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傅雷，我国著名的文学翻译家；其子傅聪，当今世界一流的钢琴家。当傅雷被打成右派后，傅聪于1959年前后出走英国，这不但让傅雷在政治上背负了更大的负担，也让这对父子从此天涯远隔。由于儿子远走异乡，父子间只能靠书信交流，鸿雁往返，信函交驰，家书倾诉着父子之情，更拉近了父子之间的距离。
傅聪出生于1934年，他是个幸运儿，傅雷用他深厚的父爱，为傅聪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家庭环境。傅聪心中音乐的种子，是傅雷亲手播下的。傅雷曾经这样写道：“傅聪三岁至四岁之间，站在小凳上，头刚好伸到和我的书桌一样高的时候，就爱听古典音乐。只要收音机或唱机上放送西洋乐曲，不论是声乐是器乐，也不论是哪一乐派的作品，他都安安静静地听着，时间久了也不会吵闹或是打瞌睡。”?
由于傅聪对音乐的热爱，再加上傅雷的精心培育，终于在1954年8月，傅聪受中国政府的派遣到波兰学习。1955年在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上，傅聪获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成为第一个在国际性钢琴比赛中获奖的新中国的音乐家。就在傅聪的耳边响着一片赞扬声的时候，傅雷在家书中为儿子敲响了警钟：“遇到极盛的事，必定要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格外郑重危惧、戒备的感觉。”傅聪在写给父母的回信中，也诉说了自己对祖国的深情：我在波兰，波兰人爱我爱得那么深，那么热；我也爱波兰，爱得一样深，一样热。他们都说我是一个波兰化的中国人，中国籍的波兰人，但我究竟还是属于我最亲爱的祖国的。我想念祖国，想它的美丽的山河……
历史的误会
时间到了上世纪50年代末，傅雷被错划成右派后一直深居简出，闭门谢客，但其挚友周煦良教授却时常来坐坐。1959年初的一天，周煦良带来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上月，傅聪从波兰乘飞机出走英国！顿时，傅雷像一座木雕似的一动不动坐在那里，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
楼适夷(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对笔者谈及傅聪出走的一些内情：那次傅聪回国，时间紧，只在北京逗留，不能回上海。傅雷打长途电话给我，告诉我傅聪住在马思聪家里，要我替他去看一下傅聪。那次我发觉傅聪思想比以前活跃得多。他在闲聊中跟我谈到了苏联问题、波兰问题。我当时就劝告他，你作为留学生，不应该去谈论这些问题。回去后，我遇见周巍峙，向他反映了傅聪的情况。周巍峙又把情况转告了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钱俊瑞便把傅聪找来，批评了一顿，并说再这样下去，就把你调回来，叫你下乡劳动去！傅聪回到波兰之后，就接到回国的通知——离他毕业还有半年。其实，这个通知与钱俊瑞无关。可是，这使傅聪心中产生很大的误会，弹钢琴的手一旦拿锄头种地，就会大大影响他的琴艺。这个误会，也是使他产生出走念头的原因之一……
最终在一位英籍音乐教师的帮助下，傅聪悄悄买了从华沙飞往伦敦的机票，决定出走英国。傅聪坐在班机上时，正遇伦敦有雾，班机推迟起飞。这时，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已经察觉傅聪的动向，正要采取措施，但雾散了，班机起飞了。傅聪还在空中时，外国通讯社便发出了关于他出走的消息。傅聪刚刚飞抵伦敦机场，外国记者便包围了他，但他一句话也没有说。
是出走，不是叛国
傅聪出走之后，本来家书频繁、借笔长谈的父子俩，断绝了消息。就在傅雷最困难的时候，夏衍、柯灵捎来了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的话：“祖国的大门，任何时候都对傅聪开着。只要愿意回来，欢迎！”傅雷不由得打开妻子亲笔摘抄的《聪儿家信摘录》，其中傅聪1957年1月28日寄自波兰的信中说：“周总理见了我，就像老相识似的，亲热得很。这回周总理在波兰受到空前的热烈的欢迎，我想最主要的是周总理的作风太谦虚、太朴素了，使人觉得可亲，一点没有架子，对于像波兰这样一个受惯外族欺压的民族，这是使他们最感动的……”
后来经过上海市有关领导的批准，傅雷父子中断了10个月的通信联系终于又恢复了。傅雷的一封又一封长信，飞往伦敦。“孩子，十个月来我的心绪你该想象得到；我也不想千言万语多说，以免增加你的负担。你如今每次登台都与国家面子有关：个人的荣辱得失事小，国家的荣辱得失事大！你既热爱祖国，这一点尤其不能忘了。”为此，傅聪为自己制定了“三原则”：不入英国籍；不去台湾；不说不利祖国的话，不做不利祖国的事。他决心靠自己的艺术立足、谋生。
傅聪来到伦敦之后，记者们蜂拥而来，他闭门不见。有一位外国记者说，只要他同意作为该刊的封面人物报道，可以付他一大笔钱，但是傅聪却一口回绝了他。开头那几年，傅聪过得很艰苦，弹琴为生，收入甚微。他对祖国和家人的思念，也只能倾注在家书上。父亲在信中写道：“聪，亲爱的孩子，每次接读来信，总是说不出的兴奋，激动，喜悦，感慨，惆怅……我看了在屋内屋外尽兜圈子，多少的感触使我定不下心来。”“最近三个月，你每个月都有一封长信，使我们好像和你对面谈天一样，这是你所能给我和你妈妈的最大安慰。父母老了，精神上不免一天天的感到寂寞。唯有万里外的游子归鸿使我们生活中还有一些光彩和生气。”最使傅聪感动不已的是，父亲竟然“每天抄录一段，最后将近一个月方始抄完”，专为他“特意抄出丹纳《艺术哲学》中第四编‘希腊雕塑’译稿六万余字，钉成一本”，远渡关山，寄到儿子手中。
然而，1964年傅聪的一封信又传来了爆炸性的消息，他决定加入英国籍，因他是钢琴家，一年到头要“跑码头”，不入英国籍，在签领出国护照时诸多不便。傅聪把此事告知父亲，傅雷心乱如麻，几个月不给傅聪回信。后来，直到傅聪的长子凌霄出生，傅雷才于1964年10月31日复函。
他们做着骨肉团聚的美梦
1965年5月，傅聪路过香港，终于打通了离家后的第一个长途电话。那天，是妈妈接的电话。傅聪只喊一声“妈妈”，喉头便哽住了，双方都激动万分。傅雷在家书中这么写道：香港的长途电话给我们的兴奋，简直没法形容。5月4日整整一天我和你妈妈魂不守舍，吃饭做事都有些飘飘然，好像在做梦；我也根本定不下心来工作。尤其4日清晨妈妈告诉我说她梦见你还是小娃娃模样，喂了你奶，你睡着了，她把你放在床上。她这话说过以后半个小时，就来了电话！怪不得好些人要迷信梦！
6月5日，傅聪又路过香港，两度打长途电话给父亲，他的心情还是那样激动，以致忘了喊“爸爸”。傅雷觉得这是极大的憾事，他在家书中十分郑重地对儿子说：“电话中你没有叫我，大概你太紧张，当然不是争规矩，而是少听见一声‘爸爸’好像大有损失。妈妈听你每次叫她，才高兴呢！”
他们做着骨肉团聚的美梦。1966年4月，傅雷在信中告诉儿子：近一个多月妈妈常梦见你，有时在指挥，有时在弹协奏曲。她每次醒来又喜欢又伤感。昨晚她说现在觉得睡眠是桩乐事，可以让自己化为两个人，过两种生活：每夜入睡前都有一个希望——不仅能与骨肉相聚，也能和一二十年隔绝的亲友会面。我也常梦见你，你琴上的音乐在梦中非常清楚。
1966年11月，傅聪得知了父母去世的消息。一些外国记者得知傅雷夫妇的死讯，马上赶来，要傅聪发表谈话。他们的用心不言而喻。在那样的时刻，傅聪仍是坚定地恪守他的原则。为了表达对双亲的悼念之情，傅聪只是在一次独奏音乐会上，向观众说了一句话：“今天晚上我演奏的节目，都是我的父母生前所喜爱的。”傅聪用他的琴声，寄托着深切的哀思。这是他在公开的场合之中，对父母离世唯一的表达方式。?
1978年11月，傅聪的老朋友、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吴祖强率领中国艺术教育代表团访问英国，两人终于见了一面。得知傅聪想回国看看的愿望后，吴祖强要傅聪给邓小平写一封信，这是当时他要回到中国必须办的手续。1978年12月28日，邓小平在傅聪的信上写下批示：“傅回国探亲或回国工作都可以同意，由文化部办理。”他终于得到谅解。
1979年4月，傅雷的沉冤得到昭雪，上海市文化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为他举行追悼会，傅聪决定回国。这次回来，傅聪住了10天。这10天里，傅聪的眼里一直噙着泪水！从祖国回到英国，朋友们都说傅聪像换了一个人。他平静了，20年心神不安的游子生活已成为过去，他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从那以后，傅聪差不多年年回来一次，他讲学、演奏，尽一切力量为祖国做一点有益的工作。每次回来，傅聪都深深地体会到祖国对他的慈母心肠
傅雷，我国著名的文学翻译家；其子傅聪，当今世界一流的钢琴家。当傅雷被打成右派后，傅聪于1959年前后出走英国，这不但让傅雷在政治上背负了更大的负担，也让这对父子从此天涯远隔。由于儿子远走异乡，父子间只能靠书信交流，鸿雁往返，信函交驰，家书倾诉着父子之情，更拉近了父子之间的距离。
傅聪出生于1934年，他是个幸运儿，傅雷用他深厚的父爱，为傅聪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家庭环境。傅聪心中音乐的种子，是傅雷亲手播下的。傅雷曾经这样写道：“傅聪三岁至四岁之间，站在小凳上，头刚好伸到和我的书桌一样高的时候，就爱听古典音乐。只要收音机或唱机上放送西洋乐曲，不论是声乐是器乐，也不论是哪一乐派的作品，他都安安静静地听着，时间久了也不会吵闹或是打瞌睡。”?
由于傅聪对音乐的热爱，再加上傅雷的精心培育，终于在1954年8月，傅聪受中国政府的派遣到波兰学习。1955年在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上，傅聪获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成为第一个在国际性钢琴比赛中获奖的新中国的音乐家。就在傅聪的耳边响着一片赞扬声的时候，傅雷在家书中为儿子敲响了警钟：“遇到极盛的事，必定要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格外郑重危惧、戒备的感觉。”傅聪在写给父母的回信中，也诉说了自己对祖国的深情：我在波兰，波兰人爱我爱得那么深，那么热；我也爱波兰，爱得一样深，一样热。他们都说我是一个波兰化的中国人，中国籍的波兰人，但我究竟还是属于我最亲爱的祖国的。我想念祖国，想它的美丽的山河……
历史的误会
时间到了上世纪50年代末，傅雷被错划成右派后一直深居简出，闭门谢客，但其挚友周煦良教授却时常来坐坐。1959年初的一天，周煦良带来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上月，傅聪从波兰乘飞机出走英国！顿时，傅雷像一座木雕似的一动不动坐在那里，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
楼适夷(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对笔者谈及傅聪出走的一些内情：那次傅聪回国，时间紧，只在北京逗留，不能回上海。傅雷打长途电话给我，告诉我傅聪住在马思聪家里，要我替他去看一下傅聪。那次我发觉傅聪思想比以前活跃得多。他在闲聊中跟我谈到了苏联问题、波兰问题。我当时就劝告他，你作为留学生，不应该去谈论这些问题。回去后，我遇见周巍峙，向他反映了傅聪的情况。周巍峙又把情况转告了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钱俊瑞便把傅聪找来，批评了一顿，并说再这样下去，就把你调回来，叫你下乡劳动去！傅聪回到波兰之后，就接到回国的通知——离他毕业还有半年。其实，这个通知与钱俊瑞无关。可是，这使傅聪心中产生很大的误会，弹钢琴的手一旦拿锄头种地，就会大大影响他的琴艺。这个误会，也是使他产生出走念头的原因之一……
最终在一位英籍音乐教师的帮助下，傅聪悄悄买了从华沙飞往伦敦的机票，决定出走英国。傅聪坐在班机上时，正遇伦敦有雾，班机推迟起飞。这时，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已经察觉傅聪的动向，正要采取措施，但雾散了，班机起飞了。傅聪还在空中时，外国通讯社便发出了关于他出走的消息。傅聪刚刚飞抵伦敦机场，外国记者便包围了他，但他一句话也没有说。
是出走，不是叛国
傅聪出走之后，本来家书频繁、借笔长谈的父子俩，断绝了消息。就在傅雷最困难的时候，夏衍、柯灵捎来了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的话：“祖国的大门，任何时候都对傅聪开着。只要愿意回来，欢迎！”傅雷不由得打开妻子亲笔摘抄的《聪儿家信摘录》，其中傅聪1957年1月28日寄自波兰的信中说：“周总理见了我，就像老相识似的，亲热得很。这回周总理在波兰受到空前的热烈的欢迎，我想最主要的是周总理的作风太谦虚、太朴素了，使人觉得可亲，一点没有架子，对于像波兰这样一个受惯外族欺压的民族，这是使他们最感动的……”
后来经过上海市有关领导的批准，傅雷父子中断了10个月的通信联系终于又恢复了。傅雷的一封又一封长信，飞往伦敦。“孩子，十个月来我的心绪你该想象得到；我也不想千言万语多说，以免增加你的负担。你如今每次登台都与国家面子有关：个人的荣辱得失事小，国家的荣辱得失事大！你既热爱祖国，这一点尤其不能忘了。”为此，傅聪为自己制定了“三原则”：不入英国籍；不去台湾；不说不利祖国的话，不做不利祖国的事。他决心靠自己的艺术立足、谋生。
傅聪来到伦敦之后，记者们蜂拥而来，他闭门不见。有一位外国记者说，只要他同意作为该刊的封面人物报道，可以付他一大笔钱，但是傅聪却一口回绝了他。开头那几年，傅聪过得很艰苦，弹琴为生，收入甚微。他对祖国和家人的思念，也只能倾注在家书上。父亲在信中写道：“聪，亲爱的孩子，每次接读来信，总是说不出的兴奋，激动，喜悦，感慨，惆怅……我看了在屋内屋外尽兜圈子，多少的感触使我定不下心来。”“最近三个月，你每个月都有一封长信，使我们好像和你对面谈天一样，这是你所能给我和你妈妈的最大安慰。父母老了，精神上不免一天天的感到寂寞。唯有万里外的游子归鸿使我们生活中还有一些光彩和生气。”最使傅聪感动不已的是，父亲竟然“每天抄录一段，最后将近一个月方始抄完”，专为他“特意抄出丹纳《艺术哲学》中第四编‘希腊雕塑’译稿六万余字，钉成一本”，远渡关山，寄到儿子手中。
然而，1964年傅聪的一封信又传来了爆炸性的消息，他决定加入英国籍，因他是钢琴家，一年到头要“跑码头”，不入英国籍，在签领出国护照时诸多不便。傅聪把此事告知父亲，傅雷心乱如麻，几个月不给傅聪回信。后来，直到傅聪的长子凌霄出生，傅雷才于1964年10月31日复函。
他们做着骨肉团聚的美梦
1965年5月，傅聪路过香港，终于打通了离家后的第一个长途电话。那天，是妈妈接的电话。傅聪只喊一声“妈妈”，喉头便哽住了，双方都激动万分。傅雷在家书中这么写道：香港的长途电话给我们的兴奋，简直没法形容。5月4日整整一天我和你妈妈魂不守舍，吃饭做事都有些飘飘然，好像在做梦；我也根本定不下心来工作。尤其4日清晨妈妈告诉我说她梦见你还是小娃娃模样，喂了你奶，你睡着了，她把你放在床上。她这话说过以后半个小时，就来了电话！怪不得好些人要迷信梦！
6月5日，傅聪又路过香港，两度打长途电话给父亲，他的心情还是那样激动，以致忘了喊“爸爸”。傅雷觉得这是极大的憾事，他在家书中十分郑重地对儿子说：“电话中你没有叫我，大概你太紧张，当然不是争规矩，而是少听见一声‘爸爸’好像大有损失。妈妈听你每次叫她，才高兴呢！”
他们做着骨肉团聚的美梦。1966年4月，傅雷在信中告诉儿子：近一个多月妈妈常梦见你，有时在指挥，有时在弹协奏曲。她每次醒来又喜欢又伤感。昨晚她说现在觉得睡眠是桩乐事，可以让自己化为两个人，过两种生活：每夜入睡前都有一个希望——不仅能与骨肉相聚，也能和一二十年隔绝的亲友会面。我也常梦见你，你琴上的音乐在梦中非常清楚。
1966年11月，傅聪得知了父母去世的消息。一些外国记者得知傅雷夫妇的死讯，马上赶来，要傅聪发表谈话。他们的用心不言而喻。在那样的时刻，傅聪仍是坚定地恪守他的原则。为了表达对双亲的悼念之情，傅聪只是在一次独奏音乐会上，向观众说了一句话：“今天晚上我演奏的节目，都是我的父母生前所喜爱的。”傅聪用他的琴声，寄托着深切的哀思。这是他在公开的场合之中，对父母离世唯一的表达方式。?
1978年11月，傅聪的老朋友、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吴祖强率领中国艺术教育代表团访问英国，两人终于见了一面。得知傅聪想回国看看的愿望后，吴祖强要傅聪给邓小平写一封信，这是当时他要回到中国必须办的手续。1978年12月28日，邓小平在傅聪的信上写下批示：“傅回国探亲或回国工作都可以同意，由文化部办理。”他终于得到谅解。
1979年4月，傅雷的沉冤得到昭雪，上海市文化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为他举行追悼会，傅聪决定回国。这次回来，傅聪住了10天。这10天里，傅聪的眼里一直噙着泪水！从祖国回到英国，朋友们都说傅聪像换了一个人。他平静了，20年心神不安的游子生活已成为过去，他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从那以后，傅聪差不多年年回来一次，他讲学、演奏，尽一切力量为祖国做一点有益的工作。每次回来，傅聪都深深地体会到祖国对他的慈母心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