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稍微好一点的大学的老师，都不用为生活发愁。而在抗战时期，即便是贵为西南联大的教授甚至是领导层，都不能保证一家生活无虞，最后，西南联大的老师还闹出了集体讨薪的事情。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夫人都要靠卖饼补贴生活
1943年7月18日，清华大学教授金岳霖在伦敦与陈西滢等人自然而然聊起在昆明西南联大的一些好友的情形。金岳霖透露，西南联大的教授们生活非常清苦，他们平均每月的收入仅在2300元法币左右，入不敷出。
与他交往密切的教授家庭情况，他都如数家珍：张奚若教授每月花费6000元，缺口在3000元。为了填补窟窿，保证一家人的基本生活，他不得不将陕西老家继母和夫人的两块地都卖了，还准备将一件昂贵的皮大衣作价30000元卖掉。
即便是贵为清华大学校长、西南联大三常委之一的梅贻琦，日子也不好过。金岳霖透露，梅贻琦月工资是2400元，全家七口人在外包饭，每月就要2100元。虽然梅贻琦每个月都将工资上交，梅夫人仍感压力山大，决定去找事做。后来她与另外一位教授太太每天在学校做饼卖，以补贴家用。
联大中文系主任朱自清是那时昆明大街小巷寄卖行的常客，从行军床、被单到灯泡、台灯、淋浴器，但凡能卖的，无所不卖，甚至哪个寄卖行的人给的价格比较公道，他心里都十分有数。
维生为艰者，绝非朱自清一人。
这是西南联大总务处长郑天挺亲眼所见：西南联大教授罗庸，到昆明“五年未制新衣，领袖皆破，日日在校，人人皆穷”。为了去陪都重庆出差见官不至于太寒伧，才临时请夫人补缀一下那件破旧的棉袍。
西南联大哲学心理系主任汤用彤则在1942年就变卖了皮衣，经常以稀饭度日。
低层教师的日子就更难过，联大的助教鲁溪说，“多数的人每月拿到的薪金，只能用到月中，下半月如有什么用项，就只能等到月底发了薪时再说了……到了生活不足以维持最低的生活时，那到校外兼差就成了唯一自救的办法。”
到了1943年，这个问题更加严重，陈序经、张奚若等人曾经集议教师生活问题，甚至向校方施压，加薪，如不得解决，就要绝食，并请学校当局辞职。问题最后闹到了陪都，惊动了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和行政院院长孔祥熙。
卖饼卖包子做二房东到处兼差 教授要为稻梁谋
工资低，通货膨胀厉害，令西南联大的教授们无法安全安心教书育人。应付日常的生活开销成了他们生活中不可承受之重，他们不得不将一部分精力投入到工作以外，校内外兼差就成了常态。
于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就经常看见这一幕，一些教授或者教授夫人，在校园内外做起了小本生意 ，如梅贻琦夫人开始是与人合办了一个食堂，让师生在此包饭，后面又开始卖饼。
著名翻译家杨宪益的妹妹杨苡当时就读于西南联大外文系，她就亲眼所见，有灵泛的教授太太将租住的房间拿一间出来，就在门口生一口炉子，架上蒸笼就蒸包子或做饼来卖。有一次，张兆和沈从文请学生吃什锦肉包子，就是林徽因从一个联大教授太太开的店买起送过来的。
稍微有点本钱，来到昆明又早的一些教授，则做起了二房东，将一些地段较好的房子提前号住租下，再高价转租给后来的老师或学生，每个月享受固定租金，没有做餐饮那么辛苦，但前提是你得手中有余粮。
没有本钱，一些人就打起了公款的歪主意。联大电机系一位主任，挪用了买发电机的公款去做生意的本钱，被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朱自清兄长朱物华发现，先后告发到工学院院长和联大常委会那里。
做生意，有胆小的，也有胆大的。当时昆明存在着地下黑市，许多人以倒卖从印度、缅甸和香港来的进口货物为生，俗称“黄鱼”，其实就是走私。但大部分联大的教授没有这个资源，也不屑于做这样有辱斯文和良知的事。
很多教授还是凭自己的本事兼差赚钱。
朱自清除了变卖家当，就是不断地接讲座和演讲，在报刊杂志上撰文，赚些演讲费和稿费养家糊口。闻一多则以为别人雕刻印章赚钱补贴家用。外交史教授蔡维藩的生活费得自于《中央日报》的稿费和直播电台的演讲费……
狼有狼道，蛇有蛇踪。在老师为果腹而奋斗的时候，西南联大的许多学生也在外面兼差，有的在邮局当邮工，利用每天放学后6点到深夜1点的时间，抄写600到1000件信封，有的做家教，有的寻找做专任教员的机会，还有的利用周末卖报纸，一份报纸卖150元，可以赚到5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