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国政/文 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妇孺皆知。她千里送寒衣给丈夫万喜良，可等她赶到丈夫那里时，却得知丈夫已经死了。这个悲情故事完全合乎“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文学逻辑。这里且不论孟姜女是否哭倒了长城，想说的是，这位传统的中国女性当年送的是什么寒衣。
寒衣即御寒之衣。据专家考证，古人最长见的寒衣是裘，但只有贵族才穿得起；其次是袍、茧。袍与茧的区别在于絮在衣服里子与面子之间的东西不同，絮新丝绵的叫茧，絮乱麻和旧丝绵的叫袍。《诗经秦风无衣》有“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之句。可见，袍是战士所服。茧相对高级一些。也就是说，孟姜女当年赶制的寒衣是袍。这种御寒之物效果如果不得而知，但基本可以肯定，比不上今天的棉大衣。
孟姜女为什么不制作棉大衣，而要给寒冷的北方服劳役的丈夫制一件袍呢？原因其实很简单：那时候，还没有棉衣。不仅秦时没有棉，汉以前都没有。只是到了唐，棉花种植才引进中国。
孟姜女之后差不多过了1500多年后，棉花才开始在中国大规模种植。此事要归功于农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
中国棉花的贡献有多大？以下三个方面是最为突出的：
首先，它解决了中国人的穿衣问题。
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衣是最基本的需求之一，甚至排在了食的前面。“衣、食、住、行”，先有衣服穿，这才叫人的生活。肚子饿一点还能硬撑着，没有衣服穿，怎么参加公共活动？
讲“仁爱”的孟子曾有这样的主张：“五宙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上》）但在后人看来，百亩之田，五亩之宅，不过是孟子所理想的经济制度，是农业社会的乌托邦，实际上并没有实行过。尤其是上古之时，老百姓根本穿不上锦衣帛衣，只能穿麻、毛编织品，最早见的是褐——用麻或毛捻成线编织的粗衣，不但重，而且毛糙，也不暖。有的甚至连褐也穿不上，《诗经》就有“无衣无褐，何以卒岁”的感叹。
专家们对麻被棉取代的过程说法不一，有人认为大致开始于北宋。但直到元朝，棉花种植的面积都较为有限。《世界文明史》中写道：中国的“植棉开始于13世纪，在明代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草棉和亚洲棉在唐朝以前就由印度传入中国，但直到宋朝才开始进入中原地带种植。
明朝为什么要老百姓大肆植棉呢？
美国学者尤金N安德森指出，明朝在时间上相当于小冰河时代的最恶劣时期，冬季寒冷无比，夏日则要么天旱无雨，要么大雨骤至。气候并不是棉花生产的决定性因素。决定性因素是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后所采取的以农立国的新举措。他毕竟是从社会最低层成长起来的草根皇帝，懂得安养生息，不仅实行了屯田制度，军粮自给，还兴修水利，并在全国推广桑、麻、棉等经济作物的种植。朱元璋的“圣谕”中说，朝廷要“使农不废耕，女不废织，厚本抑木，使游惰皆尽力田亩，则为者疾而食者寡，自然家给人足”。朝廷规定，有田5至10亩的农户，必须植棉半亩。明朝提倡植棉的背景是多重的。允许部分税收改用棉花交纳的举措表明，朝廷赋予棉花与丝绸并驾齐驱的地位。
棉花的种植较麻有不少优点，比如，棉田收获的棉花纤维数量要明显高于麻田所提供的纤维量，棉花的种植条件较麻更少限制，麻长成后要经过沤麻这道工序，泡制麻杆必须在炎热的气候中进行，而且还必须有活水。棉花长成后，只需采摘下来就可以了。传统的方法是手工劳动，而现在机械采摘已获得成功。2005年，在新疆石河子垦区，100台进口采棉机首次对近28万亩棉花进行采摘，采净率达90%以上，被称为“植棉史上的一次革命”。纺麻则是以纺车来完成的，甚至有时要装上叶轮并以水力传动。弹棉花纤维时使用的器械相反却要简单得多，一般仅由一人操纵。
八十年代以后，我国沿海城市建立起发达的棉纺加工业，我国棉花主销区位于沿海及中心城市，如京、津、沪、广东等地。近几年，国家为了调整产业结构，实施“东锭西移”战略，棉花的消费区逐渐向主产区转移。
明时，上海至太仓是一个大的产棉区，也是一个商品棉集散地。据《农政全书》记载，“海上官民军灶垦田几二百万亩，大半种棉，当不止百万亩。”而在诗人眼里，“眼见当初万历间，陈花（棉花）富户积如山……昔年河北载花去，今也载花遍齐豫。北花高捆渡江南，南人种植知何利。”到万历时，棉花大面积种植在山东河南地区已渐趋普及，而北花已向南方倾销。棉花种植遍及南北，棉布成为国人的主要衣料。明朝还有一个特殊规定，即商贾之家不得穿绸纱。棉布生产进一步发展，呈现出取代价昂的丝织品和产量少的麻制品的趋势。“标布”、“木棉布”这些名牌布畅销国内外。普通百姓买不到上等棉布，自家纺织也能解决穿衣问题。在鸦片战争前夕，棉布的总产量已增至3．15亿匹布，也就是说，每个居民占约3/4匹布。大部分农民都保存其皮棉以用于缝制粗布衣。
棉布的优点是众所周知的。既便是今天，纯棉制品依然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尤其是内衣和儿童服装，棉织品大大优于化纤织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棉花的需求发产了很大的变化。这与国民衣着的变化是相辅相成的。1978年全国棉花产量只有216万吨，经过国家的政策扶植，现在的生产量已达600万吨左右。但这还不能满足需要。除了自产，还需要进口。
第二是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男耕女织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理想图。但在棉花大规模生产以前，妇女们织的并不是棉布，而是绢，也就是缫丝织绢。古乐府诗中有“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馀”的诗句。汉制四丈为匹。据推算，一个劳动妇女，一天工作，大致可以织绸四五丈之多。“孔雀东南飞”一诗中有“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之句。这里的织素，也指的是织绢。
妇女织绢的历史时间很长，既便到了明代，丝纺织业依然很发达。丝纺织的工具较为复杂，而棉纺织则简单得多。棉纺织业的发达，使更多的女性成为有业者。从广义上说，是为妇女开辟了新的就业门路。
晚清著名学者莫友之在其《甲辰家规》中认为，“《诗》曰：‘为絺为绤，服之无（译字去言加反文）’，即周之所以王；‘妇无公事，休其蚕织’，即周之所以衰。”这位传统的士人坚持认为：“妇人职主中馈，而各衣其夫，未有在室不习而遂能者，锦绣纂组徒害女红，反其所当务，则将来教训之不率，家政之放失，即莫不由之。”也就是说，善纺织是旧时女性素质的一个标志，如同现在的学历证书。莫友之还说，“吾家世传织作，先妣唐太孺人，既老而失明，犹纺绩不缀；李太孺人，且以雇绣资市棉花纺织，衣诸子；诸嫂皆精斯业，已适人诸姊妹亦然，且并习馈事，是不可坠也。”由此可见，棉花纺织在彼时早已深入民间，成为广大妇女的通用职业。
早在元朝，松江府乌泥泾（今属上海）人黄道婆就将她在崖州（今海南岛）学到的纺织技术进行改革，制成一套扦、弹、纺、织工具（如搅车、椎弓、三锭脚踏纺车等），提高了纺纱效率。在织造方面，她用错纱、配色、综线、花工艺技术，织制出有名的乌泥泾被，推动了松江一带棉纺织技术和棉纺织业的发展。
到了明朝中后期，松江已成为棉纺织业的中心。“远近流通”、“衣被天下”，巨贾斥数十万两白银来市者，“牙行对垒相争”，并非个别现象，据推算，每年成交额少说也有数百万两，但仍然是“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松江的纺纱者，“里媪晨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日复抱纱以出”。
清光绪年间刊印的《太平欢乐图》中有一幅收纱之图，状摹了江南一带因盛产棉花，每家每户都将收获的棉花纺成纱线，于是便有一些人沿门挨户地去收纱的情景。这些纱，基本出自家庭妇女之手。它们也是中国农业和手工业直接结合的产物。
纺织不仅在中国是女性的职业，在国外也是一样。英国一名工厂视察员1864年4月30日的一份报告说：“因棉荒而失业的不幸的妇女们，成了社会的遗弃者，而且现在仍然如此……年轻妓女的数目比过去25年增多了。”
学者黄仁宇指出，在明朝，制造棉布是一种家庭工业，妇女纺纱可以补助家庭的收入，在贫困佃农的户内尤为不可少。据有的学者推算，加工棉花的劳动可能会确保五分之二的家庭获得额外收入。
第三， 扩大了中国的对外贸易。
朱元璋肯定没有想到，他所倡导的植棉运动，到了数百年后，竟然会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中的一个问题。
试举一例：2005年9月份，美国全国纺织组织协会和美国制造业贸易行动联盟等四家机构联合向美国纺织品协议执行委员会提出对我国9类纺织品服装进口继续采取保护性措施的申述。根据该申述，2005年1—7月，我国对美国出口的纺织品服装大量激增。在该申述提出继续实施保护性措施的7类服装商品中，进口数量总计达到8.50亿件，平均增幅达627%。其中，进口增长最快的是棉质衬衫（338类和339类）和棉质裤子（347类和348类），增幅分别达到1287%和14227%，为2.27亿件和2.05亿条。
经过明朝的大发展，棉布被国人普通接受，到了清朝，棉花的生产又迈出了新的步伐：引进新品种。清同治四年（1865年），陆地棉种（又名洋棉或美棉），由英商从美国引入上海试种。棉花有不少种类，但广泛被应用于商业上的只有四种，分别是草棉、亚洲棉、海岛棉和陆地棉。现在我国种植的三大棉种是：“陆地棉”、“海岛棉”和“亚洲棉”。
棉花虽是“舶来品”，但经过勤劳的中国人民之手，棉花产品（“印花棉布”）却很早就从中国走向世界。在鸦片战争之前的数十年间，与棉花有关的交易始终占有对外巨额贸易1/2的份额，这与丝绸和茶叶相比较，则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当时，英国商人不仅从中国购买紫花布（印花棉布），还从印度向中国运来原棉、布匹和鸭片。美国学者尤金.N.安德森在《中国食物》中写道：19世纪的统计数字确实向我们清楚地表明，中华帝国出口原棉，进口制成品、棉纱和棉织品。
当然，由于进口外国的棉布和棉纱，民族手工纺织业必然受到一定的影响。
据学者考证，19世纪70年代以后，进口棉纱的价格逐渐下降，1872～1890年间，最低时，曾下跌三分之一以上。这就使得洋纱的价格远远低于土纱。
1882年，琼州附近的文昌，由于廉价的印度棉纱的大量进口，使得本地的手工纺织业破产了。“文昌女工既失其纺纱职业便转入织布”了。据1893年《益闻录》记载：江苏睢宁县，也由于“洋纱盛行，村人均有抱布之乐，户户织棉，轧轧机声”。
这又带来另一种效应：棉花价格的提高刺激了棉花种植面积的逐渐扩大。如上海、南汇两县以及浦东西，“均栽种棉花，禾稻仅十中之二”。如皋、通州、海门三县，“三望皆种棉花，并无杂树”。不仅原来的产棉区的种植面积逐渐扩大了就是许多原来不种棉花的地区，也开始大规模种植棉花了。
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棉花生产走过了一段弯路。随着对棉花需求的增加（从消费情况看，我国人均纤维消费量，1980年仅为4.1公斤，2005年则达到了14公斤，其中“十五”期间增加量超过此前增加量的一半）以及国际纺织品贸易政策的调整，中国的棉花生产，特别是棉纺织品的出口，又呈现出新的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