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69年从北京到陕北的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落户,7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
记得父亲要求我们从小就要做讲团结和善于团结的人.走上社会后,对这一点的体会就更深刻了.我感到:凡事团结处理得好,工作就能做得比较好;如团结处理不好,凡事就做不好.特别是当年上山下乡到陕北,远在千里之外,举目无亲,靠得就是团结.在梁家河我跟大家一起干活,生活习惯了,劳动关也过了,群众到我这串门的人也多了,我那窑洞逐渐成了那个地方的中心--村中心.每天晚上,老老少少络绎不绝,讲古今中外,讲他们感受到的新鲜事,渐渐地就连支部书记有什么事都找我商量.他说,年轻人见多识广,比他懂得多.回想我刚下乡的时候,大概有二,三十个知识青年,都是军队干部子弟,半年后大部分都当兵走了.近一年时间里就我一个坚守在那里,感到十分孤独.但当我适应了当地的生活,特别是和群众融为一体时,就感到自己生活得很快乐.
我先后写过十份入党申请书,由于家庭的原因,都未获批准.后来村里和公社要留我,又将我的入党问题交到县委去研究.在研究我的入党问题时,当时的县委书记说,这个村姓氏矛盾复杂,他"整社"整得好,需要他留下来继续巩固;他爸爸的结论在哪儿?没有,不能因此影响他入党.所以就批准我入党,而后让我当了大队支部书记.
我那时一边当着村干部,一边总渴望着有机会能上学深造.那时候报大学,清华有两个名额在延安地区,一个分给延川县.我三个志愿都填清华大学.县里将我报到地区,地区不敢做主,清华大学来招生的人也不敢做主,请示清华大学.这又是一个机遇.1975年7,8,9三个月,正是刮所谓的"右倾翻案风"的时候.迟群,谢静宜当时顾不上清华大学的具体工作,刘冰同志主持工作.当时我父亲刚刚解除监护,下放到洛阳耐火材料厂,耐火材料厂开了个"土证明":"习仲勋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于是我踏进了清华园.
上山下乡中对学习的渴望,使我与清华大学结下了读书缘.从政近二十年后,我在职读博士研究生就是在清华大学读的,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我结合实践,对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农村摆脱贫困,福建山海联动发展,现代农业理论与实践,福建省发达地区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完善,农村市场化建设与中国加入WTO等进行系列研究,着书并发表文章.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我对基层有了深刻的了解,作出了再下基层的选择.1982年我从中央军委办公厅下到河北正定县.当时有许多人对我的选择不理解.因为我在至河北之前是给耿飚同志当秘书,他当时是国防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那时候从北京下去的人,有刘源和我.我们俩不谋而合,都要求走跟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基层离群众最近,最能磨练人.有了上山下乡的经历,我对再下基层充满信心,并义无反顾地下去了.
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我增进了对基层群众的感情.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必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时刻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时刻将人民群众的衣食冷暖放在心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想问题,干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为老百姓谋利益,带着老百姓奔好日子,绝不能高高在上,鱼肉百姓,这是我们共产党与那些反动统治者的根本区别.封建社会的官吏还研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们共产党人不干点对人民有益的事情,能说得过去吗?
总之,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的影响是相当深的,使我形成了脚踏实地,自强不息的品格.脚踏在大地上,置身于人民群众中,会使人感到非常踏实,很有力量;基层的艰苦生活,能够磨练一个人的意志.而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想起在那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还能干事,就有一股遇到任何事情都勇于挑战的勇气,什么事情都不信邪,都能处变不惊,克难而进.
记得父亲要求我们从小就要做讲团结和善于团结的人.走上社会后,对这一点的体会就更深刻了.我感到:凡事团结处理得好,工作就能做得比较好;如团结处理不好,凡事就做不好.特别是当年上山下乡到陕北,远在千里之外,举目无亲,靠得就是团结.在梁家河我跟大家一起干活,生活习惯了,劳动关也过了,群众到我这串门的人也多了,我那窑洞逐渐成了那个地方的中心--村中心.每天晚上,老老少少络绎不绝,讲古今中外,讲他们感受到的新鲜事,渐渐地就连支部书记有什么事都找我商量.他说,年轻人见多识广,比他懂得多.回想我刚下乡的时候,大概有二,三十个知识青年,都是军队干部子弟,半年后大部分都当兵走了.近一年时间里就我一个坚守在那里,感到十分孤独.但当我适应了当地的生活,特别是和群众融为一体时,就感到自己生活得很快乐.
我先后写过十份入党申请书,由于家庭的原因,都未获批准.后来村里和公社要留我,又将我的入党问题交到县委去研究.在研究我的入党问题时,当时的县委书记说,这个村姓氏矛盾复杂,他"整社"整得好,需要他留下来继续巩固;他爸爸的结论在哪儿?没有,不能因此影响他入党.所以就批准我入党,而后让我当了大队支部书记.
我那时一边当着村干部,一边总渴望着有机会能上学深造.那时候报大学,清华有两个名额在延安地区,一个分给延川县.我三个志愿都填清华大学.县里将我报到地区,地区不敢做主,清华大学来招生的人也不敢做主,请示清华大学.这又是一个机遇.1975年7,8,9三个月,正是刮所谓的"右倾翻案风"的时候.迟群,谢静宜当时顾不上清华大学的具体工作,刘冰同志主持工作.当时我父亲刚刚解除监护,下放到洛阳耐火材料厂,耐火材料厂开了个"土证明":"习仲勋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于是我踏进了清华园.
上山下乡中对学习的渴望,使我与清华大学结下了读书缘.从政近二十年后,我在职读博士研究生就是在清华大学读的,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我结合实践,对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农村摆脱贫困,福建山海联动发展,现代农业理论与实践,福建省发达地区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完善,农村市场化建设与中国加入WTO等进行系列研究,着书并发表文章.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我对基层有了深刻的了解,作出了再下基层的选择.1982年我从中央军委办公厅下到河北正定县.当时有许多人对我的选择不理解.因为我在至河北之前是给耿飚同志当秘书,他当时是国防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那时候从北京下去的人,有刘源和我.我们俩不谋而合,都要求走跟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基层离群众最近,最能磨练人.有了上山下乡的经历,我对再下基层充满信心,并义无反顾地下去了.
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我增进了对基层群众的感情.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必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时刻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时刻将人民群众的衣食冷暖放在心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想问题,干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为老百姓谋利益,带着老百姓奔好日子,绝不能高高在上,鱼肉百姓,这是我们共产党与那些反动统治者的根本区别.封建社会的官吏还研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们共产党人不干点对人民有益的事情,能说得过去吗?
总之,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的影响是相当深的,使我形成了脚踏实地,自强不息的品格.脚踏在大地上,置身于人民群众中,会使人感到非常踏实,很有力量;基层的艰苦生活,能够磨练一个人的意志.而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想起在那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还能干事,就有一股遇到任何事情都勇于挑战的勇气,什么事情都不信邪,都能处变不惊,克难而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