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劝业场创始人高星桥(1881—1948)，江苏南京人，铁匠出身，自幼聪颖好学。20世纪初曾任直隶井陉煤矿司磅员，深受该矿主管德国人汉纳根的赏识，后任该矿津保售煤处经理，连任十年，渐有积蓄，先在河东旺道庄盖平房千间，继在北门里办华昌金店，1920年又办起天津商场。随着天津商业重心的逐渐南移，高星桥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选中了法租界21号路的一片空地。当时，这片空地的两个角已经盖起了楼房，北面是1925年落成的浙江兴业银行；南面是1926年落成的惠中饭店；东西两面散落着几间低矮的平房；中间是天祥叫卖行的存货场，堆放着废旧木料、家具及沙石类的建筑材料。
高星桥独具慧眼，料定此处将来必大有发展，便以雄心和魄力，斥巨资十万四千两白银从英国先农公司手中买得了这块面积为五亩二分的地皮。购置地皮的合同签订之后，经法国工部局介绍，高星桥又花白银一万两聘请了“永和公司”的法国工程师阿布雷负责大楼的设计工作，另有一位上海工程师辅佐。
按设计图纸初步估算，建此商场资金需百万大洋以上，以高星桥当时的财力，存在困难，经再三考虑，他决定成立股份公司集股兴建。高星桥辗转托人，费尽周折，说服了庆亲王载振成为了劝业场的二股东，加入三股，即三十万元。载振题词“劝吾胞舆，业精于勤。商务发达，场益增新”。这句话的意思：规劝大家努力工作发展事业的意思，高兴桥将这四句词各第取一字，“劝业商场”这就是天津劝业场的由来。因“劝业”二字的含义顺应了当时社会提倡的“实业救国”潮流，高星桥对“劝业”之名相当满意。
“天津劝业场”这块牌匾字迹稳建，苍劲有力，是由著名书法家华世奎所书写的，当时的“劝业场”老板高星桥找到华世奎，以每字100大洋的价格请他书写的，五个字即500大洋。按此价格，当时可买高级面粉250袋。由于那个时候没有今天把字放大缩小的技术，所以匾额需要多大，就得写多大。当时华世奎先生是拼起了三张大八仙桌铺上纸，一气呵成。华世奎先生一生只有二幅大字榜书，除了北京的“和平门”，就是天津的这幅“劝业场”了。
“劝业场”建在当时的天津法租界，当局提出称之为：“法国商场”。而颇有经济头脑的高星桥觉得加上“法国”二字，民众望而却步，不利经营。于是采纳了合作股东——清庆亲王载振的建议，取名为“劝业场”。载振先生当时解释了“劝业”二字的来由，光绪三十一年（也就是1905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了“劝业陈列所”，这是一座陈列并推销商品的“百货商场”。而劝业场则是这个陈列所存放货物的附属机构。在那个内忧外患的岁月里“劝业”寄托着实业图强的希望。所以在开业之初，其经营宗旨以“劝业商场”四字的字头写出四句警言。“天津劝业场”是由法国工程师——慕乐设计的，建筑面积2.1万平方米，立体五层，转角局部七层。
在开业之初，直至解放，一至三楼分别租给各个店铺，货摊。它主体经营，日用百货，布匹绸缎，各种器皿，钟表、首饰，文房四宝，旧书古玩等等，而最让人感兴趣的是它不光是一个商场，同时还是一个大型娱乐场所，当时商场里设有“八大天”，即天宫影院、天华景戏院、天乐戏院、天升戏院、大观园、天纬球社，天露茶社以及屋顶花园、天外天。那时候在天华景戏院经常演出的有京剧名角的演出，日夜爆满。这种形式的商场在当时华北地区是绝无仅有的。天华景戏院当时由高星桥之子高渤海经营，所赚之钱又在“劝业场”的边上，盖起了“渤海大楼”，劝业场可谓空前繁荣。
“劝业场”于1928年12月21日正式开业。当时进驻卖货的店铺多达300多家。开业之日火爆场面可谓盛况空前，上至中外官员，下至平民百姓，人人前往。据老一辈天津人讲除了抗战胜利和天津解放，天津市最热闹的时候莫过于“劝业场”开业了！ 1931年至1939年是劝业场的鼎盛时期，但这种繁荣只维持了不到十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侵华战争，华北大部分地区沦陷，天津沦陷后，由于战乱不堪，物价飞涨，经济萧条，人民的购买力急剧下降，使得商场内人员稀少，场内的不少店铺由于赚少赔多，纷纷撤出，劝业场开始衰落，此时的“劝业场”已经处于半停业的状态。这种局面，直到解放后才得到了改变，随着公私合营，政府出资对劝业场加以改造，和比邻的天津商场合为一体，使得“劝业场”又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