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夏天，日本发动长衡会战，试图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衡阳，成为这场战役的关键。第十军奉命死守衡阳。日军从外围不断压迫，飞机轰炸、炮火覆盖、步兵集团冲锋接连不断。第十军则依靠工事、街垒和血肉之躯死死顶住。
到最后，衡阳变成一座巨大的废墟。粮食越来越少，弹药越来越少，伤员越来越多。士兵身上已经没有完整的军装，能够继续拿枪作战的人也越来越少。8月7日，日军发动总攻，猛烈炮击之后，日军突破守军阵地，从缺口涌入城区。
这时候的方先觉，面临一个没有选择的选择：继续战斗，意味着第十军可能全部战死；停止战斗，则意味着自己必须背负“投降”的骂名。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在最后关头，选择了谈判，提出保全第十军建制、不得杀害俘虏和伤员、保障官兵生命安全、将自己送往南京等要求，但日军不予接受，最终，第十军只好无条件投降。
日本人打衡阳打了47天，这座城市及其艰难才拿下，为此付出了巨大伤亡，方先觉作为最高指挥官，最后成为日军“战利品”，被日军看管，安置在衡阳城南罗家湾天主教堂。
方先觉被俘的消息传到重庆，蒋介石当即命令军统局长戴笠不惜一切营救。戴笠深知此任务难如登天，衡阳虽已沦陷，但日军戒备森严，罗家湾天主教堂更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寻常侦察人员根本无法靠近。
戴笠决定启用“地头蛇”——潜伏在衡阳及周边地区的军统特工和忠义救国军地下武装。最终，这项任务落在了被誉为“衡阳好汉”的抗日志士、民间义士欧万吉（人称欧老五）以及军统衡阳地下情报网的肩上。
1944年11月中旬的一个夜晚，秋雨绵绵，寒意透骨，淅淅沥沥的雨声成了夜色最好的掩护。欧万吉带着几名身手敏捷的军统核心骨干，身穿黑色夜行衣，嘴里叼着短刀，悄无声息地摸到了罗家湾天主教堂的后墙外。此时的教堂内，日军的哨兵正缩在屋檐下避雨，刺刀上的寒光在忽明忽暗的马灯下闪烁。
欧万吉对衡阳的地形熟稔于心。早在战前，这座天主教堂修筑时，曾留下过一条废弃的地下排水暗道，直通教堂后方的荒草沟。虽然日军进驻后封堵了大部分出口，但在军统内线协助下，这条秘密通道被暗中凿开。“咔嚓。”伴随着一块松动青砖的移开，欧万吉率先钻进了阴暗潮湿的暗道。
教堂二楼的一间严密锁闭的房间内，方先觉正独自坐在窗前，突然，窗栓发出轻微的叩击声——三短一长。方先觉眼神一凝，走到窗前，借着微弱的月光，他看到了一个身影向他招手：“军长，我们是蒋委员长派来接您回家的！戴局长让我们来接您突围！”窗外的人压低嗓音说道。
方先觉的心头猛地一震，热泪夺眶而出。随同被困的少将高参彭克负、副官王洪泽、曹华亭四人一同逃跑，几人轻手轻脚地撬开房门，利用日军换岗的短暂空隙，猫腰穿过长廊，钻入了后院秘密暗道。
就在他们刚刚进入暗道不到十分钟，一名日军巡逻兵便发现了方先觉房门虚掩，惊觉不对，当即拉响警报。霎时间，教堂内犬吠声四起，刺目的探照灯扫射着院落，日军宪兵端着三八式步枪嗷嗷叫着冲进房间。
此时的方先觉等人已经在欧万吉的引领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狭窄黑暗的暗道中急跑。身后不远处隐隐传来了日本兵叫喊声和皮靴踩踏地面的回响，空气中能闻到搜捕犬的腥臭味。“快！前面就是出口！”欧万吉低声催促。
几人刚从荒草沟的暗道口钻出，迎面便撞上了巡逻的日军小队。千钧一发之际，埋伏在附近的军统游击小组骤然开火，“啪勾、啪勾”的乱枪打乱了敌人的阵脚。密集的子弹将日军压制在掩体，欧万吉等人架起方先觉亡命狂奔，消失在茫茫夜色和暴雨之中。
摆脱追兵后，众人不敢有丝毫耽搁，昼伏夜行，依靠地下交通站的接应，穿过日军重重封锁线。一天一夜的急行军，赶到了三十公里外的衡阳县新桥游击区。在这里，接应的国民党军队和军统特派专车早已严阵以待。
当方先觉站在重庆的土地上时，举国轰动。蒋介石亲自在统帅部接见了这位抗日名将，对其力战被俘又智勇脱险事迹给予高度嘉奖。1945年2月，他所率第十军所属各师师长均获颁青天白日勋章，第十军成为国民政府军队中极为特殊的一支部队。
方先觉回到重庆以后，继续担任军职。抗战胜利后，又获得忠勤勋章。1949年后，方先觉去了台湾，先后担任澎湖防卫司令部副司令官、第一军团副司令等职，1968年退役。晚年的方先觉寄情书画。1983年3月3日，方先觉因心肌梗塞在台北去世，终年8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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