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除极少数蒋军嫡系中的精锐部队外，绝大多数军队的装备可谓惨不忍睹。中日两军火力可以说有数量级的差距。抗日官兵拿着相对简陋的装备，用血肉之躯对抗侵华日军，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双方伤亡交换比可谓悬殊。这其中，除去战役指挥、战术素养方面的因素，装备极度落后、火力严重不足也是重要原因。
对此，人们不禁要问：南京方面不是口口声声说自己从“九一八”事变起，就在“忍辱负重，积攒国防实力，准备将来对日一战”吗？每年占预算超过三分之二的海量军费支出，究竟都花到哪儿去了？
其实，无需查找什么“密档”“日记”，将明面上的账一算，答案便不言而喻。
以1935年为例，当年南京方面的军费预算为2亿9301万4600元法币。这笔钱首先要用以维持军队的日常开销。
全面抗战爆发前，蒋氏嫡系军队的陆军部队，共计有37个步兵师，1个教导总队，1个步兵旅，骑兵第7师及几个独立炮兵团、工兵团等，约40多万人。这些部队供给充足，每个师每月的薪饷、伙食补贴、办公费、训练费用共计25万元法币。1个师1年约需300万元法币的维持费。仅这40多万人，加上5-6万的机关院校人员，每年的维持费就需1.2-1.4亿元法币。
除去嫡系，朱培德部2个师、孙连仲部4个师、原谭延恺部2个师，原五省联军被收编而成的4个师，因为依附于蒋军嫡系，所以每个师每月可得到16-18万元法币的政府拨款。虽然时有拖欠，但1年下来，大体上还需消耗2200万元法币左右的军费。
阎锡山部12个师，宋哲元部4个师，韩复榘部5个师，何健部6-7个师，杨虎城部3个师，东北军15-16个师，南京每月要给每个师2-10万元法币的补助，余下不足部分要靠这些部队自筹。即便如此，一年下来，南京也需给予这些地方派系军队至少3000万元法币的军费。
此外，没有地盘或收入很少的15-16个师的地方军阀部队，南京给予每师每月10-15万元军饷，但每年都要拖欠一到两个月，拖欠的最后基本赖账。算下来，每年至少也需拨款1500万-2300万元法币。
对一些桀骜不驯、不服从指挥管理的地方军阀部队，南京每月只给每师发饷5-6万元法币。虽然南京经常用停发军饷的办法来迫其就范，但每年也得花费数百万元。
以上总计，仅每年陆军部队的维持费，就需支出至少2亿元法币。此外，还有海军、空军要维持。虽然抗战爆发前，中国海空军的规模都不大，但其人员待遇较高，因此每年也需一笔不菲的军费。
综上所述，1935年度南京编列的2亿9301万4600元法币军费预算，仅维持费就至少要耗去2.2亿元以上。余下的不到7000余万元法币，还要支付在西南、西北地区与红军作战的巨额开销，能用于装备更新的钱，应该不超过5000万元法币。这其中还得分出相当一部分给海军、空军这两个“吞金巨兽”，因此陆军能分到的装备购置费，不大可能超过每年3000万元法币。
按南京的整军计划，从1935年整军开始到1938年年底整军结束，需要整编出30个“26年调整师”和30个“26年整理师”。
根据编制表，配齐这30个“26年调整师”和30个“26年整理师”，至少需要山（野）炮1440门，20毫米机关炮1200门，82毫米迫击炮2880门，重机枪4320挺，轻机枪19800挺。而从1932年至1936年，南京兵工署只生产出了325942支步枪，3492挺轻重机枪，976门82毫米迫击炮。至于火炮，整军开始时统计，堪用的身管火炮不到400门，且大多装备预备炮兵，距整军计划所需数量相差甚远。而小口径机关炮，国内完全无法生产。这还仅仅是数量不足，还没有涉及到产品性能和质量问题。
众所周知，旧中国重工业基础极其薄弱，工艺、材料非常落后。有的人吹上天的所谓“黄金十年”，主要靠长三角地区一些轻工业撑门面。真正关乎国防安全的重工业却原地踏步，甚至水平还有倒退。国产武器的仿制原型本来就性能落伍。好不容易仿制出来的产品，性能还不如原型。以火炮为例，设备最好的沈阳兵工厂早在1931年便已落入日寇手中。太原、金陵、上海、汉阳兵工厂仿制的山炮、野炮基本都是一战时期的水准，且包括炮管、复进簧等主要零部件皆依赖进口，且产能不足。因此，整军所需的火炮只能大部依赖进口。
以瑞典博福山炮为例，每门炮售价1.5万美元，炮弹每发售价20美元。南京方面在战前共引进了132门此种山炮，每炮配1000发炮弹，装备了2个预备炮兵旅和3个独立炮兵营。仅火炮和炮弹，便花费462万美元。按1936年5月中美达成的协议，100法币兑换30美元计，462万美元折合1540万元法币。外购火炮之昂贵由此可见一斑。虽然抗战前夕，南京方面也曾计划过建设炮厂自行生产，但此议久拖不决，直至抗战爆发仍未付诸行动。以当时国内的工业基础来看，即使炮厂建成，主要部件及原料仍需进口，考虑到劳动生产率及成品率不高等因素，国内仿制品的价格恐怕并不比进口货低。
按照1936年南京陆军整理处的计算，外购1个师属炮兵营需150万元法币。以30个“26年整理师”师属炮兵团折合成90个炮兵营，加上30个“26年调整师”师属炮兵营，仅购建这120个炮兵营就需花费法币1亿8000万元。此外，无论是山炮还是野炮，都需要大量的骡马驮载或挽曳才能机动。按“26年调整师”平均每师2352匹马，“26年整理师”平均每师3000匹马计算，完成整军计划至少需购置16万匹军马，这还没考虑马匹的汰换问题。当时的市场价，最便宜的马每匹售价也在60元以上。考虑到军马的选用标准高于民马，仅购置这16万匹军马，就需1000万元法币以上的资金。
也就是说，仅仅配齐整军计划规定的师属炮兵和马匹，就至少要花费法币1亿9000万元以上。如果再加购置、更新其他武器装备，其花费则更为巨大。而根据前述计算，从1935年整军开始到1938年间，南京方面陆军充其量只能得到约1.2亿元法币的装备购置费。这点钱连配齐配齐整军计划中的师属炮兵和马匹都远远不够，就更别谈其他了。
虽然在1936年，南京方面获得了1亿马克的德国贷款，将其中的9成以上用以购买德国军火。但对于数量多达200余万，装备欠账甚多的庞大军队来说，实属杯水车薪；再则贷款是需要还本付息的，不过相当于提前预支军费罢了。若自身无雄厚财力支撑，靠外国贷款重整军备断难持久。
以上这笔账，还是建立在南京方面上上下下都一心为国，清廉办事的基础上。而实际情况，大家都清楚。整个当局从上至下，就找不到一个干净的。无论是国内采购，还是外购，吃回扣居然成了明规则，经办人毫不避讳。更有甚者，1936年蒋氏50大寿之际，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献机祝寿”活动。名为自愿捐献，实则强制摊派。搜刮了一圈地皮，各级经办人员都得了油水，最后公布的账面上的钱，仍能买500架至1000架飞机（依机型不等）。可是，身为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宋美龄，却把钱存进外国银行吃利息，还美其名曰：“等战争爆发再买不迟”。结果事到临头，洋大人们纷纷以“中立”为名，实施对华武器禁运。战前中国空军积攒的那一丁点家底，不出3个月便损耗殆尽，无以为继。
如此总总，说一句南京高层买办误国，不为过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