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刘志丹》冤案始末
先后株连万人的小说《刘志丹》冤案，堪称著名的现代文字狱。时至今日，历史早已为其作出公正的结论。然而其光怪陆离的曲折经历却依然值得认真回顾。
应工人出版社之约，李建彤创作历史小说《刘志丹》
刘志丹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北地区著名的革命领导人,1936年4月，于红军东征作战期间不幸牺牲。为了纪念刘志丹烈士，1936年5月， 曾将他的故乡陕西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毛泽东为烈士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思来为其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朱德题词：“红军模范”。1973年6月，周思来陪同越南客人参观延安，在谈到刘志丹时， 他说：“刘志丹是位很好的同志，陕北必须宣传刘志丹。”这样的工作早已有人在做。1956年，工人出版社正式约请作家李建彤承担创作任务。李建彤是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之妻，1944年毕业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早在延安时期，她就收集过关于刘志丹的一些材料，又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经过长期细致的准备，作者于1958年初动笔，同年冬写出初稿，次年春写出第二稿，夏天改完第三稿。作者请当年担任过陕甘苏维埃政府主席、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审阅小说稿。1960年春，习仲勋两次约请作者谈了自己对书稿的意见。他认为小说还没有写好，没有把刘志丹写出来，要把刘志丹放到大革命整个一个时代去写，书中有一处说到高岗当时在一个问题上的主张是对的，不要写高岗。根据习仲勋的意见，作者于1961年春写出第四稿，1962年春写出第五稿，又印出样书征求意见。原陕北老干部、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贾拓夫、李建彤的丈夫刘景范也对作品提了一些改进意见。同时作者也送给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周扬审阅。周扬认为，小说写得很好，可以出版，还可拍成电影。
1962年7月28日，《工人日报》开始连载《刘志丹》第二卷。 《中国青年》、《光明日报》也发表了作品的部分章节。这已是作者潜心完成的第六稿。然而就在此时，一场让所有人料想不到的政治发难却由暗地里悄然而至。
康生竭力煽动对《刘志丹》的批判，一起株连万人的大冤案由此发端。
首先起而反对的是时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阎红彦。阎红彦早年曾在刘志丹的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1956年，作者向他采访时，他们就西北革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当面发生过争论。收到小说《刘志丹》第五稿样书后，阎红彦立即给书作者写了一封信，说这部小说涉及到西北革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需要由中央作结论，一个作者是负不了责任的，不同意作品出版。
1962年7月下旬至9月下旬,中共中央连续在北戴河、 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的预备会议、正式会议。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阎红彦看到《工人日报》、《中国青年》已开始发表小说《刘志丹》，就一面向全国总工会、团中央提出停止刊载，一面将此事及他的意见报告给康生。一贯专以整人为能事的康生如获至宝，立即要中宣部通知各报刊不准刊发小说《刘志丹》。8月24日，康生又写信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说小说《刘志丹》“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写作的问题，看来是带有政治倾向性的”，并要中央书记处处理此事。康生承认自己根本没有看过小说稿，但他却武断地说：“我一看小说就完全是为高岗翻案的”。
8月26日，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在北京召开。9月6日、7日会议转入批判彭德怀的所谓“翻案风”。9月8日， 阎红彦在西南组会上再次提出小说《刘志丹》问题，说在当前国内国外的气候下，各路人马都借机出动闹“翻案”，小说《刘志丹》“是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康生则不失时机地说出了点睛之语：“现在的中心问题，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他们的发言在全会“总72 号”简报上登出，引起了爆炸性轰动，也为正在批判的“翻案风”提供了又一支靶子。
为扩大事态，康生竟是如此地不择手段；作品已出第六稿，他却下令工人出版社将第五稿印六百本、被习仲勋否定的第三稿印三百本送中央会议审查。阴谋家的险恶，善意的人们是难以想象的。正如作者日后所说：“当初我还以为这种先定案、后求证的做法是出于误会，没想到竟是一个大阴谋”。
在会上，康生竭力煽动对《刘志丹》进行批判。他硬说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把刘志丹写得比毛主席还高明，还先知”，“把陕甘写成井岗山甚至高于井岗山”。他诬蔑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组成了反党集团，小说《刘志丹》就是他们篡党篡国的纲领。在康生的煽动下，会议在批判彭德怀的过程中对小说《刘志丹》也展开了批判。在批判中，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打成了“反党集团”，而且还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说小说就是他们的“反党纲领”。
9月24日，八届十中全会召开的第一天。正当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 康生写了一张纸条递给他：“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在会上念了这张纸条，并接着说，近来出现了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康生还提议，彭德怀、习仲勋等五人不必再出席全会，国庆节也不上天安门。
9月27日，全会决定成立由康生负责的专案委员会， 对习仲勋等人的问题进行审查。会后，还在党内传达了此案。
经过半年多的审查,1963年5月,审查小组写出《对＜刘志丹＞一书的审查报告》,认为“小说夸大和歪曲了西北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为高岗翻案, 是‘习仲勋反党集团’的纲领”。1966年5月，又炮制出一份审查报告， 进而诬指写《刘志丹》一书是“习仲勋反党集团”蓄谋已久的。他们还先后给《刘志丹》一书罗织了四大罪状：一、书中人物罗炎基本上是高岗，是为高岗翻案；二、刘志丹搞武装斗争，做农民工作，建立根据地，是剽窃毛泽东思想；三、书中把陕北写得太好，是与中央苏区分庭抗礼；四、小说中的人物许钟就是习仲勋，是为习仲勋篡党制造舆论。
在专案审查的过程中，康生利用手中之权借机大整一批党政军干部。他也曾公开说过：“打这本书，就是为打西北山头。”西北五省大批省级干部曾被调到北京“学习”，许多人被诬陷为“习仲勋反党集团”的成员。康生甚至还追查到《工人日报》党组、全国总工会党组以至中宣部。
直到“文革”爆发，专案审查尚未结束。“文革”期间，康生伙同林彪、江青等人为非作歹，小说《刘志丹》冤案更变本加厉。康生曾把专案的有关材料交给造反学生，指示他们到处揪人。1967年1月3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同年第一期姚文元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诬陷周扬“伙同一小撮反党野心家，积极支持并鼓励为反党分子高岗翻案的反党小说《刘志丹》出版。”从此，《刘志丹》一书被点名批判。同时，此案有关人员遭到更进一步的迫害。原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被撤销职务，1965年下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当副厂长，“文革”期间被关押八年；原国家经委副主任贾拓夫，这位1952年由毛泽东点名调任政务院财经委副主任、曾被毛泽东誉为“党内的贾宝玉”、“陕北才子”的传奇人物，亦被撤职下放，1967年5月7日被迫害致死；1968年5月，刘景范被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入狱； 作者李建彤于1968年1月遭关押，1970年被开除党籍，接受劳动改造；1968年1月，时任劳动部部长的马文端也被关押，“习、贾、刘反党集团”一转眼就被说成了“习、马、刘反党集团”。在陕甘宁老区，更是有上万人的基层干部和群众被打成这一集团的“黑爪牙”。更有甚者，康生、江青诬蔑电影《红河激浪》是“《刘志丹》小说的变种”，又株连迫害了近千人。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指示复查此案，冤案终得以昭雪平反。“文革”结束后，文艺界的拔乱反正也逐渐起步。本着有错必纠的原则，中共中央坚决为一些受迫害的文艺作品及其作者平反昭雪。小说《刘志丹》一案，由于牵扯面广、株连人多，又是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定的案，平反工作自然格外费时。
1978年5月27日至6月5日，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 会议在京召开。经中共中央批准，会议宣布在“文革”期间一度停止了活动的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文艺团体正式恢复工作，《文艺报》立即复刊。12月5日， 《文艺报》编辑部联合《文学评论》编辑部召开文艺作品落实政策座谈会。会议提议要为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李建彤的《刘志丹》和吴晗的《海瑞罢官》等作品和作者平反。1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加快为受迫害的作家和作品平反的步伐》。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从中央到地方都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中央组织部对小说《刘志丹》一案进行了复查。1979年7月14日， 中央组织部向中央递交《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报告指出：《刘志丹》(送审样书)不是反党小说，而是一部比较好的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描写革命斗争历史的小说；《刘志丹》小说的创作过程是正常的，没有什么阴谋，没有根据说习仲勋等在此书创作过程中结成“秘密反党集团”；习仲勋等同志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对如何修改好这部小说发表过意见，是完全正当的，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反党阴谋集团活动；从案件前后经过看，所谓利用写《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冤案；“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伙同林彪、“四人帮”更变本加厉，搞出一起株连甚广的现代文字狱，为此，凡因小说《刘志丹》案受到迫害、诬陷和株连的一切人员，都应恢复名誉，给予平反。8月4日，中共中央向全党批转了这一报告。
小说《刘志丹》在成书二十三年后的1979年10月由工人出版社正式出版。
附一篇跟帖：
习仲勋挨整是因1962年出版的《刘志丹》一书作序而获罪，被冠上了“习仲勋反党集团，专案组组长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央专案组决定将习仲勋下放到艰苦的农村劳动改造，毛泽东知道后予以了制止，后来才被安排到了洛阳的一个国营大型机械厂挂职副厂长...”（摘自：齐心忆习仲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将迫害习仲勋的责任一股脑推给了文革，尤其是推到康生头上是有失公允的，当时康生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的顶头上司便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
先后株连万人的小说《刘志丹》冤案，堪称著名的现代文字狱。时至今日，历史早已为其作出公正的结论。然而其光怪陆离的曲折经历却依然值得认真回顾。
应工人出版社之约，李建彤创作历史小说《刘志丹》
刘志丹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北地区著名的革命领导人,1936年4月，于红军东征作战期间不幸牺牲。为了纪念刘志丹烈士，1936年5月， 曾将他的故乡陕西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毛泽东为烈士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思来为其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朱德题词：“红军模范”。1973年6月，周思来陪同越南客人参观延安，在谈到刘志丹时， 他说：“刘志丹是位很好的同志，陕北必须宣传刘志丹。”这样的工作早已有人在做。1956年，工人出版社正式约请作家李建彤承担创作任务。李建彤是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之妻，1944年毕业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早在延安时期，她就收集过关于刘志丹的一些材料，又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经过长期细致的准备，作者于1958年初动笔，同年冬写出初稿，次年春写出第二稿，夏天改完第三稿。作者请当年担任过陕甘苏维埃政府主席、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审阅小说稿。1960年春，习仲勋两次约请作者谈了自己对书稿的意见。他认为小说还没有写好，没有把刘志丹写出来，要把刘志丹放到大革命整个一个时代去写，书中有一处说到高岗当时在一个问题上的主张是对的，不要写高岗。根据习仲勋的意见，作者于1961年春写出第四稿，1962年春写出第五稿，又印出样书征求意见。原陕北老干部、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贾拓夫、李建彤的丈夫刘景范也对作品提了一些改进意见。同时作者也送给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周扬审阅。周扬认为，小说写得很好，可以出版，还可拍成电影。
1962年7月28日，《工人日报》开始连载《刘志丹》第二卷。 《中国青年》、《光明日报》也发表了作品的部分章节。这已是作者潜心完成的第六稿。然而就在此时，一场让所有人料想不到的政治发难却由暗地里悄然而至。
康生竭力煽动对《刘志丹》的批判，一起株连万人的大冤案由此发端。
首先起而反对的是时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阎红彦。阎红彦早年曾在刘志丹的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1956年，作者向他采访时，他们就西北革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当面发生过争论。收到小说《刘志丹》第五稿样书后，阎红彦立即给书作者写了一封信，说这部小说涉及到西北革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需要由中央作结论，一个作者是负不了责任的，不同意作品出版。
1962年7月下旬至9月下旬,中共中央连续在北戴河、 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的预备会议、正式会议。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阎红彦看到《工人日报》、《中国青年》已开始发表小说《刘志丹》，就一面向全国总工会、团中央提出停止刊载，一面将此事及他的意见报告给康生。一贯专以整人为能事的康生如获至宝，立即要中宣部通知各报刊不准刊发小说《刘志丹》。8月24日，康生又写信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说小说《刘志丹》“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写作的问题，看来是带有政治倾向性的”，并要中央书记处处理此事。康生承认自己根本没有看过小说稿，但他却武断地说：“我一看小说就完全是为高岗翻案的”。
8月26日，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在北京召开。9月6日、7日会议转入批判彭德怀的所谓“翻案风”。9月8日， 阎红彦在西南组会上再次提出小说《刘志丹》问题，说在当前国内国外的气候下，各路人马都借机出动闹“翻案”，小说《刘志丹》“是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康生则不失时机地说出了点睛之语：“现在的中心问题，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他们的发言在全会“总72 号”简报上登出，引起了爆炸性轰动，也为正在批判的“翻案风”提供了又一支靶子。
为扩大事态，康生竟是如此地不择手段；作品已出第六稿，他却下令工人出版社将第五稿印六百本、被习仲勋否定的第三稿印三百本送中央会议审查。阴谋家的险恶，善意的人们是难以想象的。正如作者日后所说：“当初我还以为这种先定案、后求证的做法是出于误会，没想到竟是一个大阴谋”。
在会上，康生竭力煽动对《刘志丹》进行批判。他硬说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把刘志丹写得比毛主席还高明，还先知”，“把陕甘写成井岗山甚至高于井岗山”。他诬蔑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组成了反党集团，小说《刘志丹》就是他们篡党篡国的纲领。在康生的煽动下，会议在批判彭德怀的过程中对小说《刘志丹》也展开了批判。在批判中，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打成了“反党集团”，而且还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说小说就是他们的“反党纲领”。
9月24日，八届十中全会召开的第一天。正当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 康生写了一张纸条递给他：“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在会上念了这张纸条，并接着说，近来出现了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康生还提议，彭德怀、习仲勋等五人不必再出席全会，国庆节也不上天安门。
9月27日，全会决定成立由康生负责的专案委员会， 对习仲勋等人的问题进行审查。会后，还在党内传达了此案。
经过半年多的审查,1963年5月,审查小组写出《对＜刘志丹＞一书的审查报告》,认为“小说夸大和歪曲了西北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为高岗翻案, 是‘习仲勋反党集团’的纲领”。1966年5月，又炮制出一份审查报告， 进而诬指写《刘志丹》一书是“习仲勋反党集团”蓄谋已久的。他们还先后给《刘志丹》一书罗织了四大罪状：一、书中人物罗炎基本上是高岗，是为高岗翻案；二、刘志丹搞武装斗争，做农民工作，建立根据地，是剽窃毛泽东思想；三、书中把陕北写得太好，是与中央苏区分庭抗礼；四、小说中的人物许钟就是习仲勋，是为习仲勋篡党制造舆论。
在专案审查的过程中，康生利用手中之权借机大整一批党政军干部。他也曾公开说过：“打这本书，就是为打西北山头。”西北五省大批省级干部曾被调到北京“学习”，许多人被诬陷为“习仲勋反党集团”的成员。康生甚至还追查到《工人日报》党组、全国总工会党组以至中宣部。
直到“文革”爆发，专案审查尚未结束。“文革”期间，康生伙同林彪、江青等人为非作歹，小说《刘志丹》冤案更变本加厉。康生曾把专案的有关材料交给造反学生，指示他们到处揪人。1967年1月3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同年第一期姚文元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诬陷周扬“伙同一小撮反党野心家，积极支持并鼓励为反党分子高岗翻案的反党小说《刘志丹》出版。”从此，《刘志丹》一书被点名批判。同时，此案有关人员遭到更进一步的迫害。原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被撤销职务，1965年下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当副厂长，“文革”期间被关押八年；原国家经委副主任贾拓夫，这位1952年由毛泽东点名调任政务院财经委副主任、曾被毛泽东誉为“党内的贾宝玉”、“陕北才子”的传奇人物，亦被撤职下放，1967年5月7日被迫害致死；1968年5月，刘景范被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入狱； 作者李建彤于1968年1月遭关押，1970年被开除党籍，接受劳动改造；1968年1月，时任劳动部部长的马文端也被关押，“习、贾、刘反党集团”一转眼就被说成了“习、马、刘反党集团”。在陕甘宁老区，更是有上万人的基层干部和群众被打成这一集团的“黑爪牙”。更有甚者，康生、江青诬蔑电影《红河激浪》是“《刘志丹》小说的变种”，又株连迫害了近千人。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指示复查此案，冤案终得以昭雪平反。“文革”结束后，文艺界的拔乱反正也逐渐起步。本着有错必纠的原则，中共中央坚决为一些受迫害的文艺作品及其作者平反昭雪。小说《刘志丹》一案，由于牵扯面广、株连人多，又是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定的案，平反工作自然格外费时。
1978年5月27日至6月5日，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 会议在京召开。经中共中央批准，会议宣布在“文革”期间一度停止了活动的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文艺团体正式恢复工作，《文艺报》立即复刊。12月5日， 《文艺报》编辑部联合《文学评论》编辑部召开文艺作品落实政策座谈会。会议提议要为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李建彤的《刘志丹》和吴晗的《海瑞罢官》等作品和作者平反。1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加快为受迫害的作家和作品平反的步伐》。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从中央到地方都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中央组织部对小说《刘志丹》一案进行了复查。1979年7月14日， 中央组织部向中央递交《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报告指出：《刘志丹》(送审样书)不是反党小说，而是一部比较好的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描写革命斗争历史的小说；《刘志丹》小说的创作过程是正常的，没有什么阴谋，没有根据说习仲勋等在此书创作过程中结成“秘密反党集团”；习仲勋等同志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对如何修改好这部小说发表过意见，是完全正当的，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反党阴谋集团活动；从案件前后经过看，所谓利用写《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冤案；“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伙同林彪、“四人帮”更变本加厉，搞出一起株连甚广的现代文字狱，为此，凡因小说《刘志丹》案受到迫害、诬陷和株连的一切人员，都应恢复名誉，给予平反。8月4日，中共中央向全党批转了这一报告。
小说《刘志丹》在成书二十三年后的1979年10月由工人出版社正式出版。
附一篇跟帖：
习仲勋挨整是因1962年出版的《刘志丹》一书作序而获罪，被冠上了“习仲勋反党集团，专案组组长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央专案组决定将习仲勋下放到艰苦的农村劳动改造，毛泽东知道后予以了制止，后来才被安排到了洛阳的一个国营大型机械厂挂职副厂长...”（摘自：齐心忆习仲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将迫害习仲勋的责任一股脑推给了文革，尤其是推到康生头上是有失公允的，当时康生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的顶头上司便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