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逼人说谎，饥荒纯属人祸
（上接《信阳事件的来龙去脉之4》）
然而，中共河南省委很喜欢这个报告，并于 11 月 17 日向全省转发，提出了要组织粮食入库的新高潮。 怎样掀起高潮呢？省委在转发潢川县委的报告的按语中写道：
“省委认为这个报告很好，提的情况很具体，不仅找到了粮食征购完成不好的根本原因，而且以反右倾 鼓干劲保卫总路线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了材料准备。”
潢川县桃林公社，食堂停伙、社员挨饿不仅没有放松征购，反而更加紧了。县里说，下面有粮食，就 是不拿出来，别看白天食堂停伙，晚上吃干饭，让各级查漏洞、查隐瞒，见粮就往上送。吴集大队杨 楼生产队留了 25 斤“泥巴苏”稻种（水稻的一个品种），也拿去顶征购任务入库了。县、公社几乎 每天开电话会议，要进度，搞评比，让任务完成不好的队在大会上作检查。
有的大队书记听说要开电 话会议就吓得发抖。何陂大队为了查漏洞、查瞒产，搞车轮战术，大队干部轮流值班，一连开了十天 十夜生产队干部会，动员，辩论，自报隐藏粮食数量，下去验收，验收没找到粮食就再动员，再辩论， 再自报。最后把全大队所有的草垛都扒了一遍，才搞出了 3000 多斤粮食。
县社干部这种态度是上级逼出来的，更是那种政治体制下的必然结果。信阳事件发生后，中共潢川县 委在 1960 年 6 月 3 日的检查中写道：“我们的想法是，要千方百计地完成征购任务，保持连续三年 潢川在征购工作中的红旗。在征购任务完成了 60％进展很困难时，地委召开了电话会议，我们排到 了倒数第三名，省委宋致和书记在电话会上点了潢川的名。”
“我们分不清实事求是和右倾机会主义 的界限，个人主义思想严重，患得患失，不敢说实话，怕把产量报低了，说是否定大跃进、大丰收， 怕受批判，怕戴右倾机会主义帽子。”
官员是上级任命的，上级满意，官运就亨通，上级不满意，就 会丢失前程。所以，迎合上级，不顾老百姓死活，也就是必然的了。为了讨好上级，就逼下级完成上 级交给的任务，一级逼一级，逼到下面就不择手段了。
打人，就是最常见的手段。 息县的征购工作也很残酷。11 月初，在食堂停伙、人口大量死亡的情况下，强征购、反瞒产仍在继 续进行。公社代理第一书记钱庆怀，在他主持的 10 个大队中，每天夜里 12 点开汇报会，凡是征购任 务完成排在后三名的，当夜进行批斗。据这个片 8 个大队统计，被斗的大队干部 22 人，小队干部 39 人，作业组长 44 人，当场打死 1 人，打后死去的 7 人。
对讲实话的干部一律扣上“否定成绩”、“右 倾分子”的帽子，进行无情斗争。叶庄大队党支部书记刘炳智说没有粮食，征购任务完不成，当场被 斗，四个人抬起刘的四肢，像“打夯”一样往地面上摔打，鼻流血，腰被摔伤。
40 年以后，我到息 县采访，这里的老农民还记得这位钱书记。老农民说，钱庆怀原来是副书记，公社书记熊永宽到县里 开会去了，让钱留下来搜粮食，他带领十员大将（公社武装部长等打手），一个大队一个大队地搜， 有一点粮食就弄走，搜走了上万斤粮食，因此他有“政绩”，由副书记升为代理书记。
息县在反瞒产 私分的斗争中，对被斗对象施行了惨无人道的刑罚：捆绑、吊打、揪头发、炒盐豆。 我在调查中发现，山东、甘肃在反瞒产中也有这种刑罚。什么叫炒盐豆？1999 年，我问了不少河南 人和山东人都说不知道。2000 年 8 月，我在甘肃省通渭县找到了一位被炒过豆子的老干部，他向我 介绍了这个刑罚的情况：执行者有很多人，他们站成一个圆圈，被炒的人（一个或多个）站在中间， 四周的人把他们从这边推到那边，又从那边推到这边，这样不停地推来推去，被炒的人倒在地上，再 命令他站起来继续“炒”，直“炒”到站不起来被抬出去。一些有心脏病的人被“炒”死了。
四川省 把这种刑罚称为“洗毛芋头”。 据不完全统计，在反瞒产过程中，息县全县共打死、逼死群众 1065 人，其中当场打死 226 人，打成 重伤以后致死的 360 人，自杀的 479 人。基层干部被打死 29 人，打残 46 人。据防胡公社 9 个大队 统计，29 个干部打死群众 91 人。大队支书王心月亲自打过 150 多人。副支书朱炳堂手拿皮带见人就 打，打过 44 人，打死人数未查清。大队团支书王凤才共打过 36 人，据群众反映，他打死了 16 人， 他自己只承认 3 人.
1959 年冬天，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原称卫星人民公社）第二任党委书记郭 书志（第一任书记陈丙寅被上级派遣组成“中国嵖岈山人民公社农业代表团”出访印度）接任时，粮 食已被征购一空，他正发愁没粮食吃的时候，接到了地委书记路宪文的电话，路书记火冒三丈地吼： “当前粮食问题上两条道路的斗争十分激烈，你死我活。大丰收是客观存在的，是事实，不承认是不 行的。嵖岈山人民公社是闻名全国、全世界的地方，怎么也发生闹粮问题？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必 须狠狠打击闹粮的不法分子。私分瞒产是普遍的，多数是在干部有组织有领导下进行的，他们藏粮食 从天空到地下，从山坡到河沟，从村内到村外，这是造成粮食紧张的主要原因，要开展对观潮派、秋 后算账派、极右派的斗争，不要手软，要狠狠地斗，狠狠地批，把粮食挖出来。明天，你们遂平县要 组织一个挖粮报喜的高潮，向地委报喜。否则，以违犯党的组织原则论处。”
在路宪文的命令下，遂平县委书记蔡中田急忙赶到嵖岈山人民公社，对郭书志说：“开会，召开三级 干部会，快。”很快，全公社的大队和生产队干部都集中到公社办公处前的空场上。他们的讲话很严 厉；“我们要下决心、下狠心把粮食挖出来，不留一点死角。该斗的斗，该捕的捕，不能手软，更不 能姑息迁就。谁庇护他们，就连他一块斗。”接着分组讨论，自报粮食。
胜桥大队党支部书记高德，在县里召开的三天反瞒产私分大会上吓病了，在家吃了几天药刚刚见好。 听到通知他开会，心里就很紧张。听说要留下来讨论挖粮食，心里一急，眼前发黑，一头栽倒地上， 口吐白沫，下意识地说：“没粮食……真的……没粮食……”人们七手八脚地把他抬进屋子里，仍然 浑身发抖。
一位叫包根的小队会计，被当作重点突破的对象，对他开展批斗。包根经不住拳打脚踢， 就说生产队长朱遂平和他本人藏了粮食 500 斤。朱遂平立即就成了批斗对象。他开始看不起包根的软 弱，昂首挺胸地站在人群中间。一阵拳打脚踢之后，朱遂平倒在地上，又被人揪头发拉了起来。有人 拿来一条凳子，让朱用一只脚站在凳子上面做“金鸡独立”。没待朱站好，就有人冲上来一脚踢翻凳 子，朱遂平倒在地上。人们冲上去又是一暴打。打过，又让他做“金鸡独立”。朱被打得血流满面， 还没承认藏粮食。于是，就用一根细麻绳把朱捆了个结实，麻绳勒进肌肉里，再把绳子搭到树上，使 劲一拉，朱遂平就被吊在空中。不到一袋烟的功夫，朱遂平满脸豆大汗珠往下滚，脸呈猪肝色。
朱遂 平开始求饶：“放了我吧，我说，我全说。”（江天评：在一尊独大的恶政面前， 硬汉子只有死路一条。极权制度是症结，不可苛责人性）参加会议的生产队干部看到这势头纷纷交待：这里藏粮 食多少万斤，那里藏豆子多少万斤。三级干部会大获全胜。中共遂平县委立即向信阳地委报喜：三天 挖出粮食 45900 多斤。会后按照大家交待的去挖粮，一两粮食也没有找到。
1959 年 12 月，已经是饿死人最多的时候了，河南省委还念念不忘征购任务。省委副书记宋致和 12 月 4 日给省委的报告中写道：农村生产情况很好，“在逐步认清农村阶级斗争形势、强调依靠贫农和 下中农、发动群众深入工作后，部分县（新蔡、上蔡、汝南）的征购进度有较快的进展，完成了任务， 而有些征购进度仍然迟缓，至今完成情况很差。”他认为“没有完成任务的原因大致可分三种”，一 是大丰收，征购任务不重，能够完成任务，基层干部存在思想问题；二是有思想问题，也有工作问题； 三是工作努力，但生产差。他认为“凡是大队和生产队贫下中农占优势、掌握了领导权的，既能完成 征购任务，也能安排社员生活；凡是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为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篡夺了领导权 的，瞒产私分严重，既不肯完成征购任务，社员生活也没有很好安排，因为他们瞒产私分的真正目的 是要搞垮食堂。”，不过，宋致和在这个报告中还是拐弯抹角地为农民说了两句话：“这些地区目前 不应该单纯地抓粮食征购了，必须全力转为抓好分配，安排好社员生活，……如果再硬突粮食征购， 就有脱离群众的危险。”
光山县城关公社李堰湾大队，农民的口粮、种子、饲料全被征光了，食堂普遍停伙断炊。食堂停伙以 后，大队干部还规定“三大纪律”：不准社员家中冒烟，不准挖野菜，不准外逃。大队组织了一个由 12 个人组成的搜查队，对社员家三天搜查一次。这个大队 25 个党员中，有 21 打过人。社员称大队，
办公室是“阎王殿”。全大队原有 346 户，死绝了的有 39 户，原有人口 1496 人，死亡 555 人，其 中，饿死 490 人，打死 55 人，逼死 10 人，遭受毒打的有 438 人。 中共河南省委事后报告：“全区大队以上的干部共有 5 万人，犯有种种违法乱纪的干部估计不下 50％， 一时打人成风，成千上万的人被打死、逼死、打残，绝大多数公社、队设立监狱和劳改队，乱捕、乱 扣成风。” （待续）
江天注：本文引自杨继绳著《墓碑》的有关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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