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1905年废科举，在具体落地之前，动静挺大。人们早就传说，科举要废，于是赶末班车的人呜呜泱泱的。但科举真的废了，大体波澜不惊。只有极少数落后地区，出现过秀才抗议的现象。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莫理循很兴奋，觉得连一个实行了一千多年的制度被废除，都能这样，可见中国今后的改革，将十分顺利。
然而，后来的新政改革，并不顺利，革命发生了。革命断送了清王朝，也断送了清廷的新政改革。后来的中外史家，将中国的辛亥革命，视为“托克维尔假说”的最好例证：一个传统王朝，改革更容易引发革命。而具体到当年的中国，最大的败笔，就是因为新政废科举。
综合史家之言，科举之废，导致王朝垮台，原因有二。其一，科举不仅是上升的阶梯，还是王朝与士人之间的纽带。一旦这个纽带断了，王朝出现危机，士子们就不帮忙了。其二，科举之废，导致大批士人失业，投奔革命。
众多读书人，通过进士、举人、生员，以及生员之外的众多参加过考试但没有考上的芸芸众生，构成了一个金字塔。这个金字塔，就是引导士子归心朝廷热心功名的那个彀，即唐太宗说，“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的那个彀。说成是纽带，也不离谱。
新政时期，由于新政的推行，士绅阶层与朝廷的联系，实际上加强，而非弱化了。在清朝历史上，士绅从来没有像新政时期那样，可以公开干预地方大员乃至朝廷的大政方针，抨击政府官员，决定政府预算。所以，也可以说，在废科举的同时，通过新政的改革，士人与朝廷直接的联系纽带，又多了一条。
退一万步说，科举不废，士人与朝廷的纽带不断，那么士人对朝廷就会一直忠诚下去，王朝就不会倒台，那么，隋朝的二世而亡是怎么回事？唐朝一直到发生黄巢大起义，依旧开科取士，怎么也亡了？此后的宋和明之亡，又是怎么回事？明朝灭亡过程中，没有大批的士人当汉奸吗？
咱们再说士子失业的问题。首先，没有证据表明，新政时期士人失业率增加了。第二，即使失业率增加了，也跟科举无关。科举考试，三年一次，每次不过取三、四百人，其他的举人大挑、拔贡选拔，名额也非常少。相对于上百万的士子而言，科举的确是他们入仕做官的一个途径，但绝非用来解决他们就业的。清朝一直到灭亡，虽然大幅度增加捐班力度，但官员的编制，却一直都没有怎么增加。
所以，众多的士子，如果指望做官来养家糊口，对于90%以上的人来说，其实是不可能的。每个士子，都有自己的职业，或者教书，或者学幕，或者经商。
废科举是对旧式教育有一定的冲击，但旧教育并没有被废掉。上不去学堂的农民，该上私塾，还是得上。况且，废科举之后，还有一个兴学堂，到学堂教书也是多出来的一种职业选择。事实上，新政之兴，工商业兴起，社会上读书人的机会是多了，不是少了。士子们可以去做医生、记者、律师，到新兴的企业做事。实在不行，还可以做新军。
所以，废科举导致士子失业，又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有谁能拿出数据，说明一下废科举前后，士子失业率是否大幅度增加了呢？
清末的新政改革，实际上是一场现代化的改革。中国，要经过这个改革，进入现代。这个过程，通过学习西方的教育体系，彻底改变中国的教育，培养现代化需要的人才，至关重要。中国的现代教育，其实从1860年代开办同文馆就开始了。
但是，只要科举不废，无论本土新学堂还是留学教育，都办不好。宝贝得像金豆子一样的留学生，归国之后，要搁下所学，准备科举考试。同样，在国内新学堂就学和毕业的学生，也要准备同样的考试。不考科举，这些人就没有社会地位，为士林所看不起。严复号称是国内最懂西学之人，但归国之后，官任天津水师学堂教习，不好好务正业，却一直要为一个举人的名义，在福建和京师两地奔波，参加考试。直到科举被废，也没有考上。
同样，进了江南水师学堂的周树人周作人兄弟，学的是管轮，枪炮和鱼雷，也得回乡参加科举考试。即使在新学堂，学生科考得售，学堂也会为之挂牌庆贺。在北洋武备学堂读书的冯国璋，考取了一个文秀才，连李鸿章都被惊动了。赞许道：一个武学堂的学生，居然能考上文生！
西式的新教育，实际上是为了社会的，它的出口，是整个社会，而不是像中国那样，学校的出口仅仅对着官场。社会需要的各种人才，必须通过学校才能培养出来。传统的工匠，无论多么心灵手巧，都看不懂机械制图，不懂得怎样设计制造机械零件，更谈不上怎样设计安装设备，安排工厂布局。即使现代工厂的经营管理，也不是传统的商人所能胜任的。
洋务运动期间，中国办了那么多现代工厂，官员不会管，请来懂洋务的买办，其实也管不好，非得专门人才不行。事实上，现代社会的所有专门人才，无论经济、工程、法律、医学等等，都得经过专门的学校培养。而普通教育，就是为了人们接受专门教育做准备的。
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如果一个社会已经设置了新式学校，由于科举的存在，新学校肯定是办不好的。无论政府怎样优待新学堂的学生，发多少补贴，里面的学子也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只要科举制度还存在，士子们就心向神往，读书人只有走科举之途，才会为人看得起，才会得到相应的社会地位。
一个正常的现代社会，官场的需求，只是社会需求的一个小部分。不改变读书做官的官本位价值，中国的教育，就永远新不了。只要官本位在，读书人就永远都往官场里挤，社会的现代化，就永远也实现不了。而打破官本位，就当时而言，只有废科举。
所以，清末的新政改革，科举非废不可。不管当时的主政诸公是否清醒地意识到了科举是什么一种制度，但他们都看见了洋务运动以来严酷的现实，科举不废，学堂不兴。中国的现代改革，教育改革是基础。西式的教育体系，必须确立，西方的学科体系，也必须引进。否则，所有的现代化人才，都得从外面雇，不仅成本受不了，而且现代化也无从谈起。所谓现代化，本质上就是人的现代化。
实际上，清廷的覆灭，跟废科举关系不大，主要是朝廷在操作中出了问题。满人最高统治集团出于防范在改革中大权旁落，大动作地收权。不仅赶跑了袁世凯，将全国的兵权，都是收回到摄政王载沣小哥儿仨手里，而且通过所谓的铁路国有政策，收回地方和民营资本的路矿权。
更过分地是，以成立责任内阁为名，搞皇族内阁，把行政权牢牢抓在皇族手里。这样的收权集权操作，跟清末自太平天国叛乱以来，地方分权的大趋势，迎头相撞。在满人整体能力急速下降的背景下，这样的收权，就显得更不得人心。
清末新政改革以来，通过地方自治、兴办企业、大办社团进而预备立宪选举而壮大起来的地方士绅和绅商，当然难以容忍这样的收权和集权。在抗争未果的情况下，转而对满人统治极度失望，愤而收回对朝廷的支持。革命党人恰好这个时候出来放火，他们就乐意添柴了。士人的离心，不是因为废科举，而是由于朝廷犯了盲目收权的大错。
清末的新政改革，当然不会一点问题也没有，但的确没有太大的漏子。我们后人所讲的新政种种弊端，其实所举的例证，大体出自当年的报纸报道。而报纸这样的报道，恰是由于改革导致的言路开放，这本身就是改革的成果，而且是不小的成果。改革的失败，恰是由于原本是一场放权的改革，半途出现了收权这种逆改革，无论如何，逆改革与废科举无关，它所导致的改革失败，也与废科举无关。
科举废除之后，1952年的教育改革，又将之请了回来，全国统一的高考和毕业生分配制度，等于把高考变成了科举。不仅文科，连理工科的毕业生，也都变成了“国家干部”。这一改动，使得中国废除官本位的任务，又拖长很多年，直到今天，依旧没有完成。科举的阴魂，不仅在高考上空徘徊，而且盘踞在公务员考试中。当然，这已经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