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历史之文物浩劫：日本学者为盗窃文物，潜伏几十年zt

来源: 头发与财富成反比于 2022-11-04 20:25:43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19401 bytes)

旅日作家萨苏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在日本全国各地所有的大大小小的博物馆，或多或少都保存有中国文物。”

据瑞穗综研2019年《可持续的博物馆经营相关报告》，日本约有5300家博物馆。

除了国立、市立、县立的公立博物馆，民间企业、个人也开设了很多博物馆。

由此可见，日本的中国文物数量之巨。

日本侵华期间，到底造成了多少文物的损失，根本就无法统计，注定是一个谜。

国民政府曾经给出一个古物360万件又1870箱，破坏古迹741处的初步数字，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学者表明，国民政府给出的数字，只不过是文物损失中的一小部分。

无数珍贵的文物和历史资料被侵略者或偷、或抢、或打砸毁坏，如此的强盗行径，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痛。

一、

日本掠夺中国文物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朝嘉靖年间的倭寇入侵，但真正大规模的掠夺是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

攻占北京之后，日军第一时间去了存放雅乐的皇家乐府太常寺，不仅抢了全部的乐谱，还杀了乐官，以至于他们在中国雅乐的基础上创作了很多经典的音乐，比如《故宫的记忆》《潇湘子》《遥远的旅途》《千年的祈祷》《英雄的黎明》《万里长城》。

抢了太常寺之后，日军又从户部银库抢走300万两银子和无数的绫罗锦缎，从内务府抢走32万石仓米和库银，据不完全统计损失6000万两银子。

当时日军将司令部设在了北京北海静心斋，而万佛楼内的10299尊金佛也被洗劫一空。

万佛楼是1771年乾隆为母亲崇庆皇太后斥巨资修建，因为崇庆太后信奉佛教，又恰逢80岁大寿，所以在北海为她建造了一座万佛楼。

乾隆随后下旨皓告天下，让天下臣民进供金身佛像，作为给太后的贺礼。

于是，数以万计的佛像从全国各地运送到北京，呈现出一种万佛归朝的繁华景象，万佛楼上的10299个佛洞，站满了金灿灿的佛像。

然而，如此高规格的佛家圣地，全部被侵华日军给毁了。

侵华日军不仅抢了北京，只要有文物的著名地区几乎都抢了。

当时有一位叫大谷光瑞的日本人，因为跟日本天皇是连襟关系，所以在侵华期间有军方支持。

他组织的中亚探险队，历时5年零11个月，从中国的新疆、内蒙古、甘肃、青海、宁夏等地盗窃、抢劫了数不清文物宝藏。

大谷光瑞还把楼兰古城翻了个遍，满载而归。

在敦煌莫高窟不仅从王道士手里骗走了369卷经文和精美的佛像，还打砸了很多国宝。

二、

其实，抗日战争打响之前，日本人就组建了很多像大谷光瑞这样的探险队，假借探险的名义到处搜集中国文物。

有的日本人甚至秘密调查中国文物几十年，比如鸟居龙藏。

此人1896年到1933年在满洲和内蒙古地区调查和挖掘文物37年，他挖掘了旅顺老铁山砖墓和贝壳墓，在辽阳和鞍山挖掘了很多汉墓，墓葬里的文物全被他运到了日本。

1907年，鸟居龙藏带着老婆孩子来到了赤峰，目的是为了探查在英金河畔出土的石器时代和辽代的土城。

鸟居在当地的老百姓口中得知红山上有很多青铜随葬品，于是马不停蹄地来到红山，并采集了标本，幸运的是鸟居龙藏这次的考古活动仅限于地面采集。

不久后，鸟居龙藏因为身体不适，在赤峰只待了42天，此次调查的成果确认了蒙古存在石器时代，也调查了红山文化。

1932年赤峰被日本占领，有了鸟居龙藏潜伏几十年调查统计的资料，日本人开始肆无忌惮地在赤峰挖坟、盗墓、偷窃文物，包括著名的红山文化遗址。

至于他们究竟挖掘、破坏了多少文物，根本就无法统计。

除了大谷光瑞和鸟居龙藏，还有很多的日本考古队和商人挖掘、盗窃中国的文物，比如山中定次郎。

此人在1927年勾结北京古玩奸商倪玉书，对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的石雕进行肢解，导致大批天龙山雕像或丢了头部，或整个身体全被凿掉。

25所洞窟里，有造像500余尊，浮雕、画像1000多幅，横跨东魏、北齐、隋唐，而美轮美奂的国宝全部被侵略者抢回了日本，整个石窟群也几乎全部被毁，只有第9号洞窟的佛像因为尺寸巨大难以运输，才幸免于难。

后来，山中定次郎这样写道：“每找到一个佛首，那种喜悅，超过了黄金万两。”

三、

“九一八事变”之后，早年那些打着商人、教授、学者、探险队、考古学家名义的人，撕下伪装开始光明正大地抢劫、盗窃、挖掘文物。

众所周知，《四库全书》是仅次于《永乐大典》的国之重宝，《四库全书》修成之后，乾隆下令加抄了六个备份，分别藏在“北四阁”和“南三阁”。

“北四阁”指的是北京紫禁城内的文渊阁、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圆明园内的文源阁、盛京(沈阳)故宫的文溯阁。

“南三阁”指的是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扬州天宁寺的文汇阁、杭州西湖孤山南麓的文澜阁。

因为战火，“九一八”事变前，保存完好的《四库全书》只有3部半，分别在紫禁城文渊阁，沈阳的文溯阁，当时存在沈阳故宫博物院，避暑山庄文津阁的《四库全书》后来运送到了北京。

杭州文澜阁的《四库全书》，很大一部分毁于太平天国，经过三次抄补，恢复了大半内容，所以被称为半部。

日军侵占东北不久，因为有之前大批的专家学者摸底调查，所以对中国文物特别了解，对陵墓也是轻车熟路。他们闯进沈阳故宫，试图抢走文溯阁的《四库全书》，虽然后来被外界集体谴责未能成功，但也抄了副本。

日本人水野梅晓在1935年所写的《明治大帝和奉天文化的保护》一文，道破了日寇占有我中华文化之野心由来已久：1905年3月10日，我军占领奉天的当时，我国学术界首先瞄准存放在奉天故宫的《四库全书》以及众多的殿版书籍，并提议搬运到我国。

四、

山海关自古就被认为是明长城东端的起点，素有“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的说法，号称中国长城“三大奇观之一”、“天下第一关”、“边郡之咽喉，京师之保障”，可谓是名闻天下。

山海关东西南北方向各有四座关门，东边是镇东门，西边是迎恩门，南边是望洋门，北边是威远门。

四座关门以“天下第一关”的镇东门最为著名，五百年前成化皇帝下旨让萧显题了“天下第一关”的巨幅匾额。

“天下第一关”的匾额长5.8米、宽1.55米，每个字都1米有余，笔力苍劲浑厚。

可惜，被日本侵略者据为己有。

据《良友画报》1933年第七十四期描述：日本又在新年初一用飞机和大炮轰击山海关。号称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不到第二天就失守了。“天下第一关”牌匾已经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的胜利品，运到东京。

如今，“天下第一关”匾额存放在靖国神社的游就馆。

靖国神社总面积10万平方米，大门外两侧是建于1935年的两座10米高的纪念塔，碑文上写道“追慕景仰为皇运的扩展而献身的尽忠靖国之士和遗烈”。

塔身底座嵌有16块浮雕，其中10面与侵华战争有关，比如“奉天入城”、“占领上海”。

在靖国神社院内有个陈列馆，被称为“游就馆”，“天下第一关”的匾额就存放在那里。

五、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所到之处，上至国家级的博物馆、图书馆，下至著名的私人藏品，无一例外全部遭到洗劫破坏，甚至连长城都不放过。

1938年，日本关东军强迫当地老百姓拆掉古北口长城，拆城地段在蟠龙山上，从第一座五眼楼起西到古北口关门，直到水门洞崔家地，长约5华里。

他们将完整的城砖装上火车，足足运了3车皮。

北京沦陷之后，首当其冲的就是故宫博物院，为了保护国宝，国民政府决定把共计19557箱的故宫文物转送到后方，虽然在转运的过程中工作人员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努力，但由于战火和客观条件，仍然损失了很多文物。

比如，北路文物在宝鸡转运时因撞车出现损毁。

在汉中时又因为士手榴弹走火，炸毁数箱文物，好不容易转运到乐山，又要面临南方潮湿的气候，以及库房内的白蚁。

当时由于时间紧迫，虽然大部分国宝南迁，但还有很多没来得及转移的文物被日军洗劫一空。

据统计仅故宫就被抢走书籍242种，340册，杂志369种，10682册，后来日伪当局还搜刮了故宫金缸上的金屑，并掠走故宫收藏的1406门铁炮，甚至还将雍和宫前3座牌楼的金丝楠木柱子换成了水泥柱，金丝楠木被他们运到日本。

除了故宫之外，北京附近的名胜古迹，也遭到了洗劫。

六、

侵华战争爆发，日本学术界的专家排着队来到中国，当时专门研究中国文化的京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在龙门和云冈石窟，分别获得了5600件和8000件珍贵的石刻作品。

东京大学在日军的保护下，先后组织了对北京周口店、安阳殷墟、山东曲阜汉代灵光殿的发掘。

1926年，科学家在周口店发现了属于早期人类的两颗牙齿，之后中国地质调查所和协和医学院开始发掘“北京人遗址”。

1927年以后发掘的“北京人”化石一直保存在协和医院，因为协和医院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所以日军占领北京期间并没有打“北京人化石”的主意。

然而，到了1941年，日本和美国的关系变得紧张，为了化石不被日军抢走，当时在协和医学院工作的胡承志和吉延卿奉命将化石装箱，移交给即将离开北京撤回美国的美国海军陆战队。

1941年12月5日，装有“北京人化石”的汽车离开北京前往秦皇岛，准备乘船运到美国，谁曾想在12月7日日本偷袭了珍珠港，并迅速占领了美国在北京、天津等地的相关机构，而运送“北京人化石”的木箱，也在秦皇岛被截。

从此之后，“北京人化石”下落不明。

至于化石究竟在哪里，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没有日军侵略，“北京人化石”绝对会完好无损。

七、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之后，日军在特务机关的协助下，有计划地在抢劫、掠夺文物。

从国民政府的外交部、交通部、教育部、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编译馆、紫金山天文台、中央研究院、行政院等几十个机关部门，仅图书文献就抢走了88万册，足足装满了310辆大卡车。

1938年，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的松本信广出版了一份名叫《江南踏查》的报告书：昭和十二年（1937）南京陷落，为了适应时局的发展，急需快速向中国派员进行学术调查以及古文化遗变的发掘。为此，1938年5月，庆应义塾大学向中国派出了三个“学术旅行队”，一队由大山柏率领赴北京、彰德、大同方向，二队由柴田常惠率领赴中国中部，第三队是松本信广等赴中国江浙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