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积贫积弱的晚清末年，财政收入却是“康乾盛世”的十倍zt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晚清时候中国由天朝大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的割地赔款，使得整个国家都是积贫积弱，乃是中国历史上最“贫穷”阶段。在晚清老照片里，除了慈禧太后李鸿章光绪皇帝等这些达官贵人之外，普通老百姓衣不遮体，穷得如叫花子，沿海一带的中国老百姓都下南洋或者去美国当劳工。

但是，令人奇怪是，对西方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的晚清，兜里依然非常有钱。所以，很多人奇怪，贫弱的晚清，为什么财政收入能翻倍呢？

晚清的赔款

我们现在看看晚清不平等条件的赔款金额。晚清对外赔款条约，第一次就是鸦片战争，在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清政府赔款2100万银元。但在战争中，1841年也签订《广州合约》，也赔款630万银元。

在战后一年的1843年，在《南京条约续约》中，清政府再次赔款金额为670万两白银。

当时银元是西班牙银元，一块约合7钱一分白银。因此，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一共对英国赔偿了 2544万两白银。

在1856-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中，尤其在1856年到1860年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其中在1858年的中英《天津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中，清政府对英国的赔款金额为400万两白银，对法国为200万两白银。

在1860年《北京条约》对英国赔偿1300万两银白，向法国赔偿800万两白银！

在此期间，沙俄乘火打劫，与清政府签订《瑷珲条约》，割走了中国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又怎是金钱可以衡量的！在1876年和1881年清政府又在其他条约中向英国赔偿20万两白银，向沙俄赔偿900万卢布。

在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日本狮子大开口，竟然开出赔款2亿两白银的要求，清政府却是一口答应。除了两亿两白银之外，为了让日本退出辽东半岛，清政府还另外给了其3000万两白银的“赎辽费”，以及150万两白银“威海卫驻军费”！

甲午战争悲哀也没结束，在五年之后，1910年八国联军侵华，大清战败一年后与八国联军签订的《辛丑条约》赔偿金额更是令人瞠目结舌：4.5亿两白银！

清朝的财政收入

但是，面临如此巨大金额的赔偿金额，晚清政府却是一只眼都不眨眼，说赔就赔，一副财大气粗的模样。有资料统计，乾隆执政时候，财政收入是4000万两白银一年。如果这些财政收入都用在晚清对列强赔款上，乾隆也没有钱花费在“六下江南”，至少也要中国人勒紧腰带30年才还清，但晚清政府却毫无犹豫去赔款，这是为什么呢？

现在就有一张表格说明问题：

（表一）

可以看到，清朝初年财政收入规模从顺治初期的2428万两，在雍正时候迅速增加到3,585万两，主要是这一时期实施的税制改革，那就是“摊丁入亩”。然后财政收入增加到乾隆中期的4858万两白银，总量增加了一倍，在乾隆末年又略有下降。

之后，在1840年鸦片战争十年内，清政府的财政收入维持在三、四千万两白银左右。在咸丰、同治年间的财政收入缺乏史料具体记载，但这一段时间虽然产生厘金这样的新税目，但为了镇压当时太平天国等各地起义军，造成军费开支膨胀消耗了财政收入，因此清政府财政收入也不会增长太大。根据估计，这一段时间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大体应该维持在5000-6000万两白银之间。

清朝财政收入飞速增长是在光绪年间，以下表格也是光绪到宣统的财政收入统计：

（表二）

可以看到，在积贫积弱的晚清末年，还是一副土豪的模样。清末财政收入，从鸦片战争时候的4000万到同治年间的6000万，再到甲午战争时候的8000万，在1908年达到了二亿，在1911年清朝灭亡时候，财政收入达到了三亿。这么庞大的财政收入，几乎是清初最繁荣时候“康乾盛世”的十倍。

清初财政体系之建立

我们现在看看，大清虽然是满族少数民族建立的朝代，但是搞钱能力也胜过明朝。清军入主中原时候，满清贵族也知道自己打仗虽然厉害，但文化比较落后，为了统治中原地区广大的社会，必然吸收汉族统治者的治国之道。同时，前朝灭亡也使得刚入主中原的满清贵族惴惴不安，必然也要改革明朝制度。

 

所以，清朝在制度上也可以说是明朝的2.0版，也就是改进版，在财政收入继承了明朝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另一方面也改革明朝弊端，并且实施三大财税政策，新增人丁永不加赋、摊丁入亩、火耗归公。

丁，就是成年男子，就是新出生的男子不加赋税。摊丁入亩，就是取消明朝之前的人头税，根据土地规模多少来收赋税。这样，户籍管理也没控制这么严格，有利于促进人口流动与工商业发展，也自然增加清初的财政收入。

火耗归公也是雍正提出的，火耗就是民间上缴的碎银，熔炼成大银锭造成的损耗。在明朝时候，官员贪污腐败，命令民间多交一些碎银弥补熔炼成为大银锭的损耗，借此可以为自己聚集财富捞取好处。

但雍正时候，需要把火耗归公都公开化，由政府统一征收，然后返还到官员的俸禄，这样形成一笔养廉银，解决官员工资不够开销的问题，这也是针对明朝官员俸禄过低，造成腐败问题的修正。

同时，清朝在货币上继承了明朝后期的银本位制，不再像明朝用纸币给官员发俸禄，官员也不用担心自己工资因纸币贬值而下降。这就保证了官员的收入稳定，减少了官员对财政收入的盘剥，财政收入也变得更加稳定。

所以，清初在雍正“摊丁入亩”之后，财政收入急速增加到了三千万两白银之上。在乾隆时候，商品经济发展，财政收入也突破了四千两万白银。但由于清朝都是实行严厉的“重农抑商”政策，工商业发展发展受到抑制，对外贸易也被遏制。

 

因此，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也停留在中世纪的农业国水平上，财政收入只能以田赋为主体，通过“永不加赋”、“摊丁入亩”等改革，也讲田赋征收定额化，也就是说由于税收都是田赋，也就是土地税。但是土地规模也有限，决定了前清时期财政收入不可能有大规模发展，直到乾隆末年与嘉庆道光时候，财政收入都维持在四万两白银左右，徘徊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之上。

现在也有一个表格，可以看到清初的财政税收，主要也是田赋

（表三）

从表格中，地丁银在财政收入占据比重为61%-88%之间，其他诸多项占据比重最多时候也不到40%。在表格中地丁银，就是“摊丁入亩”后对田亩与丁役合并之后征收的货币形式收入，它是田赋的主体部分。清朝部分放松了盐业的垄断经营，允许一些私人贩盐，这也为清朝增加一些财政收入。但是，在前清时候，农业税依然是主体。

但是，大清在明朝基础上建立的2.0财政体系，在1840年鸦片战争（英国叫贸易战争）爆发时候，显得都过时了。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大清虽然赔款了二千一百万两白银（主要以西班牙银元支付），加上自己的战争开销和局部减免，总计耗费了四千万两白银。

看起来是很庞大的数额，但对清政府也算太吃力。要知道，前清时候，乾隆镇压大小金川的战争花费了一亿两。嘉庆时候，镇压白莲教的战争花了二亿两，都远远多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因此，清朝财政都没有受到太大冲击。

晚清新增的税种

实际上，鸦片战争带给大清的冲击是全方位的。由于通商口岸的开辟，中国由闭关自守到对外开放，从一个农业国也步入了世界工业国家体系之中。由于国门打开，中国与其他国家贸易速度的增加，自然也增加了多种税种，也带来了关税的增加。

现在看看清朝国门大开之后新增的税种。

海关税

第一大能增加财政收入的税种就是海关税。如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没有对外的海关，广州的那一点关税主要也是与内地关卡收入进行合并的。在鸦片战争之后，伴随着通常口岸的开辟，在沿海一带都设置了海关，海关税也成为晚清财政收入的主力之一。

在咸丰末年，关税只有四百九十余万两，到了同治末年达到一千一百四十余万两，光绪末年更是达到了三千二百九十余万两，占据财政收入比重的20%-30%。因此，关税收入很快就弥补了战争损失，这也是清政府面对对外战争失败，却财大气粗敢说“赔”。

需要提及是，当时清政府为了更好增加海关关税，就聘用英国人赫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在赫德的管理下，海关部门成为清政府中最廉洁高效的部门，关税的财源滚滚，成为清政府十分稳定的税源，对财政稳定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但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这一切都交给满清贵族去管，可以到了地方官员的腰包里，效率也是低下，清政府财税收入也不会这么多……

厘金

第二大增加税种就是厘金。厘金就是清朝的商业税，太平天国时期为应付军饷的不足，向商家进行征税。在咸丰三年（1853）开始征收，就是商人从事商业活动都要征收税。

由于晚清的对外开放与通商口岸兴起，这也吸引了一些农民到城市里经营小手工业者、从事商业买卖活动，间接也刺激了商业发展。在咸丰三年(1853)开始起征，开始征收厘金，也是清朝的主要财政支柱之一。

在同治年间厘金每年就能有1360万两上下的收入，最高可达1963万两左右。如此高的财政收入，一方面可以看到清末商业的繁荣，也另一方面也看到清政府对民间商业活动的盘剥，清末，在各地设各种商业局和卡来征收厘金，几乎“无处不卡，无货不税”。

当时商品之间的流通，也要交很重的关税，也就是厘金。起初厘金关税仅仅为1%，但是到后期不断提高，许多地方在5%-10%之间。如在同年初年，上海的油、豆饼的厘金税率比咸丰十年（1854年）增加了十余倍。厘金财政收入以极高速度发展，在晚清征收三十年后，占据财政收入总额的将近20%。如此高的厘金，严重剥削了手工业者和中小商人，打击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铁路

第三大增加税种就是铁路。刚开始，清朝廷认为修建铁路破坏风水，不肯修路。但是在甲午战败之后，清朝廷才发现，在战争中由于没有铁路、援军、物资等后勤补给只能依靠马拉车推，贻误战机。

于是，晚清政府在全国各地广泛修建铁路。之后，大清官员也发觉铁路能使地方财政收入急速增加，所谓“火车一响，黄金万两”。尤其是1906年通车的卢汉铁路，去掉借款利息、成本，每年还净赚三百多万两白银，这还不算各地火车站所带来的商税收入。

于是，铁路成为清朝官员的香馍馍。在经济利益驱动之下，从讨厌铁路到疯狂修建铁路，并且也把一切地方路权卖给民间资本，允许私人企业修建铁路。但到后来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清朝政府在1911年清廷宣布铁路国有，将民营铁路和路权全部收回，由此引发保路运动，这也成为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导火索之一。

额外税种

此外，在慈禧太后执政之后，鼓励汉族官僚兴起洋务运动，在全国各地开设现代化工厂。这些工厂产生的税收，无论是官办还是民办，都有很大一部分都要落入清政府的口袋里。

此外，还有着土压厘税（鸦片税）也是中国千年来财政收入过数万的税种。主要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觊觎英国鸦片贸易带来的收入，也鼓励在云南、四川、贵州等地种植鸦片，然后推广到全国，美其名曰“与洋争利”，并且为鸦片生产与鸦片贸易设置洋、土药厘税，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

以下就是晚清各个财政税的税种表格

（表四）

可以看到，晚清与清初相比，田赋在财政收入占据比重也是曾现下降的趋势，但是绝对数额也是不断增加的，这说明它依然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构成部分。农业税比重的下降与其他各种税的出现与比重的上升，反映了伴随着清朝国门大开，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晚清进一步发展。

但是田赋税依然占据百分之三十的比重，其他收入占据比较大是厘金与关税，这也反映了晚清根本上也是一个农业国，然后商品经济也要受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掠。

从表格上也可以看到，当时农民不仅要交农业税，也要承受各种间接税转嫁过来的税，以及农产品与工商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剥削。

清政府财政花销

虽然清朝财政收入突飞猛进，但都是花销巨大。如清朝兴办洋务运动需要钱，洋务派官吏兴办洋务，购买军火，借洋债等名目，把一些回扣都塞进了自己的腰包。洋务运动的造船厂等军事工业，都不以市场盈利为导向，这样军工长产品盈利归洋务官员占有，亏损国家承担，自然谈不上盈利的积累。

虽然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洋务运动也认识到无法填补军事企业造成的巨额亏损，于是就兴办矿藏开发、建筑铁路等民办、官督民办等企业。但对这些企业都是增税很多，自然也不利于企业发展。

再加上与列强战争的对外赔款，使得清政府背上一屁股换不清的阎王债，为了还债，清政府把铁路运输、各种税收项目都抵押出去，使得中国朝着半殖民地社会深渊滑去、清政府为了还清债务，对国际发行国债，又被列强操控了汇率，让银价暴跌，变成被列强“二次宰割”。这样，看似有钱的清王朝，每年增加的财政收入也不过手里焐热一下，就要赔出去。所以，财政收入连飙升的清政府，每年每年亏空三千万两，年年入不敷出。

结语

所以，清政府高的财政收入都是靠着剥削来的，战争赔款，均摊给了国民。如对农民增加土地税，对商人增加营业税，对工人增加收入税，总之能剥削的都要剥削。

于是，在1912年1月初，清廷度支部公布了1911年财政收入：30191万两银子，这是个封建王朝财政收入史无前例的数字，喜破三亿大关。

可是，就在一个多月后，即1912年2月12日，清帝下诏逊位，至此，清朝268年对中国统治由此也结束了。

虽然清朝结束了，但是中国封建性财政体系在清代已走上巅峰，为中国近代性财政体制到来做好了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