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代的纪登奎
本文作者纪坡民为原国务院副总理、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纪登奎（1923—1988）之子。以下是丁东、邢小群记录的2012年8月于北京家中的谈话内容，由纪坡民整理成文。
“文革”期间在中央工作的两个小故事
父亲在“文革”中的经历，可谓起伏跌宕，先是被打成“走资派”，批斗、关押、“坐飞机”一百多次，差点把命也丢了，而后被“解放”出来，参加“三结合”，当了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后来在“党的九大”会议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又成了“中央领导人”。
这 期间，他和毛主席的交往更密切了，在中央工作时，他是毛泽东的“重臣”，党、政、军各方面都担任要职，还负责过“林彪专案组的日常工作”。其中的故事很 多，头绪也很复杂，大家可能也知道一些；虽然我知道的不多，恐怕也得专门另谈，这次我就不多说了。父亲在中央工作的事，我讲两个小故事吧，1969年怎么 开始，1976年如何淡出。
1969年4月召开“党的九大”，我父亲是九大代表。吴法宪是“九大主席团”的成员，有一天到河南代表驻地找到纪登奎，他是代表毛主席来的。
吴法宪：“九大主席团安排你大会发言，作为革命领导干部的代表。这是毛主席的意见。你准备一下吧。”
纪登奎：“我不能做这个发言，我不能代表革命干部。文化革命中，我被打倒了，是毛主席把我解放出来的。我不是革命干部，我只是个解放干部。”
吴法宪：“那你认为谁是革命干部呢？”
纪登奎：“可能刘格平、王效禹、潘复生他们，人家才是革命干部吧。”
吴法宪：“让你作为革命干部的代表作大会发言，这是毛主席点的名。你不同意发言，让我回去对毛主席怎么说？”
纪登奎：“你就把我的话，原原本本对主席说。”
吴法宪走了。过了一会儿，他又回来了。
吴法宪：“我把你的话对主席说了。毛主席说，他就要你这个解放干部发言。”接着，吴法宪还讲了一段那时十分流行的林彪语录：对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意思是，一定得同意发言，不然他不好交差。
父亲说，发言稿，就是自已写，没有人审查，然后在大会上讲。可是，后来公布的时候，纪登奎还是“革命干部代表”。
父 亲在九大会议上的发言，在“文革”时期流传最广的，就是所谓“三个正确对待”──“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已。”十几年以后，“文 化大革命”被否定了，纪登奎当年讲“三个正确对待”，自然也错了。到1984年，在父亲的“整党对照检查”中，还专门对这个话作了检讨。不过这是后话了。
在1969年4月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我父亲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是毛主席提名的。此后不久，他就进北京在中央工作了。
1976 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事，吴德回忆说，纪登奎不知道。他说的不对，我父亲是知道的。也有人说，纪登奎是“四人帮”一伙的，这也不对。对“粉碎四人 帮”，我父亲是赞成的，也参加了。当时，公安部有个副部长祝家耀，都认为祝是“四人帮”的人，怕祝到行动时候捣乱，让公安部副部长杨贵去“看住他”，就是 李先念和我父亲安排布置的。不过，应当说，“粉碎四人帮”的核心决策，我父亲没有参加，他参加的是外围的配合行动。
还有人说，纪登奎是 “凡是派”，这其实也是勉强给算上的。我讲这么一段往事吧。“粉碎四人帮”以后，原来姚文元管宣传口，交给纪登奎管了。当时，让迟浩田去按管《人民日 报》，还有接管宣传口，就是纪登奎安排布置的。可是，纪登奎接管宣传口以后，没有多少天，就“出问题”了。
一件，是在政治局会议上 吧，纪登奎大概认为也算宣传口的事，发言说：现在，我们把华主席和毛主席平列起来，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袖华主席，这样的做法，好不好？还是毛主席讲的 道理嘛，领袖的威信，是在斗争中建立起来的，靠人为的大树特树，归根到底是不行的。粉碎四人帮以后，新的党中央，我们这些人，还是多做工作，把国家和人民 的事情办好，在工作中实践中斗争中建立威信，这样才好。搞大树特树，那一套办法不好。
会议上是否有不同意见，父亲没有说。不过，显然没有接受他的意见。
另一件，纪登奎管宣传，给他送来一首歌，就是“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出了个华政委”那一首，词曲都有了，就等他批了。只要他一批示，中央乐团、歌舞团演奏，广播电台、电视台播出，就在全国传开了。
那首歌送来以后，纪登奎没有批。过了几天，汪东兴来了，批评他“宣传华主席不力”。可是，对那首歌，纪登奎还是没有作批示。
又过了几天，电话通知，中央要找他谈话。这里说“中央”，是指“粉碎四人帮”以后，虽然还没有公布，但实际上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常委”班子，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四个人。所以，是常委班子要找他谈话。
父 亲去了以后，他们四个人都在，对他说的话很简单，只有几句：中央的分工，做一点调整。宣传口，原来姚文元管，现在登奎同志管，以后交给汪东兴管。几天以 后，中央又找他谈话，还是调整分工，中央组织部，原来一直是纪登奎管的，也交给汪东兴了。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一个月的事；其中，宣传口从接管到交出， 父亲说，他查过工作日志，一共27天。
不过，这倒也好。后来关于老干部“平反冤、假、错案”，中央发生争论时，是胡耀邦和汪东兴两个人在吵，也就没有纪登奎什么事了。
至于那篇“两个凡是”的文章，发表的的时候，纪登奎既不管秀才班子，也不管宣传口的事，文章写作，报纸刊登，都和他没有什么关系。
我父亲很聪明的，他知道，所谓调整分工，把他原来管组织、后来又管宣传的权给收了，这是中央不信任他了，那他在军队里担任的职务，今后也成为问题了。不久，1977年夏，邓小平官复原职了，也是常委，而且管军队，我父亲去找邓小平，主动把他在军队担任的职务一并辞去了。
此后，他在中央，只管国务院的事。三中全会，国务院的工作也交了。五中全会，正式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这可以算是“淡出”吧。
八 十年代闲谈时，父亲又说起那首歌的事：“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出了个华政委，那首歌不能唱啊。你那个华政委，是个什么政委啊？是个县大队的政委嘛，一共 只有十八个兵。问题是，你华政委领导十八个兵的时候，共产党的军队里，不说那些元帅、大将了，就是肖华、杨成武、陈锡联这些人，也都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将领 了，这样的人物，共产党的队伍里，那个时候已经有一大群了呀，这些人可都还活得好好的呢。我在军队里干过几年，和‘老总’们在一起“混”过，和他们还比较 熟悉。领导十八个兵，就那么唱，你让那些‘老总’们听了，心里是个什么滋味儿？那首歌，对华主席在军队里的影响实际上并不好，我这是为他考虑嘛。”
看来，对那首歌当年没有批示，父亲仍然不认为他做得有什么不对。
本文选自土车阿里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