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与读后感】
Westphalian Sovereignty，又称为国家主权，是国际法的一项条款或原则，即一个国家对其领土享有绝对主权，国与国互不干涉, 及国与国相互平等。
中国现行治国政策缺乏人性是令人非常担忧的。这表现在现行官僚的资质的低下，特别是内陆相对不开放／不发达地区以及被资本极度侵蚀的地区，及其政策执行误差与反而不止的贪腐带来的不良后果。忽视”民为立国之本“以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些道理，将有灾难性的危险。希望中国能向人性化的制度方面渐进，以心服人。另外在最大限度之内允许观点的自由交流方能广思集义，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
对作者说来，这些自由主义的缺陷似乎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诸不知，这正是极度无限制的自由主义无可救药的弊病。资本极度的贪婪用自己编的骗人故事最终骗了自己，造成了零八年的经济危机。为了钱财会卖给别人用来绞死他的绳索。
通过重新定义自由主义，作者轻易地把极度自由主义下所带来的恶劣结果与自由主义划清了界线，把这种体制的弊病与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但这是在该体制下发展出来的问题，我目前看不到巴西、印度、土耳其、及以色列能有什么方法解决他们内在的政治及族群矛盾。但愿不要像二战时那样用战争这种最终的方法来解决这一大堆的全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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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栏目：（不同）声音
标题：世界可能想要中国的行事规则
副标题：华盛顿不应该认为自己的价值观比北京更具吸引力。
作者：斯蒂芬·沃尔特
日期： 2021年5月4日
美国总统乔·拜登在上周的国会演说中，从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过去的计划蓝图里摘来了一页，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国内计划与和中国进行更有效竞争的需要联系在一起。正如艾森豪威尔通过援引国家安全来说服国会及公众为州际公路系统提供资金一样，拜登描绘了一个广泛定义的基础设施计划，该计划对于维护美国的全球地位至关重要。尽管这种方法有其内在的风险，但它确认处于大国竞争的新时代的美国需要提高其竞争能力。
但是这场比赛到底是什么呢？尽管在我看来人们有点夸张地越来越担心就台湾问题引起的军事冲突，但美国和中国都没有对对方的主权或独立构成真正的威胁。两国太大，人口太多，相距太远，以至于无法考虑彼此入侵，甚至决定性地将一方的其意志强加于另一方。双方均拥有核武器，这对任何一个国家试图强迫对方接受其指令的能力有了更为严格的限制。
此外，任何一方都不大可能将另一方转换其选择的政治意识形态。中国不会成为多党制民主国家，美国也不会成为一党制国家资本主义政权，但共和党【在特朗普影响下】目前的专制主义倾向确实使人感到奇怪。不管喜欢与否，这两个强大的国家将不得不长期，很长期地共存。
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们将要竞争什么？中美竞争的自然的话题或焦点是，每个国家都在寻求发展卓越的人工智能能力、绿色能源技术、生物医学产品以及更先进的军事能力。但是正如我在几周前用不小篇幅陈述的那样，竞争的主要部分将是在规范上，因为每个国家都试图捍卫和促进它认为全球秩序应基于的规则或规范。问题是：谁的规则最终将在世界范围内赢得更多支持？
用一个过于简化地方式讲，中国首选的世界秩序本质上是威斯特伐利亚样式的国家主权【注】。它强调领土主权、互不干涉【及政府间的平等】，推崇一个存在许多不同政治秩序的世界及集体的需求（如经济安全）享有对个人权利或自由的特权。正如康奈尔政治学教授杰西卡·陈·魏斯最近所说，中国寻求的世界秩序“对专制制度是安全的，“在这种世界秩序中，普世主义者关于个人权利的主张不会损害中国共产党的权威或引起对其内部政策的批评。
相比之下，美国长期以来促进了一种世界秩序，在这种世界秩序中，基于所有人类都有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自由主义价值观受到青睐。美国领导人帮助将这些思想嵌入到《联合国宪章》等文件中，该文件明确提到“促进和鼓励对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不加区别的尊重”。类似的原则显然是《世界人权宣言》的核心，并载入北大西洋公约和其他美国领导的国际机构的宪章。
当然，美国和中国从来都没有真正地实践这些规范性声明。与中国声称“从不”干涉别国内政相反，北京实际上在许多场合都愿意这样做。同样，尽管美国领导人喜欢赞扬他们对自由，民主和基本人权的坚定承诺，但对主要盟友的非法行为华盛顿会轻易地忽略，美国也没有在国内充分实现这些理想。然而，中美两国所表现出的对规范的偏好并不只是空洞的言论：美国会利用其权力扩大民主统治和压力范围，或者排斥那些拒绝这些理想的国家。
哪一套规则可能会胜出呢？当我在三月份讨论这个话题时，我建议硬实力和物质上的成功将起关键作用，因为经济规模会影响其他国家的考量，而本国的成功会激发其他国家的效仿。但是，我们还应该考虑这些想法本身的内在吸引力：美国及其最亲密盟友所拥护的自由主义规范是否可能比中国对国家主权直率的辩护，其一再强调的不干涉内政，以及不同的国家应该有权发展与其自己的文化和历史经验相一致的政治制度，对其他国家更具吸引力？
美国人可能习惯于认为“历史道路将走向正义”，而自由理想即使需要数十年才能完全实现，注定要胜利。他们肯定可以指出过去四个世纪的历史来支持这一信念。因为我碰巧分享这些价值观，并且为我生活在一个大多情况下是自由的国家而感到高兴，所以我希望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最好不要假设，因为中国首选的一套规则很可能在许多地方都具有吸引力。
对于初学者来说，非民主的领导人，这意味着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可能更喜欢一种赋予每个国家确定自己的政府体制的权利，并认为外界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改变其在其境内施政行为是非法的。毫不奇怪，与美国和西方的援助计划通常所做的相反，中国愿意在不以国内改革为条件的情况下提供发展援助，在某些国家被证明极具吸引力。因此，从一开始中国捍卫不干涉和拒绝实行自由主义规范已赢得许多独裁者的支持。
其次，一个更强大的中国尊重这些理念，其他国家将减少对中国支持的政权更替的担忧。除了北京将其视为内部事务的香港和台湾外，中国的相互宽容的言论甚至可能会让那些不具有中国独裁特征的国家放心。中国也许愿意帮助其他独裁政权继续执政，但是自从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去世以来，它没有试图将现有的民主国家变成以列宁主义为核心的一党制国家资本主义政权。香港和台湾则是重要例外，因为中国认为这是其内政。当然，这种政策可能会改变，但目前，一些国家可能会发现这种立场比美国的立场更具吸引力，因为美国的立场是所有政府最终应成为民主国家。
第三，中国的立场不容易受到伪善指控的影响。宣布应允许所有国家在自己认为合适的地方发展，这使其可以自由地与民主国家，军事独裁政权和君主制开展业务，并根据当地情况调整与每个国家的关系。美国在这方面是（标准的）两面派，一边宣扬自由主义原则，一边却继续支持经常违反这些理想的亲密盟友，而中国可以在与任何人保持一致的情况下进行贸易，投资和合作。
考虑到所有这些，人们可能会认为中国对世界秩序相互宽容的做法最终将取代美国的自由主义理想，而大多数全球机构所依据的规范基础将逐渐恢复为威斯特伐利亚式的特征。我认为这个结论为时过早，因为中国的规范立场并非没有它的负面。
问题之一是，即使在一个权力政治继续影响左右着各种事情的世界里，其他国家对道德问题不会无动于衷。残酷的表现，对无辜人民生命的漠视以及国家赞助的其他残酷行径将引起人们的震惊和反感，即使这些行径仅限于某些特定国家的边界??之内。即使是最专制的政权也理解这种趋势，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竭尽全力隐瞒此类行为，制裁或限制指出这种行为的人，并编造精心辩解的借口为无法隐瞒的罪行辩护的原因。对保护责任教义（尽管还是很浮浅）的广泛支持也表明，许多专制国家在特定国家的边界??之内什么事情多可以接受的想法感到不自在。
因此，中国努力促进建立的世界秩序将政府的任意行为合法化，保护政府内部政策不受道德监督谴责必将使其他国家感到紧张。当政府坚持要求他们有权在自己的领土内做任何事情时，包括独裁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会怀疑，如果独裁国家有能力按自己的意愿行事时，他们会在自己边界之外做什么事情。
在边界内现有的国家享有主权及其绝对权威，与民族自决的观念背道而驰。自由主义强调个人的权利，但它支持应该允许具有独特文化，语言和集体身份的人们在思想上来自治。这一理想摧毁了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结束了欧洲殖民主义的时代，并在苏联最终解体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虐待一个国家内部的种族或民族的世界秩序不会吸引那些渴望执政或寻求更平等地位的群体。
一个显著的例子是中国压制维吾尔族少数民族群体并逐步消除维吾尔族文化认同而做出的不懈努力。如果主权和不干涉原则被用来捍卫此类的政策，它们将失去部其分全球吸引力。中国试图打破支撑当前全球秩序的某些准则的努力可能会不太成功。
相比之下，未来的自由主义理想又会如何发展呢？
坦率地说：过去20年对世界上许多民主国家来说都是艰难的时刻，尽管，或许是由于，他们在20世纪末期享有的有利地位。美国陷入了数次代价高昂且并不成功的战争，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目前正面临自内战以来从所未见的政府功能失调和党派分歧。日本一直在经济上停滞不前，欧洲面临着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和极端思维挑战，希望印度和巴西能够发挥其地缘政治潜力的结果令人失望。对自由主义在全球舞台上长期吸引力的担忧并非没有根据。
然而，如果放眼长远，自由主义的理想看起来会更具吸引力。尽管最近世界主要民主国家表现不佳，但在整个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的记录令人印象深刻。某些中国评论员认为西方处于最终和自我导致的衰落状态是错误的。正如作者詹姆斯·斯科特和阿玛蒂亚·森所指出的那样，自由社会不太可能造成，尤如斯大林时代的集体化或毛泽东的大跃进之类，真正人为的灾难性错误，并且更可能在发生此类错误时纠正这些错误。从这个角度来看不奇怪为什么，对冠状病毒大流行最糟糕的反应是具有强烈威权倾向的自由民粹主义者，例如印度总理莫迪，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匈牙利总理奥尔班和前美国总统特朗普。
这些想法使我得出以下结论。拥护自由主义理想的美国人（和其他人）不能认为这样的真理是“不言而喻的”，历史必然地、不可避免地对它们有利。如果那条历史弧线走向正义，那将不是由于神圣的干预，人性的某种硬性联系，或是因为它的预定结果或深厚的历史目的论。只有当其支持者更成功地，特别是与替代方案相比时，证明其理想的优越性时，弧线才会弯曲。这似乎是拜登政府试图做的事情，但它能否成功将取决于能否扭转目前扭曲的政治虚假信息造成信息传递失灵所带来的死亡螺旋。
斯蒂芬·沃尔特是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享有罗伯特·雷内·贝尔弗遗赠基金资助。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5/04/the-world-might-want-chinas-rul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