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烟从参军后就开始接受思想改造，可一直没有彻底改造好，否则也不会发往北大荒。而我到入学时，思想已经完全符合社会对同龄人的要求。这应了毛主席的一句话：“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我就是这样一张白纸，而社会则是握笔者，可以决定在上面怎么写、怎么画。我来西安后的头三年处于开智阶段，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社会对我的基本教化，正是在那个期间、通过三个主要渠道完成的，其过程堪称“润物细无声”。
第一个渠道是电影。对学龄前儿童来说，电影代入感很强，易于植入意识形态。那个年代的不少片子，主题突出、人物鲜明（一眼能分出好坏）、富于戏剧性，因此很适合孩子观看。诸如《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都是我耳熟能详的。里面不少台词我都会说，像什么“别看今天蹦得欢，小心明天拉清单”、“看到眼睛里就拔不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高！实在是高！”。鬼子进村那段经典音乐也加的有词：“李向阳在李庄，在李庄，duang，duang！”
由于爸爸当过志愿军，我对《奇袭》特别喜欢。张勇手的英俊带有一种匕首般的锐利，就算是《侦察兵》里的王心刚也比不了。后面那部片子剧情巧合太多，对成年人来说可能经不起推敲，但小孩爱看。尤其里面的王德标，简直太滑稽了。他中枪倒毙之前有一连串夸张动作，我都学得来。
除了故事片之外，还有两个动画片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个是《小号手》，里面的红小鬼和地主都画得活灵活现，在大山里骑马追逐时，景色变换极富层次感，有如一幅徐徐展开的瑰丽图卷。主题歌也好听：“军号哒哒吹，来了游击队。革命的红旗迎风舞呀，奋勇杀白匪。”另一个就是《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和玉荣这两个如今杳无声息的名字，在那时的孩子当中如雷贯耳。我对她俩的感情一直留存到现在。在写这一章的过程中我查阅资料，得知她俩当年因为保护公社羊群而遭受不同程度的残疾，心里还是感到难过。电影拍得唯美，尽管暴风雪肆虐，也不可能让儿时的我猜到现实中的残酷——那样有损教育效果，会让孩子更加在意躲避危险，而非保护公有财产。
第二个渠道是小人书。中国的小人书，不同于西方的动漫书，内容多以成人为主，其实是给小孩看的成人书。就算小孩在故事中扮演主角，游戏规则仍然是成人的，这明显有别于童话——童话题材的小人书也有，但数量不多，未对我的三观形成产生什么影响。
由于小人书在培养教育革命下一代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那时的政府实际上是在用举国体制来搞这个“小事业”，其规模之大，古今中外都少见，许多顶尖高手甘愿塌下心来为孩子作画。有本小人书叫《一支驳壳枪》，虽然不是什么名著，但我很喜欢。里面的老地主临死前告诉儿子，家里藏着一支驳壳枪，裹在油布包里；儿子把枪取出来，交给老地主；老地主刚接过去就断了气，枪当啷掉在地上。这几个镜头至今历历在目，足见画家功力。刚才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居然是戴敦邦画的，所以说小孩子未必不识货。
好的小人书总是细节满满，就像古董一样，可以反复把玩。张品操所绘的《小兵张嘎》就有这个特点，大到村郭院落、小到人物衣着，每个细节都很到位，生动传神。这本书我小时候翻看过不知多少遍，每遍都别有滋味，看着看着就入了画，和嘎子一起去历险。那种感受与看电影大不一样。电影总体上是欢快的，小人书则让我体会到战争年代一个孩子的艰难苦恨。嘎子奶奶在电影里被鬼子一枪打死，镜头只在她脸上停留了五秒钟，并没有嘎子出现。小人书里则足足画了三页：嘎子进屋见奶奶倒在地上，奶奶说自己被鬼子砍了一刀，嘎子让奶奶歇歇，要给她唱支好听的歌，奶奶却咽了气。我看到这里总会落泪，因为画中每个细节都那么真实，让我感受到嘎子有多么可怜。一个好的画家会利用所有笔触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而一个关注细节的孩子是能够接收到这些情感的。
还有一本小人书叫《一块银元》，也令我终生难忘。它是黑白木刻，看着非常压抑，很适合表现旧社会。里面那个小女孩被财主家抢去后，活活地灌入水银毒死，作为童女殉葬。这个情节本身就非常“炸裂”，画出来则更加触目惊心。记得我是坐在隔壁于家的床上、背靠着墙，和一个大孩子一起看的书。当手持纱灯、端坐在莲花上的童女出现时，我浑身都僵硬了，几乎背过气去。狗看到狗标本时，会战栗得走不动道。一个孩子看到另一个孩子被制成这样的标本时，内心会有多么恐惧，就可想而知了。我小时候对地主的刻骨仇恨，可以说与这本小人书有着莫大关系。
第三个渠道是广播。来西安以后，爸爸买了一台海燕牌半导体收音机，只有砖头大小，罩在一只黑色皮套中。每天早上，他要收听“新闻和报纸摘要”，到了晚上，他要收听“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其他时间收音机也经常开着，所以我的耳朵接收了大量信息，有些信息至今留在脑中。比如“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这几个名字，时不常就会莫名其妙地冒出来。我从网上查了一下，他们在1975年1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会议公报曾被反复播报，不知不觉间我就把他们给记住了（后三个名字押韵，听起来像一首诗，有助于记忆）。还有两个名字也老是连在一起：倪志福、赛福鼎·艾则孜。他们在1973年8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看来少数民族的名字容易吸引我的注意）。所以至少在5岁之前，我的听觉已经能够保存永久性记忆。
除却这些“垃圾信息”，收音机还是给我提供了不少有用信息，其中就有“小说连续广播”。那几年我听过两部书：《敌后武工队》和《烈火金刚》，都是袁阔成讲的。袁一口京片，嘴皮子非常利落，说起书来忽疾忽徐，扣人心弦，当中夹杂着大量俗语和俏皮话。我至今还记得刁世贵的一句话：“你拎着二两棉花，四处访访（纺纺）。”——那时候我对“保定府的狗腿子”实在太熟悉了！
不过广播对我的思想改造，主要还是通过革命歌曲完成的。每天早一遍《东方红》，晚一遍《国际歌》，雷打不动。中间则是几十首“红歌”，年复一年地以极高的频率播放。我连那些毫无关联的人名都能记得住，别说歌了。大脑皮层就像唱片一样被刻上音轨，这些歌藏在里面，永远也抹不去。90年代初，出了一盘磁带叫《红太阳》，里面全是毛泽东的颂歌，满大街都在放。听了几圈下来，没有哪首我不知道。
但我也不是所有革命歌曲都（完整）听过。比如有一首《不忘阶级苦》，曾经听同学哼唱，非常动人。不过唱来唱去，只有开头几句：“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最近我想起它，找来一听，确实属于“神曲”级别。这首歌曾新芳64年就唱过，在老百姓当中流传很广，但我小时候电台从来没有放过。究其原因，恐怕是曲调过于凄苦，像《小白菜》那样有一种乞怜的感觉，不足以表现受苦农民的抗争精神，故而进入不了七十年代的主旋律，只能沦为“民间小调”。
大概由于地域关系，当年电台播得最多的，还是延安时期的革命歌曲，比如《翻身道情》、《高楼万丈平地起》、《白毛女》（北风吹雪花飘）、《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这里面我最怕听《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因为声调太尖。我小时候听觉细胞敏感，要是有谁拿着刀片刮玻璃，我浑身都会起鸡皮疙瘩。我更喜欢听《北京的金山上》那样的舒缓歌曲。
妈妈有一只琵琶，平常放在大立柜的顶上。空闲的时候，她会取下来拨弄。有一次，她完整地弹了一曲《春江花月夜》。我当时趴在床上，听得如醉如痴。世间竟有这么美妙的音乐！后来我多次央求她再弹给我听，她都不肯，说怕吵着邻居。现在想想，倒也不难理解：那样的声音，夹杂在当年的革命歌曲中，实在太不协调了。
2026-6-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