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的眼光——杂谈婚姻、时代与命运
我青少年时期，大约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最喜欢听外婆讲她年轻时的故事。
她说话时，一会儿是杭州话，一会儿又夹着上海话，偶尔还讲点福建方言。那是她年轻时辗转杭州、上海、福州、厦门、漳州等地生活留下的痕迹。那时候，我总觉得她讲的都是遥远的民国往事，仿佛离自己隔着几个时代。如今想来，其实那些故事距离当时不过三四十年而已；而如今，我大学毕业也已经四十多年了，时间流逝得竟如此之快。
和平年代，几十年往往平平淡淡，一晃而过。而外婆那一代人，却经历了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政权更替，以及随后接踵而来的各种政治运动。他们常常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更不知道下一顿饭在哪里。对于他们而言，许多时候真可谓度日如年。时代跌宕起伏，也让他们每个人的人生都带着几分传奇色彩。
外婆出生于1912年的杭州，是民国元年出生的人。她只有小学三年教育经历。就她那个年代，算是受过良好的教育，虽然一生只是基层小学教师，但见识广博，谈吐文雅，分析问题条理清晰，气质颇像一位大学教授。后来，母亲在南昌一家大医院当护士，医院宿舍里的不少医生第一次见到外婆，都误以为她是民国时期大学毕业的知识女性。
外婆一生阅人无数，也常以此自信。后来回头看，我不得不承认，她看人的眼光，确实相当准确。她虽然一直在基层小学教书，但同事中也有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谈吐优雅，风度翩翩。
外婆曾给我讲过一件令她终身难忘的事。位年轻男教师，学识很好，待人谦和，却因为人生受挫，最终选择在脸盆里溺水自尽。她一直感叹：“脸盆也能淹死人？真是想不到。”她还说，当时自己曾向那位青年传福音，希望能帮助他，可惜终究无济于事。
丁老师：一桩婚姻改变了一生
过去的南昌城区很小，郊区谢家村距离八一广场不过五公里，却已经算乡下了。那里有一家玻璃厂，外婆过去的一位同事丁老师在那里当会计。她每次进城，总喜欢来家里找外婆聊天，说着一口带吴语口音的普通话。
民国时期，她们曾在同一所小学任教。
抗战胜利后，丁老师正值青春年华，爱漂亮，也喜欢打扮，在那个年代算得上思想比较新潮。她父亲是一位牧师，每次见到外婆，总会询问女儿在学校里的表现。
外婆是一位虔诚而诚实的基督徒，从不说违心的话。她坦率地告诉丁老师的父亲，自己并不赞成丁老师与一些爱玩、爱混日子的青年交往。
然而，女儿长大了，父母终究不能替她决定人生。
解放前夕，丁老师恋爱结婚了。外婆见过那位男青年，当时便提醒她：“这个人看起来不太正，总觉得哪里不对劲，没有正式学历，也没有一技之长。”
后来事实证明，外婆没有看错。1953年镇压反革命运动期间，丁老师的丈夫陪岳父去火车站送行，当场被逮捕，几天之后便被枪决。丁老师后来对外婆说：“我去收尸体时，见脑袋天顶盖都掀起来了。”一句江西方言，道尽了那一刻天崩地裂般的绝望。
从此，她独自抚养与前夫所生的女儿，在玻璃厂找到工作。后来，她改嫁给厂里扫盲班的一位工人，又生下一个女儿。
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因为前夫被定为“特务”，她也受到牵连，遭到批斗。更令她寒心的是，现任丈夫不仅没有保护她，反而公开宣称：“她嫁给我，就是为了洗刷自己的历史污点，因为我是工人阶级。”
丈夫脾气暴躁，酗酒，还提出离婚。
丁老师却坚决不同意。
她气愤地说：“我偏不离！我要拖死这个臭老头！既然他们说我是历史反革命分子，那你是我丈夫，也别想政治上干干净净，我也要让你背这个黑锅！”
如今想来，这既是一句赌气的话，更是那个时代普通人面对命运时无奈而悲凉的抗争。
欧阳老师：命运惊人的相似
1973年，某天，外婆到南昌阳明路菜市场买菜，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女士忽然拉住她。
“徐老师，你还认得我吗？”
两人仔细一看，立即认出了彼此。
她姓欧阳，也是外婆年轻时同一所小学的同事。
当天，她来到我家做客。直到今天，我仍记得，她皮肤白皙细嫩，举止文雅，即使年过半百，仍然十分漂亮。
聊天中，她向外婆打听初恋男友蔡会计的下落，神情十分落寞。
她的人生，与丁老师几乎如出一辙。
年轻时，她没有追上稳重踏实的蔡会计，而是嫁给了一位国民党青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这位丈夫同样被枪决。
解放以后，她没有固定职业，只能带着前夫留下的女儿，后来改嫁给一位双腿残疾的老干部。
外婆感慨地说，蔡会计聪明稳重，靠本事吃饭，也许正因为觉得自己驾驭不了活泼漂亮的欧阳老师，才突然失踪，默默离开。从此，再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后来，欧阳老师的女儿长得像母亲一样漂亮，在南昌当工人。1976年，她嫁给了继父的儿子——一位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工程师，成为那个年代一段颇具传奇色彩的“亲上加亲”。
而丁老师的大女儿，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后来嫁给了一位同样出身不佳、却有海外关系的青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小夫妻移民海外，丁老师晚年也随之移居国外。
外婆也曾痛哭流涕
外婆常说自己“阅人无数”。
小时候，我觉得她有些自负；如今，我反而相信，她确实拥有丰富的人生经验。
最大的例子，就是我父母的婚姻。
当年，母亲与父亲恋爱时，外婆极力反对。
她认为，我父亲虽然高中毕业，却没有真正的学识，也缺乏能力，人比较愚笨，不求上进，将来难以承担家庭责任。
母亲平时几乎什么事情都听外婆安排，唯独婚姻这一件事，坚持自己的选择。
外婆劝过、骂过，也哭过。
她后来回忆，当时自己哭得死去活来，却依然阻止不了女儿。
事实后来证明，外婆并没有看错。
父亲后来因政治问题被劳动教养，母亲不得不选择离婚。离婚之后，他对子女的抚养责任履行得很差，长期拖欠，甚至拒绝支付抚养费。
今天回头看，我不能否认，外婆当年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
然而，人生并不只是“看得准”就够了。
即使判断正确，也改变不了别人的选择，更改变不了时代的洪流。
古稀之年的理解
如今，我也步入古稀之年。
随着年龄增长，我对父亲的看法，与年轻时已经完全不同。
年轻时，我埋怨过他，也责怪过他。
如今，我依然认为，外婆没有看错。他能力平平，性格木讷，不善谋生，也没有尽到丈夫和父亲应尽的责任。
但是，我也越来越觉得，他同样值得同情。
他也是那个时代的受害者。
政治运动毁掉了他的前程，也改变了他的命运。他逐渐被时代抛弃，失去了重新开始的机会，后来的人生，不过是在社会边缘艰难地活着。
这是他的责任，也是他的悲剧。
而我自己，也一直有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
父亲还在世的时候，因为童年的经历，我始终对他怀着怨气，很少主动去探望他，更没有静下心来，认真听他说说自己的一生。
直到自己渐渐老去，才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局限，也都有无法言说的苦衷。
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愿意陪他多坐一会儿，陪他喝杯茶，听他说说年轻时的故事，听他说说那个把他推向人生低谷的时代。
可惜，人生没有如果。
留给我的，只剩下迟来的理解，与无法弥补的遗憾。
我的婚姻
回首往事，我终于明白，外婆反复讲述丁老师、欧阳老师以及母亲婚姻的故事，并不是想控制我的人生，而是希望我能够吸取前人的教训。
她也一直为我的婚姻祷告。
感谢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一生只谈过一次恋爱，对象就是如今的妻子。转眼之间，我们结婚也将近四十年。
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婚姻。
真正维系婚姻长久的，不是激情，而是彼此忠诚、互相包容、彼此忍耐，在漫长的人生中携手同行。
我也深知，自己是幸运的。
幸运的是，我生活在一个没有战争、没有大规模政治运动的和平年代。与外婆那一代人相比，我所经历的风雨微不足道。
回望家族几代人的婚姻，我越来越相信：一个人的品格固然重要，但时代对命运的影响，有时远远超过个人的努力。婚姻可以选择，时代却无法选择。
因此，我常常感谢上帝的恩待与扶持，也感谢外婆留给我的那些故事。她不仅教会了我如何看人，更让我懂得：对人可以有判断，但最终仍应怀着怜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过是在各自的时代里，努力活过一生的普通人。
时代变了，婚姻也变了
今天的社会，与外婆、父母，还有我年轻时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父母对子女婚姻的影响越来越有限。年轻人自由恋爱、换恋爱对象，晚婚甚至未婚同居，都已经十分普遍。有人认为，这给了彼此更多了解和试错的机会；也有人认为，这削弱了婚姻的神圣感。
究竟是进步还是退步，见仁见智。
早恋、早婚究竟是理性的选择，还是青春期荷尔蒙驱动下的自然反应？恐怕没有统一答案。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时代不同了，人们面对婚姻的自由更多，承担的责任也更多。我还是完全赞成过去的传统的婚恋观，那是符合我所信仰的，圣经中的教导。
2026/7/6于多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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