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士人有不坐轿子的“人道主义精神”吗?

来源: 2015-10-04 13:50:11 []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 次 (10153 bytes)

北宋士人有不坐轿子的“人道主义精神”吗?

 

 

宝树

 

近日北宋名画《清明上河图》在雪藏多年后首次展览,历史爱好者、宋朝的热烈鼓吹者吴钩有一篇文章解说其中的若干细节(《看<清明上河图>,这些细节不容错过》http://weibo.com/p/1001603884829551765404),吸引了很多转发。大部分是名物细目的讲解,但其中有一段奇特的议论:

 

“《清 明上河图》上,乘驴、乘马的人比乘坐轿子的要多。宋人出行,习惯坐马,不习惯乘轿。《东京梦华录》说,‘寻常出街市干事,稍似路远倦行,逐坊巷桥市,自有 假赁鞍马者,不过百钱。’北宋士人以乘轿为耻,因为他们认为,轿子‘以人代畜’,乃是对人的尊严的侮辱。他们不允许自己将他人当成牲口来使用。可见宋人的 价值观,极富人道主义精神。”

 

这一段议论相当新奇,但可商榷的问题不小。的确从图上看,“乘驴、乘马的人比乘坐轿子的要多”,但这可能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如果说士人普遍认为坐轿子“是对人的尊严的侮辱”,又怎能解释图上还有不少人坐轿子(至少有八顶轿子)的事实呢?

 

那么,宋人真有这种反对坐轿子的“人道主义精神”吗?文章中未有出处,不过“以人代畜”之语或者出自《邵氏闻见录》卷十一:“荆公(王安石)辞相位,惟乘驴。或劝其令人肩舆(坐轿子),公正色曰:‘自古王公虽不道,未尝敢以人代畜也。’”

 

但 这只是王安石个人,至多小部分人的见解。其实王安石的话从历史的角度看全然荒诞,自古“以人代畜”的王公不知多少,阎立本《步辇图》就明白画着唐太宗坐在 轿子的前身“步辇”上接待吐蕃使者。宋太祖也曾“乘肩舆,从十数骑幸讲武池”(《宋史》卷二百四十),王安石是把本朝开国皇帝都骂了。

 

实 际上,王安石的议论更多是看不惯当时的“世风日下”。自唐代以来,各式人抬的轿类除了皇家外,是有一定品级,又体弱不便乘马的老臣才能乘坐的。高承《事物 纪原》卷八:“今大臣朝廷所崇敬而老疾,则赐以肩舆,盖自(唐朝)开成之制也。”但因为轿子的某些便利,仍然在略低的社会阶层中流行开来。哲宗绍圣二年(1095),侍御史翟思上奏:“京城士人(注意是士人)与豪右大姓,出入率以轿自载,四人舁之,甚者饰以棕盖,彻去帘蔽,翼其左右,旁午于通衢。甚为僭拟,乞行止绝。”(《宋史》卷一百五十三《舆服五》)可见当时乘轿风气在汴京的流行。

 

哲宗听了翟思的意见,下令禁绝民间的僭越乘轿。但禁令几乎形同虚设。二十多年后,徽宗政和七年(1117), 又有臣僚上书,说“申令法禁虽具,其罚尚轻,有司玩习,以至于此。如民庶之家不得乘轿,今京城内暖轿,非命官至富民、娼优、下贱,遂以为常。窃见近日有赴 内禁乘以至皇城门者,奉祀乘至宫庙者,坦然无所畏避。”是以徽宗又“诏,非品官不得乘暖轿”(《宋史》卷一百五十三《舆服五》),其实际效果如何,大家可 以想象。

 

这还只是在北方汴京的情况,在南方由于河道丘陵交错,乘马不便,乘轿风气更加盛行。日本京都僧人成寻在神宗熙宁五年到六年(1072-1073) 间入华参拜佛教名山,在两浙地区见到了许多乘轿者。如杭州“官人乘舆具五六十……乘轿子具数多眷属”,越州“主市司乘轿来船谒”,台州“寺主禹珪、陈咏, 诸共乘轿出寺”“司理秘校、法曹秘书、主簿秘校三人,乘轿来向烧香”,苏州“都督前召轿子取手令乘,而固辞,令持轿出中门了乘”……(《参天台五台山 记》,转引自曹家齐《略谈<参天台五台山记>的史料价值》,《宋史研究论丛》第七辑),研究者可以由此得出结论“当时两浙地区无论官民,乘轿皆为平常之事,连接待僧人也用轿子”。(曹家齐《略谈<参天台五台山记>的史料价值》,《宋史研究论丛》第七辑)

 

尤其反讽的是,大骂坐轿子是“以人代畜”的王安石,自己也是双重标准。老了之后到南方也坐上了轿子(肩舆),他在金陵题诗说:“忆昔东游未有须,扶衰重此驻肩舆。市中年少今谁在,鲁老当街六十余。”(马光祖、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十六《金陵驿》)可见生活便利的诱惑是抽象意识形态所无法抵挡的。

 

到南宋时期,偏安江浙,乘轿更成为普遍的习俗,朱熹曾对比南北宋说:“记得京师全盛时,百官皆只乘马,虽侍从亦乘马……今却百官不问大小,尽乘轿,而宦者将命之类皆乘轿。”(《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了。南宋的情况朱熹亲见,确凿无疑,乘轿已全面普及。至于北宋全盛时,距离朱熹已经有一百多年,朱熹不免也和吴钩先生一样用美好的想象夸大事实了。

 

在 北宋时期北方一定地域内乘轿者不如乘马驴者多,当属事实,但是第一,正如上文所言,中国古代是等级社会,有详细的舆服制度,朝廷三令五申不许一般士民使用 轿子,在京畿地区,多少还是有一定效果;第二,乘轿最少需要两名轿夫,如要抬得稍微舒服点需要四名甚至八名,再加上替补的可达到十余人,耗费不菲,如果有 马驴可用,其实在经济上更为划算。第三,即便反对者(如翟思、朱熹)大都是出于僭越、奢靡等传统理由,个别人提出不能“以人代畜”的“人道主义”,即便有 一点点影响,也绝不是主流,更没有被大多数人接受。

 

吴 文给人的感觉,似乎宋人尤其反对乘轿,而其他朝代都是八抬大轿,作威作福。如上文所说,在宋朝的情况已属不确,而其他朝代和宋朝其实也没有本质区别。唐代 “无复乘车,贵贱所行,通鞍马而已”(《旧唐书·舆服志》),妇女也经常骑马出入。比较穷的人骑驴,像诗人杜甫就经常骑驴。至于肩舆、胆子之类轿子的雏形 虽有使用,但无法与鞍马相比。明朝一开始也是崇尚简朴,对乘轿诸多限制,到中后期才渐渐流行。“祖宗朝,乡官虽见任回家,只是步行,宪朝(成化)时,士夫 始骑马,至弘治、正德间,皆乘轿矣。”(何良俊《四友斋从说》卷三十五)

 

晚明时期,当利玛窦来到北京时,看到的还是骑马或乘马车多于坐轿子的,也很类似《清明上河图》的情景:

 

“中国人并不认为在城里乘马车旅行是奢侈的。并且因为乘轿旅行很贵,所以一个人在北京可以放弃豪华和时髦而用不着难为情。……别的城市几乎很少有这样普遍乘马或其他乘坐工具旅行的。到处都是等候受雇的马车,在十字街头,在城门,在御河桥和人流汇聚的牌楼处。雇一辆车一整天也花费不了多少钱。除去骑马旅行而外,到处都是抬官员和要人的轿子。”(《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中华书局,1983,第330页)

 

到了清朝,也不是八抬大轿满地都是,历代清帝都严格限制对轿子的使用,特别是八旗官员和一切武官,都不许用轿,究其依据,是怕官员腐化堕落,忘记了骑射为本,自然和什么人道主义丝毫无涉。

 

轿 子是特定历史阶段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产物,有自身的社会需求。坐轿子未必属于“对人的尊严的侮辱”,如果有,往往也是其具体所处的人身依附关系、社会等级 制度、官民对立等所导致。原则上,对轿夫来说,抬轿子和抬大包一样只是体力活。对乘轿者来说,轿夫和马夫司机也没有本质区别。王安石等人提出乘轿“以人代 畜”即便有一点点“人道主义”的萌芽,也没有辨析清楚,更没有系统理论。其不被社会各阶层接受,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将这些说成是王安石等人的思想,已经有 拔高之嫌,更何况归诸“宋人”这个整体?

 

中 国历史源远流长,史料浩如烟海。任何历史爱好者都可以将自己的价值观和好恶投射其中,各取所需,建构出自己理想或反对的历史图景。所以这些年屡见不鲜的 是,同一个朝代,在拥护者眼中被说成天堂,反对者笔下就变成地狱,此粉彼黑,断章取义,各执一词,争吵不休。其实大都是六经注我,对历史本身反而缺乏应有 的尊重。真实的历史并没有那么多理想色彩,没有那么洁白也并非漆黑一片,而看上去混沌杂乱,平平无奇,但其中的具体问题,细微脉络,也许更值得人们去思 索、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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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喜欢坐轿子主要是中国发明不出西方那种马车的减震装置,坐马车太痛苦 -abookl- 给 abookl 发送悄悄话 abookl 的个人群组 (116 bytes) () 10/04/2015 postreply 14:4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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