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吏是伴随着清代社会制度无处不在的阴影。小官小贪、大官大贪在当时蔚然成风。但是一些敢于“打破常规”小官巨贪的也大有人在，他们虽然职位不高，但身居要害部门，常常会成为骇人听闻的“硕鼠”。
小官巨贪的银库出纳
清光绪年间时任户部银库吏的史恩泽就是一个“生财有道”的蠹虫。由于史恩泽担任国家银库的出纳，所以面对来往的银钱，他遵循旧例，无论银子是进库还是出库，他都会揩一把油。
进库一项主要是由各省、海关上解的税银，银子在解运和检验过程中难免会有损耗。因此还有一些地方通过钱庄汇票的方式将税银上缴国库。
这位史库吏便将以足额银钱上缴银库的损耗夸大，中饱私囊，而通过钱庄汇票的税银则不提出，继续存在钱庄收取利息，偷偷笑纳。当然至于史恩泽需不需要向他的上官进贡就不得而知了。
至于出库的税银，史恩泽更是狮子大开口，大肆索要回扣。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当时的山东巡抚张曜因为维护黄河河道工程上奏朝廷，特批了一百万辆户部库银。在会同户部官员前往银库领取的时候，史恩泽当即张口索要一万两银子的回扣，即百分之一。虽然被一口回绝，但按照这样的比例，每年户部拨款不知凡几，且库吏一任六年，史恩泽的身家也因此丰厚。
财可通神扳倒帝师
当时的户部侍郎孙诒经知晓史恩泽的胆大妄为后，当即就将其拿获，严刑审问，史恩泽拒不承认。于是孙诒经就进行了“诱供”，让史恩泽交出一万两银子，然后放过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证明：虽然史恩泽索贿没有成功，但是他一个微末小官拿出一万两银子，就证明他必定曾经贪污。但由于这一百万两的河工银两史恩泽并没有真的要到手，所以他“恃无赃证，坚不吐实”。无奈之下又将史恩泽押赴刑部，依照部议也只是将他革职“杖一百，徒三年”。
诡异的是次年，即光绪十三年二月，宫内下谕旨申饬了孙诒经，以他当时办理案件诱供不妥，不仅罚俸一年还免去了他“毓庆宫行走”的特权。
晚清的毓庆宫是光绪皇帝读书和成长的地方，这样一来孙诒经就算是被免除了帝师的任务，彻底的排挤出了权力的核心，失去了亲近皇帝的机会。
可纵然孙诒经诱供不对，但是一个库吏和一个帝师，无异于天差地别，最后的结果却是库吏隐隐获胜。时人都说是史恩泽撒下淌水似的银子暗中操作所致，而孙诒经至死都耿耿于怀。至于史恩泽不过是羁押一年后便被释放，过上了“房屋连亘，院落数层···雨雪不需张盖，日日有美伶为之烧烟”的富家翁生活。
皇帝眼前的灯下黑
老北京有句俗话：树小房新画不古，一看便是内务府。以此来讽刺内务府官员暴发户的模样。由于内务府官员绝大多数是八旗中上三旗的旗人或者包衣，所以裙带关系严重，层层包庇、官官相护，因此就成为了皇权制度里的“灯下黑”缺少权力监督。
据《谏书稀庵笔记》，在光绪皇帝大婚之时，内务府采购一切婚礼所需应用之物。彼时内务府官员早已拟定好了一份采购清单和预算，其中各项花销以及数目都已经“浮冒”甚多。但当时的内务府郎中素某看过之后，大大地摇头，问草拟的同僚，这里面浮冒的数额“诸君得之，可敷一生享用乎？”，同僚们皆做心满意足之语。但是这位素郎中却说道，诸君够用，我却不够，还请将“十字上加一撇，改为千，此项归我，有罪吾一人当之，与诸君无干”。真真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类似的事在齐如山的《清宫史话》中也有记载，光绪大婚时有人托请关系，联系到内务府大臣家的教师郭某，谋到一个刺绣坤宁宫洞房的门帘的差事，前后共花费银子五十多两。门帘做好之后，甚为精美，于是管家授意让郭某和绣工多做些账。大着胆子郭某开了五百多两的账单，却被管家退回，说太少。后经点拨开到了五千两，待呈进给内务府大臣的时候，却被笑话小气，于是在五千的账面上又添两万之数。
如果说贪渎是这些拿着钱袋子的部门最容易犯的错误，其他的部门又怎么样呢？
以历来被称为清水衙门的国子监为例，由于清末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大开捐例，很多富商巨贾为了谋取出身都会给自己或子孙捐一个国子监的监生。而这笔钱往往是朝廷的到一半，而经手的国子监吏员私藏一半。连国家名义上的最高学府都成了这样污浊的地方，其他衙门更是上下其手只为求财。这些吏员虽然官卑职小，但他们并不在乎名节有亏，只求家资丰厚，分润儿孙。至于他们为何如此大胆，无他，上行下效而已。
太平天国金印被偷
人的贪欲是无穷的，小官如此，那些高级官员更是拼命捞钱，甚至胆大到去偷盗国家财物。同治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内务府上报称，军机处军机章京的值班室丢了一颗金印。内务府当即就奉旨将相关仆役、太监人等带到慎刑司审问，因为这颗金印非同小可，是一年前被剿灭的太平天国的金印，上书“太平国万岁金玺”等字样，是朝廷平定心腹之患的凭证。
那么是谁偷走了这颗金印？如果金印再被长毛余孽拿到，后果不堪设想。兹事体大，在经过严刑讯问和探访后真相渐渐浮出了水面。经查，这颗金印丢失后曾出现在北京城东四牌楼的万盛长首饰铺，被一名萨姓官员融化成了10根金条。后得知，这颗金印是萨姓官员的叔叔——军机章京、刑部侍郎萨隆阿从值班室中偷出来的，准备融化成金子供自己花销。实在是愚蠢胆大至极。
国难当头仍不收手
除了这些自己伸手的贪官，还有各项官场陋习作为这些高级官员敛财之道，就算是国难当头他们也不收手。1901年北京城因为前一年的庚子事变已经千疮百孔，在和各国签订了《辛丑条约》后，太后和皇帝要返回北京，但园林、宫室、街道都已经残破，因此就让兵部侍郎景沣和前任顺天府尹陈夔龙负责修缮。
经过初步估算，仅天坛、地坛等处修复就要花费一百万两左右，兵部侍郎景沣想根据从前的惯例，准备将工程款上浮至一百二十万两，按实际所需的两成分润，以此来弥补自己在庚子事变中的损失。而陈夔龙以国事艰难大加劝阻，最后上浮工程款项的事情不了了之，陈夔龙与景沣也自此交恶。
可笑的是景沣作为满人尚不珍惜满族的江山，准备趁火打劫。一大部分满族大员贪得无厌的嘴脸，早在乾隆时期就已经世人皆知，乾隆六十年的时候，闽浙总督伍拉纳就因为贪渎瞒报福建灾情，造成福建塌方式的腐败，让包括自身在内的福建大小官员几乎被连锅端。
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庄子的这句名言世人皆知，甚至被拿来做贪欲的挡箭牌。可“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当可恨的蠹虫布满了帝国的根基，煌煌大厦分崩离析、成为断壁残垣之时，又是谁来买单呢？
