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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建明:两个女知青

(2023-03-24 19:01:03) 下一个

陆建明/文


  大约是1970年,我那时担任了生产队政治队长(我是1967年毕业的初中生,属于“老三届”),有一天我接到大队党支部副书记通知,说我所在的队又分配到一个女知青,已经在公社,马上去接。我便骑车去公社。公社负责知青办的一名干部向我约略介绍了情况:该女知青原分配在另一个公社,因为生产队长窥探她的美貌,特意将她安排在四周无邻居的仓库里居住,以便在对她图谋不轨时无人能来救应。
  因此现在重新插队。
  我那时近二十岁,实在是不懂得什么的。我去接她的时候,她露出真诚的微笑。她的身材修长,眼睛很黑,而牙齿很白。我想她笑的时候是很能打动人的。可惜我那时朦胧无知。“我叫若男,周若男。”她不但朝我微笑,并且伸出手和我握手。她的大方让我感到温暖。尽管我对她的身材有看法,根据我的经验,她这种小姐身体是绝对适应不了农村繁重的体力劳动的。我读过《红楼梦》,知道林黛玉的削肩蜂腰。问题是,瘦削的肩,怎么放粗宽的扁担?细细的腰,怎么产生爆发力将一二百斤的担子挑起来?所以审美观实在是因时而论的,当一个人或者说一个男人需要付出繁重体力劳动才能生存时,他找女人做老婆的第一个标准就是强壮。
  可是周若男不强壮。不但不强壮,而且文弱。挑担的时候,她会用双手托压肩的扁担,这样一来,不但模样可笑,而且容易扭伤腰。出于关心,我警告她不能用这种姿式,并且为她示范。她满脸通红,我细一看,发现她在流泪,不禁大为惊讶,不知何故。她轻声说:晚上到我那里去一下。这一来我不是惊讶而是惊慌了。我也压低声音问:什么事?然而她不答,摇摇晃晃地过去。
  决没有花前月下的情调,也没有偷偷摸摸的感觉。我要解释一下先前的惊慌。因为我知道她先前的大概情况,又看她这模样这境况,一刹那间,我有点怀疑她拖人下水的动机。吃晚饭时想想,我是立得正不怕影子斜,晚上去就去,不见得会怎么样。她的住处是我安排的,一个人住,但前后左右的大妈大嫂邻居,都相挨得紧紧的。那时候农村贫穷,住房都很简陋,一呼四应,不但来往走动方便,而且求救也方便,所以那时候男人想要犯强奸罪很不容易,偷情通奸的也不多。不像现在农村,家家盖新楼,甚至像别墅一般,乡亲的情谊反而被阻隔了。
  周若男的住房极简陋,一张单人床,一个长条凳,一张旧方桌,再就是一个木箱了。现在想起来真要黯然神伤,但那时是很正常的。每家生活都很困难,贫下中农困难,地主富农也困难。
  周若男把我让进屋后问,吃过饭没有?我说吃过了,你呢?她摇摇头说,人累得不行,不想做饭。我说我给你做。她说,“不要,我有饼干,你一起吃点。”她是真请客。我是假客气。一包饼干就这样完了。我说有什么事你说吧,只要我能帮上忙。她说其实没什么事,只是聊聊,我觉得你人很好,可以做个朋友。她又说起她原先插队的事,问我知不知道,我点点头说知道个大概,细节不知道,结果也不知道。想不到这样回答惹她生气了:你想知道什么细节,你希望有什么结果!我吓一跳。想女孩子是难弄,聊得好好的怎么突然生气了?其实周若男即使生气说话也是细声细语的,我说吓一跳只是我当时心里的感觉。见我沉默下来,周若男又微笑着说,我今天挑担的样子你看到了,我实在是挑不动,你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我说可以的,和老太太们在一组,做点轻农活。她说那像什么话,会被人看不起。
  那还能有什么办法呢?我只有沉默。
  “我的外语很好,现在仍然坚持自学,公社中心小学是不是缺代课的外语老师呢?”我怀疑地朝她望着,心想这女孩子倒很有心机,亏她想出这个主意来。但我又如何知道中心小学是否缺代课老师?想不到她说:学校的支部书记盛老师不是和你很熟吗?我心里又一跳,想这个林妹妹(我那时已将她比作林黛玉了)了解我比我自己还清楚。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老盛因为在我们队蹲过点。但周若男又是从何知道的呢?
  从她屋子里出来,我实在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城市女孩子,尤其是上海的女孩子,确实与乡村女孩不一样。我和乡村女孩在一起,无拘无束,不要动任何心思。比如有个女孩叫淑珍,还可以的名字,我偏偏在叫她的时候,加一个狗字,叫做“狗淑珍”。狗淑珍是什么意思呢?我也不知道。经我一叫,大家都叫她狗淑珍了。但淑珍并不恼,照旧乐呵呵地和我玩。而周若男就不一样了。刚来时,我叫她若男,她居然不答应,过后对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称呼我呢,你叫我若男,我们算是什么关系?我这才想起称呼城里女孩应该是连姓带名一起叫的,否则就有那个意思。这个毛病我二十多年了仍改不掉,叫女孩仍经常只叫名不称姓,以致我老婆总是以异样的目光审视我。
  我抽空去中心小学找了老盛,老盛确实是个很好的人。老盛对我说,刚好缺个外语老师,原来的女老师生孩子了,可以找个代课老师。我赶紧将周若男的情况向她介绍,老盛爽快地说,你让她明天来代课吧,月工资三十元。至于以后,以后再说吧。
  原来如此,原来周若男什么都清楚,原来我只不过是她棋盘上的一颗子。我不禁有点悻悻然。我承认自己智商不高,但输给一个女孩,总有心犹不甘的味道。我那时一般不大佩服他人,唯有与季永桂,也就是本书的责任编辑玩得最好。而周若男,却让我第一次尝到了人性的另一种味道:狡黠。当我将这个消息告诉周若男时,她只是笑一笑,可见早在她预料之中。但她却是对我表示了诚心的感激。她说我知道你会这样做的,你是个好人。我不是怕农田劳动,我实在做不动。说到这里,她的眼里噙着泪,伸手拉我的手,身体依偎过来。我慌得赶紧闪在一边,说不要哭不要哭。我要向读者说明的是我决不是正人君子,看过《红楼梦》的二十岁的男孩子,不会一点不懂人道的。问题是当时我这样的人真的非常正派,另外对周若男这样的女孩事实上是不认同的。我认为,只要同一个女孩拥抱接吻了,那么这终身也就定了。我不愿意同周若男定什么终身,因此把拉手就当成恐惧的事情,现在看来不可思议,当时确实如此。
  周若男当代课老师了,日复一日,这期间我们当然也见面,却是无多说话。半年过去,学校放暑假,暑假无课可代,周若男仍回到队里劳动。她碰到我说,自留地想种点菜,请我收工后帮她浇水。当时每个知青都分给三厘至半分(约三十来个平方米)的自留地种菜,多要不行,不要也不行。这点忙我当然肯帮。休息时周若男说,队里光靠种田收入太少了(当时一个工约七角钱),你有没有办法?我说办法当然有,一是找点上海的运输装卸活干,马上可以有现钞收入;二是在大队或生产队办加工企业,请上海的厂支持一下,但这需要投点资;三是搞副业,养猪、养兔、养鱼等等。那时候不敢想象暴发,只要将一个工分配时兑现一元二角,那就全队庆祝了。她看着我幽幽地说,看不出你很有点经济头脑。她告诉我,她有个亲戚在桃浦车站当负责人,可以找他帮忙。另外她的同学、邻队李村的张素颖的父亲,是上海一家大厂的武装部长,大队若办加工厂,可以找她帮忙。
  惊心动魄的故事也就发生了。在张素颖父亲的帮助下,大队办起了抛光厂,就是把一些金属部件在砂轮上磨光磨亮。这种活很脏很累,现在的女孩子不会愿意干的。但那时候抢都抢不到手。张素颖是个很漂亮很开的女孩,我其实是很倾心于她的。只要见到她那灿如桃花的模样,不由人不动心。但我们不在一个队,平时见面少,所以只能单相思。但周若男和她却很好,经常来玩玩,令人惊奇的是张素颖居然不愿到抛光厂工作(这是她的名份),却仍愿意留在李村种田。
  1974年,我被贫下中农推荐到复旦大学新闻系上大学,心里自然很高兴。周若男闻讯后,赶来祝贺我,但我却感觉到她的黯然神色。倒是张素颖,笑嘻嘻地跟我开玩笑,说我今后不要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我也开玩笑说,有你这样的人监督,就不会变质了。她说,“我高攀不上,大记者以后会目中无人的。”
  就这样离开了农村,离开了劳作过七年之久的农村大地。一学期过去,趁放假,我又回去了,我总觉得心里有放不下的心事。为周若男,抑或张素颖?我不知道。我来到周若男屋里,她神色严峻地说,出事了,张素颖出事了!
  我紧张的说不出话,以为张素颖死了。
  张素颖没有死,但发生在她身上的故事远比死亡更悲哀。
  原来张素颖早就名花有主。和她相爱的就是李村的队长李宝。李宝也是我的朋友,一直相处得很好。李宝原来已经有个女朋友,是距离较远的一个农村姑娘,两人已多次同居,并三次打胎,但并未办结婚手续。李宝这家伙其实比我土,但他对女人的鉴赏力和手段却远比我强。当张素颖插队到他的生产队后,他那个女朋友立刻被他抛到九霄云外。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仍然不明白,李宝是如何与张素颖勾搭成功的。李宝是个结巴,严重程度使你与他谈话时为他痛苦得不能忍受。结巴在同伴之中是抬不起头的。或许张素颖是个特别的姑娘,喜欢特别的感觉。总而言之,张素颖不但和李宝好,并且半公开地一起上床睡觉。
  本来这件事像其他无数秘密事件一样,会被时间泯灭掉。李宝是队长,人缘也不错,李村又很偏僻,天机照例是不会泄漏的。可叹的是李宝这小子太过猖狂了。他在与张素颖相好的同时,又决定与原先的女朋友一刀两断,那个女孩死不答应,跑来住在李宝家里。而李宝呢,半夜里忍耐不住,两个人又滚在一起。那个女孩的肚子第四次隆起了。那个女孩的哥哥被激怒了,一状告到大队党支部,党支部毕竟因为李宝是队长,是培养的青年对象,不理睬。于是那哥哥又告到公社武装部。武装部本也可以不管这种事,但那时武装部几名干部正闲来无事,又不认识李宝,于是商量后,将李宝叫到武装部,准备批评教育一顿完事。昏头昏脑的李宝一到武装部,看到一屋子的枪枝武器真的害怕了。惊慌之下,也不辨东西,把他和张素颖的事情讲了出来。凭心而论,李宝并非愿意坦白交待这件事,但他想来想去实在想不起还做过其他什么坏事。他怎么也想不到,所谓坏事其实是指他与女朋友的事,他认为这种事是天经地义,绝对算不上坏事。而张素颖却是城市知青,与城市女知青发生性关系,弄不好会被戴上破坏上山下乡的帽子。这样一想,他就慌了。几名公社武装部干部本来是例行公事,取笑一场了事,想不到节外生枝,多出一件事来了。毕竟乡亲诚实、朴素,不愿太为难人,只叫李宝回去写份检讨给大队党支部。当即放回。李宝呢,结结巴巴写了份检讨交给大队领导。大队党支部关照大队团支部,对李宝开一次批帮会。
  这样,李宝和张素颖的事一下子在全大队传开了。那时候娱乐节目少,年轻人喜欢凑热闹。团支部碰到这件事,正好当作一次团活动,又生动又热闹,因此作了详细准备,除李宝检讨外,又安排几名团员作批评帮助发言,张素颖怎么办?团支部决定,张素颖是团员,因此必须参加会,考虑到她既是知青,又对大队有贡献,所以不作检讨。
  悲剧就这样开始了。本来李宝作检讨完后,会场一时寂静,张素颖也只是低着头。正当团支部书记宣布批帮开始时,会场中一个浑小子突然发问一句:李宝,你和张素颖搞过几次?大家开始笑起来。李宝一时未有思想准备,几几几次忘忘忘记了。到底几次?七七七次。到底几次?十十十四次。再想想看。四四四四十七次。这一下全场大笑。一笑就把严肃的气氛笑掉了。怎么搞的?这一问,把李宝这个王八蛋问得来劲了,他询求团支书:这个是不是也要详细检查交代?团支书不置可否。这时候,李宝的结巴病奇迹般地好了,他居然像说书般地将一次次的作爱过程生动而详尽地叙述出来,直听得一帮浑小子们张大了嘴,女孩子们个个满脸通红,而张素颖,已哭泣着要退场。
  李宝唾沫四溅地讲完艳史,一名中年人冲进会场,狠狠给了李宝一个耳光,拉起张素颖就走。全场一下子惊呆了。
  有认识的禁不住大声说:是张素颖的父亲!原来张素颖因为较长时间未回上海家里,这天他父亲即从上海市区赶来郊区农村看望女儿。毕竟是大厂干部,来时还开了吉普车。先到李村,社员告诉他张素颖在大队部开会。再赶到大队,正好完整地听完李宝的精彩演说。
  知识分子常常会被张艺谋电影中农民们表现出的粗犷风格而惊讶。事实上张艺谋所表现的粗犷,是一种刻意的表演,就算表演下流,也是一种做作的下流。李宝的下作,是语言的极其生动的描摹和极其准确的形容,让你听过后一辈子不忘记。这对张素颖的父亲来说,是一种无地自容的耻辱。我相信张素颖平时是听惯李宝这种生动而准确的下流话的,或许正因此才被李宝所诱惑。但在大庭广众之下若无其事甚至津津有味地叙述这样的丑事,张素颖除了逃跑实在别无他途。
  说完事情的经过,周若男静静地望着我,目光中充满悲哀。我苦笑着说,不必看我,我不是李宝。并且这件事,不会这样就完。果然没有多久,张素颖父亲就向法院上告,检察院即以强奸女知青罪名对李宝起诉。我相信全大队的社员都能体谅张素颖父亲当时的心情。作为一个男人,李宝的可耻不在于他与张素颖发生了性关系。他津津有味的“故事”遭到了全大队社员的唾弃和鄙视。但是,不管怎样说,李宝事实上并没有强奸张素颖,全中国全世界都找不到被连续强奸四十七次而不报案的案例。可惜当时还未成立律师事务所,还没有律师为之辩护。李宝的父亲母亲都是没有文化的农民,除了整日愁闷没有任何法子。
  李宝终于被法院以强奸罪名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张素颖也从此一直待在上海家里,再也没有到队里来过。据说李宝在审讯的时候乃至判决以后,问他有什么陈述,李宝只有一句话:我认罪我认认认罪。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李宝早已从监狱出来,再也没有荣耀。张素颖后来听说进了一家街道工厂,周若男后来也回上海进了工厂,现在怎样,全无消息。

  本文选自《东方十日谈:老三届人的故事》,金水华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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