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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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环球人物博览
《肖申克的救赎》中，蒙冤入狱的男主角安迪，在求助无门的情况下，用一本圣经，一张性感女星海报做掩饰，再用一把石锤，凿出一条500米的污秽秘道，之后逃出生天。
他用整整19年时间，凿通了自己的下半生，完成了自我救赎，做出了一件不可思议的壮举。
而有一位中国人，和男主角安迪如出一辙，也完成了自我拯救，从产生念头到决定逃出国门，他仅仅只用了十分钟，而他成功逃离的概率也仅仅只有0.01%！
他是邓小平的俄语翻译，是朱镕基一直关注的专栏作家，是德国汉堡大学知名学者，曾用中、德、英、意，俄等，多国语言出版著作，并编译了德文版《鲁迅选集》，是世界闻名的文化交流使者。他也是文革中的溺水者，一个孤注一掷、绝地求生的亡命徒，是中国最著名也最幸运的“叛国者”……
他，就是关愚谦。
1931年2月，关愚谦生于广州凤凰村，父亲是岭南大学的老师，母亲出身书香门弟，是孔子弟子言堰之后裔，对子女循循善诱，言传身教，使他和哥哥姐姐受到了很好的教育。这个家庭虽充满书香气，却极端拮据，打小他就饱受饿肚子的痛苦。再加上当时中国内忧外患，他的童年是在逃难和炮火声中度过的，对“丧家之辱，亡国之恨”感受深刻。他跟家人四处漂泊，最后才辗转到上海，就读于上海教会学校圣芳济中学，1945年转入上海市西中学。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他进入外交部办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攻读英文，后转为俄文。22岁时，由于国家急需外语人才，表现出色的他就被提前毕业分配到，中央财政部苏联专家工作室工作，任中央领导人和苏联专家之间的俄文翻译，他曾为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做过翻译，业余时间，他还翻译了数本，俄国的经济专业书和俄国文学著作，是个充满了才气，并被领导看重的有为青年。
25岁，是他人生命运的转折点。当时全国展开整风运动，要求大家给党提意见。所有人都清楚，所谓的“提意见”，要提得有分寸，不能太露骨。只有他，老老实实地，毫无保留地把所有意见统统说了出来，说得那叫一个酣畅淋漓，劝都劝不住，停都停不下来！
结果就是：他受到轮番批判，政治上还被定性为中右分子……
祸从口出，两年后，他就从云端跌入谷底，被“充军”到青海进行改造，在《青海画报》社当一名摄影记者。1959年，中国掀起“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他被翻旧账，再次被送到更偏远的荒山僻岭，湟源县日月山山顶劳动。
可他意志坚定，硬是凭毅力闯了出去，1960年《青海日报》聘请他当记者，他回到大城市西宁，过上安稳日子。倒霉的是，第二年，因为中国大闹“灾荒”青海粮食紧缺，青海省委就抽调他，到生活条件极端艰苦的青海湖捕鱼，他好几次差点被活活饿死，身体也被折磨得半身浮肿，百病缠身。直到1962年，他才被调回北京，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负责对外联络工作。
你以为他终于要过上好日子了？其实他的厄运还远远没有结束……
1966年，轰轰烈烈的文革开始了，犯过错的他再次被卷入政治浪潮，成了重点斗争对象，每天被批被斗，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1968年2月，他再次被勒令独自留在办公室写检查，等待群众批判。他心想这次彻底完蛋了，不知道等待他的究竟是，上百次的批斗，还是再发配边疆。一想到这些没有尊严的生活，他就心惊肉跳，再想到落井下石揭发他，写他大字报，要求和他离婚的妻子，越想越绝望，万念俱灰下，开始翻办公桌抽屉，找剃须刀片准备割腕自杀，结果先进入他视线的不是刀片，而是几位常住中国的国际友人的护照，因为平常工作中，中国外宾出入境手续都是经由他负责办理，所以外宾的护照都集中在他手上。放在最上面的那本，是日本人西园寺一晃的护照。
西园寺一晃
西园寺一晃的父亲西园寺公一，是毛泽东主席的座上宾，被周恩来赞誉为日本驻中国的民间大使，被中国政府称为“中国人民的朋友”。
西园寺公一和毛泽东
关愚谦翻开护照一看，护照上西园寺一晃的照片，他越看越觉得长得跟自己很像，更绝的是，护照里竟还有，去埃及和法国的签证！
他异想天开，想到冒名顶替，心里有个声音不停地响起：“走吧！走得越远越好，这里不适合你，不是你待的地方。走吧！走吧！越快越好！越远越好！”
而这也是死路一条啊，99.99%的概率会被边防警察开枪打死，仅有0.01%的可能性侥幸过关。而他仅用10分钟就做出了决定：留下来无尊严，生不如死，冒名出逃被发现是死，搏一把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他决定选择赌那0.01%，不自由，毋宁死！
当时已是下午三点多，他拨通民航订票处的电话，谎称日本外宾临时决定第二天要出国，要求对方以最快速度订一张国际航班机票。民航订票处原本一口回绝，一听是西园寺公一的儿子要走，立即想方设法在6点下班前为他弄到票。
他瘫坐在椅子上，拿起杯子，喝了口里面剩的冷茶，使劲咬了咬食指，尽量使自己冷静下来。接着，他开始像平时做工作计划那样，有条不紊地写下了要办的事：1.带护照去公安局盖出境章；2.到财务科领支票；3.六点下班后取机票；4.烧掉家里的朋友信件，以免事发后连累他们；5.准备简单的行装。
可一个持日本护照，却不会说一句日语的冒牌货，如何突破重重关卡呢？他自己也觉得这想法根本不可思议。在骑虎难下的境遇下，他还是硬着头皮把10分钟内，仓促选择的不归路继续走了下去。
他赶在下班前骑车到了公安局，谎称外宾出境申请表已经填好了，却忘在办公室，明天一早就补过来，经过他一番巧舌如簧，在忘带出境申请表的不利情况下，他让外事警察为他盖上了出境章。
之后，他马不停蹄地赶到单位财务科领支票，他在心里祷告，千万别撞上难缠的王科长，这王科长是他的死对头，到处抓他把柄准备斗他。谁知冤家路窄，刚进门，王科长也到了，他暗暗叫苦，可这次王科长不知道为什么，一看到他就扭头走了，他心中一阵暗喜，因为只要王科长稍加核对，他的马脚就会露出。科长一走，他就立即逮着机会，抓着不明就里的出纳开出了支票。
取机票的事也很顺利，他甚至还挤出了点时间，去储蓄所提取了两百元钱以备急需。巧合接二连三地出现，他就像被开了绿灯，畅通无阻。平常至少3天才能办好的事，那天他仅用3个小时就办完了。
当晚回到家，看着年迈的母亲和年幼的儿子，他强颜欢笑，心情却十分沉重。从前耻于撒谎的他再次撒了谎，他哄母亲去姐姐家住，打发妻子带儿子去亲戚家借住几天，安顿好了一切。那夜他辗转反侧，迟迟未能入眠，夜深人静时，他悄悄掏出护照，细细审视起来，这一次，他越看越觉得照片里的人跟他不像。于是他把原本的照片揭下来，换上自己的照片，还用指甲在照片上，掐了个钢印的轮廓。
第二天，他到了机场。行李很简单，只有一把母亲送给他，当生日礼物的小提琴，四卷本《毛泽东选集》和一本《毛主席语录》。
因为发生过，“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事的荒唐事，来中国的外国人越来越少，候机大厅一片冷清。他一现身，办理外宾出境手续的海关检察员小金，大老远地就热情地跟他打招呼：“小关，送外宾啊！”
当时他的心都快提到嗓子眼了，他决定赌一赌小金不会开箱检查。于是强装镇定，将箱子往行李台上一放，随意地答道：“是啊，西公的儿子出国。”
小金一听，二话没说，就在他的行李单上盖“免检放行”的戳子。临了小金还调皮地挤了挤眼睛：“小关送来的外宾行李，哪有检查的道理”。
可这仅仅是第一道关卡，接下去就是把护照交给边防警察。如果是他熟悉的老刘值班，那他肯定会被认出，可碰巧的是，那天值班的，却是个新来的年轻边防警察，从未和他打过照面，他把护照交给他后，从容地到地下室厕所，脱下制服，塞到抽水马桶上端的水箱后头，掏出早就准备好的花领带，熟练地打上。不一会，从厕所里走出一个，穿西装、打领带、戴黑框眼镜，还挂着一个北京防风沙常用的，防尘口罩的“外国绅士”。
那天偌大的外宾候机室，只坐着他一个人，还是个假洋鬼子。一直等到飞机起飞前十分钟，那个新来的边防警还没把护照还给他，他快崩溃了，莫非是在护照上发现了疑点？
他甚至已经做好了准备，只要一发现有军警围过来，他就故意往出口跑，这样军警会当场向他开枪，起码能死个痛快，不用没日没夜地被拷问。终于边境警察来找他了，可来人却不是刚才那位新来的，而是和他经常拍肩膀开玩笑的熟人老刘，老刘直直走过来，他彻底吓傻了，只能眼睁睁看着老刘，翻到护照中有照片的一页。他心里一凉，等待“死刑”的到来。
直到老刘用英文问他，这是不是他的护照时，他才恢复淡定，原来老刘竟然没认出他来。他竭尽全力控制住颤抖的声音，用英语回答了老刘的问题，再次幸运地化险为夷。
他就像有主角光环一样，在幸运女神的眷顾下躲过重重难关。
现在，他终于到了最后的一关，——登机口。出了登机口，外面便是自由天地，可这次他还能跟之前一样走运吗？三个登机口门边，都有两个女服务员把守着，这些女孩子他几乎都认识，每次送外宾时，他都和她们开玩笑，她们中间任何一个认出他来，喊他一声“小关”，就前功尽弃了。飞机马上就要起飞，可他又不敢硬闯，在原地犹豫不决，就在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时，广播突然响起：“首长到了，所有工作人员，请立即到二号门夹道欢迎！”，女服务员们很快都撤了，登记口无人把守，他迅速抓住这个天赐良机穿过登机口，气喘吁吁跑上停机坪上的小型客机。
随后飞机起飞了，离开之时，天色已暗，可他却觉得眼前一片光明。他瞒天过海，绝处逢生，把一个不可能的赌注，演绎成百分之百的奇迹。他激动万分，无法平静，甚至想放声高唱。脑海里不停地重复着同一句话：“我自由了！我自由了……”
每当他回想这次惊心动魄的逃亡时，他都觉得是一个纯粹的奇迹，绝对的奇迹，他甚至怀疑，边防警察老刘是不是故意放走了他。二十多年后，他和老刘在机场再次重逢，很认真地问过老刘，可老刘否认了，他的运气果真逆天！
计划这次惊天逃亡时，当时护照上有法国和埃及的签证，他凭自己多年的外事经验，明智地选择飞埃及，法国当时已和中国建交，极有可能他一落地就当即被遣返。而埃及那时和中国还尚未建交。
国界这人造之物，既为人类的自由而生，也为人类的自由而死。
在飞机上，惊魂过后的他，想起自己的家人，他知道自己出逃，会给家人带去怎样万劫不复的灾难，苍老的母亲，年幼的儿子，还有仍遭受折磨的父亲，想着想着，他就心如刀割，突然难以自抑地失声痛哭起来。
邻座的好心乘客非但没觉得他怪，还特意起身安慰他，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后，他坦诚地说自己是从中国逃出来的，这位好心乘客得知他身无分文时，便决定要帮助他。落地后，他们把他带到苏联大使馆，委托一位苏联作家接待他。
苏联作家听说他的遭遇后，深表同情，给他安排了临时在埃及的居所。安定后的他，准备在埃及开始新的生活，然而，预想中的否极泰来却未如期而至。
第二天埃及警察就找到他。原来苏联大使馆透露了他的行踪，中国驻埃及大使馆的红卫兵，已经开始四处搜寻他的藏身之处。埃及警察得知后，便抢先找到他把他带走。虽然他避免了押解回国受审的灾难，可埃及政府不愿因他把两国关系闹僵，决定把他送到一个既安全，又鲜为人知的地方。而这个安全的落脚点竟是埃及最大的监狱。
就在他认为出狱遥遥无期时，一年后转机却突如其来，埃及当局通知他，中国正式放弃递解他回国，埃及当局打算将他送往第三国，跟他说：最好的选择就是去美国。没想到他一口拒绝："不！我不去美国！美国是帝国主义! 美国派兵打朝鲜、打越南，对我们中国进行经济封锁！"
埃及当局又劝他去苏联，他又郑重宣告："我也不去苏联！”他还记得那场差点让中共毁灭的中苏论战。
去国未敢忘忧国，在他心中，自己虽身背“叛国者”罪名，但骨子里是爱国的，不愿意做任何背叛中国的行为，虽流亡在外，可他坚持他背叛的是黑暗势力，而不是民族大义。
当年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在那场文化浩劫中蒙难，或自杀或迫害致死，只有他和音乐家马思聪逃了出来，同是天涯沦落人，本该惺惺相惜，可他看不起逃到美国的马思聪，马思聪一到美国就召开新闻发布会，四处宣告自己脱离了中国，马思聪的行为，让他感到厌恶。
他就想去政治上中立、不与中国敌对的国家，于是他见了瑞士、瑞典等大使馆官员，等来的消息却是失望接着失望，第一国答复"爱莫能助"，第二国答复"爱莫能助"，第三国答复，也是"爱莫能助"。等了五个多月，仍没有他心中理想的国家愿接收他。
无国籍，无自由，也无人理，希望破灭，生命归零，此时的沮丧已无以复加，他甚至动了誓死回中国的念头，哪怕回去后等待他的是枪子儿。
就在万念俱灰之际，这个上帝的宠儿再次交上了好运。德国同意他暂时的滞留，几近波折的他终于找到了理想的容身之国。
他到德国后，首先面临的就是解决温饱问题，由于不懂德语，自己的文学长处无处发挥，已到不惑之年的他，不得不去码头扛钢筋，去亚洲饭馆端盘子。而最令他感到煎熬的，是对故乡和家人的思念，他常常用那把母亲送的小提琴，拉一曲自己改编过的《二泉映月》，悲戚的旋律，道尽了辛酸苦楚，故乡，成了他触碰不到的月亮。
痛定思痛，人生不怕从头再来，他开始从零学习德语，想进入当地大学学习，但在德国，必须有学历证明才能申请大学，他仓促出逃，根本没带任何学历证书，专业学的又是俄语，英语也只是凑合而已，可幸运女神再次眷顾了他，有人指点他去拜访汉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的华裔教授刘茂才，跟刘教授谈起了自己的经历，刘教授立马就给他出具证明，就这样，千里马碰上了伯乐，他得以进入汉堡大学学习语言学。
不仅如此，刘教授还给他提供了一个，中国语言文化系的教员职位，教授德国大学二年级的中文课，薪水虽然不高，但只要他能在两年内拿到硕士学位，就可以申请正式讲师的位置。
他不辜负伯乐举荐，兢兢业业，结合自己学俄语时的经验教训，用学生们喜闻乐见的方式教学，他会将简单的中文，改编成童话和民间故事，教他们唱中国民歌等等，这些活泼的手段取得了极佳的效果，德国学生们都十分喜爱这位中国老师。
两年后他拿到硕士学位，但学校却不让他申请正式讲师。学生们为了他，自发组织罢课行为，惊动全市，最后高教局迫于舆论压力，同意特批一个讲师编制，并且跳过登报和征聘公开选拔的程序，直接让他入了职。
命运不会亏待任何一个，既努力而又有才华的人！
在德国收获事业的同时，他还收获了爱情。海珮春是地地道道的德国姑娘，她只在电视上见过中国人，因为那时中国人总是穿蓝色的衣服，老土、保守是当时对中国人最常见的评价，当她在舞会上见到他时，惊为天人。他穿着黑色的裤子和白色的毛衣，人到中年却有一头乌黑的头发，而且舞竟然跳得比她还好，他会拉小提琴、弹钢琴，对西方的文学也懂得很多，这让未满20岁的海珮春，心生爱慕之情，情窦初开，对这个出类拔萃的中国人，产生了强烈的好感。
她是个执着的姑娘，一眼认定了关愚谦后，就主动邀请他参加她家的平安夜晚餐，把他介绍给全家人，以确定恋爱关系，嫁给中国人在当时的德国，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何况他还是个无国籍人士，前途未卜，说不定明天就会被赶出德国（当时德国政府只允诺他的暂时居留）。尽管所有人都不看好他，可这个德国姑娘还是铁了心。
1977年，他顺利拿到博士学位，他在北京的老邻居到德国出差，辗转找到他，告诉他说，他的妻子已单方面和他办理离婚手续。海珮春得知他已无婚姻的羁绊后，迫不及待地想和他确定婚姻关系，但是他在德国属于无国籍人士，是个彻头彻尾的黑户，无法办理结婚手续。不久后，他和海珮春去香港旅游，看到香港街头有个婚姻注册处，两人就进入碰碰运气，没想到竟可以办理婚姻登记手续，需要的材料没德国那么严苛，这段异国情缘就这样在香港修成了正果。
尽管是老少恋，但相识40年以来，两人恩爱有加，他最欣赏妻子的地方，就是她的慷慨，因为他好客，他的学生，没有一个没来过他家的，改革开放以后又多了一拨拨，从中国来德国考察的各路家乡父老，点心、水果、咖啡、留餐，留宿，在他家已成常态，对此，德国妻子毫无怨言，他们从未因为金钱的事而红过一次脸。
妻子还认认真真地学起了中文，进入汉堡大学的汉学系，中文的听说读写都没了问题，甚至中医针灸，她都知之甚多。对中国丈夫的爱，转成了对中国文化的喜爱，之后他们共同合作，一起用德文撰写了，《中国民间故事集》和《中国文化指南》，截止目前，夫妇俩合作写的，介绍中国的著作已有十几部。
1981年，他和欧洲华人学者，一起成立欧洲华人学会，并多次组织学术研讨会。还为华人艺术家多次举办音乐会、艺术展，并组织大型中国文化节等活动。八十年代中期，他又主编，《欧华学报》和《德中论坛》杂志。他开始用外文写作，读者遍布全球，1994年，他成功让自己参与合编，花了15年时间完成了德语版的《鲁迅选集》，在欧洲面世，震惊了中国。
出逃十载，他终于在信息上，与国内有了互通，陆陆续续收到了国内家人的来信，这些年，他最深爱的父母亲已病世，无法见到至亲最后一面，成了他永远的遗憾和锥心的痛苦。当时他的家人都因他出逃，而受到牵连坐了牢。最让他牵挂的就是儿子关新，这些年他缺失了一个父亲的关心，他开始拼命的弥补，他和佩春一起资助儿子出国留学，当再次见到儿子，听着他苦难的成长经历时，他连眼泪都不敢流，他觉得自己没资格流眼泪，是他让儿子小小年纪便遭受颠沛流离之苦，他紧紧抱着儿子，心颤抖得说不出话……
他和珮春没有再要孩子，令人欣慰的是，珮春和儿子关新相处得就像亲母子。
时过境迁，历经风雨后的1981年，这个爱国的“叛国者”，终于被允许再次踏上回家的路，时隔十三年，他回到了自己深爱的祖国，受聘于杭州大学和浙江大学做兼职教授。
现在他和德国妻子，春秋在中国旅游、讲学，冬夏回德国度假、过节。说起过往经历，他有意无意的淡忘，有些被他自始至终的坚守。他只在自己的传记《浪》的序中写道：
我将会在天堂里最美丽的地方找到你，然后，永生永世依偎在你的身旁，永不离去。
为什么他总能逢凶化吉，他自己也不清楚，唯一清楚的就是：不管天翻地覆，他都用心生活。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一样能穿透一切高墙的东西，那就是希望。
谁知道我们该梦归何处，谁明白尊严已沦为何物，是否找个理由随波逐流，或是找个借口继续苟活，是否展翅高飞保持愤怒，或是勇敢前行挣脱牢笼，我们该如何存在？他非比寻常的逃亡经历，错综复杂的恩怨情仇，那股强者自救的信念，让他成为一只，冲破红色牢笼的愤怒飞鸟，传奇地完成了自我救赎，告诉了我们，生命究竟该如何存在。
有些鸟儿，注定不会被关在牢笼里，因为它们的每片羽毛，都闪耀着自由的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