市里出现太不协调,只怕会惊到黄牛。老郝知道他们说的有理,于是留守驻地。

  其实,“郝组”去黑市原本只是看看情况,碰碰运气,并没抱多大希望一下子就查到线索,哪知,他们的运气出奇地好,支、沙、孙三个分别化装成主顾和黄牛去黑市一转悠,竟然就让冒牌“黄牛”孙慎言“转悠”到了一条条线索。

  黑市位于坝子街,侦査员进入后,互相之间保持十几米的距离分散溜达。孙慎言掏出几枚银洋,在手里熟练地颠抛着,一口流利的豫东方言,声调不高不低地吆喝:“哎——出出进进!哎——进进出出!”这是黑市行话,意思是他既收购也出售。

  七八米外一直用眼角余光瞄着孙慎言的支富德敏锐地捕捉到一个细节,一个三十来岁的壮实男子跟老孙擦肩而过的同时,朝老孙扫了一眼,那眼光似乎有些异样。老支当即一个激灵,假装向一个女黄牛询问美钞价格,眼角余光继续注视着那男子。只见这主儿走向路边棵树下,不时鬼鬼祟祟地朝老孙的方向瞄一眼。支富德意识到可能有戏,便掏出烟斗点燃,深吸了一口,喷出一股浓浓的烟雾。

  这是预先约定的暗号,沙懋麟和三个外援便衣立刻悄然向这边靠拢。

  支富德的眼光厉害,被他瞟到的这主儿名叫罗久长,在马路边摆了个修车摊头,但这是徐州解放后他才迫不得已干的一门营生。他是皖南人,扒手出身,但技术不过关,后来改行做了骗子兼流窜盗窃犯。窜到徐州,在地痞头子井午生手下混饭吃。解放后,井午生被镇压,手下骨干分子都被判刑,罗久长属于寻常喽啰,在收容大队劳动改造了一段时间,放出来后做了一名修车匠。那么,修车匠到黑市来干什么呢一这就要说到越狱匪徒了。

  诚如特案组之前的估料,应秉节、包顺帆、喻阿根和王知天、王知人兄弟果然逃到了徐州。五人抵达徐州后,应秉节连夜拜访当年他在“先天道”当顾问时该帮会的另一位凌姓大诸,一路上暗自在心里祈祷,但愿老爷子还好好地活着。凌大倚这年八十挂零,当年张大佬遇刺身亡后,他即隐居不出。此举给他带来了好运:日伪统治期间,没有纠缠他出任伪职,否则抗战胜利后惩治汉奸估计他逃不掉;战后他谢绝了徒众要求其复出的请求,继续隐居,徐州解放前夕,他还曾为中共地下党提供了详尽的本地区帮会材料,于是徐州解放后人民政府也没来找他麻烦。

  4月24日晚,这个八旬老者接待了阔别十五年之久的小辈、化名金存广的应秉节。老爷子跟张大佬是磕头换帖的把兄弟,对这位曾经救过契弟之父的帮会前顾问印象深刻。当下,应秉节盛头如仪寒暄问候,开门见山道明来意:佯称自己这些年一直在做生意,运气寻常。这次与几个朋友前来徐州看货,一时大意,在火车上被小偷把装着钱钞、证明的挎包给窃走了,因而陷人了食宿无着回乡不能的窘境。

  “这事好办。”凌老爷子随即招呼仆人给应秉节拿些钱钞,再安排他们住宿。就这样,应秉节只在凌宅待了短短数分钟就被打发了。不过,他很满意,因为老爷子没盘问他任何情况,出手大方,一下子就给了五十万元,而且暂时解决了他们的住宿问题(这是关系到安全的大事)。那么,老爷子把他们安排到什么地方住宿呢一

  仆人把他们带到了一家私营医院。后来特案组査明,医院的经营者叫曾千尘,徐州人氏,早年突遭厄运家道败落时曾得凌老爷子济助,读完高中、大学后又由凌托洋人朋友联系赴英国留学,攻读西医,完成学业回国开业,办了一所规模不大的“千尘医院”。

  “千尘医院”坐落在锡家巷的一处四进宅院里,前三进是医院,最后一进是千尘一家三口的住宅,跟医院相通,另有后门可单独进出。曾千尘夫妇一个是院长兼外科主任,一个是护士长。他们有一个十四岁的女儿,正在上寄宿制私立初中,每两星期回家待一天。包顺帆、应秉节等五匪过去住下后,觉得很是满意。

  应秉节对众匪徒说,到这一步,看来咱们的背字算是走到头了。为什么有此一说呢一因为徐州乃是苏鲁皖豫四省接壤地带最大的一个城市,当时归山东省管辖,而众匪徒则属于皖南行署治下。一般说来,公安局对跨省逃犯采取的是“三査缉方针”:一是原籍有大致名址落脚窝藏点的才予査缉,二是在窝藏地作案的才予查缉,三是在原籍地或外埠犯有现行大案的才予查缉。几个匪徒摊上的是第三条查缉标准,不过这种查缉应该是一阵风式的——本地公安局对于查缉对象是否在徐州估计也没底,无非是布置给基层留意一下,不可能挨家挨户搜査。试想,徐州这么一个大码头,周边省份的各路逃犯每天进进出出,市公安局每天不知要收到多少外埠警方的协查公函。全市一共才多少警察一挨个儿查一遍,查得过来吗一所以,应秉节认为眼下可以松一口气了。当然,这里也并非久留之地,待个三五天就要离开。去哪里呢一应秉节说明天起他还要去外面转悠,再物色几个以前的帮会老友,最终要想办法解决在徐州落户的问题。大伙儿不必担心,我不会出事的,我明天出去时,身上已经揣有证明了。说着,眼光投向喻阿根。

  喻阿根马上明白了应师爷的意思——晚上需要他这个开锁好手一显身手,从前面医院弄一纸盖章的空白证明出来。这于他自然是小菜一碟。次日上午应秉节出门后,包顺帆说咱们佯称是来做生意看货的,也不能老是待在宅子里,否则容易让曾院长产生怀疑。哪知,四人出去一转,中午在镇河街一家酒楼吃过午饭刚出来,走在头里的喻阿根被人一声“喻兄”差点儿惊倒。定睹一看,对方就是稍后被支富德法眼辨邪瞄上的罗久长。

  十多年前喻阿根刚开始混江湖时,跟罗久长一样,也是个小扒手。不过,喻阿根的运气比较好,人又精明,很快被一个流窜老扒手看中,收为弟子。老扒手的技艺不错,除了扒窃还会开锁。喻阿根原本是可以继承师傅的全套本领的,可是只学了一年,老扒手就病死了。那年,喻阿根十六岁,只好重新独自混江湖。但他算是入过门的,专业和业余一出手就有明显差别,一班与其年龄相仿的小偷就拥戴其为首领,比喻阿根小两岁的罗久长就是其中一个。那时罗久长还是个瘦弱少年,经常受同伙欺负。喻阿根对罗比较照顾,有一次小罗生病,躺在城隍庙戏台下高烧不止奄奄一息,还是喻阿根用偷得的钱财及时送医,才捡回一条小命。后来,喻阿根作案失风被捕,这伙少年小偷树倒猢狲散,罗久长去了徐州,从此两人再也没见过面。哪知,此刻竟然重逢于徐州街头!

  包顺帆、王知天、王知人都是老江湖,听见有人唤喻阿根,不动声色,佯装跟喻不相识,穿过马路去了对面。喻阿根驻步跟罗久长聊了几句,佯称有事,问了对方住址,说回头登门拜访,就匆匆离开了。跟包顺帆三个会合后,一说罗的情况,竟然触发了匪首包顺帆的作案灵感,指示喻阿根次日去找罗久长,让他去当地金融黑市查摸情况,寻找合适对象,届时大伙儿过去一趟,向人家“借”点儿小钱。

  次日下午,喻阿根就去修车摊跟小罗见面,正好活儿清淡,两人喝着大叶茶聊天时,喻阿根出言试探,当然没说自己是被通缉的逃犯,只说有人邀其合作倒腾一把“黄白绿”,出于安全考虑,想物色一个有能力的黄牛,把手头的三十两黄金全部出手,事成之后,自有小罗的好处。小罗以前也曾客串过黄牛,对这一行比较熟悉,听说有利可图,顿时来劲,说这活儿方便,今晚我就去“市上”。

  哥您放心,这事兄弟定能办妥!

  如此,就有了罗久长在黑市上与特案组侦查员的邂逅。哪知,支富德的眼光太厉害,只一瞥就觉得这主儿有些贼头狗脑。于是,支富德朝沙懋麟和外援便衣发了暗号,那几位就盯上了罗久长。跟了一会儿,沙懋麟就看明白了,这家伙在跟黄牛谈“大生意”,称准备出售数十两黄金,已经有黄牛上当,跟罗约定这一两天内在黑市某处见面详谈。

  以越狱匪徒的防范意识,喻阿根当然不会把自己的落脚点向罗久长透露。所以,罗久长即使打听到了有价值的情报,也只能暂时窝在肚子里。窝到几时,他自己也不淸楚,喻阿根离开修车摊时没说过几时再来,他只能等着。侦查员也只好跟他耗,从目标离开黑市起,昼夜不停,一直“动盯”或者“静盯”。当然,以特案组的水平,不可能光是盯梢,次日即向罗久长住所管段派出所了解到了这厮的情况,其籍贯和少年时的扒手经历自然引起了“郝组”的兴趣——恰与逃犯喻阿根相同!罗久长离开黑市后,没去跟任何人通报这个理当令人兴奋的消息,而是径直回家,次日照常出摊修乍,更使侦查员认定罗是在为越狱匪徒实施“黑吃黑”打前站。

  因此,马处长在给“焦组”的回电中,对“郝组”的工作情况用“不出所料,已有进展”八字概括。谁也没想到,就在4月28日中午焦允俊收到马处长那份电报稍后,“郝组”就吃了—个闷!

  • 再吃空门

   “吃了一个闷”是焦允俊的说法,行事一向循规蹈矩一板一眼的郝真儒则称其为“事故”。

  4月26日,支富德、孙慎言、沙懋麟及外援便衣盯上了喻阿根早年的狐朋狗友罗久长,此后就一直对其暗中监视,隔日(28日)上午,终于等到了去镇河街罗久长的修乍摊跟罗见面的越狱匪徒喻阿根。

  这个时段负责盯梢的是外援便衣老相、小印两个。大约九时许,他们发现修车摊上来了一个骑一辆半新自行车的男子,停下后让罗久长修车。老相觉得这男子眼熟,便示意小印也辨认一下。小印仔细瞅了又瞅,突然激动起来,轻声说这厮就是“十三太保”中的那个喻阿根啊!

  喻阿根跟罗久长说了几句,就上车离开了。老相、小印一个步行一个骑车,在马路两侧跟踪。喻阿根的骑车速度不算很快,但对于步行的老相来说已经跟不上了,他不能连走带奔,那样容易惊动目标。好在有小印骑车跟着,如无意外应该没有问题。可是,意外恰恰发生了:跟踪到前面的十字路口时,小印一脚踩下去,只听见“咔嚓”一声,自行车掉链子了!小印要算动作快了,立刻下车把链条装好,也就不过十几秒时间,目标竟然已经连人带车凭空消失了!

  郝真儒闻报,一迭声自责。和支富德反复研究后,没别的办法,只能继续盯着罗久长。晚上,罗又去黑市,“郝组”侦査员全体出动,生怕越狱匪徒会在黑市跟罗久长见面。可是,越狱匪徒却没有动静,喻阿根也没有露面。

  深夜,郝真儒、支富德两人分析案情,认为从罗当晚仍旧去黑市这一点看来,越狱匪徒并未放弃抢劫黄牛的计划。之所以没有行动,估计应是罗久长还没物色到合适的抢劫对象。徐州前不久有过一次打击金融黑市的行动,许多黄牛损财折人,黑市消停了一段时间,七八天前刚刚死灰复燃。一众黄牛都是怀着试试看的心理入市的,还没人敢玩大进大出,估计逃犯是打算过几天物色到了理想对象后再下手。这样,“郝组”就面临着选择——究竟是直接追查喻阿根等匪徒的藏身处呢,还是继续耐心等候。临末,郝真儒拍板,等候两天,如果两天后对方还没有动静,那就由侦查员化装黄牛,放出风声要收购大额“黄白绿”,引匪徒上钩。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该方案最终未能实施。

  4月29日,侦查员对修车摊又秘密监视了一整天,喻阿根没有出现,罗久长一整天也没有离开过修车摊,修车活儿还特别多。下午五点,罗久长准备收摊。就在这时候,有个彪形大汉骑着一辆5轮车来到摊头,说午后来修车时他掏出一张一万元钞票付的修理费,可摊主却把一万元当成了五千元,只找给他两千元(修车费是三千元),让摊主补找五千元。罗久长是什么人一进了他口袋的钱哪儿那么容易再拿出来一当下,两人发生了争执,继而发展到动手。罗比那大汉矮大半个脑袋,大汉满以为必操胜券,哪知罗曾是职业地痞,长期混迹黑道,打架斗殴是行家里手。结果,交手只一个回合,大汉就被他抄起一把锤子砸在头上,当即血流如注,倒地昏迷。附近派出所接到群众报告,派员前来把罗久长带回所里,伤员则送往医院。不久传来消息说大汉被砸成重伤,如此,罗久长就折进了局子。

  对于特案组来说,罗久长的这一架打得真不是时候,这等于直接掐断了好不容易才查摸到的线索。当然,从理论上来说,只要继续蹲守,还是有希望把掐断的线索续上的,一待喻阿根过来跟罗久长接头时立刻盯上就是。但这只是理想状况,如果下次喻阿根不直接出面,而是临时委托什么人(比如随便雇一个小叫花、流动小贩之类)来捎话,结果人家发现修车摊已经不在了,回复给喻阿根,那岂不是表明罗已经出事了?一越狱匪徒都是惊弓之鸟,再一打听罗是因为跟人打架进了局子,肯定会作出“事情穿帮”的联想,迅即逃离徐州也说不定。

  事到如今,那就只好立即提审罗久长了解相关情况了。哪知,讯问下来,以斗殴伤人给“郝组”捅了一个类子的罗久长却意外提供了补漏材料——他竟然知道喻阿根下榻在“千尘医院”!

  还真不能小看罗久长这个修车匠,长期混迹江湖的经历,让他在某些方面的认知能力有了潜移默化的提升。第一次跟喻阿根邂逅,他满脸堆笑叫着“喻哥”,心里却对喻阿根以及随其从馆子里出来的另位进行估测(包匪等人假装跟喻不同路,并没有瞒过罗久长的眼睛),这种故作不识的举动,再联系到喻解放前干的那些活儿,料想他是要受到政府追究的——连罗久长这种只是给道上大哥提鞋拎包的小喽啰都进了收容大队,差一点儿被判刑,喻阿根哪里逃得过?

  虽然喻声称是跑码头做生意,但罗久长认定他十有八九是负案在逃,来徐州避祸的。于是,脑子里就没来由地冒出了一个主意:如果喻阿根来找我的话,离开时差个小弟暗暗跟上去,弄清他下榻何处。

  罗久长再不济,也是跟着黑帮大佬混过多年的资深马仔,按照旧时的规矩,这种马仔身后也有若干小厮跟班,提供义务服务,学点儿江湖手段。即使罗久长此刻是个修车匠,每天也有个把如同当年他和喻阿根那样的少年来报个到,问罗哥有啥杂事儿需要做的。所以,罗久长要想知晓喻阿根下榻何处,只要说句话就行。

  罗久长的这个能耐,喻阿根是万万想不到的。实际上,前一天喻阿根来修车摊跟罗久长碰头时,对他进行秘密跟踪的除了外援便衣老相、小印,还有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小顾。小印运气不佳自行车掉了链子出了事故,小顾却没有跟丢。喻阿根连小印、老相盯在后面尚且不知,更别说像小顾这样的少年了。就这样,小顾一直跟到了“千尘医院”。

  “郝组”众侦查员自是喜出望外,随即联系徐州警方,集结了警员共三十来人,一律便装,人人带枪,于当晚九时许悄然出动。管段派出所在接到市局的通知后,已经把“千尘医院”的前后门控制住了。事先前往现场监控的侦査员支富德、沙懋麟、孙慎言向郝真儒报告:七时抵达现场外围,为防打草惊蛇,未敢进入医院查看,但前后门都未见目标进出,估计目标窝在后院没动弹。

  按照行动方案,两个会说当地方言的外援便衣陪同化装患者的支富德从前门进人医院挂急诊,其使命是在不惊动后院目标的前提下,设法跟院长曾千尘或者其妻护士长韩氏见面,核查情况是否属实。巧得很,护士长当晚正好值通宵班,于是立刻将其控制,一问,确实有五个外地来徐州做生意的男子借宿在内宅,下午四点多她离开内宅到前面医院接班时,他们正在包饺子,还买了两瓶洒,说是要给其中一位过生日。既然目标在里面,支富德就让户籍警通知老郝开始行动。

  当下,一干警员把守住前后门和围墙,从前门进人医院,突袭后院内宅,不料却扑了个空,内宅除了院长曾千尘,并无他人!

  曾千尘说,他这两天正感冒,浑身难受,睡觉前,他去客厅看过客人。当时他们正在喝酒,他送去几听罐头让客人当下酒菜,客人热情邀请他人席,他以感冒不能喝酒为由谢绝,然后就进自己卧室睡觉了。客人什么时候离开的,他根本不知道。

  侦查员检查客厅、客房和厨房,各处都已收拾干净,连垃圾都带走了。最后,在厨房的碗橱里发现一张纸条,曾见识过应秉节那手颇显功力毛笔字的郝真儒眼就认出那是应师爷的墨迹:连日叨扰,深表感谢;不辞而别,祈望谅鉴!

  “郝组”四侦查员传阅过纸条,不由面面相觑,人人都是一脸沮丧。半晌,支富德看看郝真儒:“下一步怎么办一”

  郝真儒稍一考虑:“地方同志继续蹲守,顺带检査全宅。我们几个就地找个安静点儿的地方研究一下吧。”

  四人交换意见,均认为越狱匪徒的不辞而别,并非因为已经得知罗久长被捕。罗犯是在下午五时许把人打伤的,待到派出所民警接到群众报告派员到现场将其带走,已经是五点二十分左右。据曾、韩夫妇的供词,下午五六点的时候,众匪徒一直待在后院内宅包饺子、炒菜、喝洒、聊天,没有人出去过,外面也没有人进来过。因此,匪徒不可能知晓罗久长出事的消息。匪徒的离开看似突然,其实是有预谋的,他们是逃犯,这里只是暂时柄身之地,待着并无真正的安全感。可能他们已经找到了其他的落脚点,所以就虚晃一枪离开了。既然如此,他们没理由马上离开徐州。

  那么,接下来“郝组”应该如何应对呢?大家讨论下来,归纳了几点:一是审査那个把越狱匪徒介绍到“千尘医院”来寄宿的凌大佬,看是否另有线索可挖;二是留人在这边蹲守,谨防匪徒去而复返——“十三太保”在芜湖越狱成功后,曾经玩过一次回马枪,险些让他们得逞,这个教训不可不汲取;三是以市政部门名义在罗久长修车摊附近设置路障,张贴公告佯称即将疏通窨井,再弄块纸板箱,让罗久长写个修车摊暂迁附近某处(选一个易于监视不便迅速逃离的角落)的启事,诱使匪徒前往打听,安排便衣在周围设伏;四是继续秘密监视金融黑市,看匪徒会不会继续打黑吃黑的主意。

  “郝组”制订的上述计划应该说是比较完善的,结案后特案组总结时,组长焦允俊也是这样评价的。可是,还是应了那句“计划赶不上变化”,上述四条措施虽然迅即得到了落实,却并无实质性效果。4月30日晚上,侦査员支富德、孙慎言去黑市秘密査摸情况时意外获知,昨晚黄牛李秋末、衣兴昌遭遇黑吃黑,损失惨重。支、孙立时一个激灵:难道匪徒已经行动啦?

  半小时后,徐州地面上这两个著名黄牛已经坐在特案组侦查员面前接受讯问了。两人都是老黄牛,对这一行的种种风险了如指掌,而且他们都是练家子,拳术功夫在徐州小有名气,身上经常带着刀子、石灰包,衣兴昌还带了双份。可是,当他们遇到悍匪包顺帆和王氏兄弟时,别说刀子、石灰包了,只怕手枪也没用。精通刀术的包顺帆只掏出匕首耍了两个刀花,就把两个练家子镇住了,乖乖交出身上所有的财物,合计一千万元人民币、二百四十美元、黄金首饰五件。

  “郝组”连夜商量对策,重新制订侦缉措施。4月30日、5月1日两天下来,依旧没有任何效果。5月1日晚上,“郝组”正在开会分析案情,“焦组”三位侦查员突然从天而降!

  • 船厂落网

  “焦组”突然来到徐州,说明该组的使命已经圆满完成。然而4月28日晚上,“焦组”还陷于线索全无一筹莫展的境地,当时焦允俊决定:先把活儿放一放,全体休息!不能不佩服特案组长的那份定力,在这种状况下,他竟然能够倒头便睡,一觉睡到29日上午八时许,醒来还不想起床,躺在床上抽烟。一支烟抽了半截,谭弦来了。小伙子大清早就醒了,在寝室前的空地上一边站桩打拳,一边琢磨如何找到突破口。刚才,脑子里似有灵光闪现,就来找焦允俊。谭弦的想法是:眼下似乎无路可走了,只能重新开始,那是否有必要把之前十一地公安局发来的诸匪材料再仔细阅读一番呢一焦允俊不假思索就采纳了这个建议,焦、张、谭三人用了一上午时间把材料看了一遍。结合原先对越狱匪徒可能分头逃窜徐州、蚌埠的判断,重点研究高文斌、马琅、史继开等几个家伙的简历,发现史继开年轻时嗜赌,曾被其家乡人称为“少年赌王”。焦允俊突然开窍,说这主儿会不会去这边的地下赌场赌博,以赌获财也不失为一个敛财法门啊,即便贏不了钱,还可以抢劫,这也是一种黑吃黑。赌场本就违法,赌徒遭抢,多半也不敢报案,对于“大善人”几个来说,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那么,蚌埠地面上是否有地下赌场呢一向几个外援便衣请教,得知蚌埠民国时赌博成风,成规模的赌场少说也有十四五家,都是有官府背景的。解放后,赌场全部被取缔,开赌场的那些黑道大都不是被捕就是逃走,成规模的赌场没有了,但是赌徒私下找地方纠集起来赌一把的现象还存在。由于生怕遭到政府打击,这种赌场都是流动的,通常在破庙废祠、无主空房、乱坟岗子,甚至行驶的船只上,打击难度较大。最近,当地警力都集中在追捕还乡团、逃亡地主方面,据说全市至少已有三个黑道团伙在经营流动赌场,其中最大的赌场是一个自称“无边财”的团伙经营的。焦允俊当即拍板,动用耳目特情,迅即查明这个赌场的情况!

  4月30日午前,“焦组”得到反馈,“无边财”团伙经营的赌场今晚将在米坊街“平安旅社”进行秘密“营业”,他们以某厂商举行订货会的名义,包下了该旅社三层楼房中最高一层楼面所有的房间。该团伙共有九人,其中六人是有点儿拳脚功夫的保镖,负责维持场内秩序。

  焦允俊即赴市公安局协调当晚对该地下赌场的打击行动,“焦组”侦査员同时跟进,抓获赌徒中如有越狱匪徒最好,如果没有,也可通过被捕者寻找越狱匪徒的线索。

  4月30日午夜,行动开始,“焦组”侦查员及外援便衣与当地着员一起突人旅社三楼。这回运气特别好,高文斌、史继开、马琅、丁图、陈行龙五匪都在现场,被一举擒获。抓捕行动中,寻常赌徒都乖乖就擒,五名越狱匪徒则激烈反抗。其中的“铁牛筋”马琅、“降水鬼”史继开、“独角龙”陈行龙、“脚踏两岸”丁图身手不凡,打翻数名警员,其中一人甚至夺到了手枪。焦允俊、张宝贤和便衣外援与匪徒进行殊死肉搏,终于将匪徒制服。

  连夜对被捕匪徒进行讯问,五匪供认的分逃徐州、蚌埠两地的原委、动机跟之前特案组的分析一致。他们分头逃窜之后,没有联系。焦允俊向马处长汇报后,即刻率领一干侦查员前往徐州增援。

  “郝组”的情况并不乐观,郝真儒先把这段时间的工作进行了简单介绍,焦允俊听了,说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不信咱们华东特案组对付不了这五个龟孙,大伙儿开动脑筋,一定能找出破解难题之法!

  同一时刻,徐州青年路私营“永固船厂”的简易工棚里,越狱匪徒包顺帆、王氏兄弟、喻阿根四犯也正在密议。当然,他们这个会开得要比特案组轻松,几块旧船板临时拼架起的桌子上还有烧酒和卤菜。

  4月25日,喻阿根跟罗久长久别重逢,当时应秉节外出未归,包顺帆决定实施黑吃黑行动抢劫黄牛钱钞,命喻阿根让罗久长去物色下手对象。次日,应秉节返回藏身地“千尘医院”,带回了一个好消息——

  应秉节曾在徐州混了两年多,相帮主持“先天道”日常事务的张大佬出谋划策。那时应秉节年轻,喜欢追求刺激,不习惯这种隐居幕后的活儿,可他是逃犯,到徐州是为避祸,只好耐着性子捱日子。这人心思缜密,在那两年多的时间里,不管日后是否有用,利用接触帮会机密的便利条件,收集了大量“先天道”和其他跟张大佬有肮脏交易的帮会大佬、骨干的隐秘。他的记忆力也确实超群,这么些年头了,再次以逃犯身份重新出现在徐州时,还能轻而易举地从脑海的档案库里挖掘出那些材料。4月24日晚他去拜访凌大偖,对方虽已年迈,但智商情商均不在应秉节之下,一听应报出当年的化名,立即意识到此人可能掌握自己的把柄。聪明人之间无须把话说透,因此他根本不问任何问題,立即把应安排到“千尘医院”无偿食宿。但对于越狱匪徒来说,需要解决的不只是临时寄宿,还得料理安身落户之事。应秉节知道逃来徐州的五人中,只有他有条件解决此事,便让包顺帆四匪暂在医院藏匿,由他外出交涉张罗。

  应秉节的江湖经验不是一般的老到,他不再去向凌老爷子求助,那老头儿已经帮过一次忙,够了,再求人家,人家会烦,一烦没准儿就会出事。所以,应秉节去找了另外一个人。此人名叫戚承诏,曾被张大佬差遣去对手那里放过一把火,烧死过两个人。戚是修船小作坊主,抗战爆发后,其全家五口均死于日军轰炸,本着复仇之念投效了国军。因是修船出身,被分派去了国民党海军,在后勤基地修船。抗战结束,戚复员返回徐州,开了一家小型船厂——“戚记永固船厂”,以修船为主,也接受订制二十吨以下舟船的生意。

  成为船厂老板后,戚行事低调,以前的江湖做派一扫而空,所有帮会黑道朋友一概不理,更不结交官府。张大佬早就被人干掉了,在戚某想来,他当初奉命而为的那桩纵火案也随着张大佬的死亡永远尘封了。解放后,船厂继续经营,新政权对戚的情况进行过调查,他虽然在国民党军队待过,但那是在抗战期间,而且从事的是技术工种,也就不予追究。因此,戚在见到应秉节之前,一直觉得心安理得。即使应秉节出现在他面前时,戚老板也不认为这个看上去文质彬彬副斯文相的男子对他的人生会有什么影响。直到应秉节貌似无意般提起当年的帮会名号和张大佬的旧事,他才意识到来者不善。

  不过,戚老板毕竟比凌老爷子要差个档次,不但没有马上就范,还耍脾气叫厂里的保安把应赶出去。应秉节是何许人一早已把可能遇到的情况考虑到了,当下不慌不忙掏出一张纸递给戚老板过目,上面赫然写着当年那起纵火命案的日期和受害人的姓名。戚老板只一看脸色就变了,挥手示意保安退出,关上门,冲应秉节抱拳作揖:“兄长何人?有何吩咐?”

  应秉节的要求是,船厂以赊账的方式提供一条十吨非机动木船,办齐执照、航行证以及五名船员的个人证明,须在七天之内交货。至于欠款何时偿还,估计在一年之内。戚老板一听便知这是他以前从事帮会活动时经常干的勒索活儿,这样一条木船的市价至少一千万元,他虽然有能力提供,但肯定肉痛,当下沉吟片刻,说船好办,但一应证件却不好操作。应秉节说这个我已经了解过了,对于阁下来说,操作起来易如反掌。首先是船员的个人证明,船员原住地的农会出具即可,这种证明是专为个人向船厂订制船只使用的,船厂也只有拿到证明后才可接受造船委托。“永固船厂”今年生意兴隆,已经接受了制造五条十吨木船的生意,工匠不够,临时招聘了数名,正在日夜加班赶工。你只要对其中某个客户佯称订货时递交的那纸证明不慎遗失了,让他们去补一张即可,这是举手之劳的事儿。这样,那张遗失的证明就可以由船厂出面作为厂方代办执照、航行证的依据而申领到一应证件,按惯例,那纸证明最后得交还订货方,作为船员个人证明,今后运营时须向水上公安局出示,是不是这样?另外,烦请戚老板出具“永固船厂”的水上运输揽货证明,我们今后将用贵厂的名义承接运输业务,如果有人前来了解真伪,那就得仰仗戚老板作证了。

  戚老板没想到来人对船厂的业务这般熟悉,知道已无退路,只好点头。

  应秉节办妥此事后,方才对包顺帆四匪说起他的主意:有了这样一条木船,以及一应证明,咱们五位就能以“永固船厂”的名义在外面揽货跑运输,有戚老板做担保,只要他好好地活着,我们也就没有危险了。至于行船,包总舵、知天、知地以及小喻四位,都是浪里白条,绝对没有问题。

  四匪闻听之下,个个笑逐颜开,这个应师爷好生了得,办事周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当然,他们几个这回属于“白手起家”,“创业”开头难,所以还得辛劳一回,冒点儿小小风险,去金融黑市上找黄牛借些钱钞作为置办一应船上用品的开支。“千尘医院”这边已经待了数日,不能再待下去了,得赶紧转移。于是,五名匪徒便在4月29日傍晚不辞而别。遁身何处?去了船厂,以准备接货为名住在船厂工棚里。去船厂前,包顺帆、王知天、王知人、喻阿根四个先去了黑市,撇开之前指使前往窥察目标的罗久长,根据应秉节直接打听到的当地黑市黄牛信息,对李秋末、衣兴昌实施抢劫,再逃回船厂栖身。

  以戚老板的江湖眼力,当然看得出这五人很有可能是畏罪潜逃的江洋大盗之类。如果他是历史清白的良民,那不用说,肯定要向政府检举了,但这是一个伪命题,如果戚老板是良民,人家也不会登门拜访提出什么要求了。所以,他只能把自己的身家性命跟五匪捆绑在一起,先应付过眼前,以后怎样,再作计议吧。自此,戚老板日夜担心的就是公安人员来船厂转悠,检査治安防范、消防隐患什么的。尽管他已经把一纸证明移花接木到了应秉节五匪名下,但如果遇上某个“毒眼老警”,那就有可能一眼穿他们的身份。目前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快把这几个瘟神送走,于是就督促工匠加班加点赶工。

  这当然也是匪徒所希望的,他们也在现场待着,为工匠打下手。应秉节则一天几趟去外面察看动静,顺便买香烟、点心之类犒劳工匠,激励干劲。他们每天晚上都要忙到工匠加班结束离开后,方才聚合一起,喝酒密议,对安全进行评估,至于运输业务,包顺帆等人倒是基本不考虑,有应秉节操办,那应该是万无一失的。

  转眼到了5月3日,离立夏只有三天了。木船已经完工,正在一次次涂拭桐油。这是磨工夫的活儿,每涂拭一遍,必须挥发殆尽后方可再涂拭覆盖,否则将会影响质量,甚至成为安全隐患,一干匪徒只好耐心等待。他们没想到,等到3日下午四时许,竟然等来了大批军警,他们几个还没反应过来,就已被多支枪口逼住,饶是包顺帆身怀“三字刀法”绝技,也根本来不及施展,一个个被摁倒活捉。

  唯独应秉节漏网——这厮这天上午说要去谈生意,船厂工匠还没上班就离开了,竟然侥幸逃脱。

  特案组是怎么知道这伙逃犯藏在船厂的呢?

  5月1日晚,“焦组”、“郝组”重新集结一处,随即开会讨论这伙逃犯离开“千尘医院”后去了哪里。焦允俊认为,匪徒选择主动离开“千尘医院”,而且离开得那么从容,说明他们已经选择好了第二个藏匿处所。现在,与其琢磨他们的藏匿处所,倒不如琢磨一下他们接下来打算干什么,总不能老是这样东躲西藏吧一以这伙匪徒的智商和经验,他们在徐州地面上的每一个举动背后应该都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小隐于野,中隐于市,大隐于朝”,隐于朝他们肯定是做不到了,但隐于市还是有可能的。接下来,应该对我方已经掌握的匪徒在徐州接触过的所有对象(包括已经讯问过的被捕人员)进行调查。

  于是,已经被捕的帮会凌大佬、地痞罗久长以及曾千尘、韩慧洁夫妇被重新提审,可忙碌到5月2日下午点多,仍然未能获得任何线索。难道判断有误?焦允俊、郝真儒两人交换了意见,认为不能完全排除这个可能,但是,应当先考虑到另外一种可能:是否遗漏了调查对象一

  焦允俊问:“‘血滴子’几个藏匿于医院的后院内宅,每天的饮食是怎么解决的?”

  郝真儒说:“除了抵达时曾千为他们提供了一桌酒席接风,其余都是他们自己解决的。”

  “那么,曾氏夫妇自己平时的伙食又是谁准备的一”

  老郝一个愣怔,随即顿悟:“对了!曾氏夫妇应该有佣人,会不会就是医院的杂务工?”

  焦允俊摇头:“他一个留英医学博士,哪会让医院的杂役兼作家里的佣人呢一肯定另外雇了人!”

  一了解,曾韩夫妇果然雇了一个钟点工周嫂。很快,侦査员从周嫂口中了解到一个细节。那是4月29日上午,她去曾韩夫妇住所打扫时,看见客厅里坐着五个男子,其中四人正在打扑克,还有一个书生样的男子对着一张摊开的地图发呆。他们显然知道周嫂是女佣,对她的态度比较友善。打扫完离开时,那个看地图的男子问了她一句话:“这里有卖旧衣服的店铺吗?”

  这句话引起了特案组的兴趣。侦査员立刻去了周嫂所说的那家旧衣店,一打听,果然有那么一个“书生”去该店购买过不同尺码的五套帆布、劳动布旧衣裤和五双八成新的帆布胶底鞋。焦允俊立刻想到,这五个家伙中,有四个有过江匪湖匪或者船工经历,这些衣服看来是为水上作业准备的,他们准备改头换面做船家啊!

  特案组分别向水上公安局和航行管理部门询问这一行业的状况,电话打过去,对方告知,船厂是了解这方面情况的一条捷径!就这样,准备“改行”的越狱匪徒终于暴露了,抓捕行动一举成功,遗憾的是应秉节漏网。

  • 难逃法网

  包顺帆、王知天、王知人、喻阿根四犯于5月5日上午被押解至芜湖。当天下午,即与之前在合肥、蚌埠落网的庄盼泉、高文斌等一起被押上院南行署召开的公审大会,公开宣判死刑,立即执行。

  同一时间,华东特案组侦查员焦允俊、郝真儒、支富德、孙慎言、沙想麟及外援便衣刚从徐州前往南京的客运列车上下来,由南京市公安局派来接站的联络员盖同宝陪同前往驻地。

  特案组在前天抓获包顺帆等四匪后,立刻着手研究如何追捕“十三太保”中最后一名逃犯“小炉匠”应秉节。最初的推测倾向于该犯仍在徐州,企图利用其掌握的帮会资源为自己制作一顶新的保护伞。于是,特案组集中力量对以“先天道”为重点的徐州原帮会骨干进行大访查,动用了皖南皖北两行署的外援便衣及徐州市公安局警员共五十人。这项工作进行到5月5日上午,并未取得进展。

  焦允俊分析,“小炉匠”可能已经逃离徐州了,他接连使用过的两个帮会关系都是一用就穿帮,所以不敢再玩下去了。虽然如今“十三太保”只剩下他一个,但独自行动隐蔽性更强,追捕难度不比追捕一伙逃犯小。焦允俊建议,留下两人在徐州这边由地方同志协助继续访査,其余侦査员连同皖南、皖北公安的十四名便衣一起转战他市。问题是,“他市”是哪个城市一焦允俊认为,最大的可能是南京。这厮是在南京犯了命案落网的,已经被判了死刑,后来被皖南行署要回去准备上公审大会。焦允俊寻思,像“小炉匠”这样的角色,解放前为匪多年残忍成性,可以把杀人不当回事,反正旧政权抓不到他,可解放后就不同了,又是在南京这样的大都市,竟然还敢杀人,这背后会不会有什么隐情呢一

  众侦査员都认为特案组长的分析有理,遂进行分工,谭弦和张宝贤留守徐州,其他人均前往南京。

  一干侦查员刚刚抵达驻地,联络员老盖已经把应秉节故意杀人案的刑事卷宗给调来了。案卷显示,解放军在院南清剿土匪后,应秉节被迫逃离,在江南诸地独自流窜,因为虑及安全,未曾作过任何案子,一应日常生活开支均系他潜逃时所携的金银珠宝。最后在南京被捕时,他身边尚有黄金首饰十八件。一路上的住宿采取两个方式解决:一是投靠以前结交的江湖朋友,当然不能长期居住,即便人家热情挽留,他最多也只待一个星期就告辞,这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二是给旅途中相遇的私营厂商出差人员一点儿好处,比如送两盒香烟、请其吃饭等,博得对方的好感,在人家人住旅馆时编造个理由蹭一夜——出差人员身边带着空白介绍信,只要在填写出差人数时加一人即可。

  2月11日,应犯抵达南京,当晚在夫子庙附近一家洒馆喝洒,准备喝到结束营业时转移去澡堂洗澡,磨磨蹭蹭洗完后再喝茶,这样就可混到天明。晚上九点,酒馆打烊。当时夜生活贫乏,出门时马路上已经车稀人少。走过一条巷子时,偶遇两个流氓用刀子逼住了一个年轻女子,那女子惊恐万状,因为被刀顶着不敢吭声。应秉节那几天稍有伤风,忍不住咳嗽了两声,这就惊动了人家。那二位看清是一个斯文书生样的男子,便不放在眼里,甚至异想天开动起了搂草打兔子的脑筋,竟向其逼近,低声喝令让把身上值钱的东西交出来。这样一来,应秉节就不得不“见义勇为”了。应秉节虽是“太保团”的师爷,拳脚功夫也不差,一出手就把两个流氓放倒,估计要在医院里躺几天了。

  就这样,应犯结识了这个名叫董薇榕的年轻寡妇。然后,这对男女就建立了另种关系,应秉节在董家住了下来。但也就待了三天,应犯以要返回就职地(他伪称自己是常州来南京出差的私营工厂采购员)为由离开。董氏不知有诈,分别时情意绵绵流下了眼泪。应秉节宽慰她,说自己经常来南京出差,许诺以后每次来都会去看她。

  这样,应犯在外面转悠了两天后,再次去了董氏家,这次一住就是七天,可是到了第八天上,应秉节却把董氏掐死了!然后应犯逃往镇江,次日即被南京刑警从镇江市政路“顺昌大旅社”抓捕归案。应秉节落网后,因证据确凿,对杀人罪行供认不讳。至于杀人理由,他说是那天两人一起喝洒,商量结婚亊宜。女方不善饮洒,只喝了两杯就颇显醉态,具体表现在特别健谈。跟他的谈话中,女方反复提到一个名叫任南谷的男子,说是她的相好,只是已经把她甩了。她还拿出任南谷的照片给应看。片刻,又把话题转到要彩礼上,要求应秉节必须给她三百万元。应秉节还未作出回应,她以为不吭声就是拒绝,遂破口大骂,说他小气,明明兜里揣着那么重的金器,玩了她却什么都没表示,云云。应秉节意识到自己熟睡时被她翻过衣兜了,当下十分恼火,

  这不是宋江碰上阎婆惜了吗?恰恰这时董氏越说越气,竟然一把掀翻了饭桌。应秉节说他作为一个大男人,到这当儿如果还不作出反应给她一点儿颜色看看,不如跳长江算了。于是,他就“作出了反应”。可想而知像他这种能够徒手揍倒两个持刀流氓的一出手会是怎样一幅情景,董氏当场就被掐死了。

  特案组对案卷中的上述内容进行了分析,认为应秉节对于杀人原因的供述似乎不合其性格。这厮江湖上人称“小炉匠”,煽风点火的高手,“太保团”的师爷,难道这点儿火都压不住一以其惯匪逃犯的身份,如果真的遇到他说的这种情形,离开就是。如果女方纠缠不让走,大不了一拳击昏,有必要把人给活活掐死吗?特案组就决定向该案的侦查人员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5月6日上午,特案组约见当初承办应秉节故意杀人案的专案组长、南京市公安局青年刑警程积和。程是留用刑警,解放前夕参加地下进步组织“警盟”,解放后参加共青团。焦允俊、沙懋麟、孙慎言和他见面后,开门见山提出对应犯作案动机的不解之处。

  据程积和说,当初勘査现场后,法医认定被害人系被徒手掐死,刑技鉴识员提取了凶手的指纹、足迹,走访邻居,“梁先生”(即应秉节)与董氏相识以及同居的情况就被专案组所掌握。下一步,就是追捕凶手了。专案组算是交了好运:“梁先生”掐死董氏逃离现场后是直接去火车站前往镇江的,他离开董氏所住的东文思巷时,巷内有个黄姓老者(恒丰粮行老板)正好也离家前往火车站,看见“梁先生”从巷内出来。黄已经知道邻居董氏交了个“见义勇为”的男友,而“梁先生”却不认识他。巧的是,他在火车站买了车票进站上车,意外发现“梁先生”也上了车,而且与其同一车厢,座位也只隔开两排。黄老板是去苏州,车至镇江时,黄是看见“梁先生”下车的。

  刑警根据黄先生提供的线索前往镇江调查,次日即发现该犯已人住“顺昌大旅社”,随即对其进行抓捕。应犯到案后,零口供,专案组联想到该犯“英雄救美”时的身手,怀疑其可能是被通缉的惯匪。翻查外埠发宁的协查通知,终于跟皖南惯匪应秉节对上了号。当时刑警活儿多,日夜加班也常常忙不过来,程积和刚刚侦破该案,另一起命案又派下来了,只好匆匆结案,反正痕迹鉴定是对得上号的,冤枉不了应匪。再说,他即使不犯此案,落网后也难免极刑。就这样,匆忙做了一份笔录,也不管应犯的作案动机了,反正只要他承认杀人就是了。

  特案组侦査员跟这位同行探讨了应犯口供中的疑点,程积和表示认同,并坦陈自己当时对于应犯以“宋江杀阎婆惜”比喻他掐死董氏也是有怀疑的:宋江是收到晁盖的密函被阎氏发觉后杀人的,应犯以此借喻,莫非也是为灭口一

  焦允俊把话题转到镇江:“抓捕应犯时,是否向旅社方面了解过其人住一昼夜期间有过什么异常,或者接触了什么人一说过什么话一”

  程摇头:“当时时间有点儿紧,反正人已经逮到了,其他就不去过问了。”

  焦允俊知道基层刑警的工作情况,对此表示理解:“那么应犯是如何办理入住登记手续的呢?”

  “他是蹭了南京去镇江出差的一个工厂采购员郭某的介绍信一起登记入住的,是由应犯付的住宿费。这个郭某当时也被我们带回来了,至于是怎么处理的……好像是放了吧。”

  很快,侦查员支富德、沙懋麟就跟郭某进行了谈话。郭某说,他是在火车上认识那个逃犯的,因为贪图住宿费(由应支付后他凭发票回去报销),就同意在介绍信上添加一个名字,让逃犯得以住宿。不过,他到镇江事儿很忙,跟逃犯接触不多,也没问过对方经历、现状、今后打算之类的问题,说的都是当地风土人情、饮食文化之类,感觉对方跑过很多地方,见多识广,而且非常有主见。在他跟逃犯接触的这段时间里,没有人去旅馆找过应犯。

  特案组既然盯上了这条线索,当然不会就此罢休。当天下午,焦允俊下令进行新一轮调查:兵分两路,焦允俊、孙慎言与四名外援便衣即赴镇江,向“顺昌大旅社”调查应秉节入住期间的情况;郝真儒、支富徳、沙想麟与六名便衣留在南京,向被害人董氏的邻居了解董生前跟外人说起过与“梁先生”交往时的什么事儿没有——既然粮行黄老板都知道其“见义勇为”的事迹,说明董氏并不是一个守口如瓶的女人,她也有可能向别人说起过逃犯的其他情况。

  焦、孙等侦查员抵达镇江后,即去“顺昌大旅社”所属管段派出所请求协助。派出所自是重视,所长亲自出马,叫上户籍警陪同一干侦査员前往旅社。这家旅社的老板汪乾坤是“一贯道”成员,不过并非骨干,寻常活动也不热心,没有受到清算,但这种对象见到穿警服的都特别紧张,尤其是派出所长出面来调查情况,料想不是寻常小事儿,当下点头哈腰战战兢兢。焦允俊等侦査员跟旅社全体员丁包括老板本人都一个个谈遍,没获得任何有用的线索。

  这时天色已黑,派出所长请示是否先去吃晚饭。焦允俊想了想,说这样吧,员工可以解散,该回家的回家,该上班的上班。我们这些人还得留在这里,弄点儿简单的食物填填肚子就好。说着,吩咐外援侦査员去外面买些包子大饼什么的。

  轮到上班的旅馆员工是在旅馆自办的食堂搭伙吃饭的,老板、员工吃一样的饭菜。因为全是老板开支,老板的三个小孩儿也过来蹭饭。侦查员孙慎言平时言语不多,却喜欢和小孩儿说话。老板的一个儿子已经先吃了饭,此刻两个正在院子里玩耍,另一个则在门灯下写毛笔字。孙慎言凑过去一看,这孩子写得还不错,临的是欧阳询的《九成宫》,当下就称赞了几句,又问读几年级。小孩儿答称读小学三年级,说他是六岁开始写毛笔字的,全校书法比赛获得过第一名,六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都写不过他。孙慎言暗忖别说六年级了,连我这个大人也没这孩子写得好,当下照着这个意思又夸赞了两句。没想到运气随之而来,孩子说我见到过一个大叔写得好得不得了,我们老师、我家旅社的账房钱先生都没有他写得好!

  小孩儿说的那位就是土匪师爷应秉节。2月26曰,应犯在南京杀人后逃来镇江的第二天,按照市防疫委(爱卫委前身)的安排,全市大搞卫生,像旅馆、饭店这样的公共场所,将受到随机柚査,不达标的停业整顿。所以,“顺昌大旅社”的员工一上午都扑在搞卫生上。这天也是一九五〇年寒假的最后一天,小孩儿到旅馆来玩,汪老板就吩咐他给每个房间送热水瓶。送到二楼应秉节住的房间时,那个郭采购员已经出去办事了,房间里只有应一个旅客。应秉节刚写了一封信,用的是旅馆给每个房间配备的毛笔、墨盒,小孩儿一看那个竖式牛皮纸信封上的毛笔字,简直叹为观止。

  应秉节当然不可能想到这一幕竟是导致他走向人生末路的重要一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应犯是文人,骨子里有着“爱才”情愫,见小孩儿看信封的那眼光,便问他是否喜欢写毛笔字。小孩儿点头,应秉节就让他写几个字看看。小孩儿写了自己的姓名,应秉节说你有这方面的基础,还当场点拨了几下。土匪师爷不曾料到,小孩儿对这一幕的印象极为深刻,不但记住了对他的点拨,还把信封上的收信人名址中凡是已经学过的字都给记住了!据小孩儿回忆,那个地址中有“州……路……旅社……宋……雄”等字样。对于侦查员来说,这已经足够了——应秉节在杀人潜逃途中,还在给这个宋什么雄写信,看来他们之间存在着不寻常的关系!

  另一路支富德、沙懋麟等侦査员对南京董氏街坊的调査也有收获:董氏本人爱嚼舌根,跟一个与其具有相同性格被邻里唤作“长舌妇”的中年女子很谈得来。据“长舌妇”告诉侦查员,董在跟那位“梁先生”交往后,很看中对方,“梁先生”也有意娶她。但是,她不愿意离开南京嫁到“梁先生”所在的苏州去,正准备施展“水磨功夫”让男方到南京来。

  特案组把这两个信息结合起来,断定应秉节在苏州有一个关系。这个关系可能有办法让他改名换姓洗白身份,所以他想把董氏娶至苏州。但董氏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故土难舍不愿离开,却又不愿放弃这门亲事。对于应秉节而言,南京离芜湖比较近,而且皖经常出入南京,像他这样的惯匪说不定哪天就会被人认出来,不适宜他长期隐藏。可是,这时应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重大错误:由于之前见女方温柔似水,且他是对方的恩人,过于自信女方会对他言听计从,竟把即将要去安家落户的城市透露给董氏了。这个错误后果严重,如同在他脖子上套了一个扣套,绳索的另一头随时都会收紧。为了解套,他只好把董氏灭口了。

  5月7日,特案组全体出动前往苏州,先去苏州市公安局查阅特种行业登记材料,发现符合“州”、“路”、“旅社”“宋”、“雄”条件的对象只有一个一苏州市莫邪路德盛旅社宋肇雄,宋系该私营旅社老板。焦允俊说老郝你们几个先去驻地歇歇脚,我和老孙、小谭去这家旅社找那个宋老板聊聊。

  他们是化装成游客出这趟差的,此刻去的是旅社,所以都把行囊或背或提随身带着。到得“德盛旅社”,刚入内,焦允俊登时一个激灵,简直怀疑自己置身梦境!那个坐在账台里正低头拨打算盘的男子不是应秉节吗?这时,正在擦拭桌椅的一个伙计出声迎客,应匪闻声起身招呼:“三位先生好!欢迎光临敝号!”

  焦允俊还以一个真切自然的笑脸,嘴里吐出的话语却宛如寒冰:“卿本书生,奈何作贼!真可惜啊!”

  应秉节大惊失色,一眨眼,三支手枪已经对准他了!

  应秉节落网后,依旧零口供。不过,特案组还是从一起被捕的旅馆老板宋肇雄口中大致弄清了应秉节摇身一变成为旅馆账房先生的经过。今年1月,旅社账房先生沈老头儿值夜班时急病发作,一命呜呼。其家属上门闹事,宋老板赔了一笔钱,还被区政府传唤去接受训戒,旅社则被全市通报批评。事情料理好,宋老板痛定思痛,决定再聘账房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不满四十且身体健康,他在报上刊登广告时特地予以注明。但由于薪水并无优势,而且注明应聘对象“须外埠”(免得万一有事家属又来闹事),所以应者寥寥。2月10日,宋老板雇佣了一个临时账房,说好为期三月。哪知,次日化名“梁作如”的应秉节前往应聘,宋老板一下子就看中了他,当场拍板。可是,那个迂腐十足的临时账房先生却坚决不肯离职,白给三个月薪水也不行,说那会玷污其良好声誉。宋老板只好跟“梁先生”商量,让他三个月后去上班。工商局规定旅馆从业人员必须由经营者担保,并提供原籍派出所证明,就让应秉节利用这段时间回乡办理。

  春节后,应匪以挂号信的方式从南京寄来了一纸盖有浙江省安吉县公安局公章的证明,上写持证明人梁作如系该县报福乡人氏,出身中农,主要职业是教书、代写书信、代理诉讼及账房会计。这当然是纸伪造的证明,由于应犯零口供,也不知他是怎么弄到手的。宋老板凭该证明办理了应的入职手续,根据当时苏南行署的规定,他还可以落户苏州。应和宋老板约定,将于5月中旬前往上班。几天前“血滴子”等匪徒落网,应秉节侥幸逃离徐州,便直奔这个落脚点而来。

  至此,华东特案组对“十三太保”越狱案的侦查终于取得了圆满结果。应秉节被押解芜湖,于5月31日执行枪决。其余诸地涉案人员,均由当地法院依法作出刑事判决,宋肇雄无罪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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