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的亲身经历
----曹为平自述自己眼中的大跃进时代
[按语]我经常说到毛主席的《党内通信》，今天终于又看到了一份，并在这儿上网发布。不过，我还得先说一些话，说一下亲身经历的时代和自己的真实感受。如大家不愿看可以跳过去，先看毛主席的文章。
我生于1946年，1958年大跃进开始时还不满十二周岁，正在上小学。那个时候，我们参加劳动，也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宣传总路线、宣传大跃进、宣传人民公社，各种事情很多。
宣传除四害、讲卫生，参加打扫卫生、掏阴沟和除四害运动，打老鼠、打苍蝇、熏蚊子、打麻雀（后来很快改为打蟑螂）。我们复兴西路原来蚊子很多，在那时竟把蚊子熏打没了，1981年回家探亲时才发现蚊子又回来了。现在有人说那时上海打麻雀，虫子把复兴中路的梧桐树都吃完了，那是瞎说。我家就住在复兴西路三十弄，复兴中路一走就到，常去那儿，林荫道一直在。六十年代，《宝葫芦的秘密》就在那儿拍的。八七年我回上海，梧桐树已长得极粗大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把麻雀看成害鸟，那时的唯一罪行是打的太多了。如不是那时大规模打麻雀，麻雀还翻不了案。也许注定麻雀要受一次大劫难才得平反。
58年下半年炮轰金门马祖时，我们参加反对蒋介石卖国集团活动，反对美国干涉我国内政，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黎巴嫩，游行示威，在街头演出；声援伊拉克和古巴革命，声援日本人民反对艾森豪威尔访日，游行示威反对美国武装日本；欢呼李承晚、岸信介、曼得列斯下台。
大炼钢铁时，我们年龄小就捡废铁，收集破碗和其他耐火材料。现在的电视说到那时的高炉都没有人高，这自然也是那个时候拍下的，年轻人见了大概以为那时高炉都是如此，不过对我们来说却没留下什么印象。要知道那个时代代表性的高炉，最好还是去看电影《五朵金花》。不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最小高炉，是用香烟罐头盒做的，炼出的铁只有一颗珠子大，那是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的杰作，见诸于少年报，表扬他的积极性和热情，不知为什么，一些人怎不用它作为那个时代的代表性高炉呢？
我也和那个孩子一样做过可以令高贵的先生们嘲笑的事。以前我在校园的一角埋了几根废大头针，当听到大炼钢铁叫我们收集废铁的号召时，我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些大头针刨了出来，这是我捐献的第一批废铁。今天公布出来就让高贵的先生们去作为笑料和史料吧！
办人民公社时，上海的学生发起了一个捐献拖拉机运动，大家收集各种废品，如废纸、废玻璃等，卖的钱既支援买拖拉机，又利用了废品，一举多得。这一直延续到我进入大学前，即1964年。办幼儿园时，大家制造玩具捐给幼儿园。扫盲时，我们又宣传扫盲，而我妈则参加扫盲运动，教没文化的邻居识字。
我们到工厂去劳动时，亲眼看到工人们干劲十足。比如上班时，车间里有一个钟，工人总是过一会儿就看一下钟，过一会儿就看一下钟。现在的人们恐怕要以为是等着下班吧！其实完全不是。工人们是在看刚才做的那个产品用了多少分钟多少秒，现在做的这个又用了多少分多少秒，加快了没有，加快了多少秒，下一个还可不可以加快？真可谓争分夺秒。工人们还大搞技术革新，我也搞过技术革新，可是一个也没成功，下面再说。工人们都是没日没夜地干。那时候，有的人把铺盖抱到厂里来，困极了就找个地方卷着睡一会儿，饿极了就吃点东西。其他时候都是干活。以至于中央要下指示，提倡劳逸结合。这种由“朝廷”下诏，号召大家注意休息的事，是古今中外从未见到过的。
许多人医生开了病假，把假条往衣袋里一塞就又去了车间。以至于党书记要带着医生到车间里来"捉拿"病号。医生“揭发”，这个人体温三十九度，那个人一天拉稀七、八次。然后书记训话：“你这身体，怎么能够上班，更不能加班，还不快去休息。”而工人照例是能“赖”就“赖”。书记只好派人将他们“递解”出境，还得送上公共汽车。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只乘了一站路就下车，又溜回了车间。有的时候，书记给大家送茶、送毛巾。天热时，看到有的工人满头大汗地干，给大家一个个打扇。工人们废寝忘食，领导和炊事员一起送饭到车间，亲自递到工人手中。
所以在那个时候，整天敲锣打鼓报喜，许多人技术革新成功。诸如一个原来手工劳动的厂一星期实现了机械化，十几天高楼平地而起，一百个小时建了一个车间等事情，我们绝对相信。
那时候我很少见到父亲，几乎每天我们还没醒，父亲就去上班了，晚上又很晚回来。我父亲和我们一样，除了上班外还有许多社会活动，还要参加下车间劳动。
他负责工具仓库管理。按当时要求，服务到车间，主动把工人们需要的工具送到工人手里。工人们还未来，父亲就已经给他们准备好了。相反，如有人要冒领，我父亲也一看就知道，马上打电话问，没人能够冒领。尽管那个时代一过，不提倡这样做了，但我父亲对哪个车间、哪个小组、哪个人需要什么工具都很清楚。
除此以外，我父亲的厂——上海量具刃具厂，原来是由几十个资本家的小厂合并起来的。他们留下的是一堆烂账。我父亲用了一年多的星期天和晚上加班，把这几十本烂账理得清清楚楚，没少一分钱的东西，只是多出了九颗金刚石，不知来路，我父亲为此查了好几年未得结果，不料在第二次四清时为此还吃了点冤枉官司，不过我父亲对四清也没啥怨言——这个不谈了。
那时工厂都在为提高质量而努力。上海量具刃具厂决心在游标卡尺的在质量上赶上英国，就把各国的游标卡尺拿来比较。日本最差，拉七万次就出现误差，我们的是十几万次，英美二十几万次。经过工人们努力，终于赶上了英美，也达到了二十几万次。瑞士的最好，四十万次还未出现误差，工人们花了很大的力气也没赶上。父亲说到前者总是很高兴，说到后者又总是很感叹。
学生们还下乡劳动，当是由于我们年纪小，没让去。后来大家坚决要求，就让我们参加了上海长风公园的劳动。那时叫做碧绿湖公园。预定一星期，后因寒潮减为三天。但是长风公园的银锄湖我们是参加过开挖的，铁臂山有我们堆的土。广播里表扬了我，我那时候小小年纪，居然一顿要吃五两饭。
国家提出绿化祖国的号召时，我们参加植树，还参加了"绿化近卫军"，保护树木。
由于加班加点的人很多，为了使他们家里能正常生活，我们还到陌生人家去帮他们打扫卫生，比给自己家里做得更有劲。不过也有人到我家来给我们服务。那时上海统一电网用220V，工人们到我们家里来，做得又快又热心，走时收拾干净。另外房管所还派人到我家来给地板打腊，给墙壁粉刷。那时家中只有我妈在，他们帮我们搬家具，粉刷后打扫清洁并把家具搬回。他们是如此地热情，以至于不小心把一个小摆设，一只松鼠打落在地尾巴打断而未发觉时，我妈急忙把它藏了起来，因为他们知道后就会提出赔偿，而我妈实在不好意思再叫他们赔偿。后来尾巴由我父亲粘起，在我家又摆了二十多年，作为那个时代的见证。
那时提出解放妇女劳动力，到处都在动员家庭妇女参加生产。我妈自然得带头参加里弄生产组，还得去动员不愿参加的人出来，这到后来还是被人们说成是好事。不知为什么现在有的人一口咬定是1957年，并说1958年就业困难。
由于人人都在忙，所以办职工食堂时，我们在食堂里搭了伙，完全是自由的。公正而论，办得不错，但是与自己煮比还是稍逊一筹。1959年我家安装了煤气，就退了伙，没人说不准。当时中央有十四字方针“粮食分配到户，搭伙自愿，定量吃饭，节约归己”上海是做到的。1960年下乡劳动，农村食堂定量吃饭、节约归己也是我们亲眼看到的。但是1970年我到了南充，厂里的职工食堂还是强迫的，谁不吃就把他的油和副食扣下了，还说是“你自己不来吃嘛”。现在职工食堂完全垮了。
上海还搞了无人售货商店，象现在超级市场那样，货放在那儿各人自己取，但一无保安、二无摄像机监视、三不在出口付款，而是放一个箱子各人自己凭觉悟往里面投币。如在现在，只怕是一抢而空了，但当时90％以上的货是付了款的。文革中在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时，有些人曾对此作过批判，因为还有一些人拿了货不付钱，看来这也不算冤枉，但我觉得当时办这事的人并没有恶意。
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是人见人惯的。有了困难很多陌路人会来帮助。
现在，有人说那时工人农民都是被迫从事奴隶般的劳动。我实在不明白，这算什么样的奴隶？没有任何人强迫我们。南充的情况如何呢？据我们厂里的工人说，每天上班时间没到，早已做了一大堆活了，比其他时期一天做的还多。
那时候还举行万首诗运动，我做了一百首诗，数量上在班里不算第一，但是得了第一名。老师说我的想象力丰富，其实我不过是看过《西游记》，把《西游记》都写进了诗里。我至今还记得一首，标题为《熏蚊子》，如下：悟空忽见火焰起，忙问罗刹借铁扇。铁扇公主摇手把话提，这且不是火焰山，而是人们熏蚊子。到了后来，看到一本大学教科书，反对那时的诗，但没说出什么理由，只是举了个例子：“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然后说那个时代的诗“就是这个样子”。一直到现在，我还不明白“这个样子”有什么不好。这首诗历来是我最喜欢的之一，可是现代伟大的评论家们没给我说出个之所以来，看来只有把这首诗改了：“天上有玉皇，地上有龙王。我是玉皇的仆人，我是龙王的奴隶。面对三山五岳挡道，我跪下了！”大概这个样子就好了。
到了后来，有人说那时毛主席不让学生读书，光让他们劳动和参加社会活动。这纯是瞎说！事实上我们的学习根本没有拉下，还搞了很多的学习运动，改进学习方法。学生们互相帮助，研究怎样学得更快更好。提倡自学，提倡预习。我代数的“分式”就是自学的，到老师教时已经会了。我们还搞了许多科技活动——简直成了风。事实上我初中时的成绩要比小学时好得多（我1958年下半年进入初中）。我们上海还把初三学的化学提前放到初二来学了，还有人在试验小学三年级学代数，虽然不妥，毕竟说明那时根本不存在不准读书的事。除此以外，我们还学了许多乡土教材。比如沼气就是那时学的。书中有两种方法，一是从地下打天然沼气，另一个是搞沼气池，用粪便制造沼气，各地根据自己情况选学。我们上海主要是从地下打沼气，可另一个我自学了。不过几年后，说搞沼气池也是浮夸风，必须下马，上海打沼气也停了下来。但六九年下乡时，看到有个生产队，使用沼气已有十一年了。
到了八十年代，忽然听说我国的沼气事业是由一个地主搞出来的，他用塑料袋收集沼气，真是感到莫名其妙！连我自学沼气池时，我们中国还没有塑料袋。
我进入大学后才知道，原来我国大学用的都是苏联的课本，自己的课本就是在那个时候编的。原来学习苏联每天要上十来节课，完全是满堂灌，我们自己改为一星期二十几节，其余让学生自己学，成绩反而提高。
那时一切都是热气腾腾的，无论做什么事都似乎有使不完的劲。那时做的事情实在是数不胜数。当然，不做事的人最好，绝对不会犯错误。而站在一边指责别人的人更好，不但轻松，别人错了，还反衬出他正确了。
现在一提起那个时代，似乎就是浮夸风与共产风，有没有？有，尤其在农业上更是突出，不过很快就开始纠正了。
我1958年9月才满十二岁，那时正是秋收时节。报上报道的农村试验田产量越来越高。后来突破了一万斤。十二岁的孩子，又从小在上海市生活，知道什么，当时什么都是热火朝天的，所以我们自然信以为真了。后来又是三万斤，我们又是一片惊喜。但是不久以后，就感到怪了，报上出现了十万斤、十几万斤，口气却和原来大不一样。原来是头版整版还配了宣传画，后来十万斤、十几万斤却放在其他版，只占一个角落，而且只是表示有这样的消息，没有喜庆的样子。
那个时代，使我这个才十二岁的孩子，就明白了什么叫做报纸的编排。就是从那时起，我与报纸结下了不解之缘。1959年，有一次我家进馆子吃饭，我看到一张报纸就随手抓过来看了起来。父亲为此还专门发表了一番议论。当时我还感到奇怪，这又有什么值得说的。但后来当我看到许多高中文化、大学文化几十岁的人，却没有读书看报的习惯，就明白父亲为什么要赞扬我了。
不久以后，听到大人们在说，原来亩产万斤粮是假的，毛主席批评了，为此有人写信攻击他右倾。说你在农业纲要四十条里规定十二年内，粮食南方达到800斤，北方500斤，而我们已达多少斤了。毛主席回信要他们去核实一下，有没有这么多，如有就算我右倾，但如你们能在十二年里达到我制定的农纲，我就谢天谢地了。“谢天谢地”我绝对没记错。不仅我父亲这样说，许多人都在说，那是在1959年。浮夸当然是不应该的。尤其使大家气愤的是，那伙人在收到毛主席回信后，只是在群众中读了一下，一不学习，二不讨论，也不改正。当时还听说“有人”反对传达这一消息，说会“打击群众的积极性。”毛主席就说“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但没人说“有人”是谁。
过了一段时间，才听说彭德怀“出问题”了，说我们都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我们都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我们做那么多事情都错了？这实在使我们无法接受。但大人们也感到奇怪，他们都认为“朝廷”里的事情决没有那么简单，不明白究竟为什么彭德怀要出来闹，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让一个国防部长就这么下来。但是答案很快就来了。我们上海市黎明中学的校党支部书记兼校长--吴××（女）在大会上告诉我们，彭德怀的问题是反对刘少奇。刘当时才当上国家主席。不但我们学校如此，我父亲单位也是这样传达的。其他人也都说他们的领导是这样传达的。更详细的说法是，彭德怀在1954年就和高岗一起反对刘少奇，做了检讨又不服气，这次又出来反对刘少奇。但是下面的人都没有见到中央文件，都是口头传达下来的。就好像1972年普遍传达说，林彪他们认为毛主席要选张春桥当接班人，但是我们知道，毛主席根本没选张春桥当接班人，林彪之后先是培养王洪文，后是华国锋当了第二把手。
我还是那句话——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就好像有了电脑，就必然会有黑客与电脑病毒一样。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使用电脑。如要以黑客与电脑病毒作为使用电脑的罪行，那例子真是数不胜数。要记住，不管以前还是将来，除非我们什么事都不做，要做事总会有这样的鸟飞出来。不管做什么事都免不了。在辛亥革命时就有假洋鬼子，毛泽东时代也免不了。用他的话说，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冤有头，债有主。如果真心要反对共产风、浮夸风与文化大革命中的暴行，那就应该把搞共产风、浮夸风和在文革中搞暴行的具体人揪出来，要有名有姓，要证据确实，然后严加惩办，该关的就要关，该杀的杀，不要老是模糊数学，什么事都往毛主席身上一推，往他发动的运动、往他的拥护者身上一推就了事。
其实对于浮夸风真正气愤的是我们。我们在辛辛苦苦干，他们却在吹牛。
那时工业中有没有浮夸风？应该说虽没有农业严重但也不是没有。在搞创新时，我父亲厂里领导曾搞了一个“生产自动线”，可不过关，被工人们戏称为“生产自动死”，在上海话里“线”和“死”都读做xi。
说到浮夸风，与我还有一点小小的牵连。我到工厂劳动时，看到工人热情很高，也提出了一个技术革新，可是老师心太急，因为要搞大跃进展览会，还没有成功，就拿去展出了。这原本与我无关，可有些人出于不同心态，就说我还没成功就先吹了。我还想把这事做到底，但是我们学校不再安排在那个工厂里劳动了，老师也不热心了，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1960年学校养猪，我除了积极收集饲料外，还到养猪场去观察，想搞技术革新。在我想来，饲料必须用传送带送，然后用一个由很多刀组成的切饲料机来切。我画了图纸，送到养猪场去。那天正下着雨，我冒雨去又怕把图纸打湿了，就捂在衣服里，到了养猪场，我把图纸放到那儿，因为下雨就没说什么就走了。我想象中应该找我来商量，可一直没有回音。不久，养猪场搞了个切饲料机，我急忙去看，这时一对比才发现自己的设计有问题，饲料切了以后会留在那儿，后面的就不能切了——于是我明白了，无怪乎他们不和我商量，原来他们搞的先进，而我的有毛病。 十四岁的孩子多么天真幼稚可笑啊！不过那时技术革新的确在大搞，那个切饲料机就是例子。
如果要举失败的例子真是成千上万。比如自动卖邮票机吧，有时丢进钱出不来，有时出两张，要人伺候着，比不用机器还费工。我们学校搞由电钟控制的自动打铃，该响的时候不响，不该响的时候又乱响，失败了，钟面子也弄坏了，只好用纸板画一个代替。
所以如果现在谁要嘲笑，有的是笑料。不过毕竟我国有那么多事业是在那时开创的。如果谁一定要搞个大跃进笑话集，我这儿就可为你们提供了好多例子。
工业上的软数字，如搞了多少技术革新，多少成功，是有夸大的。硬数字，如产量产值一般没法浮夸，因为毕竟是要你交出去的。
钢产量就是没有浮夸。八十年代的学生教课书上说：“钢只生产了800万吨，却说1100万吨，因此是浮夸。”这话才是夸大其词！什么叫浮夸？说假话才是浮夸。在钢产量上从没说过假话。当时是这么说的，钢产量是1108万吨，其中有308万吨是土钢，洋钢800万吨，比1957年535万吨增长了49%。哪一个字是假的？不考虑土钢，增长49%已是超高速度了。后来土钢不再计入，1959年达1300多万吨，1960年达1800多万吨。
现在有人说那时谁如说土钢没有用，是要挨整的，这——至少我没遇到。58年底，叫我们写思想小结，那是我第一次总结自己思想，我就在小结里说，炼的土钢没有用，不但没有任何人找我麻烦，甚至没人跟我说我这话是错误的。我这话本来就不错嘛。——你看我还敢于写进思想小结，当时根本就没有任何恐怖气氛。我不知道我这小结是否进入我的档案，否则说不定现在还在里面，我倒真想看看那时说过哪些可笑的话。任何人只要不带偏心就会发现，我是要大跃进与大炼钢铁好，希望提高土钢质量，不是要打倒大跃进与大炼钢铁。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曾看到过毛主席写的《党内通信》，而且有一封内容与我1959年听说的相同，可惜后来遗失了。不过与现在公布的这封不一样——至少我的记忆里是如此。要短得多，而且据我记忆是1959年5月写的，而现在公布的这封是4月29日。不知为什么，这儿也有“谢天谢地”，不是我记错了吧！现在公布的这封我以前也看到过，内容大致记得。只是不知道名字也叫《党内通信》。不过我曾听说毛主席《党内通信》有三封，不知有没有搞错？如确实三封的话，希望有的同志能够公布出来，让大家见见。文革中，我见到过《毛选》第六卷目录，别的多不记得了，但《党内通信》赫然在内却是牢记不忘的。不过目录中只有一个，不知是确实只有一个《党内通信》，还是三个编在一起，还是两个用的其他名字。但不管我是不是记错，现在公布的这份《党内通信》一样能说明问题。
到了后来，有些人都把浮夸风和共产风归罪于毛主席。我想，每一个经历过那个时期，不是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也不是得了健忘症的上海人，都应该出来说公道话。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说公道话的。在四川南充，我问了不少党员，长期以来答案都是从没听说过有《党内通信》，而且许多人一口咬定决不会有那样的事。最近我才听说，南充在很小的范围里——只限于各单位领导，还是传达过，并且马上把文件收了，并说不许说出去，要“承担责任”，难怪好多党员多不知道有《党内通信》。不过，作为共产党员，经过了文革，还是没听说过这事，实在是个耻辱。因为文革中南充造反派给南充地委书记卫广平列的罪行里，多次说到他不执行《党内通信》。信不信是一回事，党员应该关心政治，没听说过实在不应该。可这《党内通信》实在是有的。我发现，有的人是确实不知道，有的人却是根本不愿听，就是知道也存心要说没听说过。
八十年代时，听说庐山会议上毛主席说要旗帜鲜明地当个右倾机会主义者，准备被开除党籍，会上点名批评了李先念、李富春、李井泉等，对此我丝毫不感到奇怪。但不少人却说：“谁能把他开除党籍”，好像做了第一把手就不会被人开除党籍了似的。可是今天我终于又见到了《党内通信》，它可是在庐山会议前两个多月写的，它能证明当时毛主席反对浮夸风的坚决态度和良苦用心，以及对一些搞浮夸风的人的无乃，现在发表在这儿。这是份1967年3月由"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编印的，可见在四川也不仅只有南充的造反派知道这件事。
这份《党内通信》发表在这儿，会不会有人对其真实性提出怀疑呢？会不会有人说，因为这是出于当时的造反派之手，因此不足为据呢？也许会有的。但是我想，从1959年过来的人还没死完，希望当时听过传达，甚至手里有这份文件的人出来证实。
话也说开来，证实了会如何呢？我想，如果我说的不是事实，一些人还会宽容点，不过一笑了之，但正因为我说的是事实，他们反会愤怒。气，气得不得了，话却说不出来。我是准备帽子、棍子朝我劈头盖脑地打来的。
电视剧《上海一家人》出来后，南充人都以为上海“背米”是偷日本人的米，而且可以发大财。我很难过，写了篇文章投《南充报》，可人微言轻，没有回音。毛主席110周年诞辰时，我在南充网上发了篇纪念文章，很快就被删了。这次我发的《党内通信》是毛主席写的，人不微，言不轻，但愿不要删了。不然人家会说，1959年搞浮夸时对群众封锁《党内通信》，现在不是大批浮夸风吗？为什么还要对群众封锁呢？你们这些对浮夸风最最深恶痛绝之人，为什么与实际搞浮夸的人的行为如此一致呢？这两者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作者：曹为平，男，汉族。祖籍宁波，一九四六年九月，出生上海。 一九六四进入复旦大学原子核物理专业学习。 一九七零年自愿到四川工作（是三线建设吧？）。现在四川省南充市。为南充内燃机厂工程师。兴趣广泛，神智清楚，略有视力，而多有发现。自號跨千纪恶魔。喜欢读书，读史书只求历史规律，记不住细节。著文临时查资料。最看不起自以为天下最有知识，实际上又最没知识，却不可一世的大知识分子。也最看不起以空谈历史、文学等来标榜自己高人一等的枯水朽株。自然科学方面作品有《球铁多元素联测中镁的测定──兴多偶氮氯磷Ｉ法》及《铅－铁－ＴＢＡ多元络合物研究及其分析应用》。另有《私有观念、阶级与私有制的兴亡》、《唯物史论》、《我理解中的毛主席全球战略》、《社会主义明灯照亮着中欧科索沃……》 、《新社会主义阵营与"四中"联盟》、《【转载】毛主席〈党内通信〉1959.4.29.》、《从三十七年前一份道歉书看真实的文革》、《急待批判的两大疯论》、《外蒙独立真相与中国疆界》、《复旦大学八?六斗鬼风》、《毛主席〈党内通信〉》、《简评〈复旦校史〉》、《考验真假马列的最起码的四个要求》、《牢记阿连德的教训》、《从小绵羊到铁杆红卫兵--我的造反之路》、《干革命为什么这样难》、《我对毛继东同志〈反私有化宣言〉的看法》等。文艺评论有《<随风而去>研究》，指出该书前４８章半与后１４章半截然相反，很难相信出自同一人之手。前48章半是进步的不是反动的理应平反，Rhett Butten是作为完人写的，Aahley和Meade无一点好。Tana终将Gone with the wind而不可挽回。其他著作有《唐周历史研究》等。通信地址：四川南充延安路372號 Emial常受到严重破坏，收不到也寄不出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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