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祖母过世后,外祖父曾跟这妈过了十年。这让我有机会听外祖父讲起家族中这位老人故事。他是外祖父的堂弟,因为自小在一个大家庭中成长,外祖父跟他的脾气又相投,故两人私交甚好。因我妈叫他四叔,就简称他为四叔吧。
四叔解放前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在航空公司工作。解放之前他随国军从上海撤退至香港,后又成为解放后两航起义中的一员,回到了北京。两航起义当时震惊中外,他也曾受到过总理的接见。
新中国当时对他们这些人还是很看重的,起义后他留在了北京中航做技术工作,住在离天安门不远的南长街5号,是一个四合院。他的顶头上司是部队里复員的、不懂技术,领导他们一批解放前的老大学生,当时属于专家级的。这些人不满于这个领导外行领导内行,经常发发牢骚。四叔在给外祖父的信中也有过牢骚,他有过一首打油诗来数落那位领导,我只记得最后的一句是:不知巴黎是何梨。
五七年他被定为右派,他的工资从每月150元降到每月50元。文革时期天安门附近有历史问题的人都要离开,他被赶回了原籍镇江,工资又从50元每月降到了这时15元每月。夫人不工作,一家人生活拮据。好在他生性乐观,这时也不失幽默,他调侃道:一只铁桶漏的不能再补了,换个底子做了马桶。再漏的连马桶也不能做了,只能搪成个煤炉,用这只炉子做出来的饭怎么会香呢?
这时的原籍镇江对他来说已无至亲,但我小姨那时正好在那。一天,他兴致勃勃地来到小姨家,还带了一个红色惯性敞篷小汽车。小姨看着如此逆境的四叔还记的自己儿子一周岁的生日,生活如此拮据的四叔还拿出钱来给自己的孩子买生日礼物,感动的让她这辈子还怎么能忘的了那辆红色小汽车呢?
文革过去,右派开始平反。轮到他时,接通知回北京。查挡案时才发现,他是属于内定的,没有右派的正式文件,只得草草了事。原来中航将所有两航起义人员不是右派的一律内定为右派,所谓的平反也只是补助了500元。他来信感慨道:20年冤屈,20分钟,500元了事,弹指一挥间!
南长街的房子收了,回京后分给他一个住处,但只有一间,而这时他已是三世同堂。后政府准备给两航落实政策的人员分新房,他能分到一套二室的房子,记得好像是一个叫蒲黄瑜的地方。这让他满心欢喜,来信还画了一张图,告知地方,还说那里现在有山有水,风景怡人。因当时那里还未通车,家人按他画的路径七拐八拐找去看他才发现:其实那里就是一个大工地,堆了些建筑材料,坑坑洼洼,道路也没有,门牌也没有,他所谓的山是指砖和沙,水是指低洼处的积水。但他生性就是这样乐观幽默。。
他晚年病重住院,外祖父叮嘱我在京的二舅代其去看望他。病榻之上的他神情之中毫无对死神的恐惧,言谈之间也还是风趣幽默。反而反复叮嘱我二舅:你经常出差,不要舍不得坐卧铺,年轻时也要爱惜自己的身体。还说:你看我现在不是天天在坐卧铺?呵呵。看着二舅的孩子,他说:XX都这么大了,我也该走了。
四叔分到在蒲黄瑜专为两航落实政策人员的房子时,已是癌症晚期。他一定要死在自己的房子里,待从医院回家住进这套新房直到去世,大概也就一个月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