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抗战是由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组成的，其中正面战场以正规战为主，敌后战场以游击战为主。抗战初期，国共双方都进行了敌后游击战的战略布局，但是随着时局的发展，国民党的敌后抗战因为各种原因而逐渐走向失败，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却在异常艰难的环境下坚持了下来，并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壮大。
武汉会战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军放弃了“速胜战”的想法，转而全力准备“持久战”，为了实现“以战养战”的企图，日军将中国战场（不含东北、台湾）划分为治安区和作战区，治安区以稳定为主，负责向日本提供各种战略资源，在作战区则全力打击重庆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迫使其屈服。
日军划分的所谓治安区以华北为主。虽然占领了华北，但日军实际控制区只限于一些重要的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两侧，广大农村和山区掌握在各种抗日力量手中，包括留在敌后的国民党部队、深入敌后开辟根据地的八路军以及原有的土匪、地方自卫队等等。
为了打击抗日力量，维持华北治安，以实现彻底掌控华北，变华北为日军战争资源供应地的企图，从1939年1月到1942年10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对华北实施三次“治安肃正” 作战和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前3次是全面讨伐，消灭一切抗日势力，后5次是重点打击八路军极其敌后抗日根据地。
从1939年11月到1938年秋，八路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先后在华北创建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冀鲁豫、山东五大敌后抗日根据地，军队从3万多人发展到22万人，对日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根据《论游击战》说所说，纵观整个人类战争史，中国的游击战是一种非常新颖的战争形式，它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且是遍布整个广阔战场的大规模游击战。因此，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等一系列事情，都可能在敌后战场发生。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决定了敌后游击战将会面对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
八路军要存在和发展，必须依靠地后根据地的各种物资供给。然而，由于处于敌后，根据地的安全无法得到保证，日军深入根据地进行扫荡时，八路军往往无力抵抗，只能动员民众坚壁清野，然后分散转移。而一旦因为各种原因来不及转移，日军就会占领村子，实施报复，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找出共产党员和八路军士兵。
八路军的游击战能够长期坚持并发挥出较大威力，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兵民合一的体制，部队和民众往往一起生产、一起作战，脱掉军装之后，根本分不清那是士兵哪是老百姓，而对于非正规武壮部队，连军装都没有，就更难分清了。这时候，影视剧中经典的一幕就出现了：日军在空地上集合村民，然后让随军翻译逼问村民，谁是八路，合作的大大滴有赏，不合作就死啦死啦滴。
事实上，这种粗暴地逼问效果并不好。一方面军民情深，民众不愿告密，另一方面，告密就成了汉奸，锄奸队会报复。此外，日本人虽然残暴，但有时候也有争取民心的举措，因为一味施暴，并不符合日军整体战略目标。
在这种情况下，华北日军通过摸索和研究，总结了一套甄别八路军和老百姓的方法，这套方法比较有技术含量，能够最大限度地消除“不良”影响，也能更精准地找到目标人员。
具体方法如下：
方法一：长期有规律的生活是不容易改掉的。因此，突然或连续使之操练军队的各种动作，就能区别是否是军人。
众所周知，军人经过军训后，对军事口令、军训动作形成条件反射和肌肉记忆，日军利用这一点，集合民众后，要求连续做“立正”、“稍息”动作，或者在谈话和休息使，出其不意突然喊口令，就可以根据瞬间的动作，判断是一般老百姓还是军人。
有时候，日军也会在早上突然吹八路军的起床号，然后看对方的反应；如果是老八路，听到别人讲话时，一般会习惯性起立或站立，这些都是日军判断的突破口。
方法二：进行身体检查。
长期从事某一职业，身体的某些地方会异于常人。比如士兵由于长期扛枪，肩膀和脖子会形成扛枪的膙子（身体因摩擦多而生的硬皮）；农民赤膊劳动，身体较黑，八路军穿军装，皮肤相对较白。当然，由于八路军常常和农民一起劳动，单纯依靠皮肤颜色难以判断，需结合其他线索综合分析。
方法三：审讯和简单的谈话。
简单的谈话，如果认真研究，包能发现很多信息。
比如，问一个人出任年月，如果回答公历而不说民国某年某月者，多是党员。讯问时，如果对党外的事侃侃而谈，却对党内的事三缄其口，多是党员。直接讯问是不是党员时，如果被讯问对象保持镇定，并能说出一大堆不是党员的理由，多是党员。
其次，考验讯问对象的“共有观念”，党员的共有意识比较浓，私有意识淡薄，如果给讯问对象一包香烟，讯问对象转头将香烟分给别人，或者吃饭时礼让别人的，多是党员，一般人没那么高的觉悟。
方法四：检查衣服。
八路军化装成便衣时，搞来的衣服不是自己的衣服，往往不合身，有的甚至穿民众不要的袜子。有时候时间紧急或者凑不齐一身衣服，只能上身穿便衣，下身还是军裤。检查便衣时，要仔细观察衣服脏的地方正不正常，看衣服上的土是不是当地的土。
方法五：检查随身携带物。
以往日军检查时，往往只查“良民证”。随着形势的发展，日军发现“良民证”越来越不可靠。敢外出活动的人，尤其深入日军占领区活动的人，都会准备好“良民证”以应对检查，所以，有“良民证”的人反而更可疑。鉴于中国人不重视指纹，日军往往会用放大镜仔细检查“良民证”上的指纹，是否与持证人的指纹相匹配。
除了“良民证”之外，还要注意其他物品，比如党员要进城活动，会带较多的金钱，党员讲究卫生，会随身携带牙粉，为了方便传递情报，地下工作人员会配备手表、自行车等等。
方法六：其他方法。
向小孩打听。小孩子不善于说谎，只要适当的引导，就可以打听到秘密。集合讯问时，暗中观察下面人的表情，如果频频窥视或者偷看讲话者的目光，即是可疑者。
日军的这套甄别办法，对隐藏在民众之中的党员和士兵构成了较大威胁。加上日军深入根据地扫荡的时候，正是“治安肃正”作战和“治安强化”运动风头正盛之时，整个敌后抗战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因此，八路军只有靠不停闪转挪腾，才能在残酷的环境中生存下去。
直达1943年，太平洋战争出现转折，日军不断从华北抽调兵力，八路军才逐渐掌握敌后战场的主动权，并再次发展壮大，有能力对付日军的扫荡。
参考资料：《论游击战》《华北治安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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